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豹双排小货车二手车:一直奔跑——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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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奔跑——加藤嘉一

(2011-05-22 22:50:24) 转载标签:

加藤

中国

东京大学

古惑仔

校园

分类: 励志人物

个人详细经历

  他恨社会的不公,但内心依然阳光。——全文摘选《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我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相当于杭二高,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   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 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   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但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而且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只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   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   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   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人物事迹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 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 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 ”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 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一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看报,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   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   “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   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