:杨成武将军眼中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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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党史博览  199404
【作者】张子申/董保存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早期曾在林彪领导下征战,还写过一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的笔记:“文革”中,又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久,几乎含恨九泉之下。在许多著名将帅作古后,当今既了解林彪历史,又知其在“文革”中丑陋表演的人已屈指可数了,而杨老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为此我们登门拜访了他。
说明来意后,杨老将军欣然允诺,并说这是一个很有内容的话题,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过去很少谈过,值得一谈。于是,我们感到十分欣幸,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记忆深处的林彪
杨老将军,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您曾是林彪的部下,能谈谈那时您与林彪接触的一些情况吗?
老将军微闭双目,沉思片刻后,便慢慢谈了起来:我认识林彪是在1929年早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东进闽西,我们从深山老林中出来,寻找红军时,第一次见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翌年,我们闽西红军编入红4军。此后,在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中,在到陕北后的东征中,在“红大”学习期间,直到初上抗日前线时,林彪历任军长、军团长、“红大”校长、师长,一直是我的主要领导之一。1937年入冬后,我们各奔华北不同的抗日战场,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平津战役期间,我们才再次见面。
应该说,那段时间里,林彪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讲几件我记忆深处的事情吧。
1931年底,部队整训中,林彪给我们师团指挥员讲了一堂战术理论课。他让几个战士做示范动作,讲解了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他深入浅出,仅用一个多小时,使大家耳闻目睹,很快就搞明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军事理论课,从此便引起我学习研究战略战术的浓厚兴趣。不久,在攻取漳州,以及仙人桥战斗、草台冈战斗中,我们都成功地运用了“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等战术,取得作战的胜利。
在长征中,林彪不只是给我们下达作战命令,还经常告诉我们要认真分析敌情、地形,并作一些具体指示。在飞夺泸定桥途中,林彪和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给我们送来一昼夜强行240里的死命令,同时鼓励我们说:“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在我们快走出茫茫水草地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敌情,有所不安。恰在这时,林彪和聂荣臻给我们发来《敌情通报》,讲了薛岳、胡宗南、鲁大昌、马鸿宾和马鸿逵等部的动向,使我们了解到草地外面的敌情,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不打盲目仗。在攻打腊子口之前,林彪也亲临战场,和聂荣臻、陈光一起查看地形、进行部署,保证了我团战斗的顺利进行。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在这里,林彪进行了平型关战斗前的部署,我团的任务是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保证平型关主战场歼敌任务的实现。林彪还特别叮嘱我:“如果不能把日军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地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来一兵一卒。”结果,我们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400余人,迟滞了敌人的增援行动,保证了首战平型关的胜利。
从平型关分别后,林彪即率八路军第115师赴晋西南作战。翌年9月他被阎锡山部误伤后,经延安到苏联去了。这就是我记忆中战争年代的林彪。
林彪教我当师长
《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流传时间很长,范围也很广,能谈谈您写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吗?
杨老将军首先纠正道,应该说,那不是我的一篇文章,而是林彪与我一次谈话的笔记。尔后,侃侃而谈起来:1936年12月,在我由“红大”毕业、即将奔赴前线之际,突然听说中央军委准备让我回到红1师当师长。当时,我想自己过去一直当政委,还是干老本行吧。林彪和罗荣桓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是确定我改任师长。林彪回来后,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并说:毛主席要我和你谈一次话,让我讲一下怎样当好师长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林彪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的,我也很认真地作了记录。谈话时,罗瑞卿也在场。记录稿曾先后送给罗瑞卿、刘亚楼、陈光等领导同志看过。
杨老将军说着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我们,说:这就是那篇笔记的清印稿,你们可以看看。
我们把稿子拿过来翻阅着。这篇讲话,共讲了九个问题,约三四千字,主要是讲当好指挥员的要诀。标题分别是:一要勤快,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三要调查研究,四心中要有个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达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指挥班子,八要有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我们正看着的时候,杨老将军又接着讲道:这次谈话,对我改任师长,以及在抗日战争初期任团长、司令员,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例如,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从此,我逐步养成了读地图的习惯,只要有时间,我不是看地图,就是去勘察地形,在作战中获益不浅。
杨老将军还说: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时,林彪着重指出,当好师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按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指挥作战、处理问题。并嘱咐我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带在身边,经常读、反复读,遇到问题就从那里去找答案、找办法。后来,在华北战场转战的十几年中,我一直把这份油印的秘密文件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之后,军事博物馆征集历史文物时,我才把这本讲稿捐赠出来。
难以寻找的转折点
是否可以说,作为红军的师团级指挥员时,您曾得益于林彪的教诲,当时您对他也是很尊重的。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成为他迫害的对象,并欲治您于死地而后快的?
