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書》白話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20 23:45:49

譯者注:《黄书》七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首篇《原极》为全书之纲,论圣王严华夷之辨是效法天则;其余六篇,分题论述,《古义》说立国遵古;《宰制》讲军区设置;《慎选》言慎重选举;《任官》明任官勿疑;《大正》申廉正之风;《离合》阐治乱交替。七篇相合,成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

  船山之作,向称古奥,《黄书》之晦,又居诸书之冠,译此典籍,颇感吃力,笔路蓝缕,疏漏必伙,切望海内外方家指陈得失,幸甚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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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2-28 21:12:34 旷小野

    华夷有别[原极第一]

      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虫壤,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救。故曰,圣人与天地合德者,岂虚获哉。

      且让我们看看天地最初生成的场面,实在是极其伟大的啊!浩浩荡荡,产生了金,用以为凿;产生了木,用以支撑;用土厚载,用火焚烧,用风吹拂,用水浸润。这些元素彼此孕育繁衍,成就万物,有时它们相连相聚,有时它们解散分离,因此,天地之德畅行在空间上没有疆界,畅行在时间上没有穷尽。

      然而,天地却要自然万物清理各自的族系,区分彼此之间的界限,建立它们的等级,各自回到自己的区域,由此可知,天地的思虑是多么的周到,防范又是多么的严密!所以,山中的鸟类脚趾之间相隔得比较宽,水中的鸟类脚趾有蹼,飞乌惯于横向仄击,走兽惯于纵向用力,水田耕作宜在南方,带霜耕作宜在北方,这并不是要它们分散,故区别为大的类别,而是自然的情势使它们不能相济,才断绝它们的互相残害。

      所以,圣人洞悉万物都是如此,才对天下人也采用区分种族的方法,限定自己种族的生存区间,主宰天下,成为君长。区分臣民的聪颖和愚钝,清除那些不可靠的分子,修治被破坏的屋字,加高城防,以此杜绝外来的灾祸,同时使自己种族内部可以相互救护。所以,我们说“圣人的品德和天地相合”,这哪是一句空话呢?

      人和万物,都有阴阳,都有饮食、起居,但是,人不能不隔绝万物。□□和□□(当为“华夏和夷狄”,此类缺文还有多处。因为此书虽写于明,却在清朝流传,因此,刻书人不得不有所避忌),都有骨骼和耳目鼻口等七窍,都有群处者和独居者,华夏之人不能不隔绝夷狄,这是为什么呢?——人类如果不能自防以绝万物,那么上天的纲纪(天维)也就破坏了;中国如果不能自防以绝异族,那么大地的纲纪(地维)也就破坏了;天地给人判定界域,人如果不能自防来排摈奸党,那么人的纲纪(人维)也就破坏了。所以,天维、地维、人维,是天地之间的三条最高原则。

      当初,周朝衰败的时候,君臣的告训被废弃了,讽刺世道的国风雅诗渐渐产生,镐京(陕西西安)被异族攻陷,王室被迫迁徙到东部(河南洛阳),周天子的名号和祭把的仪式虽然存在,但是纲常秩序却被破坏了。诸侯为私利而结盟,小国渐渐被兼并;因此,各小国的臣民,每天都为亡国而忧愁。

      但是,孔子所深刻考虑的却不在诸侯的兼并,他撰为《春秋》,阐明王道,视中原华夏为一家,戎狄则为外邦异族。对怀疑华夏正统地位的人,要使他们改变态度,最终招附他们;对居处边远的外族,则把他们看作地位低下的人加以摒斥。

      周朝的衰亡,并不是因为匈奴、吐蕃、契丹、鞑靼等大种族从外部进逼,像陆浑(春秋时迁居河南伊川县的民族)、吾离(古部族名)、允姓(古部族名)、侨如(古部族名)等小种族,远抵不上中原地区一座大都市的人口。燕地的北部边疆,秦地的西部边陲,也 并非从早到晚都忙于防御外族的入侵。

      齐桓公(名小白,春秋齐国国君,五霸之一)为了葵丘(河南兰考)会盟,称霸诸侯,而责楚国进贡包茅;晋文公(名重耳,春秋晋国国君,五霸之一,在位九年)与楚国争霸,而有隧道之请,周天子的地位权柄已受到威胁。但是,孔子始终不忧虑这些,而以明王道、内中夏、外夷狄作为重心,其原因是什么呢?

      周文王、周武王的兴起,早上还是诸侯,晚上就成为君王,沿着唐尧、虞舜、夏朝、商朝的旧制,建立了许多诸侯之国,各国树立了君长,其山河关塞与蛮夷相接的地方,仍然是天下从前的情况,始终关注着夷狄的发展壮大,怕它们进行挑衅。一些处于荒远地区的诸侯国,以弱小抵御强大,总会遇到被形势所迫、独力难当的情况,这些问题,未尝不在君王的心中时时系念着。

      一位君王,统治万国,挥动手中的鞭子,即可役使整个天下,却无人敢和君王分享功名,圣人难道没有这种人之常情,不愿意达到这一目的吗?但是,华山、黄河以西由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辅佐武王灭纣建立周朝)分管,函谷关以东,由召公(姓姬,名奭,周的支族,因封地在召,故称召公)代治(译者按: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疑船山所言有误)。五等诸侯(公、侯、伯、子、男),九州(冀、豫、雍、扬、衮、徐、梁、青、荆)长官,军政首领,纵横交错,分区治理,使他们能控制大国,扶助小国,互相牵连,所以即使是偏僻荒远之地,也没有被孤立的危险。君王调动国家,如同活动自己的臂膀、灵活自如,因而,周朝的圣德之君,能有效地保护神州、排除异族干扰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思想没有松弛,权力也没有削弱。

      周夷王(姓姬,名变,周朝第九代君王)、周厉王(姓姬,名胡,周朝第十代君王,为政暴虐,在位三十四年被逐)以后,诸侯首领不眼节度,王朝法纪遭到破坏,同姓诸侯连年开战,对外防御大大削弱。因此,孤竹国(古国名,在今河北抚宁到辽宁朝阳一带)逼迫燕国,淮夷族(古族名,周朝淮河南北近海的夷人)困扰杞国(周朝诸侯国,似姓),瞒(春秋夷狄国名,今山东济南一带)、羲渠(古西戎国名,在今甘肃合水,泾川等地。译者按:羲渠侮齐,不见上书记载,且西戎与齐,相距甚远,疑船山所记有误)欺侮齐国和宋国(子姓,都城河南商丘),进而侵凌黄河、渭水一带。

      虽然此时天子衰弱,不能命令诸侯,但诸侯中的强者仍能奋然而起,南征北战。齐桓公斩杀令支(春秋时西戎的属国,今河北迁安一带),践踏卑耳山(山西平陆),秦穆公讨伐西戎(古中国西北异族的总称),拓地千里;晋国消灭潞氏(春秋时赤狄别族建立的小国,在今山西潞城县),戚震一方。他们公开宣扬自己的武力,张扬赤系神州的大旗,左征右伐,开疆拓土,虽然不能和周朝圣王把握三维(天、地、人)总揽天下的魄力相提并论;但是,孔子还是要褒扬奖掖他们,为的是逐渐控制住灾祸的蔓延,避免天下败亡。因此,周天子把盛祭品的俎、雕饰彩绘的彤弓赐给齐桓公和晋文公;任命随会(春秋晋人士会,受封于随、故称随会)做官,颁发给他祭祀时穿的礼服礼冠;祝贺秦穆公的功业,送给他可以号令三军、吊民伐罪的金钲和战鼓——周天子这些逾礼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孔子《春秋》的讥讽。因此,《孟子·离晏》说:“春秋时代圣王的业绩消歇了,所存的只是齐桓公、晋文公为首的五霸的业绩,这段历史的赏罚褒贬本应由周天子做出,但是孔子已将它蕴含在《春秋》这部书的文字中了。”这段话实际上肯定了五霸(齐桓公、晋文

      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的贡献。

      奠定三维的基础,推尊中国的核心地位,智慧可以通达天地,心中思考着未来。秋天的寒露刚刚凋落树叶,就要保护好场圃的庄稼、蔬菜;少许云朵在秦山上空聚集,就要筑牢大堤以戒备洪水;一向不喜欢戴帽子的吴国一谈起喜欢帽子,晋国就忙于戒备吴兵的入侵中原;杞国人一用夷礼,就会忘记自己是神禹的子孙……这些故事没有一件不是说要预先警惕事变的萌芽,率先安定自己周围的环境。因此,以个人的智慧征服天下,保护同类的人可以做君长,能护卫好群礼的人可以任高官。

      因此,圣人首先号召百姓以显示自身的尊贵,并且要始终保持住这种独尊的地位,匡正和防备最终的紊乱,以使把独尊之位传给子孙,等待着后来的圣贤,或用禅让的方式,或用父子直接继承的方式,或可用取代昏君的革命方式,转移王位;但是,唯独不能让夷狄介入其中。圣人获得独尊地位后,才可能培植弱小,搀扶冻馁,表扬高尚的品德,贬斥败坏的渣滓;并且用加冠、成婚、饮酒、射箭等一整套礼仪教化百姓,用丧礼祭祀的仪式悼念死者,用等级制度区分尊卑,用刑法杀戮、征战讨伐整肃天下。这样,清明之气就会充溢,血胍就会强盛,外物不能冒犯人类,凶邪不能侵犯吉祥。再用宏亮的音乐使人和悦,用嘹亮的歌唱使人舒畅,于是,礼乐并兴,神人相和,麟凰龙龟同时来臻,朱草(红色的瑞草)醴泉(甘美的泉水)相继出现。

      黑蚂蚁也是有君长的小动物,蚁后会下令加固洞穴口的土壤,如果红蚂蚁、白蚂蚁窥视它们的洞口,它一定会率领部属,咬死来犯者,直到来犯者远离其洞穴、互不干扰时为止。因为,统治蚁群的蚁后,也要有办法保护蚁群才行。

      做君王的没有对王位能否代代相传的危机感,没有对华夏居中原和夷狄处八方的明确区分,却只知道自身的尊贵,惹得天下怨愤,属国叛离,相互猜忌,中原疲弱,仍然要保其尊贵,苟且偷安,贪天之功,灾难临头无法阻止,外物威胁无法抵挡,不能给子孙以生存的幸福,不能给臣民以有效的保护,这就是王道的泯灭断绝,也是孔子《春秋》中最为痛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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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2-28 21:12:52 旷小野

    治国有道[古仪第二]

      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际,无庸置心,要以衣冠为带之伦,自相统役,奠维措命,长远丑孽者,实以为符,得人而遂授之。

      自从炎帝的德政衰败之后,轩辕黄帝的时代就开始了。他忧虑天下面临的危险,铸造了戈、殳、戟、酋矛、夷矛等五种兵器,诛杀铜额、甭除飞沙(铅额、飞沙,指蚩尤兄弟)。在涿鹿山(河北涿鹿县)擒杀蚩尤(古中国九黎族部落首长)后,黄帝封存兵器,创造文字、音乐、巡狩迎瑞,定都建国,凤凰来集,良臣人梦,建立上万个诸侯国,他的子孙陆续登上帝王之位,到刘邦建立汉朝,一共经历了五姓、一百一十七位君王,这实在是极其伟大的功业啊!他何尝有把帝王之位当作私有物以留给子孙后代之心呢?

      但是,上天仍不停止这种恩赐,继续给予神灵的维护,这是因为黄帝立下的良法美意,留传后代,一直没有丢掉,天下百姓衷心拥戴,一定要得到这种君王才感到有所依靠。所以,尽管多次遇到改朝换代,但最终却不能丢掉炎黄子孙,到外族去寻求宗主。追寻一下炎黄子孙长期统治天下的道理,是建立了中国,以阻止异族的干扰。

      至于遇到天命改变、帝位交替,舍此就彼的时候,就不要放到心里,而要让中原文明之族自己统治自己,奠定天下的大纲,保住国家的命运,永远排斥恶孽的异族,以实印作为信物,得到合适的人选就授给他。但是,天帝之所眷顾,百姓之所怀念,如同游丝,如同胶汁,绵绵不绝,长久保持这种情况,实在是民意所求而天意暗助的缘故啊!

      到了孤立的秦朝,君王治国的法度沦丧,秦王只想把整个天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时时猜忌,唯恐强悍有力者早晚崛起,仿效自己,抢夺君位。因此,他对有能力的人一律剪灭,有机谋的人一律打击,有实力的人一律削弱,君王之下的大臣不能拥有一点土地,亭长(秦汉时掌管十里地治安诉讼的下级官员)、邑宰(县令)等官员不能私藏一点财富。秦王想用这种方法巩固自己的大业,长久保持一姓的至尊地位,但是失败却随即到来。由此而言,见识浅薄,不立藩国,拱卫中原,辅助华夏,岂不是错误的吗?

