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道总裁的囚宠:我们的文学问题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吃饱了撑的事业。现实中有种种问题，都可以有望得到解决。病了？去医院看病；下岗失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道德沦丧？加强道德教育；犯罪率居高不下？严加执法，严打。虽然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但是总有希望解决。甚至，抱怨体制不好，可以换个体制呀，美国的如何？可是美国人又过得怎么样呢？美国人也并不幸福。只有我们才把美国人看得像在天堂里一样幸福。

        其实无论怎样，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的，都是无法摆脱的。这是我们的宿命。跟钱无关，跟社会处境无关。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还是廉价的、浅层次的、社会学化的。举个最近的例子，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的《耻》，庆幸的是，我们曾经翻译过这部作品，所以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以往我们往往惊慌失措，不知道获奖作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可是，我们又是如何解读库切和《耻》的呢？中文版序言《越界的代价》中这样解读女主人公露茜说：“在某种意义上，在偏僻乡村里那个农场上的露茜，指称的正是欧洲殖民主义，而从根本上说，殖民主义就是一种越界行为。”从而得出结论：“露茜被强暴的实质是：她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是殖民主义越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很怀疑，假如这样的话，库切是不是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让我想起我们曾经对芥川龙之介的评介。我在大学时没有读到芥川。教科书上讲的是小林多喜二，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我是在国外开始接触芥川的，很震惊。回来后看到我们的书店卖有芥川的小说集《罗生门》，买了，一翻，在代前言中，我们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楼适夷这样诠释《地狱变》：“《地狱变》以血淋淋惨厉的笔墨，写出了奴隶主骄奢淫侈，和奴隶们所遭受的悲惨命运。”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文学的。许多人写了一辈子，不明白什么是文学。我们的文学是社会学化的文学。可悲的是，直到如今，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教科书来教育下一代。我们不是把文学不繁荣归咎于跟现在的疏离吗？我们不是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作品上吗？主旋律文学，史诗文学，改革文学，官场文学，反贪文学，像《省委书记》等，其实只是报告文学。还有反映婚外恋的，道德的，吸毒的。有个女作家，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敢肯定，她至今不明白什么是文学。她写《红处方》，她说要告诫人们不要吸毒，珍重生命，不要挥霍生命，破坏生命。但是问题其实并不如此简单。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一种阿片样物质，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够好好活着，假如失去了它，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而毒品的害处无非就是让我们体内的阿片样物质失去了作用，从而依赖由毒品提供的体外阿片样物质。跟道德无关。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被麻痹的产物。这是我们的根本宿命。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太乐观，太浅薄。我们过去纠缠着“写什么”的问题，后来又来个“怎么写”，虽然对弥补文学手法的粗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到现在几乎每个写作者都会耍弄一两样刀棒棍枪了，我们的文学好起来了吗？并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解决眼光问题。这是写作者的关键问题。哈金曾经说了一句话：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眼光不如人。眼光决定了我们文学的档次。我们现在该解决“怎么看”的问题了。你看到了什么？甚至，这样的“看”，应该看到了反常，看到了生命原生态的变态。变态是最隐秘的真实，也是对常态世界的最大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就是建立在变态之上的。举《耻》中的露茜为例子，她被强奸后，如果按世俗的选择，她可以逃离，远离灾难，但作者库切没有让她逃离。她留下来了，孤身一人生活在加害于她的黑人中间。我们把她的选择解释为：“除了农场，她还能去哪里呢？做什么？”这只是在社会的层面上，世俗的层面上，没有到达文学的层面。是世俗的逻辑。

        我们的文学太注重世俗的逻辑了，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精神价值观和苦难意识。我们太要利益，我们的文学中充满着活命哲学。即使是一些很杰出的作品。余华的《活着》讲的只是如何在历史动乱中活下来；莫言的作品讲的也只是如何在物质匮乏中活下来；王小波也只是不断地告诉人们必须讲科学，才能活下来。这种所谓的科学、进步观念，从鲁迅就开始了。对《孔乙己》的围剿是中国文学史上世俗主义的最大的合谋。然而文学跟进步无关，跟科学无关，跟世俗意义上的活命无关。我知道中国人活着历来不容易，但是我是否可以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就一味地要活？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的东西，不是比正确，比常态。总之不是比赢。要比赢，可以去当政治家，科学家，商人，律师。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去年虹影《K》案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所有人的思想都在法律的界定之下，就是虹影本人也在竭力闪避法律的指责。只有一个作家对我说了一句：法律管不了文学。乍听起来，一愣。还真是。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