杨老将军微微一笑,说道:是啊,事物的变化总是有个转折点的。但是,林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害于我的,我说不很清楚。恐怕只有林彪自己才能讲清楚喽!
建国后,我仍在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工作,与林彪接触很少。1958年我调到总参谋部,主管作战,长期在叶剑英元帅直接领导下工作。“文革”开始后,才又与林彪有所接触,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逐渐对林彪有了某种感觉,也难免有所表现。因此,我也逐步成为他的眼中钉,并被列入被拔除的“黑名单”。
我第一次较明显的感觉,是在处理青海省“赵永夫事件”过程中。那是在1967年2月的一天,林彪气呼呼呼地对我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当晚,我便请示周恩来怎么办?他思忖了一会儿,说:“你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例如五一节、卫生工作之类的文件扣下来,重要的文件还要送。”事情就这么办了。过了些时候,我便把事情的经过报告了叶帅。
此后不久,关于几句口号的提法,我也与林彪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当时,林彪的党羽周宇驰、刘沛丰和林立果炮制了一篇《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空军政委余立金觉得还没有人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我看。我也认为不妥,并请他转告吴法宪能不能换个题目。结果不但题目没有变,还署名吴法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时,我和余立金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早已送叶群、林彪审定过了。
时隔不久,余立金又找到我,说吴法宪在空军提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口号。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来没用过,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吴法宪很快把我的话报告了叶群,并说我反对宣传林副主席。第二天,吴法宪又让余立金转告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几个月后,我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离开北京。林彪借口我不在,军队日常工作没人抓,擅自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企图架空军委及各位老帅,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是一次悄悄的夺权演习。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会后,周恩来又专门对我讲:“有个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林彪听到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副总参谋长。这件事虽然使我想了一些问题,也只能深藏在心底,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半年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更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发生在林彪自己身上的事。
“7.20事件”发生后,我陪同毛泽东从武汉飞往上海。一个月后,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再次问我(在北京时,曾问过我一次):“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在上海不仅讲了对其他老帅的看法,也讲到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毛泽东没有授权我向他传达,我怎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年底,叶群对我大发了一次脾气。那是在京西宾馆礼堂的一次文艺演出,我没有通知向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林彪。演出结束后,叶群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指着我的鼻子斥责道:“这样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101(叶对林的习惯称呼)?你杨成武眼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有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呢?问题的实质不一定在是否看演出上,或许跟一次大会呼口号有关。
这次演出前不久,在总参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是我不能再那样喊了。于是,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我想,使林彪最为恼火的当属给叶群写证明材料一事了。那是1968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紧的事。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坐、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他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我想,建国前,我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嘛!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当年我们都在‘红大’,她在天津、北京,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从我担任代总长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我、考验我。据说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在于他还需要时间来证明我对他的“忠心”。然而,他等到的却是某种冷淡,感到需要对我采取措施了。于是,厄运在向我步步逼近。
重压之下的署名
“文革”中,曾以您的名义,发表过一篇轰动全国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请问这篇文章的发表与林彪有什么关系吗?
