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财富

今天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财富
——裴小革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广义财富是指一切对人类现在和将来具有使用价值的客观存在，狭义财富是广义财富中的劳动产品财富。为把我国经济活动的目的，确立为最广大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能只把物质使用价值称为财富，要把人力使用价值也称为财富，做出物质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区分。
    
    自然和劳动分别是财富源泉涌流的初始客体受动力量和初始能动主体力量。国家财产（包括国家支持的各种非赢利组织的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都是财富的社会堆积形式。我们对这三种财产都不能舍弃，而是要同时追求，以创造、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的共同繁荣。
    
讲演者小传
    绝对精确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公式
人=吃饭+睡觉+上班+玩,
猪=吃饭+ 睡觉,
代入:人=猪+上班+玩,
即:人-玩=猪+上班.
结论:不懂玩的人=会上班的猪  
男人=吃饭+ 睡觉+挣钱
猪=吃饭+ 睡觉
男人=猪+挣钱
猪=男人-挣钱
所以男人不挣钱等于猪。
    裴小革
    
    1956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资本论》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秘书长、全国经济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贸易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近年来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财富基本理论研究，著有《财富的道路——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基础理论研究》、《财富与发展——<资本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论财富》、《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实践价值》、《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
    
一、财富的概念和源泉
    
    随着人力以及作为其附属物的健康、知识、科学、技术、信息、经验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财富的概念愈发必要。
    
    两百多年前的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简称《国富论》，为当时的英国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促使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财富空前涌流。目前，中国面临着与英国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可能照搬前人的理论和经验，非常需要创造一种能够适合中国财富涌流和经济发展的新“国富论”，促使中国走上一条自己最佳的经济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意味着财富总量增多，但中外经济学界对于如何看待财富，以及如何创造和分配财富等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在需要不需要，以及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财富理论的问题上，也还存在许多争议。财富问题理论上的盲目性，很可能导致实践上的严重失误，造成经济发展欲速而不达，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在庆祝新中国60周年华诞的时刻，吸取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以新的时代精神科学分析财富，探索我们今天究竟应如何看待财富的问题，对于创造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国富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什么是财富？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涵义。人们对它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给出不同的定义。
    
    例如，有人出于分析个人的享乐目的，把财富定义为个人效用，用于研究满足个人主观偏好的方法；有人出于分析资源静态配置的需要，把财富定义为交换决定的价格，把一切暂时不稀缺的资源都不当作财富；有些财产多的人及其理论代表，为了在收入分配中永远处于有利地位，把经由人用劳动改造自然创造的劳动产品财富，和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财富等同起来，否定劳动产品财富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特殊意义；还有些人把金钱财富增值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把人力只作为和机器原料一样的为了追求金钱财富必须贬损、别无用处的资本，无视人力对人所具有的直接财富意义。
    
    与这些定义的角度和目的不同，在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的财富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出发，要为研究如何给我国最广大人民带来发展和富裕服务。出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我们的财富定义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财富定义的以下涵义：第一，要把广义的财富定义为一切对人类现在和将来具有使用价值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以某个人主观评价为转移可有可无的效用；第二，要把商品财富和非商品财富区别开来，承认对人具有使用价值的非商品，如公共产品和空气等，虽然没有价格、不进入市场，有的现在也不稀缺，但也是财富；第三，为了说明财富的来源，要把劳动产品财富和非劳动产品财富区分开来，把狭义的财富定义为劳动产品财富，并说明劳动产品财富增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重要意义；第四，为把我国经济活动的目的，确立为最广大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能只把物质使用价值称为财富，要把人力使用价值也称为财富，做出物质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区分。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随着人力以及作为其附属物的健康、知识、科学、技术、信息、经验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财富的概念愈发必要。虽然在马克思创立可变资本理论一个世纪后，即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提出了与可变资本理论具有类似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但是，由于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说明劳动在人力取得和发挥作用中的特殊作用，也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把人力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工具的局限，还把对人力的投资与人力本身混为一谈，所以，这种理论在揭示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方面，其实远没有可变资本理论那样科学和深刻。提出人力财富概念，既吸收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又继承被它抛弃的可变资本理论，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财富的初始源泉是自然和劳动。财富是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物质载体和追求目标。这个载体和目标，一方面表征着劳动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关系；另一方面，还表征着劳动者之间在物质、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交换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与劳动这两个财富的初始源泉不断生产出了各种人力、资本、制度、科技等派生源泉，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了出来。
    
