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号队大鼓的打法:中国需要个人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9 08:42:16
 我要发帖

『关天茶舍』 (原创)中国需要个人主义

点击:251  回复:2 作者:鸽派虹  发表日期:2006-5-23 19:10:00
回复 
         (原创)中国需要个人主义
  
  
  一,中国历史上的个人主义思想
  说起个人主义,我们中国人的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总是一个负面印象,我们从小受到的集体主义灌输告诉我们:个人主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自私自利。对于个人主义,儒家先师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做过批判,他将当时个人主义者杨朱的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作为极端自私的典范,与儒家的济世思想对立观之。无独有偶,孟子之后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劝谏君王:“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今上尊贵轻物而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众所周知,法家以阴谋权术和帝王之学自诩,所谓“法,术,势”,法家之“法”乃愚弄黔首,恐吓百姓,不择手段,逞君王私欲之“法”,与现代法治之“法”的含义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韩非子所抨击的轻物重生之士,指的就是战国时代以杨朱为代表的中国早期个人主义者。在推崇专制极权的法家看来,此类个人主义者轻视物质和名利的诱惑,珍视个体生命和人格,不为当时统治阶级的诱战政策所动而成为君主驰骋沙场的棋子,无异于法家施展“法,术,势”,实现“宏图抱负”的绊脚石。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历来排斥个人主义而崇尚集体主义。历史学家钱穆对此概括道:“人必在群中始有道,必与人相配成伦始见理。离开对方与人群,亦就不见有个人。因此这个人必配合这对方与大群,而一切道与理,则表现在个人各自的身份上。”可见,儒家思想是将人看作“群”和“类”的存在,每个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后,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这里,道德角色被本体论化,个人的存在则被置于其后。而道德本体论的依据又是“人性本善”。 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矣,弗思耳矣。”因此,人在“群”中担当一定的道德角色,就是顺理成章,合乎自然了。然而,从千百年的历史和人类进化的历程来看,“性善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就连荀子这种特立独行的儒家也认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根据现代的观点,荀子这种看法恰恰符合人性的真实。遗憾的是,荀子的声音并未引起历代儒家的重视,孔孟之后的儒家思想始终只是围绕“性善论”转圈圈,这就造成一种二元分裂:性善论的伪命题造就高不可及的道德标准,极少数人能够知行合一,达到这个标准成为真君子,大丈夫;而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却远不能知行合一,只好口是心非,随波逐流,使儒家道德成为一个空有其表的光鲜牌坊,牌坊后面则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正如朱熹所言:千载之下,大道未尝有一日之行也。
  
  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一枝独秀,形成了思想霸权。这种儒家思想与孔孟的原教旨又有所不同,淡化了孔孟思想中可贵的民本思想而强化了尊卑等级,使得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史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到了魏晋,治乱循环周期缩短,战争与和平频繁更迭,这一方面使儒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减弱,另一方面又使知识份子在战乱的伤痛中感怀生命的短促,人生的无常,并进行哲学上的反思,大大激发了文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由此,中国的人文思想在魏晋时期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与此相伴随的就是中断了数百年之久的个人主义的复苏和张扬。这一时期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推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在他写给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山涛的信《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写道:“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夫人之天性,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山涛本来也是一位隐士,司马昭掌权后重用山涛,让他负责官员的录用,而尽职的山涛举荐了志在山水之间,“目送飞鸿,手挥五弦。附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嵇康为官。嵇康在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谓山涛枉为知己,于是写下此《绝交书》。在嵇康看来,尧舜式的君王,栖身于山岩的许由,兴汉百年的张良,或者吟游放歌的接舆,他们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志向,情趣,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入朝为官或者隐居山林没有高下之别。这其实已经道出了个人本体论的精髓所在,诚如哈耶克所言:“在个人领域内,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判断是至高无上的”。而嵇康宣扬的人性自由的个人本体论相比由基督教发展而来的个人本体论显得更有亲和力和人情味。
  