      汉朝有鉴于秦朝的弊端,兼用古制与秦法,为百年大计建立强干弱枝的藩国,虽有自创之特色,却大都暗合古制,受封侯王及封邑贵族,兼有几座城市和大量户籍,他们铸造兵器,储备粮草,不受中央禁令和约束。因此,长沙王可以对付三粤(广东、广西、福建)夷族侵扰,而燕王旦(汉武帝之子)受封的诏令中,对防备遏制薰鬻氏(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即匈奴)之事再三叮咛,汉景帝、武帝以后,用推恩法(即把诸候王的封地分给没有继承王位的子弟,明施恩惠,暗削实力)削减诸侯王的实力,借口耐金(汉代宗庙祭祀,诸侯助祭所献的黄金)不纯,免去大量侯爵。虽然诸侯辅佐中央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任命大将出征,派遣使者,却可以随意增减,控制军队。而且,调兵的虎符(古代调兵的信物,汉代用黄金铸造)、铜竹(铜制的竹管形信物)虽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却特别看重刺史(督察郡国的官员)、太守(管理一郡政事的官员)对军民的部署。所以,元帝(刘奭,宣帝子,开汉代宦官干政之先河,在位十六年)、成帝(刘骛,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之际国运衰退,安帝(刘祜,章帝孙,在位十九年)、顺帝(刘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之时国势日弱,但远能斩楼兰(汉西域城国,在

      今新疆罗布泊西,昭帚时传介子杀其王安归)、郅支(匈奴单于名号,名呼屠吾斯。元帝初叛汉,反被陈汤攻杀)国王之首,击败乌桓(中国古代民族)、羌部(中国古代西部民族)。即使是王莽(字巨君,元帝皇后的侄子,篡汉自立,在位十五年被杀)篡夺了西汉,曹丕(曹操次子,代汉称帝,在位七年,庙号文帝)在许都(河南许昌)篡了东汉;但是,继承两汉正统的仍然是南阳的刘秀和益州郡(即益州,在今四川)的刘备,他们都是刘氏的子孙。

      西晋司马氏失算,让羌胡居于塞内,召来他们造成祸乱,中国颓堕,井非没有自身的原因。而八王分治各州,各有自己的君长,各有自己的百姓,根基犹在,所以琅琊王司马睿(东晋元帝,早年袭封琅琊王,在位六年)仍然能延续下去。假使本身涣散疲弱,州郡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五胡十六国的兵马精强,绝非江东所能匹敌的。

      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文弱,全不值得记载、凭借遗留的法令、国力,仅能支撑六朝政权在江东一隅存在二百七十年。如果六朝懦弱的君主),时时害怕自己孤立衰弱,把大权旁落作为自己最大的忧虑,那么用不到十年,石勒(十六国时后赵的创立者,在位七年)、苻坚(十六国前秦世祖,在位三十三年)、拓拔焘(北魏太武帝,庙号世宗,在位二十八年)等异族就早已横渡长江了。

      因此,天下的形势,有合的时候,也有分的时候;有扩张的时候,也有收缩的时候;有放任顺应之时,也有强彼固此之时。所以说,大一统不能分割,只能因势利导。天下有乐于成功的趋势就使它成功,天下出现有利的趋势就利用它的大势。如今,天下让强悍的勇士柔弱下来,将纵横八方的人才聚集起来,迫使他们统统去务农,那么国家的实力就没有了;扶持老实谨慎的人,帮助软弱的人,让他们去当兵,那么军队只有个名义,而没有实际的战斗力了。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则会忘掉自身的脆弱,也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宰割万物,专营私利,放纵自身,大权在握,不给臣下权利,也不强化地方力量,这样,一些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拯救灾难的措施,便已荡然无存了。这是仁人所以痛心,而俗儒用以欺世盗名的事啊!

      唐朝没有夏、商、周三代的方伯(一方诸侯之长)、连帅(十国诸侯之长)对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没有仁爱百姓的重大谋划和组织百姓、巩固国家根本、清洹族类、抵御外侮的重要谋略。他们窃取了寓兵于农的旧制,强行合并兵农,分设府兵(一种兵役制度,创于西魏,盛行隋唐),出征作战和守卫京城,只听中央命令。这种府兵制的弊端,本来只要经过几代君王,就会迅速导致国家的败亡;可是,一直到了天宝(唐玄宗年号)年间,祸乱才爆发,这难道是因为府兵制败亡的时间来得特别晚吗?

      追溯府兵制残存的轨迹和它的兴衰,盖府兵制之坏自藩镇之祸起。原来从西州(唐州郡名,约在新疆吐鲁番和鄯善一带)沿着北庭(唐代六都护之一,辖盐、治等府州)直到辽河以东,都设置了都护(唐代统辖边远诸国的官员)、都督(官名。唐代边防重地的都督加赠旌节,称节度使),他们都可不按内地的方法,可以根据边地具体情况独自采取相应措施。因此,唐代前期的一些功臣名将,如李勣(唐曹州人,原名徐世勣、功封英国公)、薛仁贵(唐绎州人,骁勇善战,封平阳郡公)、王忠嗣(唐代郑人,屡立战功,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郭元振(唐贵乡人,武后时任安西大都护、金山道行军大总管)等人,率皆擅专赏罚,不必受朝廷制约,精选兵马,审察用兵时机,大量搜刮民间财富,待部下犹如奴隶,直至侵吞公物,也不加追问。

      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节度使的权力便不可控制。他们倒行逆施,割据称霸,导致五代(唐宋之间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形成,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同回旋的水流,受阻后腾涌飞溅,反而倒流起来。然而闰位(古人指非正统的帝位)交替,图识(符命占验之书)屡改,石敬瑭(后晋的建立者,他原是后唐明宗之婿,后引契丹兵灭后唐,受契丹册封为晋帝,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自称“儿皇帝”,在位七年)的后晋向北方契丹献媚,妄图依靠契丹丑类,称霸中原;但是,并州(古州名,据今山西大部地区,治晋阳)的晋阳却久攻不克,契丹多次失利,最终仍归中国统属,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强大的凝聚力了。

      北宋凭借臣子之位,陡然兴起国运,由于所得出乎意外,因此君王常常惊恐难眠。赵普(河南洛阳人,辅佐赵匡胤建立宋朝,官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器量狭小,窃居相位,鼠目寸光,得过且过,猜疑大臣。于是,他纵恿赵匡胤借杯酒以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说是维护君臣之间的和睦;借《论语》以装潢门面,托孔子之言讨好下属;削掉藩镇权力,中央执掌重兵,改变节度使设置,建立文弱的文官制度;由皇帝总领禁军,老弱充斥兵营,孤立在强敌身边,没有使帝位十世相传的高瞻远谋,宋代就这样放纵文官因循度日,又用繁琐的法令严加防范,结果是一代而衰弱,再一代就要倒下。赵保吉(西夏人,原名李继先,宋太祖时他起兵反宋,被辽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招降他,赐姓赵保吉,但他时降时叛)忽降忽叛,刘六符(辽人,庆厉年间,他出使宋廷,越宋廷忙于对西夏用兵,要挟割让关南之地)恫吓割地,他们戏弄宋室朝廷如同牵木偶,却没有人洞察反省。宋真宗在澶州城下,接受盟约(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军深入宋境,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定真宗亲征之策,在澶州立盟,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年年增加送给辽国的金银、绢帛。宋廷苟且偷安,推尊大将,建军强国的遗风丧失无余。

      狄青(宋汾州西河人,字汉臣。初为卫士,后因骁勇善战,升枢密副使)任枢密副使的重要职位,稍稍有所作为,座位未热,则被指控有叛逆之嫌。因此,天下英雄,个个驻足,世间豪族,人人寒心,不敢再有作为了。

      南渡以后,宋室仍然遵奉北宋对武将压抑猜忌之策,蕲王韩世忠(宋延安人,字良臣,屡立破金奇功,孝宗时追封蕲王)、循王张俊(宋成纪人,字伯英,数建抗金大功,死后追封循王)仅能悻存于财货美酒之中,岳飞骤然被害于风波亭(宋大理寺监狱,今杭州小车桥附近),自古以来自折栋梁、自毁藩篱,没有比这一次更厉害了。

      无人效力,是宋朝最大的内伤;自相猜疑,给外族以可乘之机。终于使中国败落,大势解体,先是被女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吞并,然后被鞑靼(蒙古族之别称)攻灭。中国人拥有着三皇、五帝、大汉、盛唐的疆土,却沦落到被蓄长辫、戴斗笠的异族所统治,政权丧尽,百姓受难,华夏堤防,全部崩溃。百姓经受着空前未有的灾难,这是秦朝首开恶例,而宋朝加以完成啊!秦朝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却有力量控制它;宋朝也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却无力控制它。灾难来得快则灭绝其子孙,灾难来得慢则丧失立国的纲纪,这不仅丧失了自身,也丧失了天地分区建国的最高原则。唉!这是多么可悲啊!

      石守信(宋浚仪人,宋太祖即位,任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字藏用,

      宋太祖即位,任殿前副都点检)等人,事实上并没有韩信、彭越那种倔强的秉性;他们所拥有之土地,统率之军民,也不及战国齐秦的实力。迫使他们在谈笑饮酒之际,立即交出兵权,也并没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纳(三人俱为中唐叛将)等人的骄横跋扈、不可改变的顾虑。

      如果宋朝能够优待这些旧将,同时再培养一批新秀,让他们驻军各地,星罗棋布,犬牙交错,充实内地,连结边地,一方有警,各方救援。这样,即使到了王朝衰落之际,仍可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至于逃亡海滨,苟延残喘,向海潮乞求福佑呢?皋亭山(浙江杭县东北,宋末,元统帅伯颜驻军于此)赵显(宋恭帝,在位二年)向元军投降;惘州(在广东广州湾口外海中)海中,陆秀夫背著小皇帝赵(宋末帝,在位二年)投水自杀。最终让奇渥温氏(元代帝室之姓)吞并中国,华夏大地成为黑暗地狱,达百年之久!唯其采用愚民之策,私有帝位,只有瓦击那样的狭小器量,装满了就昏然陶醉,如同婴儿极力护卫一块小糕饼,又像是只需灌满肚子即饱足的小堰鼠(田鼠)。傻瓜的愚昧,实在让聪明人感到可笑。

      《周易·否卦》说:“时刻想著危亡,要把命运系在根基稳固的桑树上(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有所寄托,国家就可以巩固了;但是,这种寄托,必要选择根基稳固的桑树上。秦朝、宋朝只把国运系在芦苇上,却不知其根已被拔出。所以说:“前事的失败,就是后事的鉴戒(前事之失,后事之师。”)这就是为将来的人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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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2-28 21:13:11 旷小野

    地理划分[宰制第三]

      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故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

      要想取得天下而统治天下,必有圣明的君主,使三维各居其位,起用居官任职的贤臣。但即使这样做了,过不了十几代君王,又会有□□□□等少数夷族,凶狡地想毁掉三维,窃取帝王之位,如□所做,他们本来就习以为常,无足责难。而天下人往往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天地正气遂受到干扰,有时会枯干衰亡,甚至无法挽救。圣明的君王以坚定的立场拯救天地之难,非大反孤立的秦朝和鄙陋的宋朝的旧规恶习,否则不能延续文化的慧命,要把帝王之位作为神宝之器,而不要把它凝滞起来完全视为个人的私物。所以《周易·系辞》说:“君王最宝贵的是王位,守住王位必须善用人才,聚集人才的最佳方式是创造财货。”不能理解天地贞观之道(贞观,澄清宇宙,恢宏正道)的人,是不能懂得这个道理的。

      天地的化育生产,人才智勇、物力富饶,二者均足以资助中国的生存,提供足够的防御力量。圣君设立官府治理,以天下为公而私利自在其中,凭借天下的财力而大用天下。所以说:“天不私覆,地不私载,圣人不以一己之私意治理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啊!