    自然和劳动是财富的初始源泉，但不是一切源泉。人不能只靠劳动改造自然和自身，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单纯依靠劳动创造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情况已经大幅度减少，人类至少要采用简单的工具和依靠畜力来生产。在工业社会里，单纯依靠劳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更是日益减少，更多的是操纵各种机器来生产。同时，人们在用劳动改造自然界和自身的过程中，也不断在改造着人类工具、人类科技和人类社会，使人类工具更有效率，人类科技不断涌流形成越来越大的存量，人类社会制度不断演化前进。这一切都造成人们在创造社会财富时，不必只依靠自然和劳动这两种初始源泉，而且可以越来越多地依靠人力、资本、科技、制度等等这些派生源泉。
    
    虽然自然和劳动都是人类财富的初始源泉，但它们在人类财富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自然是财富源泉涌流的初始客体受动力量，劳动是财富源泉涌流的初始主体能动力量。没有劳动这个财富涌流的初始主体能动力量，自然这个财富涌流的初始客体受动力量和其他财富派生源泉，除了巧合，都无法自动按照人类的愿望涌流增长，所以，财富源泉的涌流必须依靠劳动的积累。这里讲的劳动积累，是指劳动经验、技术、知识、能力在人身上的积累，和劳动改造各种客体财富所创造的资本、科技、制度在物上的积累。没有这种劳动积累，就没有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
    
二、财富的社会堆积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不应是只有单一、片面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共同富裕，而应是融进个人财产，实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兼顾和结合的共同富裕。
    
    财富可以有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等多种社会堆积形式，它们可以由不同所有者拥有。
    
    财产的概念是在财富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指有归属的财富。当某一特定的财富被界定为属于某人或某些人，这些财富就成为某人或某些人的财产，同时也就形成了各种产权。其中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是个人人力财富的财产存在形式。人力财富天然属于个人，但物质财富并不一定属于个人，它除了有一般社会属性以外，还因归不同人所有而具有多种社会存在形式，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和国家的，所以需要分别对这些有着不同归属的物质财富作些分析。
    
    广义的国家财产是指一个国家内的一切财富，不论这种财产是国家内部什么机构或个人的；狭义的国家财产是指国家通过政府或国有企业直接占有和支配的财产（包括国家支持的各种非赢利组织的财产）。国家财产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国家要依靠一定的综合国力才能建立起来、存在下去。而经济实力即创造财富的经济力量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因为，国家的存在，要有一套国家机器——国家机构，而国家机构的运转，以及整个国家的运转，即经济建设开展起来，是需要财产支撑的。
    
    集体财产是归集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财富，它存在的基础，是集体存在的必要性。集体可以定义为：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的组合。集体又可以分为正式集体和非正式集体。集体财产在历史上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产生，并不断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总是希望并有可能与他人结成某种紧密的联系，于是某种集体就会从这种联系中产生。有集体存在，当集体中人们都希望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从事生产时，就会有集体财产，也就会有集体财产所有权产生。集体财产的作用是通过集体表现出来的。
    
    过去很多人认为，只要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集体里就可以实现人人平等和按劳分配，人们自然就可以为集体努力工作了。其实，在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以后，集体仍会存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不可能人人平等。如果这些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不是按劳动贡献形成的，那么即使集体实行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这样的身份地位产权形成的收入分配，也不可能发挥体现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分配的调动积极性作用。实际上，集体里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产权激励约束以外，还有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激励约束。如果在实行集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贡献对每个人的集体生产资料所有权差异影响较小时，让劳动贡献差异主要决定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差异，那么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集体产权关系清晰起来，提高集体的生产效率。
    