杨老将军略理思绪后,对我们说:这件事也发生在1967年下半年。还是我在武汉的时候,那个军委办事组给各大单位下达了写学习批判文章的任务。总参总政组织几个人撰写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经李天佑、王新亭多次审定后,由朱欣秘书送到上海。交我审阅。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标题也不是“大树特树”。我想,谈领袖权威问题,不是件小事,还是呈送毛泽东阅示比较妥当。三四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回到北京后,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那篇文章他已看过,也修改过了,认为应该用我的名义发表。我没有同意。几天后,叶群又给我来电话,说:“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陈伯达把总参的文章送到我们这里来了。101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我顿时觉得很难办,陈伯达没有与我讲通,又推到林彪那里。而林彪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是不能直接回绝的。于是,我对叶群说:“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么多马列的话,我都不懂,请你报告林副主席,还是不要用我的名义发表好。”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来电话说:“请示了101,101说就这么定了,以杨的名义发表,杨是代总长,身份合适。”接着还讲道:101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文章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讲话中已经讲了,并说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例如曾用谭政的名字,发表过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用江华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一次讲话等等。最后,这篇文章再次报送陈伯达、姚文元,由他们直送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
两天之后,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说:成武,用你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并指指我说:不是你的事。虽然,毛泽东这样说,可是我心里还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在中央小碰头会上,康生和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后,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
由于毛泽东的话没有向下传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12月中旬,湖南省关于准备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举行庆典的请示报告中,多次提到上述词句。为此,毛泽东于17日明确作了6点批示。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中央碰头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他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嘛!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嘛!
四天后,在怀仁堂参加中央文革“天天读”时,汪东兴又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说: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杨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多次批示,使我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22日晚,经周恩来同意,我在京西宾馆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军报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几次批示。散会后,我的心情平静多了。然而,这件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在3个月后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又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作为我的一条罪状重提了出来,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我“被捕”之后,在“3.24”大会上,陈伯达大撤其谎:“大树特树那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居然能发表?……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在军事地位中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
林彪也玄而又玄地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二版上,他还不满意。当天一版上登的是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这里,林彪再次施展了“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伎。
林彪“砍下第一刀”
听说您的大女儿杨毅,是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能谈谈事情的经过吗?有人把林彪一伙迫害杨毅看作是对您进行迫害的开始,或者是林彪最后下定决心拔除您这颗“眼中钉”的信号,您认为是这样吗?
提问刺触到杨老将军的心,引起他痛苦的回忆。看得出,他在尽量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几分钟后,他缓缓地长叹一声,叙述起我们早就想知道的真情:在林彪对我下毒手前几天,我接到两封匿名信,都是空军机关干部揭发林彪党羽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的种种丑行的。我在信上批示后转给林彪。没想到林彪竟派人把信送回空军,交到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他们像公安局查“反革命”信件一样,在整个空军机关核对笔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
因为信上有我的批示,他们为了报复,又联系到我的女儿杨毅。当时,杨毅在空军报当编辑,与余立金的秘书认识。他们精心策划后,由周宇驰找吴法宪说,余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女儿乱拉男女关系,他老婆都看到情诗了,已告到党委来啦!吴法宪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带到办公室,但却一问三不知。在没有任何事实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隔离审查”余的秘书,这个难题交到林立果手上。林立果回到家中一说,叶群便气势汹汹地给吴法宪下达了指令。
这时,我在病中也得到消息,气愤至极。我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我的妻子赵志珍也到空军去找吴法宪,没有找到,就与余立金一起去毛家湾。叶群说:“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叶群听完他们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以后再向101报告,你们先回去吧。”随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谈话,要“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几天后,林彪勾结江青策划了“杨余傅事件”,把我打倒了,全家12口人都遭到监禁。我的大女儿杨毅先后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从四川被押到洛阳,与我们团聚于囹圄时,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两年多后,她又被秘密押往滑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身体被折磨得更加虚弱。
“9.13事件”后,杨毅从报纸上敏锐地感觉到,林彪出事了。生命已经非常微弱的大女儿看到了希望。出于对党的信赖,她不怕威胁和迫害,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40多条罪行。不久,所谓的“中央专案组”派一个叫崔登龙的人,向她作了调查。但是,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死去,而崔却一口咬定她是“自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杨毅在那非人的待遇中,熬过了漫漫的四年,而在她看到光明,意识到希望的时候,却去寻短见呢?
