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读伤悲 林忆莲 网盘:落魄陈独秀与潘兰珍的忘年恋

老夫少妻：落魄陈独秀与潘兰珍的忘年恋

　　“民惠”轮上的一对逃难夫妻

　　位于山城重庆上游的江津，原本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偏僻小山城。然而1938年，由于日本军队进逼武汉，形势险恶，武汉告危，国民政府从武汉迁都重庆后，这个小山城，顿时也热闹起来，避难者蜂拥而至，社会名流也从四面八方逃难荟萃于此。

　　中国人决不会忘记，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八一三”淞沪战争一声枪响，侵华日军速战速决，大举进攻，上海失守；接着跟踪追击，合围南京，兵临城下，国民政府仓皇迁都武汉；继而南京沦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几十万同胞惨死在日本军人的屠刀之下，尸体遍城，血流成河，染红了滔滔长江水。1938年，疯狂的日军溯江而上，侵犯芜湖、安庆、九江……扼长江之要塞，直逼武汉。日军所犯之处，烧光、杀光、抢光，一片瓦砾灰烬，陈尸街头，血水横流，触目惊心。“同饮一江水”的长江沿岸人民，陷入了苦难深渊，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纷纷入川逃难。一时间，陪都重庆，机关、学校林立，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蜂拥而至，把个山城挤得人满为患，物价暴涨，供应奇缺，要想觅得一席栖身之地比上天还难。随之，日机空袭轰炸频繁，尤其是1939年5月初，连续两天大轰炸，炸得山城一片焦土，破烂的屋宇，倾圮的电线杆，荒冢一样的瓦砾场……抗战大后方，也成了屠门，成了新坟，一片凄惨，一片恐怖……于是，机关、学校和难民，不得不纷纷向重庆周围疏散，以躲避日机的空袭轰炸，这样，与重庆毗邻的江津便成了疏散地“小重庆”。

　　1938年8月3日，自重庆开往江津的“民惠”轮，挤满了到江津逃难的人们。这天，赤日炎炎，天气燥热，热得人们汗流浃背而不可忍耐，纷纷走出舱外，透透闷气，沐浴江面那丝丝清风。这时，一位面容憔悴，颧骨高耸，疲惫不堪，身着白色对襟褂，年近六十的老人，在一位个子不高，四方脸膛，胸脯丰满，身着一件褪色旗袍的年轻女性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上甲板，默默地凭舷凝视着那滚滚流逝的江水。他时而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时而抚摸那随丝丝清风吹拂的山羊胡须，脸上掠起几丝惆怅、茫然的表情，显得思绪纷繁。他不时与依偎身旁的年轻女性窃窃私语，脉脉相视。他们满以为，从此可以结束颠沛流离之苦，离开那熙熙攘攘的城市，避开那人世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到江津这个僻静的山城，可以避开日机的轰炸，也可以休养生息，恢复昔日那挥毫写作、安逸平静的生活……想到这些，这位老人脸上不禁浮现一丝饱含希望的微笑，抬头向轮船前方眺望，盼望那江津城早点跳入眼帘，早一刻踏上那陌生的异乡之地，开始他那“隐居”的寓公生活……

　　这位老者正是被蒋介石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的陈独秀，身旁那年轻女性，正是狱中相伴，紧随陈独秀的少妻潘兰珍。那么，出狱而获得自由的陈独秀，为何与少妻不远千里，从长江下游大城市溯江而上，几经飘泊流落而来到江津这个偏僻的山城呢？这就要从他出狱后说起了。

　　拒当劳动部长

　　1937年8月25日，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数学教授、陈独秀同乡好友余光烺先生(陈独秀关押在南京监狱初期，余先生偕同夫人常到监狱探望陈独秀，并特意做些可口小菜给陈独秀调剂生活，帮助他洗涤衣被)，突然收到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二人联名的请柬，邀请去赴家宴。余先生对他们兄弟俩的约请感到不解和为难，平时与陈家兄弟素无来往，怎么突然来邀赴家宴呢？余先生思前想后，不知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陈家兄弟都身居高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主要成员之一，与蒋介石同出于陈其美门下。靠着这种关系，陈果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二陈又是中统特务组织的创始人，一直党权在握，且根深蒂固，当时流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提起陈家兄弟，谁不退让三分。靠教书为生的余先生，岂好拒绝陈家弟兄的邀请呢？于是，余先生偕同夫人，忐忑不安如约前往。