    个人物质财富的社会堆积形式是个人财产。长期以来，很多人总是把一切个人产权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同起来，认为个人拥有财产或财产权本身就必然侵害社会利益，就是万恶之源。其实，个人财产或产权，是每个人过上美好生活的保障。人间的种种不幸和罪恶，都不是因个人财产或产权本身引起的。不论人们怎样赞美贫穷，对于一个人来说，你只能是在有了必要的财产以后，才能过上富足文明的生活。个人财产对于每个人的幸福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都知道，没有自己的个人财产，你不仅不能投资创业，连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只能挣一个铜板花一个铜板，一旦有灾有难就会拖累社会和他人，甚至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争来的，如果个人无产状态很好，那么就没有人会为争取权利去“抛头颅，洒热血”，资产阶级也会毫不吝啬把每个人的劳动所得财产还给每个人。普遍的、个人化的产权与优先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完全对立的。个人投资、创业本身不是资本主义，放任少数人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阻碍广大劳动人民勤劳致富才是资本主义，这个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世界范围内走向没落。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把贫穷当作革命的标志、光荣的象征，把富裕视为反动的标志、耻辱的象征。因此，“越穷越革命”、“富则变修”的谬论甚嚣尘上，贫穷被道德神圣化了。这种被扭曲了的财富观，使我们在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关系的处理上，常有一种把国家、集体财产与个人财产对立起来的倾向，总是认为为了扩大国家和集体财产，就必须限制乃至取消个人财产。这种只强调国家和集体财产的重要性、而无视个人财产存在的必要性，简单地把国家、集体财产等同于个人财产的做法，不仅导致了个人财产贫乏，而且也最终导致了国家和集体财产贫乏，经济发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从根本上纠正了这种片面的财产关系理念，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理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三种财产的关系来看，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不应是只有单一、片面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共同富裕，而应是融进个人财产，实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兼顾和结合的共同富裕。即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就是国家富裕、集体富裕和个人富裕并存的共同富裕。或者说，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对所有三种财产都不能舍弃，而是要同时追求，以创造、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的共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事实上这样处理了三种财产的关系，才有效激励了全国人民的财富创造活动，使广大人民有了为民族的世纪性复兴奋斗的强大动力和能力。
    
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分配
    
    富有程度不是人们贡献和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信号，穷人中蕴藏有大量能人和勤劳人。冲破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创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分配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
    
    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体系，十分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分配理论的支持。
    
    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财富分配理论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总是脱离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来研究财富分配，硬把所有资源都说成无需生产就可以存在的收入，论证说这些现成的收入只要按需配置（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或者平均主义地让人人都同等满意，或者让已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人仅凭财产所有权白得更多收入，经济就可以最有效率了。但是，没有人们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根本无法实行按需分配的；富有程度不是人们贡献和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信号，穷人中蕴藏有大量能人和勤劳人。所以，冲破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创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分配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分配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是一种注重研究财富分配与财富生产中人与人关系问题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劳动者是财富的生产者，也应该是财富的享有者，劳动贡献是否得到有效奖励应是财富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创造出的财富集聚，分配财富首先要创造财富，不生产创造财富，财富分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所以财富分配不能光凭人们对已有各种生产要素的主观评价，让财富在非劳动生产要素多的人手中聚集就行了，最重要的是要把财富配置给可以用劳动创造出更多财富的人手中。不注重财富创造，只片面地在人们主观评价的公平和效用上打算盘的静态财富分配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科学发展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分配中必然存在竞争机制。从远古到当代，人们利用环境和自我创造的能力和成就增大了，但是人类整体的这种自立能力，并不能使每一个人摆脱生存压力和竞争，相反，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光有一个强健的身体还远远不够了，人必须在体力之外，使用智力、技术、创造和人际关系。为着生存和发展，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无奇不有的竞争。在充满竞争与选择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生活际遇和价值观也天壤有别，硬要取消竞争，让人们都按一种方式生活，人们作恶的能力固然是小了，但行善的能力也小了。如果多数人的自由竞争，是更多地行善而不是作恶的话，取消竞争和差异对于经济科学发展来说，就是得不偿失。
    
    所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分配，必须与公平竞争相结合。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来说，可以有不同的目的，从而就会有不同的公平根据。所谓公平的根据，就是我们根据什么来谈公平。所谓公平的目的，就是人们要求公平干什么。人们总是以不同的根据、为不同的目的来谈竞争是否公平的。我国现阶段财富分配的公平，应以激励最广大人民创造财富、保护最广大人民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为最重要目的和根据。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有当全体公民都能发挥自主劳动，有机会充当自己向往的社会角色，劳动成果不被别人无偿占有时，他们创造财富、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所以社会公平就应该以此为基础，根据这种国家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使命来规定社会公平，它的一般尺度和标准应是使全体社会成员按照劳动贡献为主得其所应得。
    