当“专案组”把此事报告到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时,周总理感到疑惑,立即指示:用棺木安葬。打倒“四人帮”后,空军机关为杨毅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当人们取出她的遗骸准备火化时,却发现她身上除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6根。经鉴定,结论是:“外伤致死”。终于使所谓的“自杀”之谜大白于天下。
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折磨死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妻弟。在战争中,由于恶劣的环境和病魔夺去了我们3个孩子的生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又夺去我们3位亲人的生命,年近八旬的老母亲临死也没让我们看上一眼……说到这里,杨老将军的眼里噙满泪水,似乎思绪也凝固了。我们只能屏住呼吸,静静地在心底为老将军的一家鸣不平。
林彪与江青导演的闹剧
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是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导演“杨余傅事件”的直接口实,请您谈谈事件发生的简要经过好吗?
杨老将军说:董保存几年前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和张子申写的《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两本书基本上准确的,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谈吗?
我们把一份小报递给老将军,说:最近,我们看到有的文章讲到“武装冲击”事件时,很有舞台动作感,似乎是某位秘书的动作,引起了江青的疑惑、误会。所以,我们想请您再谈谈。
老将军没有戴眼镜,把小报拿得远远的看了看,严肃地说:所谓“武装冲击”事件,完全是江青的造谣、陷害,是政治阴谋,是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排挤异己,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一步。我简要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应该说,在“冲击钓鱼台”事件发生前,我早已得罪了林彪,前面讲过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还不明不白地得罪了江青。因为江青听说,上海一些人搜集了一批她30年代的材料,此事已被我知道,由于她心中有鬼,非说是我整过她的黑材料,一直纠缠不休。我想,也许是在林彪、江青正准备向我下毒手,而苦于找不到适当借口的时候,出现了毛泽东找丢失的鲁迅手稿,找到江青头上的丑闻。于是,江青便气极败坏地捏造了“武装冲击”的舆论,并进而与林彪勾结,共同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大骗局、大冤案。这完全是林彪、江青勾结起来导演的一场大闹剧!
1968年3月5日午夜,周恩来、陈伯达把我找去,说:鲁迅夫人许广平发现原藏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叫马上设法查找。我和傅崇碧等人连续几个昼夜进行调查,终于搞清楚,原来是江青叫戚本禹取走鲁迅手稿,并放在钓鱼台内中央改革保密室。我叫傅崇碧先报告陈伯达。他立即给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肖力(李纳)接的电话,傅说明已经知道手稿的下落,请她向陈伯达报告一下,随后就到。到钓鱼台门口后,又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答复可以进来后,吉普车才驶入大门。傅崇碧等人下车时,正巧姚文元走过来,他们就一起走进会议室,还没站定,已知道此事的江青推门进来,顿时大怒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事后,江青找到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
江青与陈伯达、吴法宪、叶群紧锣密鼓地策划后,把我叫到钓鱼台。叶群添油加醋地说:“他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江青反复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去批傅崇碧!”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指责我包庇傅崇碧。最后遵照周恩来的安排,我陪同谢富治到京西宾馆,召集卫戌区师以上干部,由我主持会议,谢富治讲话,宣布了这件事。会后,由谢去向周恩来、江青汇报。
从这天以后,我犯了病,直到我被抓起来,中间十来天的情况,我就不十分清楚了。6年多后,当我被解除监禁,回到北京之后,才陆续了解到这段时间的情况。
据说那次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后,江青与叶群又在一起密谋过。两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卫戌区的司令员和政委,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也都在坐。林彪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肖力要夺他的权。不可能嘛,肖力怎么会去夺他的权?”接着提出:“总参不能让他搞了,再搞要出问题。”还推出黄永胜作为新的人选。他们先后在毛泽东那里“开了四次会”,经过他们多次诬陷之后,才定下来“杨余傅”的问题。
在抓我的第二天晚上,即“3.24”之夜,林彪、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会上,他们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林彪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说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的车里最低限度有挺机枪”等等。
3年之后,在华北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江青渲染得更加骇人听闻:说傅崇碧按“杨成武的命令”,“带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还说“一辆车上架自动武器”,“皮包里装有4支枪”,“我有探雷器探出来了”等等。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还给我编造了“晋察冀山头主义”,还有“黑后台”等罪名,把矛头直接指向聂荣臻元帅。为此,聂帅于4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帅讲,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16日,聂帅又找到林彪质问:“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帅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彪向我伸出魔爪
从“3.22”之夜,您和全家人便失去自由,深陷囹圄6年多,请谈谈您和家人被残酷迫害的经过吧。