　　这天晚上，余光烺夫妇走进陈家公寓富丽堂皇的厅堂一看，正中向外是总理遗像和遗嘱，旁边配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墙壁上画着彩色图案的小方块，镶着镀金的、华丽的框子，角上刻着精红的花朵；天花板饰有淡淡图案花纹，装在天花板上的灯球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线；墙壁上还装饰有华丽的壁灯闪光耀目；打蜡地板，发出微红的光亮，十分典雅气派。再仔细瞧，厅堂中间几张红木四方桌，白桌布上金、银、玻璃器皿闪闪发光，桌上摆满各色菜肴，宾客围坐，谈笑风生。他们夫妇俩迈步走近再一瞧，剃了新头，身着一身洁净衣服的陈独秀及他的夫人潘兰珍，竟赫然在座，令他们一惊。陈立夫见余光烺夫妇来到，便笑盈盈地迎上前来，说道：

　　“今天是家兄和鄙人给陈独秀先生洗尘，请余先生夫妇作陪。你同陈独秀先生同是安徽人，又是世交，今天，请你陪陈独秀先生多喝几杯。”

　　噢，是这么回事，余光烺夫妇顿解心中疑惑，向陈立夫笑了笑，便入座。

　　陈独秀见好友余光烺及其夫人入座，忙上前握手，并顺手举起酒杯，十分高兴地说道：

　　“余先生及夫人，谢谢你们夫妇对鄙人在狱中的热情关照。鄙人平生滴酒不进，请允许我敬你们一杯！”

　　余光烺边摆手，边说：

　　“且慢！独秀先生，鄙人应先敬你一杯才是，你从狱中出来既是新人，又是喜事，值得庆贺，岂能让你先敬我一杯呢？”

　　“好了。在座的诸位先生和各位女士，同独秀先生都是难得的好友，还是让我们共同敬独秀先生一杯，为他洗尘。”陈果夫举起杯，以东道主的口气说道。

　　“好！”诸位宾客异口同声。顿时，宾客举起酒杯，一同与陈独秀碰杯。陈独秀其乐融融，一饮而尽。他放下酒杯，连忙双手抱拳，向诸位一拜，并说：

　　“谢谢果夫兄弟和诸位对鄙人的盛情款待！鄙人无罪坐牢五年，吃了五年的白饭，这就要多谢蒋先生了。”说得诸位笑了起来。

　　笑声中，陈果夫从座位上站起来，笑声朗朗地说：

　　“诸位，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在座的不约而同地问道。

　　“鄙人受蒋先生委托，他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长，为中华民国效劳。独秀先生，你意如何？”

　　“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谢意。不过，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他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这真是异想天开。”陈独秀说完，不禁幽默地笑了起来。

　　“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的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如何？”在座的循声一看，说话的正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他与陈独秀多年前曾同在北大任教，两人过从甚密。朱家骅本想为此给刚出狱的陈独秀找一条出路。然而，陈独秀不领他的情，他听了朱家骅的一番“好意”，当即拒绝道：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五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停了一下，陈独秀摸摸山羊胡须，换了换语气说：

　　“请朱先生转告蒋先生，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我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的“天机”，弄得陈果夫兄弟和朱家骅十分尴尬，家宴不欢而散……

　　余光烺等暗自称赞陈独秀的骨气，不奴颜婢膝，光明磊落，仍然是一条硬汉子，老蒋也奈何他不得。

　　不去美国做“寓公”

　　陈独秀出狱后，他每时每刻都在思索着何去何从。无家可归，寄人篱下，靠人施舍，总不是长久之计。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幸亏他朋友多，名气大，帮他找出路的人也多，但由于他的古怪脾气，条条路又被他堵塞，朋友也无计可施。

　　“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慕独秀先生之名，邀请独秀先生去美国写自传。一切安排妥当，盼往。”

　　陈独秀听了传话，顿时把他记忆的长镜头，追溯到创办《新青年》杂志那个时期。

　　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擂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鼓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那时，他与胡适并不相识，只是从同乡好友汪孟邹口中得知，他有个小同乡，名叫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于是，他叫汪孟邹写信给他的小同乡并向他约稿。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他在信中写道：

　　“这个《青年杂志》，是皖人陈独秀先生主编，深受国人欢迎。陈独秀先生向你约稿，尤其望你能在文学革命、白话文体等方面赐稿。”

　　同年12月13日，他再次叫汪孟邹写信给胡适，重申他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大洋彼岸的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

　　“今日欲为祖国创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中国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当时，他对胡适的意见十分赞赏，并写信给胡适，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翻译像《决斗》那样的短篇名著，“以改良文学之先导”。这样，他和胡适虽然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都在思考中国文学改良的问题，一经“两地书”往来，便不谋而合，成了好朋友。后来胡适常投稿《新青年》，得到陈独秀的赏识。1917年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授。这时，陈独秀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小他12岁的胡适一身西装革履，风华正茂，一表人材，彬彬有礼地向他深深一鞠躬，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后来邀胡适参加了《新青年》七人编委，每人一期，轮流编辑。再后来，尽管两人在观点上分道扬镳，一个走到复古派梁任公、林琴南一边，帮蒋介石做事；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私人感情仍然笃深，陈独秀被捕入狱时，胡适和他的美国老师杜威，都向蒋介石致信呼吁释放他，还来狱中看过他，后又要与他人联名保释陈独秀出狱，被陈拒绝。后胡适写信给汪精卫，请政府释放陈独秀，迫于当时抗日的形势与日机的频繁轰炸南京，汪精卫与蒋介石商定减刑提前释放陈独秀。今天，这位远隔重洋的旧友，仍在关心着他。从私人感情上说，陈独秀应该感谢他，答应他的邀请，但陈独秀不愿接受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于是，他婉然谢绝，对传话人表示说：

