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豹双排汽车报价:开国大将王树声阵前枪杀自己战友的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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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窝会议之后，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率领下，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中辗转跋涉40余日，又经安西域、王家屯庄、白墩子，红柳园之战，终于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接应下，以不足500的人数到达新疆，并且多数都被培养成我军早期特种部队的骨干。这一线索是基本清楚的。
但是，右支队的下落却长期是个谜。原西路军副总指挥、右支队第一号领导人王树声是怎样回到陕北的?其他人的经历和遭遇又如何呢?
I980年8月下旬，我在西安找见了原西路军之红九军作战科长、右支队领导者之一李新国。他是和王树声及曾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的杜义德一路，又几乎是一起回到陕北的。解放后，李新国曾任东海舰队司令，被我访问时已离休住到了西安。
见到我这个远道而去的访问者，他非常高兴，先是让我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帮他回忆西路军古浪之战，然后又跟我详谈了右支队散失的经历，及一件不便让世人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在他和王树声、杜义德同志之间留下了芥蒂，影响了他们之间后来几十年的关系。跟我谈过之后，他还一再叮咛我，不要整理成文，不要与外人说。因此，我整理成文之后，一直未发表。现在，这件事已较为完满地解决了，我也终于可以把它公诸于世。
1937年3月13日，红九军剩余的300多人和骑兵师剩下的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代军长王树声等率领，沿祁连山深处向东跋涉。
当晚夜色漆黑，只有远处的雪峰，隐隐显出暗灰色的轮廓。山谷里寒风怒吼着，气温比白天又降了许多，凄凉的山野中寂无人声。部队悄悄地行进着，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脚步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走到一个岔道口，只所有人站在路口喊着：左支队走这边，右支队走那边；......就这样，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满含热泪，依依不舍地分手了。王树声和骑兵师部走在一起。由于连续行军打仗，部队过于疲劳，不少战士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发觉部队前后失掉了联系，只剩下王树声代军长和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参谋长李彩云、作战科长李新国及其他几个干部和警卫员、通讯员，共24人。军首长立即命令大家赶快爬山，占领山头，查找失散的部队，了望形势和敌情。爬上山顶，天己经大亮了，前后都不见一个红军战士的踪影，只听到后方的远处响着枪声，是敌人的队伍追上来了。大家赶快翻过一个山头，沿-着另一条山沟转移，这才摆脱了尾追的敌人，但是，从此与失散的部队再也联络不上了。此后，右支队的24个人，在王树声和杜义德的带领下，在无穷无尽的祁连雪山中，翻山越岭，穿越深谷和密林，像林海雪原中一叶孤舟，在雪峰狭谷间飘游。大约是第三天，敌人又沿着马蹄的印子追上来了，5个同志断后阻击。王树声等19名同志绕了个大圈子，终于摆脱了敌人，担任掩护的同志却再也没有回来。
第五天，这支I9个人的小队，来到一片原始大森林的边沿。大家在一片高大的松树下停下来，刚准备休息，突然从森林深处跑出三四十个人，大家吃了一惊。待他们走近，才认出是妇女团的二三十个女同志及其他部队的几个男同志，都是被敌人打散后藏在森林里的。他们见到军首长，又亲切又高兴，一个个拉住马尾巴，要跟19个人一道去，上山去打游击。王树声和杜义德根据当地的军事情况，认为集中行动目标太大，加上骑兵和步兵一起行动也不方便，骑兵行动快，但目标大，不好隐蔽，步兵行动慢，但目标小，容易疏散和隐蔽。最后还是让(她)们分散行动。19个人的小分队刚走出五分钟，后面便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可能是妇女团的同志与敌人接上火了。