    基于这种公平概念，为了推动经济的科学发展，应使劳动者之间通过竞争得到的地位和富裕程度尽可能取决于其对社会的劳动贡献。每个人本身能给予整体经济的就是其劳动，包括活劳动，也包括作为过去劳动结果体现在物上的物化劳动。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劳动。一个人，唯有劳动才能超越人的自然生命而有贡献于他人和国家。充分发展每个人，激励每个人积极劳动创造财富，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前提。财富分配是否公平，归根到底应看它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个人劳动，最大限度地给每个人以必要的发展条件，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所以，我们制定的各种财富分配制度，都不应忽略每个人的劳动贡献差异，不应人为地在财富分配方面把每个人的劳动贡献差异抹平。要保护劳动贡献大的人得到更多的财富。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财富分配，还必须有利于社会和谐，把社会和谐作为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每个人都是工作、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任何人都是个体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个体人就是个人，就是自我和本我，是可以自主劳动的生命个体。社会人则是指按社会要求塑造出来的人，是一种工作、生活在人群（社会）中的人。在现代社会，任何个人都无法脱离群体和社会而独立生活、独立创造财富，所以每个人必须摒弃一些不适合社会的思想和言行，根据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总体需要，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否则，其财富创造和获取活动，就可能是只对自己有利、对他人和社会不利的，从而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为社会所容的个体财富创造和获取活动少，人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你抢我夺、相互争斗上，社会总体创造和可以分配的财富也会随之减少。因此，财富分配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而要促进人民的共同富裕。财富关涉技术，更关涉精神
张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裴小革研究员在这篇讲演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当代人如何看待财富？尤其是在这场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持有怎样的财富观？
    
    文章清晰地将财富概念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并且特别强调了劳动者是财富的生产者，也应该是财富的享有者；劳动贡献是否得到有效奖励，应是财富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
    
    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财富观的一个核心思想。当今的财富问题，一个是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是财富革命问题，一个是当代人类精神现象学问题。公平正义在马克思那里说得更深刻：财富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受特定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分配制度、社会所有制等因素的制约。早期人类更多地受“恶的历史驱动”，财富的占有与支配，成了疯狂贪婪地争夺“剩余产品”的战争。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人类由传统的生存体系步入到现代市场意义上的以资本为内核的财富扩张体系，财富不是受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所支配的市民社会财产关系的抽象形式，而是被私有制所遮蔽的显现物，是资本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坐标。
    
    度量财富的公平与正义，只有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才有可能。财富革命问题，在阿尔温·托夫勒《财富革命》一书中，已经获得现时代的诠释，财富的不同存在形式正设计着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方式，而财富的革命问题，又赋予具有创新精神的国家或企业以更多的发展机遇，新的财富体系要求我们拥有更为崭新的财富理念，在整个全球化经济进程中，运用工具化、智能化的手段，去体验并且创造获取财富的源泉。这显然已经是经济学域外的问题了。
    
    今天，财富概念的外延有了拓展。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了新的财富概念，远远超越了传统范式所赋予的内涵。“扩展的财富”由生产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四组要素的总和构成。财富概念的如此变化，必然带来财富的时间空间量度发生变化。新财富指标的意义也应当朝着财富的可持续性发展而转变。
    
    当下在财富问题上的最为深刻的矛盾，是意识经济学框架中的人类精神现象学问题。当下的危机为我们提出了财富哲学的诸多思考。我以为，财富所延伸的货币化生活世界的困惑问题，其实质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深深扎根于人性之中；这与当下整个人类在经济流转的世界中缺失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由物品经济学走向意识经济学，作为人的类意识的感性存在对象化的异化劳动产物，财富又应当如何接受当下形而上的追问，这是学术界应当关注的问题。发掘民俗节庆的伦理功能
王琪森
    
    民俗节庆的意义除了物化生活层面、感受社会文化的认知层面，还有精神指向层面。认知和践行传统节庆弘扬的民族精神、确认的人文内涵、倡导的道德规范、推崇的家国理念，可以提升我们今天过民俗节日的质量
    