      如今想统治天下,不如把士兵和百姓分开,专一管理;同时安排藩王辅臣的封域,并予以妥善的节制。

      现在从县一级向上,进三级就到了布政使司(官府名。朱元璋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作为总管一个省的最高行政机关),这种用郡县制治理百姓的制度,自秦朝以下就无法加以改变。县隶属于府,府隶属于司,司直接受皇帝之命,上呼下应,就不会产生不协调的毛病。

      一府的主管官员,治理他的下属,却不能独自裁决,遇事处理,他会受到同知(太守的副职)、判官、推官(主管一府刑狱)的干扰,而巡抚、总督(俱为一省军政首脑)安处上位,又控制了府的命脉,因此,分司的建置,应当革除。

      山东六个府,但分司却有十六个;山西五个府,而分司却有十三个;陕西八个府,而分司却有二十四个;四川九个府,而分司却有十七个,有的是一府的一倍,有的竟是一府的三倍。分司过府则设,有的设的比府还多,没有一个道(古代行政区划)可以兼管几个府的政事。因此,多方制约知府的做法,可以说太紧了。而一府下属的几个县,太守却不能充分加以控制,早晚遇到意外变故,百姓看待太守,如同逃命的兔子对待受惊的牡鹿,根本不会受其约束,这哪能指望他们为天子防守疆土,与城池共存亡呢?魏尚(汉槐里人,文帝时为云中太守,匈奴不敢入其郡)治理云中郡,李广(汉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匈奴不敢犯境,号称飞将军)驻守陇西(疑当作“右北平”),都能以一郡之地,抵御匈奴单于,是因为他们被赋与重任,均有战守大计的专责与决断权。

      因此,革除分司制度,加强知府权力,使知府能完全治理郡务,设推官辅佐太守管理官吏,设武监管理军政。军政和赋役,由府统筹。遇有征发,府按布政使司的计划进行。法令、钱饷、驿站、屯田、水利等事,向布政使、

      都指挥使报告结果即可。牵制知府权力,位于知府之上的官员,原是太守的补充,由于形势隔绝,却造成了相互推诿、政事败坏。这犹如厚睫毛、大耳朵,无益于视听,却有损耳目功能。

      从府一级以上,管理政务受布政使司领导,管理军务仍为巡抚之责,但要免去巡抚的京官之衔(明代巡抚按惯例兼都御史或副都御史),确定他们的镇守之地,修建驻守要塞,强化他们的威信,挑选劲锐士卒,配置文官武将,资助财物。上述七条具备了,才让他们作为国家的屏障,各自在辖地中作战,邻境相互支援,如此执行百年,再加调整,中国便可回归汉、唐疆界,而根除孤秦、陋宋之大祸。

      中国的地域,四战之地用文,山河之塞用武,沙漠用骑兵,竹树茂密的蛮区用步兵,江海用船舰;食麦者勇敢,食稻者聪慧,食杂粮者耐劳;宽阔之土争高地,山区守险;盐碱之地供食盐,水泽之地供米粮,水乡供鱼,赭山供应铸造,山林供给茶叶,边地互卖马匹,运输通道设关收税。其他物产,如连锡、丝(,麻也)、筋鳔(鳔、鱼胶)皮革、蒲条(条,小竹,)、硝黄、翎毛、杉楠、罔桐、拼榈、漆林、苎絮等产地,都应互通有无而各尽其利。大司农(中央政府掌管租税钱谷事宜的机关)没有登记在征收的簿书之上,又不是宫中使者采集的物产,都被恶霸、贪官、豪富所夺,应当把这一切统统征收起来。其中贫瘠穷困不能供应物产之地,也不过占全国的百分之四、五。所以说财物可以资助,劲锐之卒可以挑选,要塞可以修建。

      应在河北、山东设一专使,江北、济南设一专使,河南、荆北(荆州以北)设一专使,燕南(河北省南部)、河东(山西省东部)设一专使,关陕(关中、陕西)秦(陕西南部)、陇(甘肃陇山)设一专使、荆南(荆州以南)、江右(江西省)设一专使,江南、福(福建省)、浙(浙江省)设一专使,巴西(四川巴江以西)、泸南(四川沪水以南)专设一使,南赣(江西省南部)、领海(广东省、广西省)专设一使,岭西(五岭以西)、桂(桂林郡,治所今桂林市)、象(象郡,属广西)专设一使,滇(云南省)、黔(贵州省)、洱海(云南大理县东)专设一使。这十一个区域,用武之地有六个,用文之地有四个,当地的犬牙交错、地势险要之地,有的区域占十分之六、七,有的区域占十分之三、四。按照地势的舒缓、曲折、高旷、低湿,各自固守边界,就地取材,搜集军用品,以待边关不时之需。

      又,应在畿辅(京师地区)设一专使,左辅(京师左方)设一专使,右辅(京师右方)设一专使,大同(山西大同)设一专使,延绥(陕西延安至山西绥德一带)设一专使,宁夏设一专使,河西(黄河以西地区)设一专使。这七个区域,作战之地占十分之九,内地占十分之一,由大司农用漕运(水道运输)输送内地十五个布政使司的粮食来接济他们。

      滑州(河南滑县)靠近黄河,右边是太行山,左边是矩野(山东钜野),俯临河南省的心胸,是一重要地区,河北、山东行台(在地方上代表朝廷执行尚书省政务的机构)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大名(河北大名),北边有广平(河北永年)、顺德(河北邢台),南边有彰德(河南安阳)、卫辉(河南汲县)、封邱(河南封丘)、延津(河南延津)、阳武、原武(今河南原武);东边有东昌(山东聊城)、济南(山东济南),再向东靠近海,有益都(山东益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乐安(今山东博兴)、博兴(山东博兴)、寿光(山东寿光)、昌乐(山东昌乐)、临朐(山东临朐)、高苑(今山东高青),再向东有登(登州府,治山东牟平)、莱(莱州府,治

      山东掖县),直到海滨。西边有怀庆(河南沁阳)、潞安(山西长治)、泽(泽州、治山西晋城)、沁(沁水,山西沁水),控制太行山,窥视冀州、晋地(山西省),附着太行山。

      洛阳据中国中部,左边是京、索(河南荣阳一带),右边是潼关、三涂(山,在河南嵩县西南)之山脚,是一神圣地域,河南、荆北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河南,东北有汝州(河南临汝)、开封(河南开封)、许(河南许昌)、禹(河南禹县)、郑(河南郑州)等属县,一直到荥泽(河南荥阳)。东南有南(河南南阳)、汝(河南汝阳)、南边有襄阳(湖北襄阳)、郧(湖北郧县)、承德(河北承德。辨其方位,似船山所记有误),西南有兴安(陕西安康)、平利(陕西平利)、石泉(陕西石泉)、洵阳(陕西洵阳)、紫阳(陕西紫阳)、白河(陕西白河)、汉阴(陕西汉阴);滨临汉水(源出陕西宁强县蟠冢山,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中部,至武汉市汉阳入长江)、沔水(在今陕西勉县境),隔着■水(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沙河)、济水(汉水支流,河南省白河),承接着楚地的脊梁,控制着函谷关以南的地域,东凭汝水(源出河南鲁山县大盂山,经宝丰等县至汝南入淮河),直贯淮河。

    徐州凭靠黄河,斜视大江,披带淮河,东枕琅琊(山东胶南、诸城一带),地处南北交通咽喉,是一重要地域,江北、济南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徐州,东南有凤阳(安徽凤阳)、淮安(江苏淮安),南边有庐州(安徽合肥)、安庆(安徽安庆)、黄州(湖北黄冈)、滁(江苏滁县)、和(安徽和县)、直到长江边。东北有衮州(山东昌邑)、安邱(山东安丘)、诸城(山东诸城)、蒙阴(山东蒙阴)、莒州(山东莒县)、沂水(山东沂水)、日照(山东日照);北边受大岘(即穆陵关,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的阻隔,东边靠海;西边有归德(河南商邱)、大康(河南太康)、陈州(河南淮阳)、商水(河南商水)、西华(河南西华)、项城(河南项城)、沈邱(河南沈丘),直到汝河(北汝河,源出河南嵩县外方山,经汝阳等地,合于颖河)、颖水(源出河南登封县西南,经禹县等地入淮)交汇之处。

      太原原来是晋国的都城,左边是太行山,右边是汾河,北边受忻州(山西秀容)、代州(山西代县)的阻隔,兵马强劲,险山重叠,是一重要地域,燕南、河东行台应设在这里。本区应在晋阳(山西太原)另设治所,与藩司有别,开势不要相互妨碍。它的地域起自阳曲(山西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山西祁县)、徐沟(今山西清徐)、清源(今山西清徐)、交城(山西交城)、文水(山西文水)、寿阳(山西寿阳)、盂(山西盂县)、静乐(山西静乐)、平定(山西平定)割取雁门要塞作为大同防线;西南有汾州(山西临汾)、平阳(山西平阳)、辽州(山西晋阳);西以黄河为界,向南不到太行山,以强化泽州(山西晋城)、潞州(山西长治)的力量;向东出土门(不详),经过常山(即恒山)到真定(河北正定),一路连绵不绝,以承接右辅力量的不足。

      咸阳(陕西咸阳)位于渭水(源出甘肃渭源县鸟鼠山,东至潼关入黄河)北岸,和长安(陕西西安)相对,秦川(从大散关以北到岐雍,夹渭川南北岸的千里沃土,称为秦川)八百里,是一关河环绕、土地平坦肥沃的地域,关陕、秦陇行台应设在这里。此外,在渭北应另设立治所,与藩司有别,又不相互妨碍。它的地域起自西安,北到北洛(不详)。和梁山(陕西吕梁山)交界;西南有凤翔(陕西凤翔)、汉中(陕西南郑)、宁羌(陕西宁强)等

      地,割兴安(陕西安康)给河南为右翼;西边有巩昌(甘肃陇西)阻隔着阴平(甘肃文县)之道,控制着蜀汉(蜀郡、汉中);北边有平凉(甘肃平凉)、华亭(甘肃华亭)、镇原(甘肃镇原)、崇信(甘肃崇信)、径州(陕西泾川)、灵台(陕西灵台)、安化(陕西庆阳)、合水(甘肃合水)、宁州(陕西宁县)、真宁(陕西正宁)、狄道(甘肃狄道)、渭源(甘肃渭源)、庆(夫阳府,治甘肃庆阳)、洮(洮州卫,治甘肃临潭)、平凉(甘肃平凉)等地形势险峻的县城,用以充实边地力量,为保疆守土,有秦川的人力、物力供应边地军队;再向西有岷州卫(甘肃岷县)、洮州卫;向北阻于萧关(甘肃固原县东南);西边戒备黄河、湟水(源出青海海晏县包呼图山,东南流经西宁、乐都,与大通河汇合,注入黄河),以管理茶叶专卖、买马事宜;再向西即是深居山中的生番。

      武昌(湖北武汉)地区,长江向东流去,汉水自南而来,雄居大江中游,控节蛮族,是江南一重要地区,荆南、江右行台应设在这里,此外,应另于鄂城(湖北鄂城)设立治所,与藩司相别,互不相妨。它的地域起自武昌,过江有汉阳(湖北武昌汉阳),阻涢水(源出湖北大洪山,北流经随县向南、经安陆分为二水、分入汉江和沔水);南边有岳州(湖北岳阳)、长沙、衡阳、安仁(湖南安仁)、衡山(湖南衡山)。郝县(湖南郝县)、耒阳(湖南耒阳)、常宁(湖南常宁),一直到南条(在南郡临沮东北);西南越过洞庭猢,有荆州(湖北江陵)、辰州(湖南沅陵)、常德(湖南常德),沿着沅水有黎平(贵州黎平)、平溪(贵州玉屏)、清浪(贵州青溪),一直到偏镇(即偏桥卫,今贵州施秉),中间包括施(施秉县,地在今贵州黔东南自治州北部)、撒(撒吕城,在今云南路南)、永定(在湖南湎州)、永顺(湖南永顺)、保靖(湖南保靖),兼有汉地;西南方向有邵阳(湖南邵阳)、新化(湖南新化),分资水(又名资水)作为南部边塞;东边有南昌、瑞州(江西高安)、九江、袁州(江西宜春)、临江(江西清江)、饶州(江西鄱阳)、广信(江西上饶)、南康(江西星子),包括彭蠡湖(又名鄱阳湖),拥有江西大片土地;一些相连的山领成为闽、广二省的高山地带,可以划为江西南部防区。

      镇江凭靠京岘山(在江苏镇江),缘着扬子江,西接汉水、岷江(在四川中部,源出岷山北部羊膊岭),北面直抵淮河、泗水,漕运可守山东,下望建业(江苏南京)也是一重要地区,江南、福建、浙江行台可设这里。它的地域起自镇江,有苏州、”松江、常州、广德(安徽广德),沿江西上可以来辅应天府(南京市),沿江还有宁国(安徽宣城)、池州(安徽贵池)、太平(安徽当涂);东边有徽州(安徽县),倚着三天子鄣(黟山脉的率山,在安徽黟县南),沿着渐江(即浙江),东面拥有整个浙江;顺海向南,有福州、泉州、兴化(福建蒲田)、福宁(福建霞浦);渡江向北可直达海门(江苏海门)、狼山(在江苏南通),锁闭长江,拥有扬州,尽占淮东(今安徽淮河南岸一带),控制长江和沿海,收取充足的赋税,休养兵马,装备战船,扎根南国,防备倭寇,并资助山东的军需。

