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李一哲)

　　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闻名于世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位青年的合名。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学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中共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也应当是文章的作者之一。这张罕见的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由六十七张白报纸组成，作为一张大字报贴于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大字报一出：“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 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１〗在中共方面，广东省委迅速将大字报呈送中央，据说毛泽东曾手持该文，在某中央会议上询问出席会议的中央要员们能否“批倒李一哲”。尽管“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的表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份大字报印发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这在当时，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首肯，是不可能的。” 〖２〗

　　作为一场从根本上藐视任何民主，践踏了所有法制（其中也包括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文化大革命，在其尾声阶段，却由三个这场大革命的产儿——青年红卫兵，贴出了一张以“民主与法制”命名的大字报，不能不说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更何况大字报提出了一系列既不同于有意无意地维护了十七年旧秩序的保守派，又不同于由派性而投靠到“四人帮”麾下的造反派头头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见解。这些异端见解甚至截然不同于“省无联”、“北、决、扬”等“ 新思潮”的思想家们，而又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一系列独立政治思考的成熟与升华。

　　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李一哲们一开头就无所畏惧地自称“异端”。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作为“讨论”的结果，李一哲们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允许有“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其次，李一哲们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对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决不能对不同政见者“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３〗——换句话说，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李一哲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什么“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而是“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而是“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４〗毫无疑问，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有开，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５〗虽然，李一哲们的思想在当时还只是停留在“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这一层面上，但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 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

　　如同国内外的文革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一哲’ 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出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６〗又如海外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揭示：“ 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 ？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７〗因而，李一哲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当然，如同执笔者王希哲后来反省的那样，在主观上他们当时“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明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是在于说服毛泽东。”〖８〗所以，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副标题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已为李一哲大字报的执笔者王希哲在上述引言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然而，如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缺少必由的阶梯一样，李一哲的大字报，代表着年轻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终觉醒的开始，又启迪着人民群众的更大的觉醒。据说当时李一哲大字报上写满了观看群众的密密麻麻的眉批。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远久，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 ”〖９〗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 ”，而且锐利地揭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１０〗的方向走去了。

　　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一方面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社会的良知未死”，李一哲团体得到迅速地扩张。另一方面，中共当局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斗争李一哲。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１９７７年３月，又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这三个年轻人及其支持者。一年以后，他们在中国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被平反。

　　李一哲大字报分为“序言”和“本文”两个部份。“本文”写于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３日，是“为了表示对林彪垮台日的庆贺”，〖１１〗当时也正是“批林批孔 ”运动的热潮中。而李一哲们的思想形成得更早，那时，“四人帮”一伙有意将林彪批成极右势力的代表，而李一哲大字报却鞭辟入里地抓住了林彪一伙极“左”的实质。这篇“本文”曾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而被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序言”写于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７日。因为传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而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有向“四人帮”靠拢的倾向，所以他们决定增写一个长序，连同“本文”贴上街头，直接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尽管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他们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独立思考却遭到了原广东省众多的造反派头头的抵制，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充当中共的枪手，参加了对李一哲大字报的围剿。但这也正从反面说明，李一哲们的思想，已完全超越了狭隘派性和造反派的利益。他们所依傍的并为之奋斗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广阔未来。

　　李一哲的思想同样也不同于以“省无联”、“北、决、扬”为代表的极左派“ 新思潮”。不错，李一哲承续了“新思潮”关于摧毁“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限制特权”等闪光的思想，但他们已把它们提高到了民主与法制的层面。在政治上，李一哲们决不主张打倒周恩来及一大批共产党老官僚，相反坚决地反对“四人帮” 。王希哲后来解释过这一不同：“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 ’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１２〗除此之外，李一哲还在经济体制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独特思考，他们主张“物质鼓励”，从物质上通过法律“保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管这一思考并不是系统与深入的，但在文革所有的异端思潮中又是绝无仅有的。

　　当年，“宣集文”在李一哲大字报的批判文章中指出：“这张反动大字报在‘ 批林’的幌子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极其恶毒的攻击。它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１３〗实践证明他们似乎说对了，一年以后这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四·五运动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数万与李一哲有着同样思想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高呼着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的口号，给了以为十亿人民只会喊万岁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狠狠一击。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尾声中，李一哲们曾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１４〗们，历史证明了“街头读者”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预言与希望。

注解

〖１〗　漆蒙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３—４页。

〖２〗　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５９页。

〖３〗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４〗　同注〖３〗。

〖５〗　同注〖３〗。

〖６〗　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第３４页。

〖７〗　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１９７６年版，第８—９页。

〖８〗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８页。

〖９〗　子川《李一哲和我》，香港：北斗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５５页。

〖１０〗同注〖８〗。

〖１１〗同注〖２〗。

〖１２〗同注〖８〗。

〖１３〗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注《李一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社，１９７６年，第２４１页。

〖１４〗同注〖３〗。

取自"http://www.recordhistory.org/mediawiki/index.php/%E6%9D%8E%E4%B8%80%E5%93%B2%EF%BC%9A%E8%BF%88%E5%90%91%E6%B0%91%E4%B8%BB%E6%9C%80%E6%B2%89%E5%AE%9E%E7%9A%84%E4%B8%80%E6%AD%A5"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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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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