    在喜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也将迎来中秋佳节。这几天，大街小巷已洋溢起浓郁的节庆气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祝福亲人团圆，祈盼家庭和美、国家安泰。它和清明、端午、春节共同构成我们民族的四大民俗节庆。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节庆需求越发强烈，节日气氛更加高涨，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动展示。不过，当下人们欢度民俗节庆，似乎偏重应时应景的物质享受和感官体验，主要节目一是美食尝鲜，如清明吃青团、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春节吃年夜饭等；二是娱乐游玩，如清明踏青、端午看龙船、中秋赏月、春节拜年聚会等；三是应酬交往、互赠贺礼等。这些虽然都是常规的节庆方式及传统的人文礼仪，但我们也应发掘民俗节庆的伦理功能，彰显民俗节庆的伦理价值，弘扬民俗节庆的伦理精神。
    
民俗节庆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伦理内容，具有伦理功能
    
    民俗节庆是族群共同体的一种标志、历史传承的一种载体和人文归属的一种象征，是民族的生活观念、社会理念和思想信念的形象体现。民俗节庆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伦理内容，具有伦理功能。民俗节庆的意义除了物化生活层面、感受社会文化的认知层面，还有精神指向层面。认知和践行传统节庆弘扬的民族精神、确认的人文内涵、倡导的道德规范、推崇的家国理念，可以提升我们今天过民俗节日的质量。
    
    无论清明、端午，还是中秋、春节，它们的主体意蕴基本是：祭祀先祖、祈福家国，天人合一、企盼祥和，敬老爱幼、励志上进等。以民俗学来归纳，这些传统节庆日是祭祀日、庆祝日、亲情日、励志日的集合，而节庆伦理主要表现为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精神伦理。
    
民俗节庆的社会伦理，旨在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成员团结协作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构建和谐家庭。只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才能在节庆时其乐融融。而节庆伦理，正是以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进行着中国式家庭观念的传承，如清明节祭扫先人，就是在强调感恩和孝敬。常回家看看，常陪双亲聊聊天，不仅在物质上，更注重在精神上赡养、关心、体贴长辈，这在当下老龄化社会到来之时有着切实的意义。中秋节、春节等合家团聚时，长辈对下一代作品行教育和生活理念传授。“一粥一饭，应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使他们有更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减少诸如出现在“富二代”中的那些异化现象。同时增强家庭亲情，促进家庭融洽，消弥家庭成员间的隔阂和代沟，处理好各种家庭关系，“家和万事兴”。
    
    ——民俗节庆的社会伦理，旨在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成员团结协作。如清明节社区邻里互尝青团、同事同学相约踏青，端午节同包粽子、共赛龙舟，中秋节互赠月饼，春节的集体团拜等，都是生动活泼、感受温情的社会性活动，其隐含的节庆伦理，就是社会成员间的互助互利、同舟共济、交流互动、求同存异、消除争端、共惠共荣，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很好的操作方式，也使传统节庆焕发出亲和力、凝聚力。
    
内蕴的精神伦理，赋予传统节庆强大的感召力，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民俗节庆中有传承有绪的文化诠释、道德规范和思想情操，这就是精神伦理。比如清明节的“拜祀先祖先辈、公祭英烈前贤”，端午节的“弘扬爱国精神，维护家国统一”，中秋节的“喜庆团圆美满，实现和谐繁荣”，春节的“恭贺人寿年丰，祝愿未来昌盛”。这些内蕴的精神伦理，赋予传统节庆强大的感召力。即使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华裔，也能在民俗节庆的精神伦理中寻根索源，皈依于精神的故乡和心灵的家园。
    
    民俗节庆中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精神伦理，是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是我们共同的人文面孔和族徽代码。在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解读民俗佳节的节庆伦理，大有意义。
    
    （作者为上海文学艺术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为提高成绩，一些家长和考生寄希望于名师和补习——
好教法还需配上好学法
蒋敏然（上海交大附中）
    