　　“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同时，鄙人也厌烦见生人。”

　　传话人力劝陈独秀说：

　　“胡适大使对独秀先生一片热心，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请你转告胡适先生，我是决意不去。过去一些大军阀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我陈某是不会干这种事的。”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

　　其实，陈独秀内心还有一种明智的想法，像他这样的人物，要获得国民政府的允许去美国，那是十分困难而不可能的，何必去干这不“明智”之举？

　　在场的陈独秀的弟子北大学生陈钟凡，听了陈独秀这番话，感叹万分，不禁赠诗一首：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见了，当即挥毫和诗：

　　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

　　悠悠道路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陈独秀出狱后，偕同其夫人潘兰珍住在南京中央路傅厚岗傅斯年家中。此时，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南京告危，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日机频繁轰炸南京。不久，傅家住宅附近被炸，主人傅斯年不告而别，避难他乡。陈独秀无奈，只得寄居南京阴阳营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独秀弟子陈钟凡家。各方人士探望慰问者甚多，并赠送礼品钱物。然而，朋友的好心相助，却使得一贯清高廉洁的陈独秀心感不安。他以为朋友送钱送物，虽是好心，却如同针刺他心，把他视为施舍的对象和末路的落难者。因此，他除酌收北大学生和旧友的赠送外，其他概不受礼，即使有的收下，他往往又接济别人。他多次劝说前来看他的朋友：

　　“古人说：‘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朋友来看我陈某，已是不胜感激，切切不可送钱送物，‘无功不受禄’，受之有愧也，友情已高于一切。”

　　上海虽好不能去

　　陈独秀1932年10月被捕前，曾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托派)总书记，办有《火花》、《无产者》等杂志。同时，与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保持联系，但陈独秀主张坚持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然而，他及托派常委几乎被国民党一网打尽，实际托派已瓦解。不过，上海一些与他政治观点不一致的托派，希望他回上海，能重整托派，即“拉虎皮作大旗”。所以，“上海虽好”，他不能去。

　　1937年9月，南京战局日趋恶化，国民政府告危，迁都武汉，日机狂轰滥炸，石头城惊恐，人心惶惶，扶老携幼，纷纷逃难他乡。此时，寄人篱下的陈独秀心急如焚，一听到日本飞机的吼叫声，他血压剧升，心跳猛烈，张着嘴大口喘气，不断呻吟难受。夫人潘兰珍见此，除了安慰和流泪，束手无策。同时，陈钟凡一家也在收拾行装，急于避难他乡。就在此时，一天，突然有一位上海来客拜访陈独秀，并转给他一封上海托派的信：

　　“总书记，你德高望重，上海的朋友殷切地希望你回上海，重振党的组织(即托派)，已筹集了资金，在法租界为你租好寓所，隐居下来，比在南京安全。总书记，我已给你和夫人买好了火车票，火车到上海有车接你。总书记，你意如何？”

　　潘兰珍给来客沏茶，听说去上海，心中倒有几分高兴，上海离老家南通不远，又可把养女小凤仙接到上海，免得她心中惦念，她多想劝说老先生去上海。可是她一切都得听从老先生的，岂好开口劝说。这些年来，她已熟知老先生的古怪脾气，一旦触怒他，发起脾气来，可真叫人受不了，好在她已经习惯这些了。出狱后的一天，凉风骤起，气温下降，她好心拿来衣服，对正在看报纸的陈独秀说：

　　“老先生，天凉了，侬把衣服穿上。”

　　陈独秀不仅不领她的情，反而大声斥骂道：

　　“你没看见我正在看报纸，我哪是三岁伢子，冷了我不晓得穿！”

　　骂着，从潘兰珍手中抢过衣服，一甩老远，还瞪着一双目光逼人的眼睛，吓得潘兰珍低头站立，不敢吭一声。陈钟凡夫人在后院听见陈独秀的斥骂声，以为他们老夫少妻吵架了，立即跑来欲劝架。见此状，女主人又回转后院，因女主人对陈独秀的脾气也有所闻，若是他在发火时，任何人劝说都是无济于事的。待他气消时，他会很快“转阴为晴”。

