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戒官网: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的麾下 , 名将如林，其中，上将杨勇、杨成武、杨得志 , 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原名杨世俊 ,1913 年 9 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南乡文家市的一个中农家庭。 1930 年 5 月，他在平江参加红军并入党，改名杨勇。他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艰苦时期的磨练，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半个多世纪来，杨勇驰骋沙场，战功卓著，在军队享有崇高的威望。

　　杨勇为人刚直不阿、坦荡如砥，深受军内外人士的爱戴和敬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杨勇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军委碰头会后，杨勇“泄露”叶群批判肖华的建议，给林彪整杨勇以把柄。

　　 1965 年 , 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5 月，在一次会议上，叶群开始拉拢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说什么林总想和你及北京军区的同志谈谈。但杨勇不愿意绕过分管北京军区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而向林彪越级汇报。

　　在 1965 年 12 月于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向罗瑞卿发起突然袭击，罗瑞卿由此被打倒。杨勇对此想不通，曾说：“罗瑞卿同志有什么问题？不就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要夺他的权。”林彪还在观察着杨勇的态度，说“其他军区的情况都了解一些，惟独北京军区的情况不了解”，并要杨勇去见他。但杨勇竟然“不识时务”。

　　林彪终于对他彻底失望了。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曾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

　　 1967 年 1 月 10 日 ，江青致信“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提出要抓部队中的诸如廖汉生、杨勇、郑维山之类的“牛鬼蛇神”。但徐向前对此提出异议，没有同意。 1 月 19 日 ，军委召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军队要不要“四大”。叶群突然提议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为这一建议属于叶群个人提议，所以会议未同意，并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准传达。但杨勇对林彪要扳倒萧华的阴谋估计不足，回去以后即向北京军区作了传达，当晚就有一些人抄了萧华的家。徐向前给杨勇打来电话询问，并作了严肃批评。杨勇意识到错了，表示诚恳地接受教训。次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徐向前再次批评了杨勇，以保他“过关”。

　　林彪、江青向北京军区伸手是从政委廖汉生开始的，以廖与贺龙“二月兵变”有牵连为由揪斗他。杨勇的处境也岌岌可危。

　　军委碰头会刚刚结束，林彪、江青就对杨勇动手了。 1967 年 1 月 21 日凌晨 ，杨勇被抓，隔离审查。妻子林彬和二子杨冀平也被遣送到宁夏干校劳动。此后遭批斗成了家常便饭，但刚烈的杨勇从来不低头。专案组查来查去，始终查不出什么问题，却给杨勇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始，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后来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一个农场劳动。

　　在“解放”的过程中，杨勇对别人从不落井下石，坚持实事求是，表现了高尚的人格。

　　毛泽东并不相信杨勇有问题，在两年后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提到了杨勇：“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吧。” 1969 年 5 月 14 日 ，周恩来向党政口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时，就有此内容。林彪等人及其追随者怕杨勇一事有反复，加剧了对他的突击审讯逼供。 1971 年 2 月，杨勇因为不慎右腿摔成骨折，被送石家庄某医院。一些追随林彪的人为了加害杨勇，决定利用动手术的机会加害他。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马上派飞机将杨勇接到三〇一医院治疗。

　　 1970 年 9 月结束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12 月 22 日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主持了“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的罪行，并对北京军区进行了改组。受陈伯达事件的影响，郑维山、李雪峰分别被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的职务，其职务分别由李德生和谢富治接任。

　　这时，有人劝杨勇揭发原北京军区的个别领导的问题，但直率的杨勇以自己这几年对情况不熟悉为由加以拒绝，诚恳地说：“这几年谁整我，我心里不是完全不清楚。但不能凭感觉去揭发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任地去整他们。”

　　 1971 年 4 月，杨勇的病情基本好转，再在医院呆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正巧此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医院看望他，诚挚地邀请他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杨勇就这样来到了青岛的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这是杨勇一生中最为清闲的一年。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 1972 年 1 月陈毅逝世后，在不长时间内，有 175 位受迫害的将军相继得到平反。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指示负责平反军队军以上干部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副主任田维新派人调查杨勇和廖汉生被打倒事件。

　　廖汉生的子女曾于 1972 年 7 月 1 日 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父亲能够重新工作。毛泽东当即批示道：“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七日。”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廖汉生和杨勇的“解放”得以冲破重重阻力而实现。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江青等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都算到杨勇的账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指示田维新征求一下杨勇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杨勇对此很大度，表示：“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等了半年，才于 1972 年 5 月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你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但田维新却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处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1972 年 5 月到 6 月间，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提议受林彪迫害的杨勇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杨勇被安排到沈阳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杨勇的老战友对此抱不平，认为让 50 年代的大军区正职到外军区降为副职使用不公平。杨勇却并不计较这些，反而很高兴地上任了。

　　在新疆工作期间，杨勇为新疆做了三件大事，还拒绝了江青的拉拢。

　　 1973 年 5 月，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了他中央的决定：调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

　　 6 月 3 日 ，中央的任职通知正式发出。杨勇只给沈阳的妻子林彬打了个电话，连衣服和行李都未带就赴新疆上任了。当时的新疆军区是个大军区，与兰州、南京、广州军区等 12 个其它大军区属平行单位。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勃列日涅夫在苏军入侵中国东北珍宝岛受挫后，把目光转向了新疆。处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杨勇放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新疆去。在同年 8 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杨勇当选为中央委员。