      合州(四川合川),三江会集于此,鱼复(四川奉节)、棘道(四川宜宾)、褒骆(四川褒城和陕西骆谷)、武都(四川绵竹)、严道(今四川荣经县)、夜郎(古郡名,辖境约相当云贵两省境内的北盘江上游地区)会合之地,也是一重要地区,巴西、沪南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拥有整个四川,从威州(四川汶川)、茂州(西川茂汶)、杂谷(四川理县)、天全(四

      川天全)、黎(四川荣经、汉源一带)、邛州(四川邛崃)、昌州(今四川雅安一带),跨过大渡河,越过相岭(即相公岭。在四川汉源县大关山西),向右绕过东川(云南会泽)、乌撒(云南威宁)、乌蒙(云南昭通)和水西(贵州黔西)交界,完全控制着当地少数民族;南渡乌江(贵州大江,上游为七星河,源于威宁,至涪陵入大江),有平越(贵州平越);东北方向上行,有清平(贵州炉山)、兴隆(贵州黄平)、思南(贵州思南)、石阡(贵州石阡)、思州(贵州思县)、铜仁(贵州铜仁),尽于五塞,南到沅水(源自贵州,入湖南洞庭湖)为止。

      赣州(江西赣州)临近梅关(在江西大庚县北大庚岭,为江西、广东的分界处),绵延五岭之塞,直到海边。连接着大帽山(在江西寻乌县南二百里,和广东平远,兴宁等县相接)、俐头山(在广东和平县西北、接江西界)、东乡山(在广东广宁县)的主脉,为兵家注目的地方,是水军、步兵的要冲。也是一个重要区域,南赣。岭海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赣州、南安(江西大庚),西边有郴州(湖南郴县)、桂州(湖南桂阳)、临武(湖南临武)、蓝山(湖南蓝山)、嘉禾(湖南嘉禾),直到楚地瑶人聚集的地方;向北有吉安(江西吉安),东北沿山有建昌(江西南城)、抚州(江西抚州),这是过去盗贼出没之地;下了杉关(在福建光泽县西北杉岭上,与江西黎川县接界,是江西、福建来往的通道),有延平(福建南平)、邵武(福建邵武)、建宁(福建建瓯),向南绵亘到汀州(福建长汀)、漳州(福建漳州),直到海滨;沿着海滨,有惠州(广东惠州)、潮州(广东潮安)、广州蔓延到连阳(连州和阳山,今广东连县、阳山)和临桂(广西挂林)相会,向西则止于漓水(桂江上游,源出广西兴安县苗儿山、西南流至阳朔、自此以下称桂江)的交界处。

      梧州(广西苍梧)控制着楚地的山岭,向南延伸到琼州(海南琼山)海滨,这是漓潭(广西桂林县南有渐山,下有深潭,或即指此)牂牁江(今名蒙水)的下游,逆截江水的去处,是当地土著和汉人的咽喉要地,岭西、桂、象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域起自梧州,东有肇庆(广东肇庆),直到漓口(疑即渐水入海口);东南有罗定(广东罗定)、高州(广东高州)、雷州(广东海康)、廉州(广东合浦),向南直到交趾(今越南),濒临大海;渡海有琼州(海南海口);向西溯流三江(黔江、郁江、桂江),拥有整个广西;向北越过秦城(广西兴安),顺着湘水源头,有永州(湖南零陵)、武岗(湖南武岗)、城步(湖南城步)、新宁(湖南新宁)、靖州(湖南靖县)通往东西延(今广西资源)、古泥(在广西三江县)的道路;顺着左江(即白江是郁江上游二江之一),向西逆流而上,有都匀(贵州都匀),和楚地、黔地犬牙交错,交界于播州(贵州遵义)夷人居住之地。

      大理(云南大理),是叶榆(泽名,即今洱海)的支流,连络着金沙江、澜沧江,向北抵御着西南少数民族,向南控制着老挝、缅甸(今缅甸)、六沼(今云南及四川西南地区),这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雄边,是一重要区域,滇、黔、洱海行台应设在这里。它的地方拥有整个云南和西南夷的各部,向东经过县度(即悬度,因其地多山,绳索相引而度,故名),出了竹林遍布的山道,可以到达贵州的西部边境;东边有贵阳,还可到达新增设的北缘(不详)、陆广(河名,在贵州修文县境。源出普定县,入乌江)、赤水(在今贵州毕节县境)、乌撒(贵州乌撒),而和泸州(四川泸州)南部交界;沿着于伐(土司名,在今贵州贵定)、镇宁(贵州镇宁),召募民工,开凿新

      路,可达泗城(广西凌云),向西南直到交趾。官府应在此训练甲兵,制定律令,公布赏罚,主管任免,宽其指使,加强联系。如有盗贼占据山谷,府官以本部兵马讨平,向台(省级行政机关)报告。如果盗贼占据名城,蹂躏附近县邑,以及异族叛乱,台官应以本部兵马征剿,并向司马报告。边疆告急,大兵入侵,应以紧急军书飞报司马,下檄文给台使(巡抚、总督),根据形势变化,奔走疾呼,响应邻省;并按照部队劳逸,边关强弱,掌握战斗进退。

      滑台(在今河南滑县东),经过矩鹿(河北平乡)通往天津(天津市)以环卫左辅地区。徐州沿着淮河、泗水,下通盱眙(江苏盱眙),以巩固江南,并可东进琅琊(今山东胶南、诸城一带),以接应登州。莱州力量的不足。河南在内地操练兵马,开通花园(花园口,在河南郑州北,为黄河渡口)、党子(党子口,在湖北光化县均水南岸,接河南浙川县界),西南连接上庸(湖北竹山)边界,萦绕秦地、蜀地,控制山南(唐贞观初置十道之一,因在华山、终南山之南,故名,辖境包括今湖北长江以北,汉水以西,陕西终南山以南,河南嵩山以南,四川剑阁以东,长江以南的地区),往北可防守黄河,与京师以南形成犄角之势,并可补足其不足。

      太原居西,可援助河曲(山西蒲州),遇有急事可向东环卫右辅,也可出雁门要塞以接应大同。关中、陕西之地,受四面关山阻隔,可以自保,凭借山河声势,以其人物繁富,川河相连,可以纾解绥宁、河曲的紧张情势。江南、两湖、江西、岭南、巴蜀、云南、贵州等地,可随蛮夷和海防需要而分其守卫,就近声援而调遣军队,溯大海,沿淮海,以援山东;入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过松潘(四川松潘)、洮州(甘肃临潭),以援关外;或驰驱大道,经由冥厄(即河南信阳东南之平靖关),直奔大梁(河南开封),渡黄河以卫京师。调动自带粮食的士兵,从十五个布政使司获取给养,透过大司农经由朝廷裁决,都是为了拥戴根本的需要。

      布政使的管辖范围,有的千余里,有的二三千里,直到蛮荒之地,如果容受不法之徒,最终他们会进行煽动,禁制必须及时。

      河北东有登州、莱州,临海通往海州(辽宁海城)、盖州(辽宁盖县),西有泽州(山西晋城)、潞安(山西长治),太行山有潜伏的戎人。河南襄阳(湖北襄阳)地处沔水(汉水上游)下游,控制郧阳(湖北郧县),并可西受州(四川奉节)、上庸而来的转进部队。江北安庆(安徽安庆)是以名城阻断江苏和楚地。江南温州,总领海路,控制海岛夷民。芜湖面对濡须(水名,今称运漕河或裕溪河),当江北要卫。荆南有沅州(湖南常德)统领苗夷(苗族各部),控制黔道。关陕阶州(甘肃武都)、文州(甘肃文县)控制生番,防备川北不测事变。巴西有马湖(四川雷波)、逼近沪水(今雅砻江下游及全沙江会合雅砻江后一段江流),控制南中咽喉。威州(四川理蕃)孤悬乌道之上,远制江外。南赣、潮州承接闽江而与海汛相连。岭西(五岭以西)有雷州阻隔交夷(交州夷部),处在穷发。庆远(广西宜山)南阻田州(广西田阳)、泗州城(广西凌云),西连那丹(不详),通往都泥(江名,即黔江下游)。滇黔有贵阳,总管山路,连接荒远。楚雄(云南楚雄)处六诏之中,右面是哀牢(云南保山),左面是特磨(云南广南),直下车里(云南景洪)、老挝以拒南方部族。

      凡是各分司所镇辖地,要受台使命令指挥。武监管理,要看兵赋多少而定。弱郡当合,强都专管,并向知府报告,而受台使命令指挥。这样,就如

      同手指和手臂相互配合,运动起来,即很方便。

      那些在边地领重镇的官员,辖地贫于内地,但粮草兵马、符节旌旗、各级部属,都不亚于中原,或有增加,视其任务而定。这种封疆大吏,有的是以卿相大臣的身分出任,有的是富有声望的台使;有的大将虽出身偏将,而其威信值得信赖。出任的大将要看他们的才力。

      昌平(河北昌平)屏拥翠微山,覆盖京师,左边是古北口(长城隘口,军事要地,在河北昌平),右边是居庸关(在河北昌平),畿辅行台应设在这里。这个地区起自喜峰口(河北迁安),出定州(河北定县),西到延庆(北京延庆),是其防地;北抵滦平(河北滦平)西部的兀良哈(明代蒙古东部地)要塞。永平(河北卢龙),东北极边,环海循山,外有三坌(不详)、白狼(辽宁凌原)险塞是东部异族出入之地,左辅行台应设在这里。当地连接喜峰口(河北迁安),以滦水(在今河北东北部,源出丰宁,至乐亭、昌黎之间入渤海)为界,东到山海关,沿海而下到天津,是它的防地;东北出三卫金人旧地,直到兴中(辽宁朝阳)、大定(辽宁平泉),东边直捣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平定其地。

      宣府(河北宣化)有偏岭(在辽宁在溪)和飞孤关(在河北蔚县)的关隘,物产富饶,人民勇猛,面对开平(辽宁多伦)咽喉,右辅行台应设在这里。其地起自怀来(河北怀来),直到桑干河(即永定河,源出山西马邑县北雷山,东流入沽河),西抵广昌(河北涞源),是其防地;北出兴和(河北宣化),广设堡垒,开拓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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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2-28 21:13:20 旷小野

    慎选人才[慎选第四]

      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犹墙堞阶之上。故奇杰意消,聪明思返,卒以奠大实而徕尊亲矣。故同异责贱差辨,此六数者,圣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阴阳之全也。

      万族繁盛,皆有生命,皆显本性,所以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天意吗!

