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奇迹之“道”等6则

胡鞍钢：中国发展奇迹之“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高速发展全球瞩目。特别是过去3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得心应手，风景这边独好。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发展奇迹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发展之“道”。首先，有“一个决策的大脑”，党中央、国务院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重大决策。其次，“两只手作用”。无论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是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共同并用、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可以利用两大优势，发挥两个作用。2009—2010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但是带动了10倍以上的非政府投资，从而保证了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恢复高增长。第三，“两条腿走路”。不仅有国有经济这条腿，还有非国有经济这条腿；不仅有国内企业这条腿，还有外资企业这条腿。“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得要快、走得要稳。最后，“两个积极性”。既发挥中央的积极性，又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两者的积极性更加激励相容，从而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日前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基于它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领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美国却不具备有效应对危机的体制能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4月25日)
马克·韦斯布罗特：“国家主导”增加中国竞争优势在当今世界，中国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在中国实现这种从未有过的高增长的大部分时间里(1980年至2000年)，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做得很糟糕。中国显然并没有接受来自华盛顿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后来的世贸组织等机构所推行的这些政策改革。现在，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主导的，政府控制着大部分金融系统、汇率以及主要工业企业约44%的资产，所以中国才能够以9.8%的GDP增速走出世界经济衰退。中国的加速发展也涵盖了贸易和外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但是这些都是受国家严格控制的，以确保它们符合政府的发展目标，包括为出口市场生产、提高技术水平、雇用本国居民参与管理和技术工作以及不允许外国投资参与国内特定行业的竞争。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领导人似乎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追求更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谋求建立一个帝国。而美国恰恰经常这么做，这是一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国家和一个谋求在世界上推行自己的秩序的帝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参考消息》2011年4月29日)
欧阳坚：文化是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单独部分来论述和部署，这在我国的中长期规划当中尚属首次。中国社会正在向着越来越重视文化、越来越有利于文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格局中，文化建设将会有更突出的地位、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作为。首先，文化既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未来的选择。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除了靠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外，最终还是要靠文化的软实力。第二，文化的发展除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之外，还发挥着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标志，不在于一时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是否拥有持久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优异的文明素质，能否占领人类思想道德的制高点。第三，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识。要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就必须培育和形成共有的精神家园。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存与繁衍，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财富占有的多少，而是要有共同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这样它才有强大的向心力，也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复兴，必然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就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2期)
龚维斌：社会管理要把基础建设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如果说社会管理的基层基础工作是“下”，而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是“上”，那么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就应该“上下配合、整体联动”。社会管理的重心在基层，特别是在基层社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要由传统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而社区是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地理空间载体，“社会人”最终要落脚和转变为“社区人”。因此，党委和政府应把工作精力和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基层。在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该同步考虑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特别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顶层设计。社会管理涉及治安维稳、新闻宣传、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多个部门，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设立一个统筹协调和管理的机构，来推进这项工作。要结合政府改革，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上统筹考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不仅要研究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条与块之间社会管理的职能划分和统筹协调问题，而且还要研究党委系统与政府系统社会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衔接和统筹协调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党委政府如何从体制机制上领导和统筹协调好社会管理，形成党政部门齐抓共管、有序协调、高效运转的格局。(《学习时报》2011年4月11日)
李 宏：苏共亡党的传媒因素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传媒领导的根本失误是重要因素。一是传媒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反对党。1990年6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全苏新闻法》正式通过，反对派有了合法地位，它们创办或是控制苏共领导的传媒，极力实现传媒的“民主化”。反共、分裂的“斗士”们，在得到传媒广泛介绍之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反对派阵营的人物纷纷当选人民代表和地方领导人。二是传媒摧毁了苏共立党的基础。1990年前后，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急剧增长，“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论调，主导着主流媒体，到1991年8月事件后，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导致苏共威信急剧下降，社会主义形象败坏，广大党员、人民群众思想混乱，精神迷茫。三是传媒取代了苏共引领社会的职能。在反对派推动的社会运动中，传媒的动员、组织、整合和引领等作用得到突出的彰显。面对各种运动、四分五裂的组织、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主张，传媒“教导”人民如何生活，信仰什么，怎样行动。一边清洗传统价值观念，一边营造所谓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气候”。从苏共消亡的全过程看，党内党外反共势力同传媒有机结合，形成了小力量、大势能，小组织、大影响的效果。传媒以主动、复杂的方式，将工具性和价值性融为一体，参与摧毁苏共的活动。 (《红旗文稿》2011年第8期)
刘熙瑞：西方政治民主模式缺陷明显 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上，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起到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其本质上有明显缺陷。一是它实际上依然是精英的权利。这一点，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和西方正直的理论家所认定。美国最近出版的《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的初探》一书中写到：“林肯若还在世，现在的他将不会视政府为全民所'有’、所'治’、所'享’，而是某种人所'有’、所'治’、所'享’”，即“忙碌(政坛活跃人士)所有、跋扈(政府的管理者)所治、欺凌(游说活跃人士)所享”。二是以竞争为核心的民主机制在带来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掣肘力量。一般地说，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中，“争”字体现得最充分，但成本巨大。大量耗费资源不说，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还往往变成“斗”，严重时导致社会撕裂。当政党一旦变成“选举机器”，这种“由争到斗到撕裂”的副作用，就更加明显。三是西方政治民主模式的哲学基础，即个人主义，也是不无问题的。而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必将陷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民论坛》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