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鸡西市职教中心:以独立的文化自信建设中国时代住宅

关键词： 住宅设计    建筑文化
来  源： 设计家

    秦洛峰大学毕业后赶上中国大规模建设的开始，但在设计院的工作更多是做工程不是做设计。在和西方设计公司的接触与合作中，他感觉到理念和方式上的巨大反差，带着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和对欧洲文化的喜爱，他开始了留学德国的漫长旅程。读书、旅行、工作，8年黄金岁月，培养了秦洛峰对建筑和文化更深的认识，也激发了他对建筑设计的热情。2004年，他离开生活安逸的德国，回到大量建设，同时也存在大量问题的中国，在相对安逸的杭州，开始了新的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建筑实践。“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做研究性的、实验性的建筑，特别是居住建筑。”他将自己在居住建筑领域里对地域性、文化性的研究，低层高密度的理论，生态和节能建筑等等建筑理念，应用在居住建筑项目中，虽然回国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在一点一点的积累与坚持下，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作品。他认为，今后中国居住建筑设计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延续中国地域性住宅传统基础上可持续的设计文化创新，二是要创造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特征的建筑作品。今后，他将继续对居住建筑的研究和实践。
    8年旅德，培养了我对建筑和文化更深的认识
    《设计家》：您在国内读完建筑学本科，短暂工作后去德国留学，8年后回国，谈谈这些过程和体会吧？
    秦洛峰：我在浙江大学读的是建筑学专业，大学最后一年和毕业后两年，主要是在浙江省建筑研究院二所与上海分院工作。当时是1994、1995年的时候，国内正好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高潮，我参与了上海的很多工程设计项目，主要是公共建筑。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对建筑的认知还处在懵懂阶段。在和一些国外事务所的接触与合作中，我看到他们的工作方法、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和我们国内的设计院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之下，国内设计院的工作比较模式化，没什么活力，我感觉自己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去做建筑创作。那时我也很喜欢欧洲的文化，就在1996年申请去了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留学。其实我是带着好奇和很多的问题去的，当时国内正好都在大拆大建，建设规模比较大，我很想知道当时国外的建筑师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事务所的体制是怎样的；还有，国外的建筑师是怎么培养的，为什么他们的设计和中国当时设计院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我对这些问题比较好奇，因为当时年轻嘛。
    留学期间，除了学校的专业教育外，我每年都去旅行，自己开车，去体验、考察各地的建筑文化，基本上整个西欧我都跑遍了。我觉得培养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建筑师，只限于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在德国，我将书本上学的一些东西，通过游历、考察进行了深化。毕业后，我在德国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些工作的经历也很重要，可以了解他们事务所是怎么运转的，他们的工程技术是怎么组合的，德国的那些设备商、材料商是如何配合建筑师创作与设计的。德国的建筑为什么做得那么精致？不光是设计上，它的施工和材料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的博士导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他是个很老派的德国建筑师，现在已经近80岁了。他是很坚定的密斯风格的追随者，因为现在整个德国的建筑设计体系和设计建造都深受密斯的影响。他不光是教我德国居住建筑设计的一些体系，还教我怎么做学问和做人。他很严格、待人平时很冷，一般不表情外露，我跟随他学习，他从来不表扬你，从来没说过一句好听的话，总是找你的毛病，近乎残酷的仔细与认真。我近三百页的博士论文，被他修改了十几遍，每一遍修改的论文每页几乎都有他的亲笔批注，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东西。在德语里，博导的字面意思就是博士父亲，他其实就像父亲那样指导你的学术，同时也教你对学术的认识，对学术的态度，还有做学问的方法。他还教你自信，他说这个自信很重要。德国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学术上的独立和自信。但你的自信是建立在你博览群书之后的深入研究和深刻内涵上的。他一直在批评我，直到我博士论文完成的时候，他才说：“你现在已经拿到德国的博士学位了，我今后不用总批评你了，你要有自信。你很努力，作为外国人用三年多的时间就能拿到德国的建筑学博士学位，这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我博士毕业的时候，他推荐我到德国城市规划部门去工作了1年，他告诉我，你现在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了，在德国旧区改造更新领域里博士毕业的人也不多，你可以用你这几年的积累去做一些事情了。这时候才感受到他当初对我的用心，这就是我的导师，一生难忘他对我的影响。
