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宫借宝残局:王自法：如何搞好科学研究第五讲 忍受孤单和贫穷

为什么要忍受孤单？因为科研是一个长期的脑力劳动，很多时候是难以产生明显的、漂亮的、有轰动性的成果。如果你选择的是特别热门的领域，世界各地和你一样聪明、勤奋的科学家大有人在，如何在他们之前做出成果，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这种挑战经常是几个月、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地持续下去。在没有得到结果之前，你走的是一条很少有人陪同的崎岖小道，是注定需要承受孤独的。同样的，如果你选择的是一个别人没有做过的新领域，没有类比的资料，没有参考的航标，你就像大海中迷航的小船，不知什么时候达到自己科研的彼岸，还是要承受寂寞。

有点时候，即使你得到了结果，尤其是特别创新的成果，一般是很难立刻得到公认的。试想，如果全世界都认同你的观点，那么这样的观点显然没有新颖性。如果是一个特别创新的结果，必然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得到各个方面的批评和指责，有的是从纯科研的角度对你的方法不赞同，有的是对你的结果的不信任，有的是既得利益者出于自私的反对，而承担这样的结果，当然主要只能是你个人，因此你会孤孤单单地坚持自己的结果，直至它被证明或者被最终否定。历史上，为着自己的科学研究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人也大有人在，例如哥白尼等。所以，搞好科研的一条就是要承受寂寞和孤单。

还是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证明了Fermat’s Last Theorem的普林斯顿大学的Andew Wiles教授。他从还提时代就对费马大定律产生了兴趣，并持之以恒。我们来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I was a ten year old and one day I happened to be looking in my local public library and I found a book on maths and it told a bit about the history of this problem and I, a ten year old, could understand it. From that moment I tried to solve it myself, it was such a challenge, such a beautiful problem, this problem was Fermat‘s Last Theorem.

这里说了三件事，第一，他10岁的时候在公共图书馆看到了该问题（我国什么时候也到处是公共图书馆呀？）；第二，他当时就能理解这个问题；第三，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难度，并下决心开始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意识到费马大定律的难度，他并没有选择它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他说，

... the problem with working on Fermat is that you could spend years getting nothing so when I went to Cambridge my advisor John Coates was working on Iwasawa theory of elliptic curves and I started working with him...

可见在Wiles教授的科学研究路上他是多么的孤单！之后，他时候不忘对费马大定律证明的追求，他说，

... after a few years I realized that talking to people casually about Fermat was impossible because it generated too much interest and you cannot focus yourself for years unless you have this kind of undivided concentration which too many spectators would destroy...

所以，他选择了孤单地只身前行。直至1995年，他才完全证明了费马大定律，如果从他10岁算起，这时时间已总共过去了32个年头！

忍受寂寞的第二个例子是美国人梭罗。大约在160年前，他拿上工具，独自一人来到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的瓦尔顿湖边，用自己带来的工具砍下了松树，搭建了一间小木屋，从此开始了自我放逐式的隐居式生活。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备尝无人问津的寂寞，将自己在大自然中观察与劳作得来的感受写成了著名的《瓦尔顿湖》一书。两年多时间鲜于和外界接触，其承受的寂寞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不能忍受寂寞和孤独是难以成就科学上的大业的。

做好科研的另一个条件是需要准备过贫穷的日子。为什么？因为科研本身不会马上得到直接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科研没有完成的时候。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年轻的时候，有精力，有闯劲，可以做出好的科研成绩，但是，没有经济条件。到老一点的时候，地位高了，经济也好了，作科研的动力和冲劲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当今世界，除了中国的情况例外，做研究和做教授的就是一般工薪阶层，不可能也永远不是富裕阶级，所以，既然下决心搞科研，就要准备过苦日子。

就拿大家都熟悉的居里夫人来说吧。年轻的时候，家里没有钱，只好给别人家作家教攒钱，然后上大学。开始科研以后，仍然是穷人一个，自己和丈夫一起，围着围裙，没日没夜地搅拌着几吨的沥青，企图提炼自己需要的稀有元素。即使是成名以后，甚至是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因为放弃了镭的专利权，她还是穷人一个。1921年，为了给自己的祖国波兰捐赠一克镭用以科学研究，自己奔走相告，最后是在美国人民的帮助下，才得到了这么珍贵的一小克镭。

今天，在日本最好的大学东京大学当教授，地位应该是够高的吧？东大教授的收入也就一年1000万左右，基本上和我毕业第一年所挣的收入差不多！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当教授，如果是土木工程系，一年也就十多万美金，仍然和公司的一个没有管理职能的高级职员所挣的相差无几。

所以，我想说明的事情有两个方面。第一，要搞科研，就必需放弃挣大钱的思想；第二，中国的少数教授收入奇高的想象是不正常的，早晚需要被纠正。

如果想挣大钱，要么去公司，要么搞开发。我这里的开发是指开发新产品，而不是我们中国常见的科技圈钱活动。例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Jacobi教授因为开发出了移动芯片，成立了QualComm公司，让自己、学校和公司的员工发财，那是对经济的贡献。相对比，我们的各种安全鉴定、环保鉴定等各类强制性靠法律边缘吃饭的科技服务，能产生多少科学价值？

中国号称是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可是，我们的产出咋样？为什么？我想，有相当一部分钱被课题相关者放入了自己的腰包，让一些搞科研的人成了相当富裕的人，这是不正常的。真正的科研者，是要有过贫穷生活准备的。又想搞科研，又想发财，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好事？

所以，当一切回归真值的时候，就是需要各位搞科研的人忍受在社会中相对贫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