    刚开学，就有许多家长东托西问为升入高三的孩子找补课老师。究其原因，无非是想提高孩子的高考成绩。近几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作为教师，我不禁纳闷：补课后孩子成绩一定会上去吗？根据经验和常识，似乎不是。那么，为什么有些学生经过复习，分数能提升？有些却仍原地踏步或者日益下滑？答案之一就在于——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是否相一致，而并非补课本身有没有效。
    
    高考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强调复述、理解、运用教材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而它首先是考教材知识，其次是考组织、综合、思维的能力和技巧。这就要求教师选择相应的教法，教会学生恰当的学法。
    
    教法是多样的，学法亦然。许多方法看上去很有创见，但对高考复习并非都合适。比如发现教学法，虽然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新事物探索、研究、整理的兴趣和能力，加深对概念、规律的理解，这种教法在教授新课和研究型课程教学中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它天生的不足是容易忽视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忽视基础知识的记忆和复述能力。结果必然是上课兴致盎然，考试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政治高考复习运用比较得当的大概要数前苏联教育家沙塔洛夫倡导的“纲要信号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的特点是：用简炼语言表述重点难点知识，逐一列成纲目，教学中问题研究的思路由图示、箭头的指向深入展开，充分体现提纲挚领、简明扼要、信息集中、思维对号的教学特色。
    
    新一轮政治高考复习课中，“单元分类教学法”可能是最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也就是把教学内容（不必按照教材单课次序）分成若干单元，使教学时间相对集中，按考点的知识体系展开教学。这种教学方法的显著特点是：有明确的知识单元、教学单元，便于知识整合，形成教材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在新教材的复习中特别适用，可帮助学生将散落在各课中的知识点相对集中起来，也可用于题型训练时的专题讲座。
    
    好的教法还需要好的学法。一般而言，在政治高考复习中，配以恰当的学法也是极为重要的。教师要在课前、课中、课后指导和教授适合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学习方法。具体复习中最有效的学法包括三种：
    
    一、归纳法。将教材中的某个考点让学生自己先做整理，列出知识点涵盖的范围，即有哪些内容属于这个知识范畴。
    
    二、整合法。每周收集高考范围的时事政治，与教材知识有机连接，写出时政中包含的不同知识点。
    
    三、巩固法。所有复习的单元都要做练习和测验，举一反三，拾遗补缺。
    
    合理的教法和学法是提高学生成绩和综合能力的两个方面。学生良好学法的形成，大多要靠教法的辅佐，许多行之有效的学法几乎都是由教师良好教法转化而来的。恰当的教法需要学生灵活的学法去配合。只有师生紧密合作，因材施教、学教结合，才是提升成绩的法宝。
开学第一课——生命安全开学第一课，究竟应当上什么？这是许多校长精心谋划的课题。今年秋季开学第一天，上海市园南中学第一堂课是逃生自救演习，徐汇区区长陈寅一大早赶到学校，细致体验学生的这场“课外考核”。
    
    园南中学是徐汇区唯一一所“防震减灾”科技特色校，他们以“防震减灾”工作为抓手，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防护、灾难避险、紧急救护方面的系列活动，并开发了与此相关的特色课程，使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意识，培养自救互救能力。校长王亦群强调说，第一堂课选择逃生自救，突出了学生掌握避险能力的重要性，这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成长的保障。无独有偶，今年秋季开学，徐汇区位育中学、教院附小等13所中小学的“第一课”都涉及安全、应急、自救等生命教育内容。
    
    据说，开学第一课安排这项内容，也有政府“促进”的功劳，这显然是对学生全面成长的一种理智态度。
    
    初看起来，这样的“第一课”似乎与课堂学习无关，与课本不搭界，但静下来想想，不无深意。在强调以学生为本、以发展为要的年代，学校教育的“唯一性”便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一线牵”，学习虽是学校生活的全部，是学生成长的要素，但不是生命的全部，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把珍惜生命安排为开学第一课，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的学习。
    
    应当看到，生命教育是需要有提前量的，不能到了火灾时才来讲防火，遇到地震时才明白如何避难的重要性，安全的预防性和自救的预设性，都要在平时形成意识、养成概念和见诸行动。把生命、安全当作开学第一课的“主业”，每每穿插相关的教育元素，这是对学生的重要保护，也是学校平安的坚实基础，从这点上说，开学第一课也不能成为“最后一课”，警钟须常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