    我在国内学建筑时对建筑没什么感觉，觉得更多可能是做工程，而不是建筑设计。这些年在德国的学习、游历、工作、生活，培养了我对建筑和文化的认识，也培养了我对建筑设计的兴趣，我觉得爱好和职业结合起来还是比较好的。我在德国生活了8年，从24岁开始，这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是一个人思想成熟的8年。德国的生活很安逸，我一度也产生过留下来的想法。但德国发展得慢，很平稳，安逸得可以让你忘掉很多事情。而当时我还很年轻，这么年轻就这么安逸，未必是个好事情。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和德国的差距还很大，我也希望学到的很多东西能够在国内得到应用。当时我的导师也对我说：“我们德国现在城市建设的问题不太多了，你们中国城市建设发展问题很多，你应该回去多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问题。”2004年，我回国，选择在杭州这个有山有水，自然环境优美，相对安逸得地方工作和生活。
    居住更新与改造是学术研究方向
    《设计家》：.请谈谈您对居住建筑的学术研究方向。
    秦洛峰：首先谈谈我对居住建筑的认识。在信息化时代，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建筑设计可能都差别不大，但居住建筑却和每个国家的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居住建筑形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主体，城市的风貌、形态都是由居住建筑决定的。我认为公共建筑设计上，我们会慢慢向欧洲看齐，甚至比他们更前卫，但是在居住建筑上我们却差得很远。你可以在欧洲看到很美的各个时期的居住建筑的风貌和城市的形态，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欧洲的传统能保持的那么好？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将老房子拆掉，建新的房子，而是有非常多的手段对住宅进行更新，有非常多好的理论。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去研究居住建筑，并将住区更新和改造作为我博士论文一个方向的原因。也就是说我的研究不光是住宅怎么造，还有欧洲整个居住建筑体系的发展，包括居住建筑的地域性与文化性，住宅的更新和改造与可持续发展，以及低层高密度的建筑设计理论，生态和节能的居住建筑体系，这都是我在博士论文阶段研究的一些东西。
    《设计家》：“请您谈谈在德国政府城市规划部门工作的一些感受。”
    秦洛峰：当时我在德国的城市规划部门里的城市改造与更新领域做了一些工作调研，对比我回国后接触的一些城市规划部门，感觉和我们国家有很大的不一样。
    首先是目标和结果的不同，德国的城市更新改造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铲除贫穷。政府会帮助穷人，给你补贴让你把居住环境改善了，再资助你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能得到工作和生存的机会。而在我们中国，经过城市更新改造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弱势群体被赶走，城里都盖上了豪华住宅，只有富人才留下来。这就是两个国家城市更新改造产生很大不同的结果。
    其次是在内城和旧城改造的方式上，欧洲的内城改造是谨慎更新，以小规模的更新改造为主，而我们国家的内城主要是大拆大建的，追求暴利，这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分化。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问题，跟这个不合理的改造方法有关。
    还有在城市更新改造的具体实施上，德国有很好的法律、法规的执行体系，德国不是靠人治的，而是靠法治的。关于城市更新改造，方法有很多种，德国将这些规范做得很细，每一条都可以找到法律来依据，做什么事情都有一套方法论，你可以看到怎么去做，不会走偏。
    德国人早就认识到整个政府管理体系里建筑领域是最难控制的，有很多的工程施工与材料，包括工程造价，会遇到自然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干扰，很多事情是无法定量计量的，由此在建筑领域极易造成贪污腐败。所以德国才把城市更新改造作为一个重点，制定了非常多的体系和方法，把权力给分解，从经济和各个方面上进行控制，尽量避免贪污和腐败，让政府更干净地去执政，公司去合理开发和经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有着严密的控制通过炒作地产获得暴利的政策措施，我认为对我们国家现在也非常有借鉴的作用。例如：在德国城市的某一个热点区域的地产因为城市的改造更新而形成的过快的房地产升值，就有相关的法律和税务的规定，如果你出售这个房产，首先国家有优先购买权，但必须以升值前的原价或在国家认可的涨价范围内收购；其次如果国家不使用优先购买权，那么房地产升值的大部分盈利必须用交税的方法返还给国家，个人或公司不能获得到这个暴利。还有综合其他的税务调节与行政和法律手段，使得德国没有全民炒作地产的情况。