      有饮食然后有血气,有阴阳然后有生死,这是天让人和万物相“同”之处。拂去尘土闪露光芒,漂去轻滓留下重实,以临事变不变判断是否信智,以临敢不敢检验是否仁勇,造物者选拔万类生物的灵性而授予人类,又选拔人类的智慧而授予圣贤人,这是天让人和万物、圣贤和普通人相“异”之处。与万物相同(只有气血、生死)的为“贱”(普通人),与万物相异(有信、智、仁、勇)的为“贵”(圣贤),以有特别优异之德行者为君王统治天下,没有“同”就没有生命,没有“异”则泯灭本性。所以圣王对人类万物一视同仁以使他们生养,这是顺从天使人类万物相“同”之意,圣王又单独对人类施以教化,是尊崇天意使人类万物相“异”之意。

      顺从天意使人类以与万物有“差”的适宜方式生养,尊崇天意对人类施教化使他们明“辨”,清除丑恶渣滓,选出清明善性,分出各种不同的“命”,理出各种不同的“性”,选出德行优异者崇置于万族之上,让他们帮助上天促进太平,为人类万物造福,这是从大公出发而以至正为最终目标的。

      《尚书·虞书》上说:“人的行为表现有九种美德:宽大而能敬谨,柔和而能自立,谨厚而能供职事,有治才而能审慎行事,温顺而能坚毅,正直而能温和,简易而能严守分际,刚正而能充实,强勇而能好义;表彰有常德的人,予以禄位,那就完美了。为政者每天能宣扬明示其中三项美德,早晚敬勉,便能劝化那些有身家采邑的士大夫们;如果每天能够谨勉地实践其中六德,去辅导政事,则能完善地治理邦国。”以此类推,则若能力行九德之人,必定能够奄有天下,不失其位。那时候,诸侯卿士大夫都在君王的手下供职,依他们所能礼行九德的程度,使爵禄有所区划,才俊秀异之人都贡献出自己的能力,共同来报效天子。

      天下是如此的广大,人口是如此的众多,仔细研究天地自然的规律,考量人心事理的归向,都指明人臣是不愿空享尊贵的,君主也不是平白无故称王的。那么,身居万民之上,有权主宰万邦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未能具备九德的人,不敢奢望;德行已至的人,不敢逾越。人类社会的结构,应该象城墙阶梯一样层层而上,井然有序,如此,豪杰秀异之人便会消弭野心,聪明睿智的人行事都能内省,所在的人均以勤慎立业来告慰自己的尊视。

      所以,同、异、贵、贱、差、辨这六个观念,圣王用来正天下的心性,顺阴阳的序位,而唯一的目标是使天下和平。尊敬值得尊重的人;以鼓、钟之乐取悦他们,则上下之间便会和睦;鉴视细民才能的短长,让他们植桑种田以安居,则能使人平服。好的措施不会产生仇恨,**反叛之类事情自然就平息了。

      夏、商、同以后,汉代选举是靠郡县州长官的推荐,曹魏、六朝是以九品中正来举荐评议。起初还能择优汰劣,后来却陷于浮滥,亵辱轻慢了有德之人,下贱钻营之人因而猖獗,凡此弊端,常常是先出自在上位的为政者,

      然而当其选举方法严整之时,差别分明这一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隋朝继承了梁朝、陈朝的遗风,宫体诗文盛行(宫体诗是南朝盛行的一种以描绘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形式上追求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选举中更多的是比赛文章,所谓曼声、曳趾,挑绮、拾英之类华丽词藻比比皆是,泛滥天下。科学制的兴起,是要恢复古代选举,然而受当时社会风气的抵制,却无法逆流而上啊!沿用竞赛文章的方式,以图借此平息天下的奔竞侥幸之心,固然应该从大公出发,重视天职。虽然选出的不是原先所要选拔的德行优异者,而所谓贤能者亦不是真正的贤能,但还能借此慢慢和合阴阳,归附人心,并区别才愚贵贱等级。

      延续到宋代,皇帝唯恐天下人不忠,仍采用武则天开创的殿试方法,大力笼络人心,广开进士、明经、学究诸科,以下又有七科、乙等之类名目,“还实行每到郊祀官僚可恩荫子弟、异姓甥婿、门客入官等制度,以此引诱动摇天下人于年幼微贱之时。而当时的奸滑之徒,似乎也很明白皇帝的意图,也采用各种手段钻营于科场以求荣官,目的达不到时,如李巨川、张元、吴昊之流便愤而作乱了(李巨川宋史无传,或为唐人季巨川之误。张元、吴昊,北宋人,因连举不中而投西夏,曾引起边乱),虽然是君臣之间,尚且要采用窃贼、市侩之类的方式相互约束,故和平之心丧失,贤能者也失去粹白本性,整个中国沦于残暴无仁的风气之中,并不是没有原因而自己产生的啊!

    近代当权者继承宋代的科举,又增加文学诸科,增加各地乡贡参加省试的人数,加倍录取皇帝特别招考的科制举子,又把宋代的乙等待奏名之类升格,推恩于乡贡举人。官职不足以安置,便安置为冗员闲官,又以加快官员的升迁来安置每科新取的士人。但天下人的怨恨,也因此而产生。就整个天下来说,施恩是没有穷尽的,取怨也是无有止境的;施恩到哪里为止,怨愤立即就在哪里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平息大怨时必然会有其余的怨恨产生”。而盗取天地之恩贩卖给人发——来迷惑收卖人心;以私心对待天下,而要求人们报以至公,就好像给敌人枪剑,希望他们降伏一样,这样还不使自己受伤受害,恐怕是很少的吧。

      《诗经》中说:“桑树上的布谷啊,对待子女多么公平!”善人君子以待人均平专一为美德,所以用初生小鸟为喻,都是为了说明无私这个道理。因此,孔子在矍相的园子里令人比赛射箭,自动弃权者占十分之九。使他们早知道自己不行就自动退出竞争,所以法虽严却不生怨。如今科举的科目这样多,人人都希望侥幸得中,而能录取者只能占百分之一,这是第一个产生怨恨的原因。加快官僚升迁以安置新官,人人都希望升迁,却只能有十分之一的官僚如愿以偿,这是产生怨恨的第二大原因。两者都是因为要施恩于天下而取怨。所以,士人从能读经书,还不知偏旁不懂语助词者,到一直考到老年仍考不中的老“童子”(考不中举人则一直称童子),都有怨恨之心,至于能当上六卿高位的人,登黄阁,直到白发退休,皇帝赐银子和旅行驿券,饯送的帐篷辉耀于沿途驿亭,却经常因指斥皇帝而激愤得怒发冲冠,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些经常在皇帝身边的人,往往对皇帝横加中伤,像对待奴隶、俘虏和市侩小贩一样,其他逼上欺下,窝藏奸心而窥伺机会,悦见翻覆而幸灾乐祸,争尺权夺寸利,沉他人于泥淖者,更不知达到什么程度。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起初引诱他们科举时说得很容易,而当他们投身科场和当官以后,考中和升迁都显得很难啊!

      一张弓如果坏了,胶湿弦松,则需用火烘干,重新绷紧弓弦。在如今这

      种弊病下,要提出良好的救弊之策,最好是先让天下认识到当官极难,而后授官给他让他觉得容易。先让人们知道当官很难,则会有许多人知道自己不胜任而退避,就像孔子在矍相之园中射箭一样,虽然使他们退避,却使他们没有嫉妒怨愤之心。所以说,以贤能者掺杂在无德无能者中间,则无德无能者嫉妒贤能者,以无德无能者掺杂在贤能者中间,则贤能者会感到羞渐。羞渐之感出于贤者,就会退隐林下,愤而不为国事忧虑。而嫉妒出于无德无能的人,则会老羞成怒,恶性暴发,以不共戴天之心来仇恨君王,严重颠覆朝纲,不把国家搞得灭亡就不肯住手。

      《易经·坤卦》所称“履霜”,就是指不肖者的嫉妒;“括囊”,就是指贤能者的羞惭。贤人隐退,犯上作乱之类出现,君臣上下的体制,渐渐就没人理解,这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所以说,顺从上天对人类万物的异、同之意,建立差养、辨教之法,以小民供养君子,是天道自然的法则。注意拣选得受百姓供养的人,这样既能长期养士,又不致使百姓困穷。

      今一县之内,百姓要奉养那些补为生徒者,又要奉养那些参加岁贡的,奉养那些乡绅,奉养那些进士,奉养那些职官。这五种负担之中,越往上费用越多,越往下被养活的人数越多,又无法细察这些为民所养者的德行,博泛丛杂,苟且升迁,所作所为,和市井无赖、军队士卒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户籍是上等户,可以免除瑶役。公私请托,终日欢宴,却把持民众的生死大权。民众一旦得到机会,能不撕碎他们的衣冠而发泄愤怒者,恐怕是极少的吧。

      裁减州县生徒人数,减少贡举,减少进士录取人数,严格官僚升迁资格,使科举变得很难,选举录取的方式很慎重,天下人才能知道皇帝尊尚选举的本意。只有能这样不容许苟且之徒,才能使天下乐意奉养长吏和贤能优秀之人,而且永远不对入官产生奢望。以此为基础,当君王居天位者,不是比费心费力以取得天下的推戴更简捷吗!所以,使人民有适合的生养环境,对智愚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教化,是相辅相成的。

      君王遵循天道而为万族首领,顺天之所从,珍天之所宠,则万命万性归于正途,越往上越受人尊重,天位就更加稳固;忘掉施恩以减少民怨,则和平就容易实现;省官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令不适合当官的人回家务农,则民心自然安定。革除宋朝贩官职以求笼络人心之私欲,则大公之风可行于天下。要在百年之内革除一千年以来的弊病,可以先继续采用科举方式而减少录取人数,严格官僚资格以使升迁变得难一些,从而打下革除弊病的基础,然后抑制浮华藻采,以德行为选举标准,建立学校,讲习正学,激励廉耻之心,改变科举科目,选忠孝德行优秀的人当官。待到数世之后,自然会天气清明,人纲巩固,恶念平息,恶行泯灭。圣德远扬,君子和乐,阴阳和复。

      《诗经》称:“周文王当君子,他的功德昭著于天下。”就是说他能赞助清明之性,像日光天地一样,谐和于天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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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2-28 21:13:30 旷小野

    任用官史[任官第五]

      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难其选举,易其防闲,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族类疆植,仁勇竞命,虽历百世而弱丧之祸消也。

      董子(仲舒)说:“仁指的是对待别人,义指的是对待自己。”就是以仁心爱别人,以大义来约束自己。以仁爱人,不约束别人而让人尽其所能;以义律己不因我之偏爱而增加对别人的猜疑。身为一个君王,自私自利,精制别人,却可以宰制九州,建立千秋的社稷,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况且这样也不能达到自爱的目的。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时,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其方位和时序。上天不会因为冬天寒冷,就在期间中安排一段温热的日子;也不会因为夏天酷热,就安插短暂的寒气;不因西北有昆仑之山,崇峻高耸,阻挡天日就削平它;也不因东南有尾闾之豁,大水浩森,浸没天日而填干它。四时、五行、四方各行其职,成为一体,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诗经》中说:“你给我木桃,我敬你美玉。”说的是齐桓公为巩固统治,以诚信对待处于困境中的卫国人,卫国人虽曾两次遇到灭顶之灾,却仍不相疑,因而卫国人以投桃报玉来表达感激之情。当君王者拜受天命,统治中州,感应天河流光,以宝剑、吉符传给后世时,总是反复叮嘱,才郑重地交出信物,亦是这个原因啊!

      然而,三皇五帝时代,根据天命的兴废,君王或是本身便实施禅让,或者是几十代之后才禅位,都不外是神明的后代,没有像赵宋王朝那样自去中国之援,削弱华夏之族,把国家送给夷狄的。辽耶律氏、金完颜氏、元奇渥温氏初兴时,也曾分居一小块领土,统治少数臣民,混身草莽之中,希冀啮坏长堤,以此作为颠覆中国的资本。

      晋、宋、梁、唐这些王朝的后期,臣下逼孤儿寡母,大权落在高官手中,当时政权的交替都很简慢随便,近臣对这种现象耳濡目染,垂涎重宝大位,政治的混乱是用不着奇怪的。这种流习沿续下去,猜疑官僚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宰辅之类的论道职,台谏之类的喉舌之职,六部官长,巡宣使臣,下至郡县之官,即使城墙上的女堞还不足百个的小城,户口还不足三千人的小县,全天下没有不被猜疑之处。在此情形下,主政者认为任官不可怀疑,即又心中严加提防,不惜为了一个小水疱而将手腕割去;认为任官可以猜疑,却又好像将自家的钥匙交给盗跖之流,而希望他们慢一点下手洗劫;认为此处值得怀疑,则又有怕狸偷鸡,却让狐去看守鸡舍的弊病。

      舜当初在任命官长时,让禹当司空,总理百政,让弃当司农官,让契做司徒,让皋陶做司法官,让伯管理郊庙,让掌管音乐、教育后代,让龙当纳言官,各专其长。虽然他们从容推让,舜则更勉励之,若任用别的人,舜必然不会同意。舜之所以说:“去吧,你能胜任!”是因为舜相信共工能治理百尺之泽,相信益能管理名山大川之蓄养。因而慰劳致谢都是舜专门主持,以体现对他们宠爱,支持他们的工作以免去对他们的约束,这样,仁义树立起来,而天下之百工才得以完成。

      天地之气,刑罚和恩德相互依存,灾祸与喜气互相感应。甘草是丰收的预兆,苦草是荒歉的预兆。酒泉和甘露,都不会流入夏桀的池塘;日珥时的

      阴风,不会笼罩尧的屋宇。诚信是由诚信换来的。猜疑是用猜疑换来的。所以五臣、十乱(五臣:指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十乱:指周武王的十个治国平乱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阖禾、散宜生、南宫适、文王母),萧何、张良、冯异、邓禹等人,呕心沥血而毫不在乎,是因为诚信召唤他们。汉将军李广射石,虽然不是真的老虎,箭枝却完全射入石中,这也是李广射虎之诚心所致。