19人小队继续在祁连山中兜圈子。一天，走到一条岔河沟，又和敌人遭遇，大家立即调转马头，边打边退。等摆脱了敌人，查点人数，仅剩下11人，其余的8名同志在这次遭遇战中牺牲或负伤被俘了。
这支11人的小分队，怀着沉痛的心情，又继续向西走，想找到左支队。又走了七八天，来到一个漫坡上，大家停下来休息，发现有烧过的灰烬和写过钢笔字的纸条，纸条上字迹模糊，似乎有李先念的字迹。大家判断，左支队原先在此宿营过，可能又往西走了。于是11个人又立刻往西追赶。走了不远，遇见原九军军长孙玉清和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他俩都负了伤，身边各自带着一两名警卫员，共五六个人。他们都骑着马，只有熊厚发骑的是一匹大灰骡子。孙玉清、熊厚发说，左、右支队分手后，他们一直随左支队往西走，后因各自负伤行动不便，就主动要求留下来，左支队继续往西走，向新疆方向转移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向西追赶左支队去。从此，这支原来只剩下11个人的右支队，又扩充为十六七人了。
大家晓行夜宿，艰难地向西走了几天，都没有避到故人。祁连山中有不少零星的草棚和石洞，大都是牧羊人夏天为躲避风雨搭制的，此时，都成了大家夜里宿营的好地方。一天，这小小的支队走进一条几里长的淘金狭谷，沟底都是细碎的沙石，靠深沟左侧的崖壁根下，泥沙淤积的断层上，有七八个挖好的洞子，深浅不同，大小不一，可能是昔日淘金者避风雨用的，大家决定就在这里休息和宿营。为了保护孙玉清、熊厚发等几位受伤的同志，预防敌人的袭击，王树声、杜义德、李彩云、李新国等靠沟口的沙石洞里休息，孙飞清、熊厚发和他们的几个警卫员，住在最里边的几个洞子里。靠沟口休息的几个同志，刚卸下马鞍子，突然沟里面传来了枪声。大家赶快备鞍上马，向沟深处赶去，孙玉清，熊厚发和他们的几个警卫员已被敌人打散了。大家立刻向敌人射击，敌人摸不清来势，从山沟的左侧翻山逃跑了，大家追了一阵，打死了敌人的一个士兵和一匹驮着面粉、红枣和军鞋等辎重的骡子，这才知道是敌人的运输队，再看地形，原来，沟深处左右两侧的山上，有一条和沟底相结的山路，大概是敌人运输队路经沟底时，发现了孙玉清、熊厚发他们，把他们冲散了。从此。右支队又剩下原来11个人了。大家在渺无人烟的森林和深山中，继续向西行进，不知走了多少天，好容易才遇到一个放牧的老乡，问他到新疆的路程，他回答说：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还有八站，一站是多少里谁也说不清。大家意识到，到新疆还有很遥远而且艰难的路程，敌人在左支队后面挡着，这11个人的右支队跟在后面走是很危险的。于是大家决定掉头向东。
向东走了三四天，大家觉得骑马越来越不方便，目标大不说，饲料也没处弄；便想把马丢掉。一个同志说：“马就是不能带了，也不能丢给敌人。”
李新国说：“可以把马绊死。”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便把马的四条腿捆住，一个个推到深沟里摔死了。
又继续向东行进。一天，大家来到一片稠密的树林边上，发现一队敌人的骑兵向山上走来。王树声命令：“立刻上好子弹，躲进树林，盯着敌人准备迎击。”敌人的骑兵爬上山以后，又大摇大摆地从树林边上走了过去，居然没有发现什么。大家这才松了口气，把枪收起来。
11个人的小支队在山里与敌人周旋着，试图走出祁连山口，从蒙古方向绕道回陕北。但敌人在每一个山口布置了至少一个排或一个班的哨卡，几次试探，都没有成功。
一天夜里，大家在离山口十几里路的地方遇到一户人家。听到狗叫，老乡提着灯出来。他看了看门口来了十来个衣服褴褛带着武器的人，便直率地说：“这里危险，昨天有3个人从这里出去，都被马家军队抓走了！”说罢，便把大家引进家里，给大家做黄米饭吃。饭后，天已快亮，他又把大家领到一座有四五层楼高的石崖边，指着石崖说：“这崖中间有个石洞，谁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好进，你们先里边藏一天，明天夜里再走。”大家想，天快亮了，附近又没有躲藏的地方，老乡也还诚恳，就应承了。于是，老乡用绳子一个个把大家系到崖半腰进了洞。最后老乡也跟了下来，对大家说：“你们在里边不要弄出声音，等天亮后，我赶上羊群把你们的脚印盖掉。”说罢，把洞口掩蔽好，又顺着绳子爬了上去。