　　潘兰珍在一旁听着客人与老先生说话，满以为陈独秀会同意去上海。从平日言谈中，她知道他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上海的生活依然留恋，现在朋友请他回上海，岂不是为他所愿吗？可是，潘兰珍万万没想到，老先生不仅拒绝去上海，而且还声色俱厉对客人说：

　　“你们放明白些，我陈某不是三岁小伢子，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你们还要‘拉虎皮作大旗’，搞这种宗派是没有出路的，我决不去上海，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说完，他大声喊道：

　　“兰珍，送客！”

　　这位上海来客被陈独秀这厉声拒绝，弄得狼狈不堪，扫兴而走。

　　来客走后，陈独秀愁眉紧锁，心力交瘁，在房间里踱步不停，苦苦思索。南京局势日趋恶化，纠缠者太多，特务暗中盯梢，随时可能生出是非，此地不宜久留。家乡安庆也不能回，只有溯江而上，去武汉避难，离上海、离南京越远越好。于是，他又带着商量的口气对夫人潘兰珍说：

　　“兰珍，我知道你想去上海。上海虽好，但不能去，那里不仅有日本人，还有人来纠缠。南京太危险，我们到武汉去避一避再说，好不好？”

　“老先生，阿拉听侬的。去武汉也好，那里离南京远，安全些。”

　　9月9日，陈独秀偕同潘兰珍，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购得船票，乘轮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避难。

　　路过家门不得归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轮船逆汹涌江水而上，如同爬行，那蒸汽机吃力的喘息声震耳欲聋。陈独秀在客舱里，感到心烦意乱，坐卧不宁。潘兰珍紧紧依偎着他，安慰着他，给他温馨，倒水给他按时吃药，不让他乱走一步。可是，潘兰珍哪里知道，此时的陈独秀，心胸郁闷，思绪繁杂，矛盾重重。上水轮船，次日就要经过他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又是他开始革命生涯的摇篮；那里还有他双目失明的养母和三子陈松年及其一家。他多么想轮船路过安庆时，能踏上故土，回去看看那阔别多年的家，看看那双目失明的养母，看看小儿陈松年及其一家，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看上一眼，也可了却他那思念故土之情。然而，现在路过家门而不能归。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安庆也在告急，安徽省府也已搬迁至六安，家乡父老也在纷纷外出逃难，小儿陈松年来信也告知，准备逃难他乡。不过，更令他烦恼的是，身边还有陪伴他度过那五年寂寞监狱生活，感情笃深的少妻潘兰珍，且年龄悬殊之大，三子陈松年还比她长几岁。这老夫少妻又怎好跨进家门？亲朋挚友又将怎样看他？这些苦衷，又怎好对少妻潘兰珍讲呢？想到此，他又害怕轮船经过安庆，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飞到武汉，好解脱这难以言状之苦。此时，他真是百感交集，愁肠百结……

　　想当年，风华正茂，雄心勃勃，从反袁“二次革命”开始，为寻求和宣传真理，他远离家门，大江南北，四处奔波，五渡东瀛，历经艰险；五次被捕入狱，险丢脑袋，铁窗生活尝尽，谁不知他的赫赫大名。昔日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而今天，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连个归宿之地也没有，英雄末路，一片茫然。更令他寒碜的是，为了革命，四处亡命，对于家庭无所顾及，也未曾享受过家庭天伦之乐。他的结发妻高晓岚和他曾一度相亲相爱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皆因他的冷落，相继过早离开人世间。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又惨遭蒋介石杀害，连尸骨都不让收殓。他的长女陈玉莹，为陈延年兄弟俩奔丧，而暴死于上海医院。为此，他曾悲痛万分，多日不语。一个封建大家庭，也因养父去世以及他祸及家门而破产冷落，人去财空，又如当年的“陈家剖屋”……想到这些，他忧郁悲伤，痛彻肺腑，感慨不已，一时间备觉凄凉、茫然。这时，他只得躺在铺上，紧闭双眼，辗转反侧，似乎连看一看那故土，瞧一瞧那神奇古塔，跨一跨那阔别多年家门的勇气都没了。正是心绪繁乱，“理还乱，剪不断”。

　　然而，他毕竟是闯荡沙场的“老斗士”，还是从苦痛中解脱出来，从繁乱中镇静过来。人说“故土难离”。今日路过家乡，虽不能归得家门，哪怕瞧一瞧神奇的宝塔也好。于是，他理了理思绪，关照潘兰珍：

　　“兰珍，轮船明天就要路过、停靠安庆，我已二十多年没回安庆了。事先没想到，打个电报给松年，在码头与他见一见，顺便问问家中的情况。现在迟了。”

　　“老先生，当时阿拉想同侬讲的，又不好讲。”

