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的反义词是什么呢:魂兮归来——九江城市精神探源

　　但如果你与朋友谈及九江人，没准印象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九江人长于讽刺、短于做事，精明世故但却不敢为天下先。一件事可以批评得体无完肤，但拿不出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夸夸其谈，其实半桶水。视野狭窄，小市民风气浓厚，自我感觉良好，落后而不自知。不团结，擅窝里斗。没有文化底蕴，好麻将棋牌，时间荒废于无意义的休闲游戏。

　　笔者便是九江人，竟两次遇到与籍贯相关的尴尬。原所在单位某高校年终聚餐时，酒桌上领导如是说：“你不像九江人。”后有一位忘年交的师长为我撰文，竟也如此写道：“你可以说他是江西任何地方的人，但不像是九江人。”当时我不明其中缘故，惶惑不已，直到一个异地好友悄悄对我言：“外面都认为，九江人很坏”，才恍然大悟：原来，领导、师长、好友都是赞赏我，为我好，才从九江人中将我除名。但我并非从外地迁居九江，不能变更祖籍，弄得长久以来人问籍贯，我都理不直气不壮地小声嗫嚅，仿佛盗窃而被当场捉拿的小偷。

　　九江历史之久，风景之美，文化之胜，令人观止。但当代九江人名声之不佳，又令我难堪。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但九江山清水秀，按理应该“良民大大的有”，为何却事与愿违，孕育出现在的“谤满天下”?九江人为何成了精明懒散的代言人?两千多年的九江人，难道一直便是这副模样?要想还九江人一个真面目，找出真正的九江城市精神，笔者只能上征古史，试图揭开九江两千多年的精神流变。

　　上古时代，九黎与轩辕为中国两大部落联盟，即今日所谓炎黄二族。两族为争部落联盟首领之位，发动战争，历史记载为“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炎族战败，部落部分融入黄族，便是今日“炎黄子孙”的来源。九黎余部“蚩尤”、“三苗”等尚未臣服。为了统战已臣服的九黎部落，有利“民族团结”，于是“官家”史书改写为“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九黎余部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之间，即今九江一带。尧继位时，三苗不服，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三苗败，尧遂将臣服的部分“三苗”之民流徙到西北的三危山(今敦煌附近)。舜代尧为部落联盟首领后，三苗仍不服，舜乃整军振旅，征讨三苗，三苗败。禹继位时，三苗又不服，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战，三苗大败，余部南迁，从此衰微。此后，史籍中再不见三苗的活动。

　　神话传说通常是某个地域的集体无意识写照，正如梦境里蛰伏着做梦人的下意识。九江人最为本真的形象，正是镌刻在这些由神话传说提供的历史记忆里。这种精神传统不见经传，不见诸二十四史，更不可能在各种演义中读到，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了九江人最为本真的精神气质，那就是不向君王臣服、不向权力低头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仿佛《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刑天舞戚、精卫填海，是杨朱“无君”思想的精神源头，是美国独立革命领袖巴德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的中国版本。与现代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异，那时的九江人深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用武装起义喊出了追求自由精神的时代最强声。

　　三苗迁徙衰微之后，九江自由精神消隐难寻。直到晋人南渡，将道家和佛教思想带到江南，自由精神才因此复兴。代表人物便是佛教净土宗始祖、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和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九江诗人陶渊明。

　　慧远大师虽非九江人，但其长期主持庐山东林，道风日盛，德行感召，各方名僧雅士不期而至。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宗炳、谢灵运等一时俊杰，都慕名而来。时太尉桓玄欲令沙门(僧人)一律应礼敬王者，致书慧远，征询意见。慧远提出异议，并撰《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出家修行的沙门应高尚其事，不以世法为准则，不敬王侯，从而化导世俗。这篇文章，不啻将中国佛教从帝制权力中搭救上岸的福音书，维护了宗教信仰的高尚与纯洁。而信仰道家哲学的隐逸诗人陶渊明，更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南野，自食其力，成为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精神的楷模。一僧一俗之人格操守，让后世企羡千余年。

　　其后唐宋元明清五代，君主专制日渐加强。慧远、陶渊明遗风，渐趋黯淡。直至晚清民国，西学东渐，自由民主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在吸收了现代西方民主思想之后，九江自由精神二次复兴。新闻报刊作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成为追求自由民主之中国人的首选武器。九江仿佛与专制天生格格不入，在晚清民国时代诞生了两位名动一时的新闻界人士：黄远生和徐宝璜。

　　徐宝璜是最先在中国开设新闻学课程的大学教授，被誉为“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界开山祖”。他主张报纸应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提倡道德，开启民智，代表国民向政府提出建议和要求。而黄远生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以自创的“远生通讯”对当时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陆征祥、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案、袁内阁两次倒台、“二十一条”、唐绍仪下野等。他的报道“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将真相告白于天下。并因对政治领袖的客观批评而被领袖派人刺杀。黄远生的死仿佛预告了自由民主的厄运，随着新闻管制日趋加强，自由再度黯淡沉潜。

　　从三苗到慧远陶渊明，再到黄远生徐宝璜，三起三落，这便是九江城市精神的发展史。他们在历史风暴中谱写了一曲自由灵魂的交响。九江不仅是风景秀美的名城，更是自由精神的圣地。探源九江城市精神，并非挖掘一些历史名人的陈年往事，而是对两千多年历史风尘中自由的“九江魂”所进行的文化考古。当代九江人的缺点，如精明世故、长于讽刺、休闲懒散等等，只是在帝制时代认清专制面目的清醒头脑、对专制进行反抗的批判精神、与专制不合作的独立姿态等等的伪形和恶性发展。若能坚定信仰，良性发展，便是“三苗——慧远陶渊明——黄远生徐宝璜”的自由精神复苏;若无人格操守，恶性发展，便是精明世故、讽刺懒散的现代泼皮。

　　如今已为共和时代，市民社会日渐发展壮大，正需持独立自由立场的批评者为民喉舌，完善社会监督体制。九江人的这种性格，最适合从事现代舆论批评工作。荣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震动全国的“三鹿奶粉”揭黑报道者，九江人简光洲，便是自由精神在当代九江人身上复苏之一例。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谨以本文祭奠传承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九江先贤，致敬辛亥前后投身报界、为民喉舌的九江后贤，寄望自由精神重新引领九江人民精神超拔，接通沉潜两千多年的历史底气，开创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