因连日行军劳累，大家倒头便睡。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左右，忽然顶上响了3枪。大家惊醒后，立刻拿起手枪，准备应战。可等了好长时间，再也没有动静。傍晚，听崖上有人顺着绳子下来了。大家警惕地拿武器盯着洞口，一会儿，从崖上下来的人到了洞口，一看，原来是救护他们的老乡。他说：“你们听见枪响了没有？那是搜山的马家兵。他们早就走了，咱们上去吃饭吧！”说罢，他自己先爬了上去，又把大家一个个吊了上去，晚饭又是黄米饭。祁连山里，能吃上粮食是很不容易的，老乡用珍贵的黄米给做饭，大家都很感动。王树声同志拿出一枚金戒指送给老乡，做为酬谢。原来，石窝会议时，总供给部的经费都分给大家带着，王树声也分了半米袋金馏子之类的东西，作为活动经费。
饭后，老乡给大家指了一条安全的路，送大家离去。
大家继续向东，总想找机会走出祁连山口。深山老林中，到处是齐腰深的积雪，走起来非常吃力，忽然，一群野牛从眼前飞跑而过，但谁也没有力量去追射它们，只好让它们通遥自在地跑掉。一直到晚上5点多钟，大家才翻过山顶。山这面，是一片大森林，仍然渺无人烟。森林边沿的空地上，有几行老虎的脚印。大家又累又饿，精疲力尽，顾不上是什么老虎还是豹子，决定当晚就在半山坡的空地上宿营。森林中枯枝干柴是不缺的，大家拣来，先是在准备宿营的雪地上垫了一层，然後便升起簧火，吊起睡身带着的小行军锅，烧小米饭吃。饭后已经七八点了，晚上的寒风吹过森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好像无数头怒吼的野兽。这一切，大家似乎都没有听见，躺在干柴上，很快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只见对山坡上十来个穿皮大衣，带皮帽子的人，带着十来支长枪，一边咋呼着，一边向大家宿营的方向走来。走到几百米的地方便停了下来，向宿营地打了一排枪，一个同志腿部负伤。接着，那十几个人又喊叫走来。
“红军，你们缴枪吧！”
大家高声喊着回答：“我们不是红军，我门没有枪！”
“我们知道，你们是红军，你们有枪，把枪留下放你们走！”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来人不是马家搜山的队伍，而是黄番的地方武装。黄番，就是现今的裕固族。停了一会，王树声掏出自己身上的一支手枪，朝十几个黄番喊着：“给你们留在这里!”
喊罢，大家趁黄番暂时还不敢接近的功夫，从旁边的山坡，滑雪而下。坡下有一条深沟，沟里流着湍急的河水，沟上有一条铁索，但铁索两端的石柱却早被拔起，人走上去非常危险。怎么办呢？后有追兵，前有河水拦路，近处又无桥可过。只好冒险一试。小通讯员杨兴中因走火暴露过目标，王树声让他带罪立功，冒险爬过铁索，把对岸的柱子栽好，杨兴中居然从铁索上慢慢爬了过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过河后，又遇上十来个黄番，拿着十来支土枪向他们射击。一颗子弹打来，正好打在一个福建籍的通讯员腰间的盒子枪上，人没有负伤，枪却被打吓了。黄番们还是咋呼着要枪。大家掏出枪，一阵连射，把黄番们打跑了。
辗转跋涉中，李新国和李彩云常走在一起，因为他俩原来都在一方面军红五军团。1935年夏，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后党中央和张国焘那场关于北上还是西撤的路线争议，在一、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中都留下了程度不同的阴影，毛泽东等率一、三军团8,000余人，组成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到达陕北；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编入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被张国焘挟制，滞留川北一年，北上会宁会师后，又奉命西进河西走廊，组成西路军。因此，李新国和李彩云，对张国焘(当时人称张主席)，颇有埋怨情绪--要不是张国焘，他们早就跟毛主席他们到陕北了。所以，两人在言谈话语中，免不了对张主席(国焘)有些非议。王树声、杜义德听到这些怨言和议论，很不舒服，因为张国焘长期在川陕根据地，在四面军中还是很有威信的。王树声、杜义德长期在四方面军工作，当时对张国焘自然也是敬佩的。
因此。他们对议论张国焘的李彩云和李新国便有所戒备，严酷的战争环境告诉他们，思想的不一致，有时会导致生命的危险。
就这样，王树声他们11个人又心存戒备地在祁连雪山中走了两天，中午来到甘肃民乐县境东固一带一个离山口十几里的山沟里。大家烧米汤喝了，分头找避风的地方休息，准备当夜出山口，横越河西走廊，到北山(即地图上的龙首山)；然后向东穿越沙漠，东渡黄河，绕道宁夏回陕北。
李新国躺在一块避风的石崖下，李彩云躺在他附近。不远处，王树声和杜义德在那里擦拭手枪；也许是为了出山时对付马家兵吧？李新国和李彩云没管那么多，倒下便睡着了......