      以诚待人,则小人会洗心革面;以疑忌任官,则会使君子感到寒心。所以,豫让在赵国都城吞炭变哑,以图刺杀赵襄子为主人报仇。百里奚行哭于秦国,刘越石坚守于并阳;袁乐、刘秉牺牲于台下;杨业单人匹马战辽兵而牺牲;余阙(元末人,死于抗击陈友谅之战)守城而溅血,以上这些人,或背叛旧君主,或与匪类为伍,或在伪朝当官,并没有白日清水一样的往昔,而一旦慷慨赴死,大变其过去的狂妄之心,难道不是君主对他们信任得使他们难以推脱,以诚推心置腹感动得他们一定要报答吗?所以说信任并不图回报却能得到回报,猜疑并不希望得到欺瞒而欺瞒必来。

      如今的任官制度,在地方任官者,堂堂县令管不住县丞、主簿;一州之郡守管不住同知、判官、推官;一司之权,公为左使右使,而本司的二参知、副使、佥判也不听令。公文印信封掌和签发,都要求本卫官吏共同办理,唯恐长官徇私舞弊,约束长官象约束胥吏一样。这种制度施行不到百年,法度已大坏,却使得人人都借口公座共议共办,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种猜疑官僚之任官制度的弊病,已经可以清楚看出来了。朝廷又将地方的行政分出屯田。水利、钱法、驿传、临政诸权,又分为几道以限制诸司的权力,各道又设立各种分司,督察巡守兵粮之类事务以限制郡的权力,在驰道上,巡按之使络绎不绝,循环差遣,无时无刻都在约束着郡县。以此限制地方,可谓不遗余力。在朝廷之内,把过去的都督府一分为五,又各设同知、佥判。六部卿,副卿,常各设七八名。政事堂、大理寺、通政司、太仆寺之类,虽设有长官副长官等,却将事权分散出去,谁也不听他们的裁判管束。三公三师,这类黄扉论道之官,也明令废除,永不再设。朝廷的各种公文印信,封掌签发,全像地方官府一样由朝参官共同办理,再让给事中、谏议大夫、御史巡视;刷上封记以防有私。遇到有差任大官边关军情或地方盗贼、设置州县、河患漕运、朝廷大礼之类有疑议之处,有关部门不能决定,又设各种会议、抄参、私揭以约束,以此约束朝官也是不遗余力啊!以一个人力量来应付天下各种力量,以一代之力来应付几百年之力,力尽法坏,私弊成灾,然而却使人相互推卸责任,说不是自己一人负责。以此开辟了逃避责任的途径而断绝了他们争取功名的道路,岂不与本意大相径庭吗?

      一个职务分由几个官员来主管,让几个官僚连衔署名以相互统辖,是为了以鲭疑约束不肖无德之人。对于人才来说,有贤、不肖、中等人三种,以贤者约束不肖者,则不肖者恐惧;以不肖者约束贤人,则贤者忧虑;以中等人约束不肖者,则邪恶不会消除;以中等人约束贤人,则善行不会增加;以贤人约束中等人,则疲于奔命,以下肖约束中等人,则会产生朋党;以贤人约束贤人,则会出现意见分歧;以不肖约束不肖,会使他们沆瀣一气。不肖者恐惧时会撕破脸皮而伤害贤人,贤者忧虑时会自动引退以避祸,恶行不消除,则恶人会更加肆无忌惮,善行得不到助长则无助于进步;疲于奔命,则事情会办坏,朋党作祟,则媚上欺下之风兴起;意见有分歧,则会离开正道而折衷;不肖者声气相投,则会使他们狼狈为奸。这种以猜疑为出发点的任

      官制度,只有以不肖约束不肖,才能相适应,这也与建立这种任官制度的本意大有违背。

      天本于道,君本于天,相本子君,百官本于相,这才是最好的啊!天下万事万物,只要握住尺纲寸纽,就足以统治天下,造福万民。如今在这样广大的天下里,选贤拣德的方式这样繁多,时间这样长入,不能选到一两个心腹大臣,任以国事,便愤然废去丞相之职,唯有开国于风雨中的英敏明神之君,总理万机,统一上下,才能无所阻滞。过此之后,朝中奏报一天比一天多,陈案的时间越来越长,太平观念越来越强,乐声女色,禽戏纪技,靡靡之音,天天进入宫里供皇帝享乐,外事劳碌而内受蛊毒,大权能不落到宦官手中者是极少的。故胡惟庸、汪广洋(胡惟庸、汪广洋皆明初重臣、先后被诛)之类的大祸,虽从朝堂中消失了,却移到太监聚集的地方。如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万安、焦芳、黄立极、丁绍轼、皆明朝奸臣,以钻营而得宠)之徒,秉承大宦官的脸色唾遣,奉密令于皇宫北门之类,像波溶于水,瓦碎于地一样不可挽救。国家元气日渐萎靡,大政无人认真办理,民愁于乡村,士叹于家园,田野里没有粮食,钱币却被藏得蚀坏,公务你推我让,晋□□而□之大□,真叫人痛心啊!这就是不讲仁义,而实行猜忌之任官制度的恶果。

      《左传》说:“以卑贱妨害尊贵,以新进离间旧臣,以小官加于大臣,都是悖逆正理的。”所以当君王者设立职名,天下尊崇职名,百官服从职名。职名设立颠倒,天下玩忽职名,百官混淆职名,必将使人们看不起爵禄而看重实权。爵禄是上天安排的秩序;事权,是皇帝的意图,不重爵禄则士人看不起功名,只尊重皇帝的意图则人会丧失廉耻之心。所以,杰出的君王对于“名”是很慎重的,名正则任务沉重,任务沉重则权高势重,权高势重则政事能办理得好。

      如今当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却立于九卿之上。以贱妨贵,以小加大,违反阶序者莫过于此。这将使天下小人投机钻营以争取事权,而天秩之序,遂荡然无可依凭了。

      不设一品官,则吝惜所爱以限制权臣的,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想约束住所有的人,这与仁义背道而驰,想以此求得天下大治,不亦难哉!给事、御史的官秩只有七品,给事由巡视差任,御史由巡按差任,他们却主掌着六卿、两司大臣的审评大权,这也是不合历代典制的。而他们担任此职数年,就能升迁高官,做钦差,做民牧,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和前述一样显而易见啊。

      如果早知道六卿之类大臣不称职,废除他们就行了。反而用新升迁的小臣去翻查趾时,使白发大臣被呵斥得畏畏缩缩,蹑手蹑脚,端坐在墙角遭受给事、御史们的呵斥,不是很不对吗?

      所以说,君主重视“名”,则天下都重视名,君主不重视“名”,则天下就都把名看得很贱。设立“名”是为了差任贤能的,猜忌“名”便会尊崇旨意,使浮薄之人大进,借权推诿,偶然间有效的措施却变为法制,故纲纪残缺而秩序紊乱,不是有助于治国的正确法则。

      唯有废除以猜疑为基础的任官制度,让该居尊位的居尊,该居卑位的居卑,该设什么官就设什么官位,该负什么责的负什么责,增加选举的难度,减少对官吏的防戒,树立至公无私之心,除去猜忌,竭尽中国的智力,治理轩辕黄帝开创的天下,民族富强,仁勇尽力,就是百年千年,也不会出现弱国丧权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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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2-28 21:13:42 旷小野

    廉正士风[大正第六]

      王者养贤以养民,□□以配天,继于其乱,先以刑禁,继于其治,终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则焦额焚灼,妖怨亟起,而欲望建淳和以迓祥吉者,是孳息螟而冀登嘉谷也。

      古代三皇五帝王天下的时候,推重五德,终始相承。当他们遁相禅让之时,如同白天接替黑夜,像虞渊(虞渊,是古代神话中太阳落入之处。见《淮南子·天文训》)接受白昼一样自然。后世不讲五德了,治国没有崇尚,全凭君王随意处置。至于除恶俗,拯救民难,创业中兴,则莫不有上古圣王五德终始的遗意。

      自商汤代替夏朝以承天命之后,在伊尹、仲虺两人的辅佐下,重视以德化民朝野面貌大变。然而不过几十代时间,故家贵族遍占良田,积累巨资,混乱了天下国政,所以盘庚的诰书告诫:“不要借财富求晋官职,应当靠功德升迁。”由此可见,害民营利,继承于治世也会出现变乱,这是明君非常忧虑的事情。《左传》说:“国家败落,是由于官员不正,官僚的失德,是因贿赂贪污太过猖獗。”这难道不值得警诫吗?

      天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养万民,食于阴,饮于阳,穿着华美的衣服,用甘酣美味佐餐,水滋润之,土敦重多,木宝成体,火调化性,这样,百姓得到上天的照料,不需要君王的治理,即能生死繁续,曲折往来,善用愚强之力,供养文弱之人。五行中金的作用,是君王外加于天的,以其害民而增加在水土木火之上。水德润物,木德成器,土德安民,火德化民,金德害民;因此,圣人对金特别惧重,只有万不得已时,才用它有利的一面,同时又在消除灾祸的前提下,防范和限制不利的一面;愚强者珍爱金,借以勉力求得成功,文弱者贱视金,希望避免使用过滥。多给他们所珍爱的东西,则小人和平;教育那些文弱者不重金,则君子能借以强固。这就是节宣五行而避免受其所害。如果有不可教化者,则当众呵斥使他们感到羞辱,或把他们远置边疆,或以牢房锁链禁固他们,或以刑杀以威服他们。

      君王对于万姓,好像是父亲对待子女一样,那些聪明智敏、有德有才者,就好像一家中治家当户的长子一样;对于结果悲惨的刑罚、杀戮,岂有不感到凄惨、伤痛的呢?而对于那些受五行恶气之害,触犯君王的法令,破坏纲常秩序,坠入罪恶之渊,伤害百姓,欺压孤寡的人,又怎能忍心坐视不顾呢?《诗经》中说到:“除去田野里吃庄稼芯干和叶的螟和食根食茎的其他害虫,不要让庄稼受害,明君为政,把害虫都拿到火上烧死。”说的就是要除去灾害。

      如今农夫耕于泥泞,妇女织于寒冬,渔夫在重重波浪中打鱼,猎人与禽兽搏斗,行商踏着寒霜,为离乡背井而悲伤,淘金者、采珠者、捕翠鸟者、寻珊瑚象牙者,出生入死,从少年辛苦到白发,以争取能有一点盈余,他们难道会不知照顾父母、安拂妻子,以慰藉对亲人的思念,而去求一时欢乐的吗?而那些染黑头发,修长指甲,欢宴安居在黎民之上者,密布罗网,巧设陷阱,千方百计残害百姓,甚至不惜鞭楚斩杀。于是民贫如洗,肌肤被刮,怨痛涕泣,凄厉委屈于老母弱子身边,这真叫人心寒胆惊啊!而靠这些来求名声,卖奸巧,渔取大官之职的人,恩封门第,恩荫子孙,代代相传,以至无穷,而金之凶恶之气亦常集聚这些家庭。世家名门,公卿勋旧之家庭,他们的运气是和国家命运一样的,而凶恶怨恨之气集聚凝滞在这里,则和平消失,屋倾鼎折,亦不是长久之利啊!即使是罪行败露过甚,被弹劾、被革职之徒,仍舟连车接,衣锦浩荡而归乡里,官府仍把他们当贵宝,乡社仍把他们尊为望族,百姓仍然害怕他们;他们兼并良田,广占陂塘水池,建立高第台榭,终日听钟鼓观乐舞,雍容畅达,气气派派地活到终年;然后筑起石椁石墓,墓前陈列翁仲,请僧人念经超度亡灵于九泉之下;至于他们家的纨绔子弟,则又用父祖积聚的财物,买美女、置仆役、养游客、长夜狂饮、飞马丽服,赌金博银仍不致破家,也不知过去被残酷鱼肉的百姓,已灭族斩根在寒野荒谷之中……这种现像真是令人痛心啊!

      赵宋建国之初,解除对官吏的法禁以笼络官僚,让他们苟且保全其位,可称是很宽大的。然而宋朝的京朝长吏因犯赃贿而败露者,要处以大辟之刑,每年议论刑罚时,没有一个获得大赦。此法颇适合当时社会情况,利于百姓,对于破除五代贪残刻剥之弊,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到宋太宗时,把官僚犯赃处大辟刑改为流放沙门岛,官僚贪赃之风又兴起来了,到宋真宗时又将放改为刺配内地州县;天书降赦之后,此法又进一步减轻,贪赃跋扈,舞弊于寸权者,更无所顾忌,而蔡京、王甫、韩佗胄、贾似道之流,竟然能借此爬上号称凤池的宰相之位。蒙古统治的九十年间,贪残百姓者,也不仅仅是在阿合马、桑哥时最严重。明太祖起自民间,深知其危害,敌对官僚刑法严厉,士风因而大变。几代以后,仅以革职代替原来的“炎火迎猫”(炎火,取《诗经》中把害虫弃之炎火之意;迎猫,民间有迎猫神灭鼠之俗。泛指重刑)之刑,无怪乎廉政之墙破裂而无法修补啊!