　　“你当时提醒一下就好了，还有什么不好讲的。”停了一会儿，陈独秀又吩咐道：

　　“兰珍，你明天留心一点，看见江边有一座宝塔，那就是安庆。你叫我一声，出去看看宝塔。那个宝塔，很有趣，有许多门，进去找不到门，转来转去，才能找到。我年轻时，常去登宝塔，现在老了，怕登不上去了……”

　　“好的，明朝阿拉一看见宝塔就叫侬老先生，侬现在安心地睡觉吧。”

　　次日下午，一声汽笛长鸣，安庆到了。潘兰珍透过船舱玻璃看到了那神奇的宝塔，忙叫正在午睡的陈独秀：

　　“老先生，阿拉看见宝塔了，安庆到了！侬快快起来。”

　　陈独秀听说安庆到了，—骨碌从床铺上爬起，潘兰珍忙帮他穿上长袍，戴好礼帽，扶他走出舱门，登上甲板，凭栏而望，那巍然挺立的宝塔顿时映入眼帘。他默默地眺望，没有开口，只一个劲儿地看那宝塔。古塔依旧，江水滔滔，而他的心际，与他当年离故土时，却迥然两样，往事一幕幕，从他眼前闪过……

　　那是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通缉，幸亏有友人事先告知，他装扮成商人，连夜乘坐民船，携高君曼及幼小的儿女，潜离安庆，逃往芜湖。那民船在汹涌澎湃的江水中，颠簸着顺流而下，一阵浪来，船高数尺而又落下，妻子儿女吓得哇哇哭叫。他心惊肉跳，心想没被袁世凯抓住，若是小船沉没，那一家四口岂不葬身于这江水之中？他忙向船老大塞去几块大洋，希望船老大把稳舵，小心驾驶，而船老大婉然谢绝，出乎他意料之外地说道：

　　“陈先生，我若是爱钱，你一上船，就向官府报告，何止得你这几个大洋？陈先生，你放心，在我船上，包你平安到达芜湖。”

　　陈独秀听了惊恐失色，心想船老大已认出了他，太危险；而又惊魂一定，世上还是好人多，幸亏遇上这个不爱钱的船老大。谁知，到达芜湖后，又被叛军捉去，出了布告，要杀他的头。算他命大，幸得友人保释，才死里逃生。

　　陈独秀苦苦思索中，船已靠上安庆码头。码头依然破旧，搭着条摇摇晃晃的木跳板，岸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一片慌乱。然而，这毕竟是他的故乡，他多么想登上码头，踏一踏那片故土，看一看那狭窄的石板条街，尝一尝家乡的小吃，可是往事不堪回首……

　　陈独秀长长吁叹了一声，触物伤怀，惨目心酸，他不忍心再看再想，催促潘兰珍扶他进入舱内，依然躺在铺上……

　　黄鹤楼下愁肠断

　　上水轮船，越往上行，江水越是惊涛骇浪，狂澜乱涌，轮船只能缓缓而行，有时还得躲避日机的空袭轰炸扫射。身在船上的陈独秀夫妇及逃难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只盼轮船快行，早点到达武汉。经过三天多的航行，轮船总算平安地抵达了武汉。

　　地处南北交通咽喉的武汉，也是陈独秀的故地，武汉在他脑际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潘兰珍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登上武汉码头，回民街那座临街的三层楼洋房，就闪现在他眼前，乳白色的墙壁，红色的屋顶，半圆的大门，西洋的风格，别具特色。这是中共在武汉的临时中央局机关所在地。他清楚地记得，1926年底，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他曾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决定在武汉成立临时中央局。1927年4月初，他离开上海再次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工作，他作为总书记而住进了这座洋房三楼中间的一套很讲究的房间，他的左邻为彭述之夫妇，右舍为蔡和森夫妇。那时，他也够有气派的，有专门的办公室，任弼时的弟弟任作民为他的办公室主任，任弼时妹妹任秀兰为他的事务管理，还有他的秘书黄玠然，从生活到工作都有人给他安排妥当。出门有汽车，秘书作陪同，又兼作警卫。那时，他48岁，年富力强，身体壮实，精力充沛，经常身着一身毛料西服，系着蓝底白碎花领带。圆圆的脸光滑而红润，腮帮子刮得泛着青光。鼻子上架着一副黄褐色的眼镜，手里总夹着雪茄烟，不时地轻轻吸一口，又轻轻吐出来，派头十足。黄褐色的眼珠，目光灼人，双眉紧蹙，面容严肃，少有笑容。他犹如“白胡爹爹”，特别好洁，他室内的文件、材料和办公桌上的用具，整理得有条不紊，不准人乱动，一动他就知道，就追问谁来过，谁动过。他还记得有一次，他从外面开会回来，发现案头的一支毛笔被动过，不问清红皂白，怒容满面地责问秘书：