“砰！砰！”震耳的枪声把李新国从睡梦中惊醒。他睁眼一看，附近的李彩云已躺在血泊之中！
不远处，王树声、杜义德手枪还提在手中。
李新国吓得面色蜡黄，刚想要问，王树声抢先对他说道：
“我们擦抢走火了，没有你的事！”
李新国心里明白，也不便多说，便默默地起身，和几个警卫人员把李彩云掩埋了。
可李新国却再也睡不着了，心里翻腾得厉害，李彩云的音容笑貌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
李彩云，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1908年出生在甘肃临桃县城关镇。1926年，他刚满18岁便放弃中学学业，考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西安军官学校。在这支由共产党人刘伯坚主持政治工作的军队中，他受到革命的薰陶，毕业后即投身北伐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失败后，他随余部编入以孙连仲为首的国民26路军。I931年12月I4日，他随董振堂等参加宁都起义，编入我红五军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夏天，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川北后，他又奉命随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混编。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甘肃南部时，他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独一师师长兼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司令。
路过阔别多年的临洮故乡，他只和个别亲人匆匆见了一面，顾不上多谈，便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接着便是奉命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浴血苦战河西走廊近半年之久。1937年春，西路军重建骑兵师时任命他为参谋长，然后是分散游击......没想到，眼看就要走出祁连山，摆脱绝境时，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竟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他才29岁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非要被打死不可?......
李新国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便多问，只能暗暗地把眼泪往肚里咽。其他几个人也都吓得大眼瞪小眼，默默地不敢吭气。
入夜，大家又把两个行动不便的伤员隐蔽好，剩下8个人的右支队开始向山口行动。这十天，大约是端阳节前夕/阳历可能是6月份了吧。敌人在山口的盘查已非常松懈。大家悄悄地穿过山口，又穿过一小片沙漠。越过河西走廊的大路，村庄便多了起来，有的还是大土围子，大家静悄悄、急匆匆地从一个个村庄边绕过，丝毫不敢停留，一夜急行80余里，黎明便到了民勤北边的小沟一带。这里是腾格里大沙漠边沿地区，比较安全。大家刚在一家骆驼店里住下，一个商人赶着30多匹满载货物的骆驼也住到店里来了。骆驼上驮的是盐池县的食盐、三边的红枣和宁夏的大米白面、布匹，还有猪肉等东西。大家向商人买了些吃的，饱餐一顿。饭后与商人闲谈，探知商人从陕甘宁交界的三边来，三边现在住着红军。听到这个确切可靠的消息，大家无比兴奋。王树声把剩下的8个人分成两个小组，分路赶回陕北：王树声、杜义德加上营长谭云保和一个通讯员是一路；李新国和通讯员曹丕堂、秦传山、周德玖是一路。临别，王树声召开了一个党的会议，并讲了话。他说：分散以后的政治表现和党籍问题，回陕北以后，大家互相证明。会后，大家便连夜分手了。
李新国等4人继续往北走，路过一个较大的村寨时，被民团发现，20几个团丁拿着土枪长矛出来追赶。李新国等4人藏在水里，只把头露出在水面乱草丛中，敌人从他们头上跳过去却没有发现。待无动静时，他们从水中爬出，悄悄向北走去。黎明，来到一个大湖边上，4人又渴又累，坐下来休息。李新国弄来湖里的水，想让大家喝点，可一尝，那湖水又苦又涩，根本不能喝，只得把水倒掉。又继续向前走，当天就到了沙漠边沿。这里有一家回民店，无论是汉兵还是蒙兵，都很少来，大家便放心住下休息。
第二天下午，李新国4人正准备穿越沙漠，只见远处4个人歪歪斜斜地从夕阳中走来。走夜最前面的二个披着皮袄，拄着拐棍，等走近了，他们才认出，原来是王树声领着3个人赶来了。但身上的武器和金银却全没有了。营长谭云保说，他们4人住进那家骆驼商人家，遇见了蒙古盐卡的税兵，把他们的武器和金银全都抢走了。
