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花同人文:不可不知的世界5000年：古今中外旱灾饥荒大盘点

萨赫勒地区特大旱灾

      萨赫勒，在阿拉伯语中是“边缘”的意思。地理上泛指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包括马里、塞内加尔、乍得以及埃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和地区的热带草原地区。有近24亿人口，常年遭受撒哈拉沙漠干热风的侵袭，萨赫勒热带草原曰渐沙化，成为世界上干旱的高发地区。20世纪70年代初，萨赫勒地区曾发生过连续五年的大旱，期间有的年份几乎滴雨未下。1982年非洲再次陷入干旱，在这场灾难中，首当其冲的又是萨赫勒地区的国家。

　　位于马里境内的尼曰尔河套地区是当地重要的粮食产区，每年这里沉积了尼日尔河大量肥沃的淤泥。但在1982年这一年，人们望眼欲穿，终未能看到日夜期盼的大雨。往年特南古地区稻米的播种面积往往在4600公顷以上，而次年这一著名的稻米产区只播种了90公顷。马里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降雨量都比正常年份要少一半。

     塞内加尔地区也难免遭受干旱的袭击，高梁和粟的产量比往年整整少了一半。花生是北部和中部的主要农作物，几乎全部枯萎;普经占全国花生产量70％的辛—萨卢娟地区，花生也减产近一半。

　　在旱灾刚开始的1982年，乍得就缺粮20万吨——对于这个干旱与战乱并起的苦难国度无异于雪上加霜。翌年，随着旱灾日趋严重，乍得缺粮已近30万吨，数以万计的居民在饥饿的深渊中苦苦挣扎。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部，是20世纪80年代非洲萨赫勒地区旱灾的重灾国。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中部隆起、边缘低陷的高原国家，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土为高原，平均海拔为2500—3000米，素有“非洲屋脊”之称。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从东北到西南纵贯全境，把高原劈成两半；北部、东北部和南部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境内绝大部分的河流、湖泊发源于高原，穿行于悬崖峡首之间，形成许多急流瀑布流入邻国，因而又有“东北非水塔”之称。

　　然而，正是这个素有“非洲屋脊”和“东北非水塔”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在80年代非洲萨赫勒旱灾中，却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其受害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通常年均降水量为1000— 1500毫米，低地和谷地地区为 250—500毫米，而1984年埃塞俄比亚的降雨比正常年份减少60％，有的地方甚至锐减100％。全国102个县中，除7个县未受灾外，其他地区都遭到了旱灾的袭击。全国14个省中，有一半省份被列为重灾区。田地干裂、禾苗枯萎，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84年，埃塞俄比亚粮食减产30％，有300万人沦为灾民。因持续干旱所造成的饥荒和疾病在短短9个月中，夺走了30万人的生命。

　　不幸的是，旱灾在三年之后再次光临了处于饥荒中的埃塞俄比亚。北部灾情最为惨烈，干涸的湖泊，断水的河流，干裂的田地，枯黄的草木，倒毙的牲畜，悲惨情景随处可见。起初这个地区就河网稀疏，连年缺雨，旱情不断，而且多年来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遭到近于毁灭性的破坏。据统计，1987—1988年埃塞俄比亚最北部的提洛雷和沃洛等省，连续两年降雨量减少了四分之三，造成粮食收成减少了80％，居住在北部各省的400万人生活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除粮荒以外，北部各省还面临着另一个严重问题——水资源短缺。许多地区只能定量供水，缺少饮用水使得通过污染水质传播的传染病蔓延开来。

　　持续的干旱，使非洲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84年，受灾国当年的粮食产量普遍比前年减产的数字又下降了一半。据统计，安哥拉小麦产量下降了50％，莱索托下降75％以上，博茨瓦纳下降了80％以上，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分别减少30％—40％，而毛里塔尼亚的产量从常年的7万吨左右下降到1万吨左右，畜群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不断的干旱，使非洲粮食产量下降到4600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92公斤。非洲的大旱灾直接造成了人类近代史上的大惨案——非洲大饥荒。

　　在非洲大陆，一片片干涸龟裂的土地，张着血盆大口，仿佛要吞噬地上的一切生灵；一群群沿路乞讨的饥民，饥饿使他们随时可能跌倒在惨不忍睹的饿尸堆里……饥饿、恐惧、绝望、哀号在这片古老的大地蔓延。