　　“小黄，我的笔谁动过？我不是再三说，我的东西不准动吗！你给我问问，谁动的。”

　　秘书黄玠然见他发火，吓得胆颤心惊，但又不得不答道：“总书记，请息怒，这支笔我用了一下。当时机关送文件来，我顺手用这支笔签了个名，我又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总书记，你记性真好，下次不动你的东西。”

　　他还记得，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挺严厉，尤其说话训斥确有些家长式的味道，开口闭口，不是“小”字，就是“你这个伢子”。中央机关数他年纪大，大多为青年人，就连周恩来，也是他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同辈人，这就难免他唯我独尊，得罪了不少人。其实，他这个人还是挺重感情的，秘书黄玠然生病，他掏钱给他去医院看病。谁家中一时有了困难，他也会掏钱资助。与他日子处久了，关系还是亲密的。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总书记俨然像个孔夫子，其实是菩萨心肠，对青年人严格也是爱嘛。”

　　“这些人真要命，你越忙他们越是给你添麻烦。赞化你替我挡一挡，买船票劝他们回去，叫他们以后不要再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他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没有忘记，在五大召开的日日夜夜里，他心情沉重，十分苦恼，夜不能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常常到深夜凌晨，心情不安，愁眉苦脸，实是难熬。会议期间，尽管他受到与会代表的批评，他还是被选为总书记。然而，时隔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7月15日悍然叛变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像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样，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汪精卫咬牙切齿地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顷刻之间，武汉充满了白色恐怖，大街小巷弥漫着血雨腥风，到处贴满布告，四处刀光血影，罪恶枪声此起彼伏，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一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陈独秀作为头号要犯被通缉，悬赏一千五百元捉拿他，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在通缉之列，脑袋标价为一千元。在这白色恐怖下，陈独秀不得不化装成苦力模样，同秘书黄玠然隐藏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内，后又转移至地下党开办的一个纸行里。此时两人默默相对，一个人在深沉思索，另一个想问又不便开口。陈独秀心情沉重，愁肠百结，如同生了一场大病。身在武汉“火炉”内，却闷在房子里，不能到外面纳凉，如同在蒸笼里，热得实在难熬，他几次准备偷偷溜到江边去，跳到江里洗个痛快，往往刚欲出门，就被秘书拽住，劝道：

　　“总书记，外面实在太乱太危险，万万不能出去！你还是老老实实地遵守纪律，在屋里熬着。”

　　“什么纪律不纪律，你这小黄伢子，少跟我来这一套！”陈独秀火了，说道，“你这伢子，存心要把我这老头热死在里面；到外面是死，在里面也是死，我宁愿死在外面来个痛快，也不愿在里面活活闷死。”

　　“总书记，你必须听从我的，不能出去，求求你了，不然我给你下跪……”

　　他见黄玠然要下跪，忙上前挡住，说：

　　“万万不可这样！你这伢子，我是吓唬吓唬你的，闷得虽是难受，但总比死要好。好，好，我听你的，也不能叫你为难！”

　　武汉“火炉”名副其实，烈焰烤人，身热如焚，大汗涔涔，确实热得他难受。然而，党的“八七”会议没让他参加，还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这比火炉更热，更令他难受、难熬了，他从此便一蹶不振。“八七”会议后的一天，当瞿秋白、李维汉来到他隐居的那条深巷里，告诉他“八七”会议情况时，只见门口一张竹床上，赤膊躺着一个面孔朝里的人，肩上搭着一条粗布大围布，手里拿把芭蕉扇，不停地摇着，活像一个拉大车的车夫。黄玠然见瞿秋白、李维汉到来，忙对陈独秀说：

　　“总书记，秋白、维汉来看你了。”

　　“你们来了。”他脸向外一转说。

　　这时，瞿秋白、李维汉才认出躺在竹床上的这个“苦力”，是他们昔日的总书记，心里不禁一阵心酸。在告知陈独秀有关“八七”会议情况后，他们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他还记得，当时他语气坚决，坚持不去，并出乎瞿秋白、李维汉意料之外地说：

　　“我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

　　事后，黄玠然问他：

　　“总书记，你为何不到苏联去学习？”

　　他带着教训的口气回答说：

　　“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要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他心灰意懒，忧心忡忡，愁肠寸断。何必还住在武汉呢？若是有人来访或碰上熟人，人家还称呼总书记，岂不是很别扭，弄得大家心里都不自在。早日离开武汉，大家也就都清静了，更不会自找烦恼了。于是，9月中旬，他在秘书黄玠然、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等人伴送下，装扮成病人，头戴风帽，胡子拉碴，乘英国“松和”号回上海。一上船，陈独秀心头一颤，他见船上贴着一张布告：