      据法律,主守官盗公物一贯以上,就该死罪;而刺史、守臣、郡邑长官对辖下人民刻剥巨万,不判处大辟死罪来抵偿,就是用商汤之责,借仲蔑之言(指仲孙蔑,春秋鲁贤臣)也已不符合了。《诗经》中说:“君子见到坏人,如果怒斥责之,则这件坏事便能很快得到制止。”在贪乱之后,不以重刑禁绝它,没有能安定天下,怀柔百姓音。

    天地之中州,适合农桑的,都是土地肥沃,江海陆路都会所汇聚的地区。河北的滑州(河南滑县),浚州(河南浚县),山东的青州(山东益都)、济州(山东济宁),山西的平阳(山西临汾)、陕西的泾阳(陕西西安附近)、三原(陕西三原),河南的大梁(河南开封)、陈州(河南淮阳)、睢州(河南睢县)、太康(河南太康),东附于颍;江北淮州(江苏淮安)、扬州、通州(江苏南通)、泰州(江苏泰县),江南三吴滨海地区,歙州、休州(安徽休宁)的大商人都比衣冠仕宦之族来得显赫;福州、广州,是外商番船集居之处;蜀都(四川成都)的盐、锦,建昌(四川西昌)的番布,丽江(云南丽江)盛产优质毛毡,邕州(广西南宁)、容州(广西容具)、贵州稻米、畜产很多。其他能有一千户居民的县,即使很贫瘠,也都有大官贵族出于乡里。这都是因为金谷流通,贫弱得以交换有无,农夫菜农、鱼盐布褐、寒暑酒浆,均能自给自足。若有旱涝,长官即请减税赈济;若不能及时上报,或略耽误一些时间,则道路上就会饥民相望。而如果拿着一百钱,带着钱券,到豪右之家购货,则早晨叩门而晚上便有饭吃。所以说大贾富民者,是国家的司命之神。

      如今官吏非常坏,剥削贫民,所得无几,这些他们不屑费力,便借铲除豪右,掩盖贪婪的目的,名扬富庶之城。因而,四方粮米货物不得流通,根抵浅薄,物价胜涌跌落无常,贫弱孤寡庸耕借贷的路没有了,而流亡死于道

      路者相望不断。按汉代的法律,积谷多的可拜爵、可免罪,就像当时的文学孝廉一样。今放纵鹰犬把富豪都捕猎殆尽,使他们连偷情苟且的游民都不如,要想国家不贫困,以折入于夷狄势不可能。故严惩贪吏,宽待富民,而后国家才可以得到安宁。

      《易经》中说:“观封()的意义,有如祭祀开始的时候主祭者洗好了双手,尚未奉献酒食,心中的诚信散发于外,一旁观礼的民众都以极虔诚的态度仰视典礼的进行。”阴长于下,结果为乱,刑害阴私,贪吝污鄙之徒,对君王造成威胁而却无所顾忌,所以圣人设神道以使民观其盛德。退而自省,施行无言的身教,实现对百姓的治理,所以称为“下观而化民”,这是重视君王榜样的作用啊!

      明朝初兴时,家法以忠厚质简为重,宫廷清洁,没有皇帝别墅、离宫之类,亦无乘龙舟、步辇,沿驰道游观,没有置骑、飞舟、千里割鲜、铜入花石之供,没有车税、产税、均输、酒税、香乐等子母计息之类求利的营谋,可观的教化之道备至。而贪婪之风,积重难返,是因为法令不行,而风俗因循苟且所致啊。

      州县之制,用以区分选任官吏的品评标准,唐、宋分为几、赤、次、雄、望、紧、上、中、下共九等,以区别官吏的资格,便于升降差任。而今吏部差任州县官吏,则分别以瘠、饶、淳、顽、进士、乙科、乡贡、恩荫来差任,依部、台、审、臬司、分司岁时、生辰、荐奖的贡礼区分人品厚薄,把钦差往来,供应、劳费、车船之类当为政苛简与否的证明,而长吏中那些贪赃害民者,亦将按以上条件升迁,使得上下都注意着那些民俗淳厚、地域富饶的地方,这种差任方法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把为民作榜样的官职,贬低成分蜜分羹的无形等级,等于教官僚们不顾廉耻啊。

      古代未任官的士人,需自食其力,等而上之,一直到仅次于国君的官,随着官位的升高,俸禄逐级加厚,车乘、家憧老仆逐级增多,赠答宴祭的规模逐级增大。所以季札投缟,子产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礼到郑国访问,以本国很贵的缟相赠子产,郑以为贵,子产以回赠,表示损己而不从对方贷利),只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敬意,而不是想借财物达到什么目的。如今万户之县、十万户之城,规模相当于古代诸侯管辖的小国,但给官僚的俸禄却很薄,不如诸侯的家臣。当京朝官、当副卿者,只能勉强养活十口人,出门当宾客的衣服和佩饰都置办不齐,郎官、闲散官就要依靠借贷生活,指望差遣外任来还债。而官僚的子弟,横行乡里,包揽狱讼,才仅能保住家产。徒然广增科举之科目,轻易升官,增加员额以引诱人们当官,俸禄既然很薄,米钞折算时又要减去一半,以天下养百官而不足,怂恿百官食天下却有余,这与让饿鹰去捕野鸡野兔又有什么区别呢!应废除这种劝贪的任官制度,革除差官时的富饶、贫瘠这两条。任官的差别,只按轻、重,边疆、内地来区分,而俸禄、仆从之费,薪马丝、公私答宴之需,都发给实物实钱,并且要丰厚。如官僚们仍不清廉,则以刑辟严惩,君王就没有不仁恕的遗憾了。

      以往国家对缙绅的优礼,包括免官、退休者,都特别周到。起用废员、晋升勋阶,每逢大废典则援为恩例,那些不是制科出身、或未曾当过五品官者,按乡饮酒礼中的贵宾对待。平贱而有财富之家,虽然从没人当过官,仍然投谒大官僚,窥视废典。清白悬车的退休官,却安静自处恩礼外;而削夺官职,败军之将,贪婪失职之类罪人,却能参加乡饮大礼。终日百拜,清酒九献。观赏优戏,荣誉加于愚昧之人,洁身自好者无不笑话。如今到制定规

      定,如果官僚在任不清廉者,即使是立有边功,建有大计,也不得参加起废晋阶之科。对于极端贪浊沉沦的人,遇乡饮酒礼,要让他们坐在下座以羞辱他们。而告老闲住的官僚,如有买声色歌妓、教歌舞、广建亭榭、不以勤俭教导约束子弟者,官府要每岁向上级报告,追夺他们的封诰,把他们列入罪民。让钱帛保存在棺里,桑榆鉴于□□,使不肖之徒洗心,而贤能廉明之人得意,这也是移风易俗的一种方法。

      学校,是国家教育人才之地,士人在这里一步步成长而进退。近来州县都设学校,鸣琴行释菜尊师诸礼,每年都徒具形式,掌管教育的都是些垂老气尽之人,竟在学校中渔猎生徒以取赃利。学使对生徒的奖行黜劣,每年只一二人,全凭学官和州县官的喜怒。士子诵习贴经的,固然看作敲门砖,寓目经书,只为了小足温饱。廉耻之风衰颓,君、师之道丧失,没有像学校这样严重的。如今即使一朝一夕无法废除隋、宋科举之法,也要稍微作些纠正,特别应当以德行作为选汰条件之一,决定取舍,像比赛文字一样。州、县长官,出身乙科,廉静文弱,才能不胜任大事者,可改任县学教授。郎官舍人、郡守、县令出身制科者,才能改任州学教授。晋升教授之职,如他们先前所任的官阶一样,待他们能完成教育人才的重任之后,可以让他们升任礼部、太常寺、国子监、学使之类职务。若他们退休之后,州县可聘任他们担任讲经、讲正学、考内行、辩同异、探究性命学术的工作。举荐于乡里的教师,若不通士农工商之理,或因为勾结官吏、包揽狱讼者,学使可按察罢黜之。只需几十年之后,便可达到士人知廉耻,知修养行检,学术归正道。然后革除词章之选,惧选于乡里,这与隋、宋的学校相比,虽然仍不免有浮浪之士,也足以使他们警戒沉沦而促使他们遵守礼教走向正路了。

      所以说为圣王者养贤以养民,□□以配天。鉴于天下之乱,先用重刑禁止,继于治世,终以道德教化。假如让百姓仍然疾苦,则将焦额再焚,妖怨四起,如此却希望建立淳和以迎吉祥,正像是繁殖螟虫而希望获得五谷丰收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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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2-28 21:13:52 旷小野

    乱与治[离合第七]

      天地之气,辅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辅其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离。是故,知天地之昼夜者,可与语离合之故矣。

      华夏神州,是轩辕黄帝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是大禹曾经治理过的地区。西起句注(雁门山)之西,经石梯(山西神曲县南),沿黄沙东过白登(山名,山西大同东)、桑干河,山峦层叠,以野狐(河北万全)、居庸(居庸关)二险关为界,最东到沦关(山海关),临渤海之阳;界外乱山荒原,丰草大湖,冰厚酷寒,是盛产毛革乳酪之乡,人物形貌、习惯皆与内地不同,一直到北方天边为上。西自黄甫川(内蒙准格尔地区)、隔奢延水(无定河),渡监池(甘肃高台),跨过南河(陕西白水),有贺兰山、燕支山、车箱山、雪山之险,最西一直到青海、黑水,逆流向南,再到惶州(甘肃乐部)、洮州(甘肃临潭);其外是平沙蔽野,万里羌笛横吹,居住着西戎。积石(积石山)向南,西倾(山名,青海玛曲北)、三危(敦煌南)、乌陇(甘肃定西南)、太白(甘肃庆阳北)、岷(岷山)、(冢山)、严道(四川荣经)、越巂(四川越西)、峨(峨嵋山)、崃(邛崃山)条条山脉,山峰格外陡峭,其内有羌河(白水江)、沔水(汉水)、大江(长江)、若水(雅砻江)、沫水(四川西南)支流,流向中州地区;外部皆是悬绠流沙和赤红土,气压低得令人头痛,盛夏积雪纷飞之地。当地人碧眼珠、黑面孔,有剪发和戴耳环之风俗。昆明、南诏以西,金沙江、潞江(怒江)、麓川(云南陇川)诸水,羊肠盘曲,南流以护峰(云南峨山)、岷山之塞,直到特磨(云南广南)再与交趾(越南)分界,蜿蜒至广西。南部是邕部、百粤、铁围、鬼门、狼夷等戴藤笠、梳高譬的部族。东部延至海边,渝关以南,巨海汪洋,浪涌滔天,南经沐榆,之罘(山东烟台)、琅邪(山东诸城)、海门、三江(浙江台州)舟山群岛、雁荡山、霍童(福建宁德)、紫帽、甲子(广东石帆港)之门和罗浮(广东东江)、七星(广东文昌北)到达南部边境,过崖(广东崖县),(大奚山)向西,接合浦(广东合浦),而以日南(在越南境内)为界。其他东部辽水,北部开平(内蒙多伦),西部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西),南部哀牢山、缅甸、交趾北户之地,都是中国的馀气所在。崇峦叠嶂像城垣一样,与它们连接在一起,沙漠茅草芦苇纷披,绝壁深涧相隔,瀚海大洋相望。中国之内,带束脉绕,围聚约居,寒暑以相调剂,言语相通译,形貌相似,百谷相互生养,六畜相互繁育,货币相互流通,百川流尽恶污,群山包容落日,由此构成中国之“合”,这是自然之合啊。

      天地之气,依靠自然并且是不得不然,依靠自然称“合”,不得不然称“离”,因此,知天地有昼夜之理的人,可与他们讲离合的原因。凡事有不得不然的规律,所以有离。所谓不得不然之理,其实也是本于自然之规律。所以要以三条统之,以两戒分之(三条,古人把中国地形三大山脉走向称为三条,即南条、中条、东条。两戒,僧一行提出中国地理以青海、陕北、山西、河北、辽宁为北戎,以四川、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为南戒)。郭景纯、僧一行、朱元晦的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