  毫无疑问,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儒家学说政治文化霸权的反动,在儒家学说一家独大,思想领域万马齐喑的中国封建时代尤为难能可贵,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强大的封建专制势力面前,嵇康只能作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司马昭终于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将嵇康处死。临刑前,嵇康神色自若,又一次手挥五弦,弹奏起《广陵散》,《广陵散》遂成绝响,也可以说,《广陵散》标志着古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华彩乐章。
  
  
  二,现代个人主义的涵义与价值
  
  现代个人主义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基督教,成型于文艺复兴之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它们之间彼此互斥,完全不能相容。个人主义的核心是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它认为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是本源,个人既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也是最高单位。个人主义承认有比个人更大的单位,例如国家,政党,宗教团体等,但个人主义只承认它们更大,在价值上不承认它们更高。在个人主义看来,每个个人在他的纯个人领域内都是至高无上的,应该得到平等尊重,集体无权高高在上对其进行干涉或强迫其作出牺牲。就不能象司马昭那样:你嵇康不信我们这个集体大多数人都信的儒家,还要宣扬你“非汤武而薄周礼”的思想,我们就要以扰乱集体的名义强迫你甚至消灭你-----哪怕整个集体除了嵇康以外其他所有人都信儒家,这个多数人的信奉也并不顺理成章就高于嵇康个人的信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个人主义价值观中的某些个人权利(当然也是每个人都平等享有的)是完全刚性,不容挤压,不容侵犯的,以集体,以大多数人的名义也不行。而集体主义则把个人权利当成一个“柔性”的东西,为了所谓集体的利益,只要集体认为值得,可以对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作出强制性的牺牲。
  
  个人主义认为,任何社会团体包括国家在内都是一种“自组织”形态。即从个人角度出发,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或利益而自愿组成的,除了个人的目的,社会或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边沁曾说,所谓“共同体”完全是虚构的概念,“共同体的利益”只是该共同体的成员的利益之总和。需要澄清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集体主义----比如我们经常劝别人:“你要发扬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嘛”,这里所说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严格定义上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而是泛指团结,我们所谓的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实际上是要发扬团结精神。但个人主义并不排斥团结协作和牺牲奉献精神,关键是这种团结协作和牺牲奉献是基于个人自愿的基础,而不是集体强制性的安排。笔者曾经看过一部美国影片《冲天大火灾》,说的是一大群社会名流在新建成的该市最高建筑----一栋一百多层的摩天大楼上聚会,结果大楼的中层发生火灾,所有的人都困在顶层的宴会厅里。经过抢救,有一部分人坐直升机和滑索逃生了,还有一百多号人一筹莫展,包括该市的市长。这时侯大楼的设计师出了个点子:用炸药把楼顶的水塔炸掉,利用水塔中的几百吨水来灭火,但是,负责去炸塔的两个人基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接下来那个负责抢险的美国“领导”就很体现了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他把实际情况原原本本告知了负责抢险的消防队员,由他们自决。谁愿意去当英雄?去了九死一生,但不去也不会受到任何指责。他可没有隐瞒风险性,也没有下死命令:“为了领导和群众的安全,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把水塔炸掉。”尽管牺牲两名消防队员就可以挽救包括市长在内的一百多名社会精英,但没有人去算这道不等式,生命不可以这样衡量。对于你的亲人而言,一百个社会精英的生命也未必得比得上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来得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管儒家一贯批判个人主义,但这句话却很好地道出了个人主义的真谛,个人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推己及人,平等待人的换位思维。由此不禁又想起克拉玛依大火中那句“震古烁今”的“名言”:“让领导先走!”在一个自古就提倡集体主义的国家却如此凸显了领导个人,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价值,但并不把个人当作自给自足,与社会隔绝的自了汉。相反,个人主义鼓励一种对自我负责,进而对家庭和社会负责的精神,鼓励个人参与社会协作和交换。波普尔认为,个人主义同唯我主义或自私自利根本不同,自私自利的行为既可以是个人做出的,也可以是一个集团做出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从人类诞生那一天起就有,而个人主义则产生于近代文艺复兴之后------“平民个人的崛起无疑是现代社会最本质的特点,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文明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个人主义对他来说还是个新名词,在他的著作中他写道:“个人主义是个新奇的词汇,它表达了一种新奇的观念。我们的父辈只知道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托克维尔区分了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私自利是“一种强烈而夸张的自爱,它使一个人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要把自己放在世上每件事之上。”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成熟而镇静的感情”。“美国人承认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合法性。但是自利应合乎法律,来得诚实,而且以不损害他人的自利为基础。同时,他们相信一个人在为他人服务时也是在为 自己服务,牺牲精神并非单方面的付出,所以美国人不喜欢侈谈献身精神”。“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并不见得很高尚,但它简单明了,它并不以伟大的事业为目标,但是能毫无困难地达到它所追求的那些目标。它也是各种能力的人所能把握的,所以每个人都不难学习和坚持它。”。“这一原则 也许妨碍某些人远远高于一般人水平,但另外一大批人,他们原本会远远低于一般人,也就被遏制住了。从个别人看, 他们被这个原则降低了,但从全人类看,则被升高了”。对比一下儒家思想人性本善的伪命题,那遥不可及的道德高标,我们就能明白近代西方之所以能够崛起并超越中国的原因了。
  
