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豹双排小货车二手车:一直奔跑——加藤嘉一

一直奔跑——加藤嘉一

(2011-05-22 22:50:24) 转载标签：

加藤

中国

东京大学

古惑仔

校园

分类： 励志人物

个人详细经历

　　他恨社会的不公，但内心依然阳光。——全文摘选《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我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相当于杭二高，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 　　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 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 　　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但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而且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只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 　　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 　　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 　　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人物事迹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 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 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 ”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 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一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看报，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 　　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 　　“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 　　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