杨老将军说:“3.22”之夜,林彪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那天晚上,先是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吴法宪和林彪的秘书分别来到我家,说是来汇报和看望我的。时隔不久,余立金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刚才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在我们还没搞清发生什么情况时,我的家已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起来。凌晨2时许,邱会作、李作鹏带人冲上楼,闯入卧室。邱会作对我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我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并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已被切断。
我心想,莫非吴法宪搞政变了?我一边跟他们向外走,一边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下楼梯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几天前,我的父亲刚刚去世,77岁高龄的母亲还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她经受得起再次沉重的打击吗?我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亲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在儿女们的哭喊声中,我被押上一辆黑色吉姆车,坐在邱会作和李作鹏中间,驶向人民大会堂。
我被带到林彪办公的会议厅,除了周恩来、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外,主要是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叶群等那伙人。林彪见我进来了,立即声嘶力竭地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3次命令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林彪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着说:“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的话音刚落,江青跳起来吼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待!”
紧接着,吴法宪大声喝斥:“杨成武,你必须交待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待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阴阳怪气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待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待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也不知羞耻地栽赃陷害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拼命叫喊:“杨成武3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说着,她带头呼起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杨成武!”“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我还拿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把手一挥,说:“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来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站起来:“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散去后,我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站起来,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这时康生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我说:“不管你交待不交待,你为‘二月逆流’翻案,你的黑后台就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谭(震林)!”
我没再说什么,随后就被押解到机场,那里一架伊尔18型飞机正在等待着我。在这以后的6年多时间里,我先后被秘密监禁在湖北的孝感、河南的洛阳和开封、山西的候马等地,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受尽了各种折磨,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精神多么痛苦,我始终坚信党、坚信毛主席,总有一天我的冤案会搞清的。所以,我先后给毛主席写过20多封信。我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同你讲。如果不方便,可派个可靠的同志来,我同他讲……”信尾,我还加上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我被关押5年9个月之后,即林彪折戟沉沙于异国他乡2年3个月之后,毛泽东于1973年12月21日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这是林彪搞的。翌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我和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恢复名誉。1974年5月,我从山西侯马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明亮的客厅里召见了我。周总理第一句话便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稍停又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没有你了!”
我点点头。是啊,我心里明白,康生一伙曾提议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对我进行审判,毛主席没有批准。如果这个提议被通过,我是必死无疑的。
接着,周恩来沉痛地告诉我,大女儿杨毅被残害致死的经过。并安慰我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还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周总理说到做到,在百忙之中,先后批示过3个有关妥善处理杨毅问题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不能起身,躺在病床上,听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说这几句话时,杨老将军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几分钟后,他的心情平静下来,说:“这就是我几十年中与林彪接触、交往的全部经过。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比较集中地谈论林彪,不知你们还满意吗?”
我们对杨老将军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后,便结束了这次收获甚丰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