　　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捉人，本船概不负责。

　　他们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睡在上铺，铁板着脸，紧闭着嘴，很少开口，连吃饭都在舱里。船到码头时，他们紧闭门窗，装着睡觉。陈独秀清楚记得，船至九江时，正值中秋佳节，一轮明月高挂，半夜时分，甲板上行人稀少，他才悄悄登上甲板，无精打采地凭栏赏了会儿江月，嘴里喃喃自语：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

　　光阴似箭，岁月流逝，一晃十多年时光过去了。陈独秀更没想到，今天他又踏上武汉这块故地，又来到黄鹤楼下，驻足回头眺望那蛇山黄矶头上的黄鹤楼，思绪万千，百感交集。那时，他是作为党的总书记而来到这里，又因权柄旁落，成了通缉犯而秘密离开这里。如今，他又作为一个难民而来这里避难，彼时与此时，虽然不一样，昔日总书记那风采早已荡然无存，但同样是一个落难者，心地一样的凄凉，茫然惆怅。想到这里，他不禁暗自吟诵唐代诗人崔颢题《黄鹤楼》那传诵千古的诗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诗正暗合陈独秀此时的心境。他吟完诗后，又顿生一阵悲戚。当年，他来武汉时，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和他儿子陈乔年等，都到码头用专车迎接他，晚上又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可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有的已被反动派杀害，他的两个儿子也成了蒋介石的刀下鬼……此地，正是“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了。想到此，陈独秀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感慨万分。

　　这次，他重来故地，再也没人来接他，更没有车了，在妻子搀扶下，他步履维艰，一步一步地走出码头。可是他一挤出逃难的人群，却遇到令他意想不到而窝囊的事。他去武汉前，包惠僧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写了封信，请他照顾一下陈独秀，不要找他的麻烦。何成浚来信说他同陈独秀也算老相识，曾在北京见过面。何成浚交待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谁知蔡孟坚竟盘问起陈独秀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说包惠僧办事不牢。陈独秀好不容易在附近找了个旅社暂居下来。住下后，他便联想到当年秘密隐蔽远离市区的武昌，倒是隐居之地，于是他便托人在武昌租居寓所。9月14日，陈独秀在给汪孟邹的信中说：

　　“弟已抵汉，暂寓旅社，日内即移居武昌。”

　　不日，他就移居武昌城内双柏庙街一座旧式平房宅院里。16日，他又写信给汪孟邹说：

　　“弟于日前由南京来汉口，兹已租定寓所，来信望寄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陈仲甫收可也。”

　　总算有了安身之地 

　　武昌双柏庙街这座旧式平房宅院，原是一个桂系军人的住所，古色古香，颇有几分庭院风味。经过多年雨淋日晒，院门已陈旧，砖石院墙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房间，有客厅，有厨房，室内家具一应俱全。庭院当中砌着个大花坛，上面陈放着十几盆盛开的菊花，花坛旁植有高一丈余的红海棠树。庭院四周绿树成荫，随着习习秋风吹拂，树上黄叶沙沙作响，整个庭院显得幽静、清雅。几经飘泊辗转的陈独秀及潘兰珍，住在这个庭院里感到舒适满意，总算有了个自己的家，不再寄人篱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也可以安下心来研究文字学了。他对潘兰珍说：

　　“兰珍，在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之时，避难武汉，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确实不易，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地。”

　　“老先生，阿拉蛮喜欢这个地方的，能常住下去就好了。”

　　这对老夫少妻住在里面，倒有他们的天伦之乐。潘兰珍手脚勤快，很会过日子，每天清早起来，就清扫庭院，给陈独秀烧好洗脸水，放好脸盆、毛巾，牙刷抹上牙粉，因陈独秀多年习惯于夜间挥毫弄墨，早上起得迟。然后，她提篮出门上街买菜，给老先生打碗豆浆，买上几根油条或馍馍，这是陈独秀最爱吃的早餐，有助于他消化。待她买好菜回来，正好陈独秀洗漱完毕，喝上豆浆，吃着油条，嘴里感到美滋滋的。潘兰珍如同千万个上海市民一样，习惯吃泡饭，弄点小菜搭搭就可以了。有时陈独秀见了心觉难过，就塞点油条或馍馍给夫人，夫人执意不要时，他就学着上海话说：

　　“阿珍，阿拉今朝胃里向不适意，吃不下去，侬吃好了。”往往说得这对老夫少妻脉脉而笑。

　　吃罢早饭，陈独秀习惯躺在椅子上，看潘兰珍买菜时给他买的报纸。他嘱咐潘兰珍：

　　“菜可以少买，饭也可以不吃，但报纸不能不买。”

　　于是，买报纸便成了潘兰珍每天早晨必须做的事。为了给老先生买报纸，她不得不省吃俭用，因陈独秀无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少量的稿费，主要靠旧友和北大同学会的接济。不省吃俭用，哪来钱买报纸？