　　在毛里塔尼亚，在乍得，饥民们四处觅寻小动物，掘地三尺，以带壳的甲虫，甚至令人恶心的蠕虫充饥。

　　在乌干达，10万灾民陷入饥馑，绝望的卡那毛庄族人饥不择食，以致发生活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在苏丹，饥饿的人们骨瘦如柴，在死亡线的边缘痛苦挣扎；衣衫褴褛的灾民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救援食品的到来，拖着沉重的步子的饥民向救济站步履蹒跚地走来。在一群又一群的饥民中，孩子们已经饿得连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在一张照片中，一个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中，吮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他的皮肤没有一丝血色，四肢细长，双臂、腿脚上的所有骨骼关节和脉管神经暴露无遗，与木乃伊几乎无异。

　　在1983—198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320万吨的粮食援助。除食品外，至1985年，据统计，自国际社会向非洲提供的粮食、大量的药品、衣物、帐篷等生活急需物品已达上千万吨。大量的救灾物品，对缓解非洲的大饥荒起到重要作用。

非洲90年代大饥荒

     1991年，人们对80年代非洲的那场大饥荒尚记忆犹新，一场新的大饥荒又以惊人的速度在非洲大陆肆虐开来，大约有100至300万非洲饥民濒临饥饿与死亡的绝境。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现在非洲至少需要120万吨的粮食扶助方能渡过难关。粮食危机在撤哈拉以南的国家尤令人担忧，其中苏丹、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和索马里处境岌岌可危。

　　严重的干旱使苏丹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绝产绝收。80年代遭受旱灾重创的埃塞俄比亚，此时处境更加艰难，狭小的难民救济所中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饥民，他们苦苦等待着为数不多的救济粮，更多的饥民则是拖着孱弱的身躯，踏上了寻找粮食的艰难之路。除了受干旱的袭击外，一些地区还同时遭受蝗虫和甲虫的袭击，肆虐的害虫把所剩无几的庄稼吃了个精光。索马里的情况更糟，本来旱灾已经闹得民不聊生，连年不断的内战，使得救灾工作更是无法正常进行。

　　1992年，非洲大陆仍然烈日炎炎，旱情不减。每年年底本是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的雨季，可是1992年底却是晴空万里，不见一丝云彩。即使老天爷眷顾人间下了几场雨，仍改变不了粮食绝产的处境，甚至连城镇居民的饮水也成了大问题。旱灾从南到北，受灾人口增加到了1.15亿，其中3000万人濒临饥渴死亡的边缘。

此次旱灾最惨的国家有津巴布韦、南非、莫桑比克、赞比亚等。津巴布韦素来享有“南部非洲粮仓”的美称，80年代非洲大干旱期间，津巴布韦还有能力支援非洲兄弟国家；而到了90年代，持续干旱的不断摧残使津巴布韦也陷于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

　　1992年，津巴布韦粮食收成总量只等于上年的三分之一，仅玉米一项就需要进口一百五十多万吨。穆加贝总统悲痛地宣布旱灾已成“国灾”，灾情遍布全国各地，累及百业，灾民450万，几乎占了总人口的一半。

1876年中国大饥荒

     1877年一场特大旱灾降临中国华北大地。此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广、后果异常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和1878年两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学界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为严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于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干旱的预兆，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发生的迹象，一直持续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1877年（光绪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区再次遭到更严重的旱灾，很多地方又出现蝗、雹、疫等灾情。这次大灾荒延续到1878年，直隶等一部分地区拖到了1879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四省，1876年就有181个县受灾，1877年为274个县，1878年达285个县。

     这次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要数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的旱灾，其次是湖北、安徽等一部分地区的水旱灾害和广东、福建的水灾，而南方其他地区和长城以北却获得了较好收成。在这连续三年的大灾荒里，受到天灾严重袭击的饥民达二亿，已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半数（当时清朝人口据估计在四亿左右）。死亡于饥荒和疫病者数量在一千万左右，从重灾区逃荒外地的人数达到二千万以上。仅山西一省一千六百万居民中，死亡五百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

　　中国古代史书中，对较大灾荒总是有“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描绘。“丁戊奇荒”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和腐败反动的清王朝统治下，灾情更为严重，灾区一片凄惨景象。

