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监察厅:一起“苏修派遣特务”案背后的风云变幻

                    一起“苏修派遣特务”案背后的风云变幻

李洪枢

苏联特务机关

专案组

北环东路

苏修间谍落网记

文化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二等秘书等人在与该国派遣特务秘密接头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1月19日，中国政府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面交抗议照会，并宣布5名从事间谍活动的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这起案件，无论今天还是当时，均是简单的报道。事实上，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人和事，许多政治风云变幻。
    197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苏修间谍落网记》。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电】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在北京东北郊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被我抓获的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经我公安机关审讯，交代了他接受苏联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国内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这里发表的是他交代的在一月十五日晚与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秘密接头，接受苏联特务机关的特务电台和递交情报等罪行的一份供词。他的供词如下：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国，逃到苏联。一九七零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一年多来，我在莫斯科苏联特务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直接指挥联络下，进行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活动。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给我的密电，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指电台）。同时，要我当面递交密写的情报。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我们按照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提下，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点三十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约九点四十分左右到达西坝河桥上，我说了接头暗语，当听到桥下有人做了回答以后，我们就跑到桥下。这时候我看到两个穿中国服装的苏联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站在桥下小河边，一个是小个子年轻人，穿一身中国式蓝制服，戴一顶中国单帽，伏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用俄语重复了暗语；“我是阿峰！”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用俄语连连说：“亲爱的阿峰！”我随即把那个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了他，他回头指了指身边的一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我拿走。当我拿起手提包时，突然亮起了信号弹，那个小个子苏联人惊慌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喊了两声：“信号弹！信号弹！”我见势不妙，拿起提包赶紧逃跑，跑了十几步就被民兵抓住了。两个苏联人也和我们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与苏联间谍接头被捕的情况。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实实继续交代，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李洪枢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这是一份无懈可击的供词。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份供词本身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它所陈述的，也的确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真实。但问题在于，部分真实不等于全部真实，在这些经得起推敲的文字背后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真实的历史深深地掩藏了下来。出于当时国际间外交斗争的策略和需要，以及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露出海面的冰山，其实只占全部冰山的七分之一。
    其实，早在李洪枢刚刚被派遣回国就已被秘密逮捕。
    中央对李洪枢案子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重视是因为李洪枢还有极重大的政治价值。这个案子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专案规格之高也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专案组组长是中将李震，副组长是少将时一之，成员有于桑（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公安部副部长）、吴德（北京市委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长）、成诚（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等。
    取得李洪枢的信任，是争取李洪枢配合专案组工作的唯一途径。于是，专案组成员吃住都和李洪枢在一起，把李洪枢当作自己的一个“同志”，所有成员都不能对李洪枢怀有敌意，当着李洪枢的面说话不能吞吞吐吐、神神秘秘。当李洪枢经过一段时间的感化有了良好转变后，为了麻痹苏方特务组织，专案组请示总理，让李洪枢向苏联特务机关发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以迷惑苏方。
    比如谁谁谁要当国防部长，此消息三天后见报，三天前让李洪枢作为情报发出去，虽然三天后这情报并无任何价值，但能于事前探到中方最高层的任命机密，最起码证明李洪枢还是能力非凡的。由于苏联的情报机构也会甄别情报的真伪和价值。所以不给他们一点真格的东西，就会使李洪枢失去价值。
    专案组通过李洪枢与苏方一段虚虚实实的情报往来后，决定深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获取苏联情报机关在我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证据。他们把行动的计划以报告形式呈送周总理，总理批完后给叶帅，叶帅批复同意后又批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最后报告又回到总理那里。总理批复“不妨一试”。
    于是，专案组带着李洪枢坐一天一夜的火车直奔黑龙江甘南县。选择甘南县，是因为那里离苏联近，这里也是当初李洪枢和苏方约定的碰头点。虽然长途跋涉有些冒险，还要防止李洪枢逃跑或是其他一些变故发生，但经过专案组细致小心的工作，确保了预期效果的实现：苏联间谍机构指令李洪枢于1974年1月15日晚8时30分，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
    许多年过去了，关于这段历史只留下文章开头的那个报道，李洪枢这个名字从此终止于那个年代的那卷卷宗里。
    为李洪枢更名改姓，让他安安全全地生活下去，跟那个叫“李洪枢”的人再无瓜葛，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份心愿。也就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下，此后的李洪枢，是以另一个字、另一种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上班，后又娶妻生女，一直安稳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