　　午饭之后，陈独秀必睡午觉，而且不让夫人与他同睡在一起，他好静静地美美睡上一觉。然而，晚间他却要和夫人亲昵一番，往往躺在床上，要夫人给他捶背，捶腿，说些笑话，或讲些故事，或者要她背诵教她学的诗词或文章。潘兰珍对他百依百顺，殷切地照顾，从无逆耳之言。而陈独秀也像长辈似的爱护着她，尽管他的脾气古怪，但很少对她施以“大丈夫”之威，遇一些有关两个人命运的事，他总是听取夫人的意见。然而，他对教她读书识字，却十分认真、严厉，毫不留情面。一天晚上，他叫夫人默写和背诵唐代诗人崔颢题《黄鹤楼》一诗时，潘兰珍一笔一画地把全诗默写出来，陈独秀逐字逐句地检查，发现“此地空余黄鹤楼”一句中的“此”字，被写成了“北”字，顿时严肃起来，板着脸说：

　　“读书写字要精力集中，不可分神，写好以后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写错。你这默写检查了没有？”

　　“阿拉检查过了，没啥子错。”

　　“你再检查看看，有没有错？”

　　于是潘兰珍边读边检查，还是没看出错，这下陈独秀可火了，手指“笃笃”地敲着那个“北”字，声色俱厉地说：

　　“这里明明是个‘此’字，你倒写成个‘北’字，这成了什么意思？你背的和写的，怎么言行不一！罚你从头到尾，再抄三遍！”

　　夫人仔细一看，真写错了，没吭一声，乖乖地伏案，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三遍。陈独秀看后，板着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学着上海腔说：

　　“阿珍，侬写得蛮好嘛，可以拿去卖钞票。”

　　见陈独秀笑了，潘兰珍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定了定神说：

　　“老先生，刚才是阿拉写错了，老先生骂得对，下次要注意。‘严师出高徒’，日后阿拉再写错，侬打阿拉的手掌心好了。”

　　“兰珍，我哪舍得打你，不过学习还是要严格些好。我那死去的‘白胡爹爹’，比我厉害得多，我小时候背书，不知被他打过多少回。”陈独秀幽默而诙谐地说。

　　陈独秀是悄悄来武汉避难的，知者甚少，本想过“隐居”生活，不再出头露面。但由于“爱国情殷”，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他不愿袖手旁观，甘当亡国奴，于是总是寻找机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到武汉稍作休息后，他不是写文章，就是四处讲演，一时间，在武汉各界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加之他本来就是有名的风云人物，这样，“树大招风”，吸引了许多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求见和采访。然而，他又古怪脾气，以身体不适，不愿见陌生人为名，闭门谢客，拒绝会见。尤其是新闻记者，总想从他那儿抠点新闻，但均是扫兴而走。他再三叮嘱潘兰珍，严守大门，不问清来者姓名和身份，未经他同意，不得让任何人进来。对此，潘兰珍不敢怠慢，尽心尽职，对来者均是细加“盘问”。她说的南通—上海话，怕别人听不懂，就裁了好些小纸条，来者无名片，她就从门缝塞出一张小纸条，让来者写上姓名和身份，然后再去通报，陈独秀说让进，她就放行；说不让进，任何人别想进门。

　　陈独秀闭门谢客，“不愿见陌生人”，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这时，他虽然获得自由，其实国民党特务仍盯梢跟踪，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在赴武汉的轮船上，就有不三不四的人闯进他的船舱。他刚在武昌住下，就发现有人在宅院外转来转去，有时还故意敲敲门。有一次，他外出演讲归来途中，有两个戴着礼帽和墨镜的陌生人，一直跟踪到宅院前，喊了声：“陈先生！”就扬长而去。

　　他对此耿耿于怀，但不得不倍加小心，免生是非。平日，他除出外演讲外，总是在庭院内与夫人寻天伦之乐，或散步，或谈笑，或修剪和浇灌花草。他对花鸟虫鱼颇有兴趣，朋友送他几尾龙眼金鱼，陈独秀视作珍宝，每天饭后，他和夫人观赏一番，侃起金鱼来眉飞色舞，趣味盎然。夜间，他大都伏案写文章，一旦写起文章来，就不让夫人打扰他，夫人连走路都得踮起脚跟，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来。家务做完后，夫人就坐在他身旁打毛衣或做针线活相伴，不时给他磨墨或沏上茶水。她从不催他停笔休息，她知道老先生一篇文章写不好，你怎么催，他也不会上床睡觉。到时只要把夜点心弄好，住写字台上一放，就只管独自先去睡觉好了。夫人睡觉时，若是掀掉了被子，他就会放下笔，给她盖好，甚至摇头笑笑，或自言自语地说：

　　“真像个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