      中国的地形,自西北而至东南,一条条山脉耸立,一条条江河分界,风俗有文有刚,隘塞自然合理。以黄河作为中间分界线,北方干燥,南方湿润,南方属火故天使其湿润,北方属水故天使其干燥,这是天地用来调节阴阳的,

      因而有不一样之时令,形成了南北的区别。

      河北指桑干河以南,恒山支脉,经过井陉,少山、黑岭、伏牛山、羊头山与太行山、王屋山,相峙,南到中条山,至黄河北岸;而大行山之东,淇河、垣河、漳河、渭河(沙河)等汇于山东者,成为一个地区。河右地区则是过黄河,下秦川,南至褒、斜,与山西或离或合。河山以东,河南则出潼关,淆山、嵩山、少室山、熊耳山、桐柏山,东到成皋(河南荥阳汜水),南连平靖关(湖北应山)、黄土关(河南信阳西南)、木陵关(河南光山南)、岐岭(湖北罗田),连接潜山(安徽潜山)、霍山(安徽霍山),以临长江,是长江的依靠。江南则有岷山、峨嵋山南伸,沿沪水向北,经牂牁(贵州黄平西),出夫夷(湖南新宁),东越衡山,以至彭蠡(鄱阳湖)。而上庸(湖北竹山)之北,以武当山为屏障,沿沔江向西北到武关(陕西商南),绕于汉中,至大散关(宝鸡南)南向荆门(湖北荆门)归州(湖北秭归)、峡州(湖北宜昌),至沅州(湖南芷江)、西阳(四川酉阳)。江东以太湖为界分为浙岭和渐江。福建有武林、仙霞岭、杉关(福建光泽西北)之关隘。广东有五岭、泷水(广东新会)、秦城(广西兴安)、潭中(广西马平)等要塞。如此之类,像田畦一样条条陈列,亦是乘天地之间气,都属于“离”。间气导致“离”,纯气导致“合”,合气属于划,离气属于夜。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太平和变乱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些虽说是天意,动静之间仍是有人的作为在其中的。

      古代的轩辕黄帝,上承伏羲炎帝,下传夏商周,礼遇亲贤,敬神明,建万国,立诸侯,为其国君,治其臣民,修边防城池,实行各种管理和教化措施,顺应臣民的要求,乘其“合”,理其“离”,早为他们安排好一切,而无愧于大同。然后总理天下奏请,统一天下历法,接受诸侯的朝观,请求其婚姻之礼,主持其盟会之约,委任牧伯,派遣州长,使他们与中央像舅甥关系一样,死丧互相吊唁,水旱灾情互相救济,军队互配合防卫,官宦互相往来,财富彼此流通。名称虽然为大一统,实际四周小国并存,这是三皇五帝时代把涣散的四周小国联系在一起,保存天地之纯气而防止分裂的方法。因为这是正当的“纯气”,所以天报之以合,数千年之间,中国之内太平繁荣。

    秦汉以后,东南同辖于一个军事长官,西北同属于一个官僚治理,把过去的万国都统归一个人领导,而又开河西,通瓯骆(越南河内地区),在朱崖(海南琼州)设郡,在滇笮(云南地区)设县,其“合”也很稳固。

      物不可以久合,因而河山走向条派分背之气,约几百年有一“离”。东汉建安以后,国家分裂为七八而归为三国,西晋太康年间合而为一,未满百年,又分裂为十六国。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使北方部分统一,却一直与江南王朝形成三分之势,隋文帝开皇时统一天下,未满三十年又天下大乱。及唐高祖武德年间统一之后,统一近三百年。玄宗天宝之乱使河北小分裂,信宗广明之乱使太原、开封、幽镇(河北),吴越(今江苏浙江)、闽广、荆湖、两川(四川)割据者数不胜数。宋太宗雍熙年间实现统一,而燕、云(山西大同)等地终未统一,未满二百年天下又分为金、南宋对峙。蒙古结束了分裂,使明洪武时天下一统。南宋祥兴年间亡国以后,中国之气归合于明朝近四百年。因而可以说合到极点而乱,乱到极点而离,离到极点又合,合而后会有圣人出,受天命,定天下,掌握中枢而统一,以凝聚保守中国的阴阳和谐。

      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上天尚且不能违背,人们怎么能违背呢!故太

      史儋说:“起初秦国兴周朝合而离,离五百年而又合,合七十余年而霸王之君出现了。”终南山、涞水、渭水交会之处,是周与秦的连接处。周平王东迁,放弃了这些地方,秦设防于淆山、函谷关,形成与周东西对峙。其后东周只能统辖洛阳城府,四周诸侯都先后割据,不能再谈丰、镐(西安附近)西周故地。到了战国,天下瓜分瓦解,而河东以东诸国合力才能抵抗一个秦国,东西分离之势可见大致。故三川合并之后天下又统一于秦,割据者被平定之后,汉刘邦又兴国灭秦。由此可见,离合之际,没有深刻见识者是难以预测的。

      三代五帝以来,那些有姓有氏而冠盖众人的贵族,或因侵凌衰败,或因迁徒强占,南屯北戌,最后成为风俗不同的民族,但起初都是中国几姓的后代,精脉传续,筋肉相攀,婚姻、兄弟、同事相处,欢如臂腋。待到他们的关系破裂时,却不再记得这些情谊,以至于兄弟互相争斗于原野,舅甥拿着武器互相厮杀,血肉狼藉,这难道不是令人惨心痛髓的事情吗!而天地也为此深感哀痛啊!

      然而,我们若知道这是害气,则姑且听之任之,因为时势的发展不得不然。上天为防止害气坏溃而无法挽救各部的遗类,乃设下高原大坂以阻隔他们,设江河以隔开他们,又出产金铁、粟米、盐卤、皮革等以资助他们,贤豪才勇各自统领自己的地区,各统帅自己的军队。所以说,合是圣人显德之时,离是贤人建功之时。如今要防备他们“离”,而求他们建功,所以要按地理条戒,收笼地脉,贡天宾,采物华,按照民众之志,建立规抚之法,无须盛服盛饰治理而只需闭目规划可也。

      南条之纪,不得熊耳山、冥厄(平靖关)、寿春(安徽寿县),不足以防守;中条之纪,不得杨刘(山东东阿)、曹濮(河南濮阳)、河内(黄河北)、太行,不足以防守;东条之纪,不得虎牢关,广武(河南荥阳北)、少室山、熊耳山,不足以防守;江汉之纪,不得荆门、上庸、襄阳、舒(安徽潜山)、皖(安徽安庆北)、濡须(安徽巢县),不足以防守,西南之纪,不得武都(四川绵竹)、天水、仇池(甘肃成县)、陈仓(宝鸡东),不足以防守;武夷至海,属于余气所,在,不隔太湖,不足以防守;五岭尽头在蛮族区中,亦属余气,不左依洞庭右靠彭蠡,不足以防守;实行文治之国,士马轻佻脆弱,数战得胜,趾高气扬而力量减弱却不知道,倚仗长处去攻击短处者,不足以防守;珍视先王的制度法令,珍重先王的训典,崇尚廉耻,尊敬臣民,励风俗规范,除苛虐弊政,武将愿辅佐天命,但若故意背道而驰,与称霸夷狄者相和协,不足以防守;鱼盐、杭稻、珠玑、锦绮、象牙都在当地出产,且又丰登,而以此争长奢侈靡丽之风,使民心嘻荡而自弱自败者,不足以防守;不能统治臣下,不珍重宝物,盗窃偷行,祸发于朝堂,使敌人有间隙可乘,或者过分戒备于此,下下猜忌,自弃友邻,偏一于此,不足以防守。这十一不能守,贤者一定要引以为鉴。所以说,地有必争之处,天有必顺之理,必须养气,必须正谊,必须返道,必须惜物,必须谨权,必须强辅,取此八项,以使贤人建立功业,以此来施爱于民众,消除十分之一的害气,便可以作为百年太平之谋。

      《诗经》中说道:“既然顺从其事而民众皆安,就没有怨欢。”远离民众厌恶的人,管理民众的田界,拯救残民,消除民怨,这就是公刘(公刘,后稷之曾孙,夏末迁民于幽,治国有道)能够延续上天爱民之心的措施。

      有人说:“天地之数,或者三,或者五,三百年一小变,一千五百年一

      大变。从轩辕黄帝到夏桀一千五百年,禅让制度消失了,被放逐和征伐代替。由商汤到汉又一千五百年,封建制度消失,又以离合代替,由汉朝到南宋祥兴时,又一千五百年,离合消失,而以纯杂代替。纯以承合,杂以承离。纯使得顺从同一,杂使得变乱离异。同类为中国之主□□□□□。各行往复,各平其乱。然而承天命而振兴三纲者,如果不奖掖中国,掌握清明刚正之气,作智者勇者之助,驱骁悍侥驳之气,必不能早日根除杂之消蚀,回到远古轩辕之治,以后的政治就没有什么可资期待的了。

      呜呼!如果不是明察消息,通晓昼夜相替之理,知晓天地规律而不失误的人,又怎能够观察天地社会的变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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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2-28 21:14:35 旷小野



      明·王夫之

      遵循古制。继承天命而称圣王者,是本于轩辕之治,建国黄中,消除间气异类带来的灾难,扶长中夏之民而入尽其才,治国之道就完备了。

      有人指出:“古代孔夫子鉴于祸乱,表明自己的希望和忧虑,申明圣王之道,写了《春秋》,后代儒家发展他的学说,以董仲舒、胡安国为最多,无不提倡端正道谊,反对权谋。现在你所写的这些,有些不是这样。提倡以功业、武力为固国之本,以法令禁止为治国措施,即使讲明理,也衍而论其数,虽然也反复讲仁义,重视道德教化,引伸性命之说,探求天地之本源,恐仍不符合《春秋》的尺度啊!”

      我回答道:“为何这样说呢?民初生之时,自结成群,远离灾害。摈弃夷狄,统建君长,所以仁是指自爱同类,义是指自制其伦,强干自助,借以聚集中国的元气也。如今族类不能自保自固,哪还有仁义可谈!”

      他又说:“《宰制》所谋,以传无穷,必需通明变化之理,以免固定僵化。汉朝兴起于西京长安,中兴于洛阳,你所说的以燕京为会同之都,不就是要固定吗?”

      我回答道:“当君王者根据阴阳测定风雨,建都城,做宰治之主,无不选气机深厚的地方以巩固自然之实宇,所以伏羲,神农建都,或建于陈(河南淮阳),或建于鲁(山东曲阜)、平阳(山西临汾西南)、蒲坂(山西永济北)、安邑(山西夏县)、耿(山西吉县)、相(河南安阳),靠着河东北,作为建都之地。长安(今西安市)、洛阳、大梁(今开封市)之地,后来君王都曾建都。几百年以后地力衰竭,渐渐变为薄卤。如今燕苏之地,受天命而兴国者,金、元虽不足称数,明永乐建都于此,水土未有变薄,天命之气聚集,天子守边,四方来辅。后来的帝都,当然要在此地区,以光赞我成祖的功业。”

      他又说:“贤哲之制度没乱,庸愚之谋已经产生了,立说一般都是这样。今你所撰写的这些文章,放在几十年前,可以救保明朝的国基吗?现在明亡之后,国运斩绝,待事后论述事先的过失,为求鉴戒,正所谓丢失鱼之后而去寻找捕鱼的工具呀!”

      我回答道:“孔子写《春秋》,对定公、哀公之间多评论。谈当时的事,世人对我都不理解,因而慨然而书写,且也希望借此以劝戒后人。过去在太平年代里,祸乱还未形成,效法祖宗,遵从先王,才是良发。尽管你为未来担心而痛哭流涕地劝谏,说了难听的逆耳言,到头来必给自己招来灾祸。天下相互效法,谁能区别美玉和似玉的石头?随时间推移而皇朝的缓带散断了,朝廷天命沦灭,于是为其失败而痛心,推究其原因,始于秦,沿于宋,以自毁其国,推初弱丧,皆有道理。故哀怨系心,忧愤填胸,希望纠正它的自失之处,以求返回到轩辕黄帝之治。并翘首企望圣明皇帝出现,当好中国的天子,推行教化,制定法制,以审卫中国,而终确定夷狄。则我虽身死,灵魂也为之欢乐啊。”

      今年岁德在丙,当属火运,北斗柄指东辰,春天已经到了。中国命运,原是秉承上天的。王氏出于太原世系,历代相绵延,为汉族已故的皇帝捐出自己的忠效,悲愤穷愁,退而论之焉。圣明的皇帝,远远地流离迁徒,待之

      将来,须年岁长久啊。《黄书》所以流传,意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