　　以京师及河北地区为例，两省都因旱情加重而导致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天津以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瞬间残存的庄稼已被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遭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这一年，据史书记载：“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往年的三成。持续不断的灾害，痛苦似乎看不到尽头。

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奇灾，古所未见。”

　　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农户蓄藏一空，愈来愈多的灾民被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延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

　　随着旱情的蔓延，食物越来越少，“人食人”的惨剧随之发生。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活人吃死人，把老人或孩子活活杀掉吃的……无情旱魔，已经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至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只有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此时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在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人在天灾中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过程中倒地而亡。“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杀伤力极大的瘟疫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隶、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上天眷恋地降下甘霖，干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重新滋润，四处泛起了绿意。终于，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宣告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悄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更重要的是地震所波及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丁戊奇荒”因为瘟疫和地震而将人世间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遭受旱灾的州县，山东有222个，山西402个，直隶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灾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近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

　　晚清的这场特大旱灾，堪称清朝甚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中华民族在这场灾难中经受住了考验与磨练，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显示了无比坚强的勇气与决心。

1942年河南大饥荒

　　1942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战，后方的支援尤为重要，但当时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之多！

　　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日本的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的灾难，残酷的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给百姓带来了许多隐形的重伤。1942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

     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

　　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救灾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

　　国统区300万民众活活饿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也结束了。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的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生命的流逝让我们不禁为之感叹，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片段记录，才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灾荒，并值得后人深深地思考。

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

     1845年至1852年爱尔兰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饥荒，7年间，爱尔兰丧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个数目中除饿死、病死者外，还包括近两百万因灾荒迁徒海外的爱尔兰人。

　　1845年灾荒的开始，源于一种当时不为人知的农业病害。一种被称为马铃薯晚疫病菌的真菌在爱尔兰岛蔓延，这种真菌适应温暖潮湿的环境，并通过风、水等媒介携带自己的孢子进行繁殖。爱尔兰多雨阴霾的气候为这种真菌的发育提供了最佳的繁育环境。1845年夏天，在短短几周内，这种凶猛的真菌就席卷了爱尔兰岛，导致大量马铃薯腐烂。仿佛在一夜之间，原本生机勃勃的爱尔兰田野变得“草木皆烂，荒芜一片”。

　　到1846年9月，马铃薯的收成减少了四分之三，对于以马铃薯为主食的爱尔兰人民而言，饥馑的恶灵已经降临。

     自1801年起，爱尔兰便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其中天主教徒占人口的80%，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靠农业为生的佃农，大地主则居住在英格兰，大多数农业收入也因此输出国外。只拥有很少的土地的佃农，只能靠种植马铃薯这种高产作物才能糊口，特殊的人口结构，形成了对单一农作物——马铃薯的过度依赖，面对1845年马铃薯的受灾，所产生的饥荒是灾难性的，本就极端穷困的佃农阶级受到巨大的打击，死亡人数也就相对更多。

　　弄不到食物，820万爱尔兰人饥肠辘辘，生荨麻不仅难以下咽，而且有毒，现在却成为充饥的无奈之选，好几万人脸上还粘着企图吞食的荨麻便饿毙道旁。很多人死于饥荒带来的霍乱、痢疾和斑疹伤寒，棺材遍地、尸骨盈野。走投无路的人们开始逃往英格兰，但几个月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肮脏的地下室或茅屋里悲惨地死去。还有100多万人逃到美洲，一半死在了移民的船上或波士顿、纽约和巴尔的摩的爱尔兰人居住区。

　　凭着他们骨子里克伦威尔式的克制精神，4年中，直面死亡的爱尔兰人都没有对英国地主提高运往英格兰的小麦地租的无理要求提出反抗。英国政府却变本加厉，把爱尔兰的其他农作物和牛羊调往英格兰，这更加重了1845～1850年的大饥荒。

　　在这次大饥荒中，马铃薯减产720万公斤，经济损失达5亿美元。100多万爱尔兰人丧生，另有100多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和英国。同时在这场大饥荒中丧失的，还有一种语言——凯尔特语几乎消失。但是，经历了灾难的爱尔兰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的历程，并最终赢得独立。

本文摘自《不可不知的世界5000年灾难记录》

参考资料

腾讯博客：文裁缝·历史密码：《不可不知·5000年：古今中外旱灾饥荒大盘点（图）》2010-04-09

http://blog.qq.com/qzone/622008594/127074318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