  三,中国需要个人主义
  
  被儒家思想牢牢控制的古代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个人独立性的等级社会,每个人都必须严格恪守身份,稍有逾越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创造力都受到极大的压抑,而皇帝和高官却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潭死水,最终走向腐朽没落是带有必然性的。欲强中华,必先从个人的觉醒开始。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认为: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他说:“为我也,利己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现在却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至此,为孔孟道学诟病千年的杨朱思想“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悉天下而奉一人不取”第一次被主流知识份子给予正面评价,个人主义思想又一次在这千年古国复苏。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当然是一种值得商榷的极端表述,如果拔一毛真能利天,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吝惜自己这根毛。杨朱真正想强调的是一种高度的自尊自爱,以及维护个人权利的决心。如果每个人都能坚决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那些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级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则“悉天下而奉一人”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说起来,个人和集体真是一对奇妙的辨证统一体。我们这个自古就秉承儒家集体主义原则的民族却成就了无数独夫和暴君个人独大的欲望,而西方自个人主义诞生以来却极大地张扬了民众和集体的力量,大大削弱了个人专断,把统治者都关进了笼子。看看现代史,凡是那些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几乎都出现过狂热的个人崇拜,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被凸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个人主义”还“个人主义”。统治者可以一句顶一万句,把个人理想和个人意志强加给民众,对民众“狠斗私字一闪念”,民众连养只鸡喂只猪的个人自由都被剥夺,其结果就是“使人人皆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统治者的“一己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强调集体却成就了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说起来很简单,个人主义强调“每一个个体”的平等权利,社会自然就会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某一个个体”独大的现象自然就会被削弱。而集体主义强调单一的集体,忽视“每一个个体”,结果反而走向了单极社会,最终是集体中的“强势个体”脱颖而出,一人或一集团独大。集体主义强调为了集体可以无条件牺牲个体,但是谁该牺牲呢?由谁来决定取舍呢?领导吗?如果领导不够高尚,私心作祟,那么他做出的决策很可能就是违背集体利益的。如果领导足够高尚,那么高尚的人怎么可能让别人做出牺牲,而自己不身先士卒呢?所以我们可以看看,那些高唱改革牺牲论的,动不动就要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民工的利益,牺牲几千万下岗工人的利益,他们自己是从不做出牺牲的。他们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住房,让那些被强迫拆迁的人有个栖身之所?他们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食物,让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农村学子改善改善生活?一说牺牲就是要别人牺牲,而且打的还是集体的旗号,集体啊集体,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但如果我们承认“人之初,性本恶”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人人平等?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个人主义?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自由民主?
  