夜里，李新国等4人在前面先走，穿越腾格里沙漠，一天一夜急行250里，到了中宁和中卫县之间的一个黄河渡口。这个渡口不大，无兵把守。他们刚要渡河的时候，发现远处来了一个戴平顶大沿帽，穿黑色警察服的人。他们怕暴露了自已，便急忙商量一下，悄悄地把枪埋在黄河边的一个小土堆的树旁边，然后大大方方地过河。那穿警察服，戴平顶大沿帽的人居然一点也没有杯疑他们。
过河后，第二天到了豫旺堡，人烟渐渐多了起来，4个人怕在一起走目标大，引起敌人的注意，便分成两伙：李新国和军部通讯员曹丕堂走在前面，秦传山和周德玖远远地跟在后面。李新国和曹丕堂正在路边走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开到前边不远处吱地一声停了下来，从手上下来一个当官的，车下有一队军官恭敬地迎接他。这是什么大军官?李新国和曹丕堂正看得出神，那车上下来的大军官忽然向他俩招起手来：“喂，小鬼，过来！过来！”两人无奈，只得过去。
“你们是那个营的逃兵？”那大官问。
“我们不逃兵，是老百姓，是给蒙古人干活的。”两个人争着回答。
“从走路看，你们就像当兵的。”那大官怀疑地摇了摇头，又使了个眼色，副官立刻过来搜身。
李新国身上的3个金馏子和3块白洋，都被副官搜走了，最后又搜走了他身上藏着的小地图。
“咦!还是个当官的呢！”那大官如获至宝，立刻把曹丕堂拉过去审问：“尕娃，说实话，你们到底是干啥的?”
曹丕堂觉得再无法掩饰，便说：“我是西路军的，想回陕北去。”
“他呢？他是个啥官?”那大官追问。
“他是连里的文书。”
“咦，还是个师爷呢!”那大官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旧军队里把部队文书叫“师爷”，由于旧军队中有文化的人少，因此较受敬重。
这时秦传山两个人从后面赶来，也被扣住了。4个人一起被分到一个连当兵。不几天，又把李新国调到连部当“师爷”。过后，他们才打听出，原来扣留他们的那个大官是当时国民党35师师长马鸿宾。
一个月之后，说是部队要往北开，抗日去。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秦传山事前没有给李新国他们打招呼，便携枪逃跑了。李新国、曹丕堂他们提心吊胆，唯恐被怀疑，被牵连。怪，不知是由于部队忙着出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秦传山逃走后，当官的并没有找李新国他们的麻烦。
部队乘船，顺黄河而下，到了石嘴山一带一个叫陶葫芦滩的小地方，那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一个小土城，连部就住在城墙上的一个小土房子里。
过了几天，旅部的文书逃走了，便把李新国拉去顶替。旅部有两个勤务兵，熟悉一些之后，那两个勤务兵主动问李新国：“你是不是鄂豫皖的?”
李新国吃了一惊，他们怎么也称“鄂豫皖”？这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简称，是只有红军部队中才叫的呀!一问，才知他俩也是红西路军打散后被抓来的。
“你要不要逃走？”两个勤务兵问。
“路费、护照从那里来呢？”李新国反过来试探他们。
“参谋长床头有500元钱可以拿上，护照有现成的，填上几张就行!”两个人回答得既简单又痛快。
李新国思付了一下，说：“护照可以每人填一张路上用。参谋长的钱不要拿，要是万一被发现，麻烦就大了!”
于是，逃走的计划就这样商定了，大家提前把自己的细软全部变卖，筹集路费。逃走前夕，大家商定，逃走后，在离营地10里左右的一个小山上会合。
傍黑，两个劲务兵把随身带的东西放在水桶里，装作打水，出了营房。
夜里10点多，李新国和曹丕堂接好绑腿，从城墙上往下溜。
曹丕堂先下，下去后拔腿就跑。李新国下去后，再也找不到他的人影。于是，李新国一人沿大路到了灵武县北门外，装作国民党军队出差的，到一个伪保长家吃了饭。
又走了3天，到了盐池县地界，当时陕甘宁边区留守警备二团正驻在那一带，携枪逃跑的秦传山早已到了这个部队。李新国见了秦传山和警备二团的同志们，百感交集，止不住泪水扑嗒扑嗒地往下掉。
团政委甘维汉立刻发报给肖劲光，要求把李新国留在警备团工作，肖劲光复电同意。
20天后，王树声从延安寄来了信，证明石窝会议后，李新国同志的政治表现是好的，党籍也毫无问题。李新国这才知道，王树声等同志早已回到了延安。
王树声、杜义德、谭云保等4人与李新国等4人在民勤骆驼店分手后，当天夜里，王树声等4人遇到蒙古土匪(李新国则说是蒙古盐卡的税警)的包围。土匪大声喊叫著，让王树声他们缴枪。4人冲出房子，见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在骆驼后面瞄着他们。杜义德拔枪要打!王树声大声制止着。
“不要开枪!”