    另外就是他们每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专业和艺术的学识素养都非常高，我去德国任何一个地方，不用说大城市的领导，哪怕是村里公务人员，或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几乎都能给我和我的教授们做一个城市与建筑研究的专题报告，他们非常敬业和专业。而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领导是只有文凭，但却没有专业素养，更别提艺术修养。当然这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因素有关系，从政府到开发商，甚至还有建筑师本身，都有关系，甚至和我们的应试和文凭至上的教育体系也有关系。
    《设计家》：德国政府如何主导城市住宅的建筑文化？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
    秦洛峰：这点上我感受比较深的是德国在政府投资的廉租房建设上，也和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在国外，越是公共经济适用房，越是廉租房，它就是越漂亮的房子，它是作为创新或者实验性的样板，很多很好的节能的技术都是在廉租房里使用的。我觉得很奇怪，在中国，反而是开发商经常做点噱头，做点节能的房子，政府的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反而不太重视。在国外，政府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上会做一些建筑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同时设计的品味和档次也比较高，很多有才华的设计师大量参与设计。在欧洲，像德国、荷兰，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最好的，最漂亮的房子都是政府开发的经济适用房，因为只有政府开发的你才可以做一些建筑文化。不像在我们国家，一说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对设计院来说就是大批量生产，以最快的速度建设，最低档的设计收费，很简单的规划，不讲究品质。政府开发的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般是形成城市形态与风貌的主流，所以我们通过政府的推动，可以把建筑文化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其实在欧洲有很多很好的城市开发方法，特别是城市的主要住区建设与城市改造与更新，应该由政府来主导，甚至一个地区的住宅要有百分之多少的比例都必须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而现在我们的政府将自己完全当成一个被动角色，在中国开发商完全掌握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的主动权，拿着最大的暴利，其实是不对的，这也就形成了对我们建筑文化传承的很大威胁。在欧洲，几乎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的住宅特色，这就是决定了当地的城市文化的特色。而现在中国的城市是西方化、欧洲化、同质化，这就是城市文化发展和传承的最大杀手。
    回国后希望做研究性住宅与建筑作品
    《设计家》：谈谈您回国后的实践，其中包涵了您哪些建筑理念？遭遇了哪些困难？
    秦洛峰：回国后我也做了一些建筑实践，主要包括山地建筑、山地住宅，因为浙江的地貌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就希望将建筑与这些地域的特色结合起来；也包括做了一些低层高密度住宅的尝试，还有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性的建筑，几幢低技术的生态建筑实践。比如说像杭州临安青山湖的一些山地住宅、山地生态建筑；在杭州附近的安吉，我们也有一个系列的尝试，从地域性住宅到体育中心，到城市中心区改造。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公共建筑设计。因为公共建筑设计对于设计师建筑艺术的理念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一直是我很喜欢的。比如杭州经济开发区的城建文化馆，安吉龙山体育中心等公共建筑设计，还有像西湖小学立面改造等一些改造项目。我现在大约百分之七十是做的公建设计，住宅占三十左右。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希望多做些实验性、研究性的住宅建筑作品。有很多自己觉得很好的的设计理念和概念，因为甲方或其他的因素都没有实现。应该说这几年也有很多的遗憾。
    《设计家》：您如何克服困难说服开发商接受您的理念？
    秦洛峰：你要在市场化的地产开发中做研究性的建筑肯定很困难，很简单，你要是按照甲方的意思去做，那你可能赚很多钱或者有很多设计项目可以做。但是你不按照他的思路做，那你可能就相反，没活干。困难就在于你能不能坚持研究，坚持在全球化，西方化和同质化的大环境影响中，做住宅的地域性和文化性实验。不能说我回到杭州还继续做欧洲的东西，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的最大的缺憾。同时在实际实践中我觉得，遇到一些困难要去解决它。我们也在引导开发商，告诉他，什么是好的。我和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的董丹申先生一起设计研究的生态住宅项目临安青山湖山地住宅，开发商一开始就很害怕市场接受不了，那我们就说不行你给我们块地，我们给自己设计一个住宅，自己买下来。结果开发商看到我们的设计图纸后，他觉得很好，又同样造了很多栋。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在安吉做了一个实验性的山地组团住宅，开发商一开始也是不能接受，他怕卖不出去，我劝他去试试少造一些，没有人买就我们自己住。结果很多客户都要这个房子，这个项目的订购数超过实际数量很多，他最后都觉得盖少了。开发商觉得好像实验性住宅不容易被接受，其实他是低估了消费者的接受能力。