  有的左左可能要说俺别有居心了,你煽动个人主义,岂不是要制造矛盾,制造分裂?我又要重复前面的话题:个人主义和团结协作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个人主义有利于团结协作。中国有句古话:“强扭的瓜不甜”,中国还有句古话:“捆绑不成夫妻”,只有在充份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团结才是真心诚意的团结。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书震惊世界,在其新作《信任》一书中,他把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归为高信任度社会,而把中国和韩国归为低信任度社会。他说:“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福山认为美国人具有高度的协作精神和结社倾向,因此美国人可以很轻松地为了共同目标团结到一起来,建立大型企业和经济组织。而中国人虽然自古以来就强调集体主义,并建立了貌似统一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一盘散沙,国民没有个人价值和个体尊严可言,中国人的信任也很难超出家庭之外。福山分析说:“华人企业在制度化方面的步履艰难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而无法成大气候的原因。这也赋予了华人企业以另一个特性: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在低信任度社会里,民营企业家不敢给予职业经理人充份的信任,而只相信自己的子女和亲人,要与他人达成信任合作就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这极大阻碍了华人企业的发展。
  
  我们还可以看看那些体育竞技中的集体项目,比如足球,篮球等,这些项目都需要很好的团队配合,但是在这些项目上,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人比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人玩得好吗?你也许要说这是诸如职业化,发展时间等其他方面的原因。那我就来说说新兴的项目----电子竞技。众所周知,中国和韩国是电子竞技强国,在刚结束的第五届WCG(world cyber games,世界电子竞技大会)上,中国魔兽争霸选手李晓峰刚刚赢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WCG金牌。而在前四届WCG的星际争霸和魔兽争霸比赛中,中国也取得了很优异的成绩,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韩国就更不用说了,当之无愧的电子竞技第一强国。但唯独在最强调团队配合的反恐精英这个项目上,中国和韩国却一直停留在世界三流水平,连瑞典都打不过,与此相对的是美国反恐精英代表队对WCG金牌的蝉联和垄断。是群众基础不好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反恐精英玩家群体。是比赛打得太少?中国的星际争霸和魔兽争霸选手也是业余的,参加的职业比赛也不多。笔者大学时代经常到网吧去,几乎每次去网吧都看到有人玩反恐精英。冷眼旁观,这些反恐精英玩家或兴高采烈于背后偷袭得手,或自我陶醉于上房打冷枪瞄掉了几号人,或夸夸其谈于如何以一当十,不时还有人破口大骂作弊者,总之目光之所及就是一大堆丛林法则者和投机主义者,鲜见有人强调集体配合,商讨和设计富有创意的团队战术,而这,恰恰才是反恐精英的精髓所在。中国的反恐精英代表队成员总是哀叹自己的枪法不比别人差,反应不比别人慢,差的就是团队配合。但团队配合意识是怎么来的?是组队以后才临时练出来的吗?显然不是,团队配合意识是从业余爱好者阶段就逐步培养锻炼的,这里面肯定有文化背景的因素在起作用。
  
  当然,团结问题不光是由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所决定的,它还和信仰有关。但一门好的信仰,必定是引导人们平等互爱,互相尊重,提升信众人格水平的信仰,从这个角度说,这种信仰也包含了个人主义元素在内。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痛,其根源就在于个人权利得不到尊重,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因此动荡不断,在外敌面前缺乏凝聚力。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似乎有必要做更加深入的冷思考,要认识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舞弄得不好会伤及自身。要制约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滥觞和负面效果,就必须彰显个人主义,回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道路上来,这也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方针。个人主义是一个丰厚的思想宝库,中国需要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