“就这么束手就擒吗？”杜义德等想不通。
王树声“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杜义德等惶惶然，赶紧把他扶起，王树声说：“他们是一伙经济土匪，要的是我们的金条和枪，不是我们的人。要不他们早就该开枪了。土匪人那么多，打起来只能遭受无谓的牺牲；再说，伤了帐篷里的老百姓怎么办?我们的使命是到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革命战士不怕死，可死在这里值得吗?”
3个人被勉强说通，痛苦地把枪和金戒指之类交给了土匪。果然土匪没有杀他们，并每人还给他们一个金戒指，让他们作东去的路费。
走到靖远县境，王树声巧遇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他也是在西路军失败后，东返途中辗转流落到此的；因身体不好，又用光了盘缠，就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在这里写字卖字，想休息一段，再行东去。见到副总指挥王树声，欧阳毅喜出望外，便想让王树声给自己打下手，抻抻纸，磨磨墨，等积攒点盘缠再走。王树声不屑于此。欧阳毅只好随这位副总指挥一起东去。
王树声生得敦实剽悍，脸上点缀着许多紫红的酒刺疙瘩，绰号“绷麻子”。一般胆小的百姓见了就怕。在向一家老乡找饭吃时，王树声因与老乡成年的儿子发生口角，被追逐，先行逃跑。后又遇开明绅士俞学仁，陪他到陕北。刚踏入陕甘宁边区地界，王树声就被几个红军便衣侦察员掀翻在地，捆了起来。押回驻地，首长见了，这才被证明他不是国民党马家兵的奸细。那开明绅士俞学仁也陪着受了一场虚惊。
这将军之跪，并非王树声的耻辱，倒是他粗中有细，灵活决断，善於在特殊情况下保存自己的绝好例证。不然，何以有建国以后的大将王树声?何以有大军区司令员杜义德?
在特殊情况下，缴枪保存自已，并不能看作投降变节。中共中央在西路军失败后，为营救被包围在祁连山黄番寺的500余名西路军干部时，就曾向马步芳提出过如下条件：被围干部全部缴枪，另交大洋XX万，以保全西路军被围干部的生命。此事有保存至今的电报为证。
李新国，这位已经离休的东海舰队司令员，给我讲完西路军右支队的散失之后，一再叮嘱，不要公开发表。尤其是王树声和杜义德打死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一事，更不能外传。他说，1942年延安整风时，他曾提过李彩云被错杀一事，不但事情没有落实解决，反倒长期影响了他和王树声、杜义德同志的关系。
说完，他苦笑了一下。这是I980年8月25日下午。
我完全理解这位离休老司令员的苦衷。虽然已经年迈，已经离休，可他也是活生生的人，需要理解，需要友谊，需要处好人际关系。因此，尽管我当年就把他的谈话整理打印成文，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也极少外传。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疙瘩，想进一步了解落实，想为被错杀的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正一下名，写一篇传记。
为此，1983年5月我曾找过杜义德司令员。
当时，为了解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被打散一事，我随刚刚卸任的甘肃省人大主任王世泰同志到了临潼，下榻在兰空疗养院。当晚听说杜义德司令员就住在附近的陆军疗养院。我便立刻赶去求见。
通过几重门岗，终于见到了。这位身着军装的现职司令员精神饱满，且显得年轻。我介绍过自己的单位和工作之后，便说明来意，想请他谈他所经历的西路军的情况。当然，我知道，李彩云被打死一事不便立刻就提，只能待气氛适宜时才能问。
杜义德司令员说，他翌日要回兰州，今晚还要收拾一下，待回兰州后再谈。暮色中，我只好怅然而归。
一个月后我回到兰州，忙于应付一些别的事情，加之兰州军区司令部的大门可能更难进一些，访问杜义德司令员的事一直拖了下来。
翌年，张掖地区党史办专搞西路军征集研究工作的麻琨同志来访，我将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被王树声他们打死一事相告。他听后感概、愤慨了一番，又告诉我易外一件事：
......1937年春天，祁连山中依然风雪弥漫，被打散的西路军将士在林海雪原苦苦挣扎著。各自寻找着生还陕北的路。一日，一位西路军的失散干部遇见了王树声他们，就像孤儿遇见了亲人似地跑上前来，举手敬礼报告，刚喊了声“副总指挥”，就被王树声拔枪打死了！
据说，是怀疑他叛变，怕他把马家军引来。
啊，严醋的战争，使生命变得分文不值；失败的战争，使枪林弹雨中共过患难的战友都失去了信任。