　　杨勇经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为要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就必须修路，修建跨越天山的公路和南疆铁路，将北疆和南疆贯通。 7 月 27 日 ，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杨勇的汇报，批准了修筑“两路”的工程。此外，杨勇还主抓了建造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的工程。这是杨勇在新疆工作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三大工程，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 1983 年天山公路竣工通车时，杨勇却已不幸病逝，没能亲眼目睹新疆建设的这一新成就。

　　鉴于杨勇所处的重要位置，江青为了树立她在新疆的个人威信，对他也进行拉拢，但性情耿直的杨勇并不买她的账。 1974 年 6 月后，江青两次给杨勇寄来“绝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处”。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几期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看的《国内动态清样》，而杨勇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明显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江青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在于试探拉拢杨勇。杨勇对秘书说：不看，给她退回去。并特别交代秘书要退到中央办公厅。“四人帮”为了刺探各地的情况，还派出了所谓的“记者”列席一些省或军区的常委会。可杨勇主持军区党委会却以“不是军区党委委员不得参加军区党委会”，抵制了“四人帮”的阴谋。

　　 1975 年的国庆节前夕，杨勇和妻子林彬为了让因董必武刚刚去世而陷入悲恸的 董老 夫人何莲芝散散心，就同邀了 罗荣桓的 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淇的夫人李贞四位老大姐来新疆。在疆期间，杨勇还陪同四位老大姐看了《洪湖赤卫队》和新疆自己新拍的电影《天山上的红花》。她们很高兴，跟着唱了起来。不料，新疆竟然有人为此告杨勇的状，王洪文随后派人来新疆调查她们到新疆的政治背景和活动情况。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着要追查后台，诬陷她们为“寡妇集团”，要查清楚。对于“四人帮”的追查，杨勇很坦然：我只不过是关心一下老同志，你江青来了，我还不欢迎呢。

　　四位老大姐走后，中央代表团来新疆参加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的活动。团长是杨勇的老战友陈锡联，副团长是站在江青一边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杨勇本来想同陈锡联好好谈谈，嘱咐政治地位今非昔比、已在“九大”、“十大”担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锡联站好队，别被江青拉了过去。林彬很担心，陈锡联虽然是杨勇的老友，但人家老陈今日已是政治局委员，提醒时不好把握分寸。但直率的杨勇坚持要做到知无不言，对老战友负责。可毛远新跟着来了，并且寸步不离陈锡联，令杨勇很恼火。

　　趁着毛远新到烈士陵园去祭奠其父毛泽民，杨勇才有了机会和陈锡联单独谈心。当了解到陈锡联是反对“四人帮”时，杨勇才放下心来。但由于“文革”期间政治的复杂性，陈锡联虽然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但也犯了“左”的错误。

　　 1980 年 9 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陈锡联与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四人退出了中央政治局，淡出政治舞台。

　　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南下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在 1976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杨勇主持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两个党委常委开会，决定新疆党政军举行悼念活动。但由“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不同意。杨勇不理会，和常委同志决定照常进行悼念活动。对于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其它地区都已开展，但杨勇坚持新疆军区“按兵不动”。乌鲁木齐随即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诬陷他是新疆“搞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

　　好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很快结束了。 10 月 7 日 ，新疆党军两个党委举行常委会，会议举行期间，陈锡联代表中央军委打来电话，要杨勇亲自接电话。陈锡联告诉杨勇：“那个‘帮’的问题解决了！”解决“四人帮”后，在传达中央有关精神的两个党委常委会上，新疆一位领导同志认为，不能因为出了“四人帮”，就怀疑“文化大革命”，强调要继续深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对此坚决反对，党委常委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最后，杨勇将分歧报告了中央，请中央裁决。中央的答复是“集中力量批’四人帮’”，并未提及“批邓”。

　　但中央政治局内部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仍有不同意见。就在奉命即将调离新疆之前，杨勇决定到南方去一趟，一来治病疗养，一来为小平同志的复出制造舆论。杨勇是和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一道南下的。

　　在广州期间，许多老同志纷纷提出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杨勇还通过叶选平向在中央政治局内地位举足轻重的叶帅反映了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揭批“四人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 年 2 月，杨勇回到北京，首先去西山看望了小平同志。在老首长邓政委面前，杨勇毫无拘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月，杨勇率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在向中央和军委写的报告中，杨勇特意提到：“金主席、武振宇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

　　 1977 年 7 月 16 日 至 21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

　　 1977 年 8 月 8 日 ，杨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 4 年多的新疆，调总参工作。９月起，杨勇陆续担任了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邓小平兼任），第一副总长，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

　　 1982 年 9 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杨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杨勇是分管军队工作的。工作更繁忙了，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 1983 年的元旦之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医院看望肝癌晚期的杨勇。他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自己已处于弥留之际，但杨勇还关心着胡耀邦的身体。胡耀邦已意识到杨勇的日子不多了，表示年后还要来看望他。杨勇推辞道：“你的担子很重，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目送胡耀邦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