    《设计家》：您如何看待近些年来国内包括浙江开发的很多所谓欧陆风情的居住建筑？
    秦洛峰：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缺乏文化性地域性。欧洲不同地域的住宅有不同的特色，这些特色是适应当地的气候人文长期演变形成的，比如西班牙的房子，在南欧强烈的阳光下，就显得很漂亮，而杭州常年多阴雨，就显得不好看。在欧洲，包括很穷的国家，他们也能够有自信，尊重自己的文化。但是在我们中国，由于过去上百年的社会动荡，加上文革，我们有个文化缺失和茫然的阶段，我们错误地将自己所有的文化都否定掉了，觉得外面什么都好。我在德国受到的最大的启发，就是它对捍卫自己文化的自信与坚定。德国人对文化的喜爱渗透到每个家庭，每个公民的细胞里。我的导师是很老派的德国人，虽然没来过中国，但他很尊重中国的文化，他觉得中国自己这么好的建筑文化被破坏掉了，非常震惊。他们其实很喜欢我们的一些老的东西，希望我们不要失去，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认识中国的，他说你们现在都造得和我们差不多了，有些地方和美国也差不多，那么你们自己是谁？现在到处，特别是一些小城镇的乡土建筑被破坏掉了是很可惜的。
    《设计家》：您认为未来中国住宅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秦洛峰：我认为中国的住宅只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把中国传统住宅延续下去，研究怎么去继承发展，这就是地域性。我们中国住宅形态非常多，将各个地域的住宅形态进行延续和发展，这是对我们最有益的。它不是简单的复古建筑，要变化，要在传统的下面去发展。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要去做文化的创新，我们要创造可以反映这个时代和本地域的建筑作品，也就是说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还有我们这代人想法的建筑设计，以及我们对未来思考的建筑作品，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代的文化，这就是时代的建筑。
    我们应该看到西方人是怎么保护他们的文化的，应该学别人是怎么在他们的文化上继续传承和发展的，他们有怎样的方法和理念。还有就是学习他们对文化坚守的信念，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中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我们的文化上去传承发展，在现在的时代上去进行建筑文化的创新和繁荣，要和我们整个建筑环境，地域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这些其实很难，但关键是你怎么坚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筑文化的创作性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去抄袭别的地域的文化。但现在只能说是可能有些好的苗头，我还是觉得现在不是拐点，我们远远不能说真正转变，甚至这种对中国城市文化和建筑文化的的破坏还在继续扩大。如果舆论和文化媒体不能去影响政府和大众的观念的话，情况会更糟糕。其实中国老的城市非常美，现在很可惜，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很多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深入到到我国西部和广大乡村，很多地域建筑文化会面临着被系统性地颠覆和毁灭的危险。
    《设计家》：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的方向是什么？
    秦洛峰：我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还是以居住建筑为主，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

    秦洛峰
    199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建筑系，获学士学位。1994至1996年，在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二所任助理工程师。1997年至1999年，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至2003年，在德国斯图加特Aminde规划设计事务所、Hooss建筑设计事务所等地工作。2003年获得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德住区与城市更新对比研究”。2003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创建STI思图意象设计工作室。2004年起，在浙江大学建筑系任教，现为浙江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STI（德国）工作室主任。
    近年来主要获奖作品（方案）有：嘉兴美术馆与图书馆扩建工程（2009第8届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设计大赛方案类三等奖）；杭州工商银行金融研修学院（2007第六届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设计大赛方案类一等奖）；杭州通原企业基地总部办公组团（2006第五届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设计大赛三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