恰巧，麻琨同志老家也在甘肃临洮，与被冤杀的李彩云是小老乡。他便利用回临洮探家的机会，将李彩云的下落透露给李彩云还在世的亲人--他哥嫂的几个孩子。自从长征那年有些亲人见过李彩云一面，此后几十年杳无音信，亲人们多方打听，等啊，盼啊，盼望有朝一日突然之间李彩云会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服出现在眼前！也许，李彩云早就在战争中牺牲了，那也应该有个下落，就是一张印有军旗和红五星的烈属证，亲人们也会稍感宽慰！可几十年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没想到，近50年后，得到的竟是李彩云的这样一个令人吃惊和愤慨的消息!
亲人们的心一刻也不能安静。他们四处写信，要求了解落实李彩云被冤杀的情况，要求得到应有的承认......
1985年夏天，李彩云的侄子李瑞麟从临洮县委宣传部给我写信，要求我提供采访到的真实情况，谈些意见，以使李彩云将近50年的冤案得到解决。还未等我回信，李瑞麟又亲自找来了。
我把李彩云之死的真实情况如实相告。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心，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使我这么做，将真相瞒下去，冤死的先烈不能安息，活着的亲人不会安心，于党何益?于国何益?于民何益?正如人们常说的，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她不犯错误，而在于她能够自觉地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同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处长温云是(三点水加“是”)同志又来兰州，向我了解李彩云冤死一事，他说，李彩云的亲属向中央军委写信反映后，总政已向住在北京的杜义德同志了解过。杜义德同志已经承认，李彩云是王树声和他错杀的。错杀的原因是当时怕李彩云和敌人联系。
我提供了目睹者李新国的住址，让他再去落实一下。
温云是(三点水加“是”)处长叮嘱我，调查李彩云的情况暂且不要告诉他的家属，因为涉及到颁发烈属证、抚恤亲属等一系列问题，怕一时不好解决。
总政的温云是(三点水加“是”)处长来过之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不管怎么说，上级有关部门正在负责地查证处理李彩云被冤杀一事。对杜义德司令员我也心生敬意。对过去的历史，不管正确也罢，错误也罢，他敢于正视，敢于承认，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位革命老前辈最宝贵的品格！
近日获悉：1986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已为李彩云同志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于是，我便放心地写下如上的文字，并公诸于世，相信世人会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
王树生是共和国的十位大将之一。建国后，担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第二政委、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大江军衔。他按规定，除专车外，还可以配一辆生活用车，但却遭他一再婉拒。理由是：国家还有困难，我有辆车上下班就可以了。直到他1974年与世长辞，都没有配过生活用车。即便是工作用车每月都要交70至80元车费。（车子）
王大将对房子也不含糊。50年代，高层领导决定给王大将建一幢住宅。按规定，房子和家具可以考究一点。但是，他的“意见”来了，盖成一般平房，外加两不要，一是不要独门独院，二是不要警卫森严。在这以后王大将军三次拒绝组织上另建新宅的安排。（房子）
王大将教子如治军，他有三子一女：长子王鲁光，出生在沂蒙山区；二子王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王建初，出生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之初；小女王季迟，来迟于1955年。他将两个小的为防止骄、娇二气，不以高干子女自居、丝毫不能搞特殊的家训到部队服役，王建初在军队生时发现头难过，想回北京治治，严父误以为他“太娇”而亮起“红灯”，两年后，落下精神不健全的根。王季迟当时还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将她安排到一个边远的山野农场养猪、种田进行锻炼。长子王鲁光考入清华大学，结婚前三天突遇车祸，脊椎撞断，再也站不起来了。事情处理时，王大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请转告司机，饭还是要吃的，好好吸取教训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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