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种人的起源:全国多地出现“癌症村”

全国多地出现“癌症村”   重金属污染集中多发

　　土地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给人们生活带来重大隐患，即生命安全受到挑战，职业病高发，病死率大幅上升，死亡的年龄普遍提前至45岁左右。

　　与此同时，由于相应救治机制的缺失，应对不当随时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群体性事件，不能不警惕。

　　多地惊现“癌症村”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基础科研部主任张建新说，他们调查了7万人25年的健康记录后发现，从1965年到2005年，骨癌、骨痛病人数都呈上升趋势。在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株洲，当地群众的血、尿中镉含量是正常人的2至5倍。

　　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

　　河套地区共有近30万人受砷中毒威胁，患病人群超过2000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是砷中毒的重点区，该村病人多，而且死亡人数也多，主要是以癌症为主，大多在壮年时就由于病魔的折磨而过世。

　　村民刘喜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反映说，嫁过来的媳妇三年后就出现砷中毒病症，村里的光棍越来越多了。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董家营到托克托县永圣域乡一带是氟中毒的重点区域，地下水氟含量在河套地区最高。该区几个重点村的村民均有不同程度的氟中毒症状。

　　记者看到，很多村民牙齿发黑、疏松，骨质疏松。这里有的村民为了孩子健康，自己喝当地水，给孩子们买矿泉水。

　　距离包钢尾矿坝西约两千米的打拉亥村由于受尾矿水的下渗造成地下水以及粮食中的稀土元素、氟元素以及其他重金属元素的污染，使该村的居民受到严重危害。各种怪病多，以心血管病、癌症、骨质疏松为主，记者见到一个近十岁的小女孩，没有长出一颗牙齿。

　　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在日本，这叫“骨痛病”，属比较常见的职业病。

　　《经济参考报》记者来到位于葫芦岛锌厂主厂区对面的龙港区马仗房东街道办事处集贸社区。社区书记、主任霍春华介绍说，锌厂建于1937年，这里的人们受害很严重。每当锌厂排“蓝烟儿”时，人喘不上气，咳嗽。

　　而最大的影响是，这里得癌症的人群比较多，年轻人死得多，单亲家庭多，社区去年死亡14人，其中6人死于癌症；今年1至5月死亡5人，其中死于癌症的2人。最小的死亡者年龄均在四十五六岁。

　　“我们都习惯了污染”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内蒙古、辽宁、湖南三地土地污染带职业病高发地区调查发现，当地政府多对发病情况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也表现“漠然”。发病群众对此也习以为常，反映多次后再无下文后即过一天算一天，求诉无门。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杨家疙瘩村村民杨三民说，尽管现在有很多人议论说，人们吃掉了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肯定会生病。

　　杨三民对此有所担忧，但也不知道污染到底有多大害处，因为肉眼看不到它能立即带来问题。他不希望把他们村的情况告诉世人，担心会引起外人对此村的害怕。

　　46岁的辽宁省葫芦岛锌厂职工高秀峰今年2月2日死于肝癌。他的妻子刘凤霞说，“对于锌厂的污染，我们已经习惯了，日本发生核辐射时，咱们一点儿都不怕，这儿的辐射可是要比日本厉害多了。”

　　刘凤霞所在的龙港区马仗房东街道办事处集贸社区主任霍春华说，从2003年开始，锌厂答应给社区居民补偿，但社区从来没收到过这笔款，当地的人大代表多次呼吁过把这里的居民整体搬迁的问题，但是政府表示根本无能为力，大家已经麻木了。

　　据龙港区北港办事处主任邵洪臣介绍，办事处人口1.4万人，其中农民1万人，共有2.1万亩，辖6个行政村，其中4个村与锌厂的直线距离为2至3公里，每到冬季天气总是灰蒙蒙的。

　　当地的稻池村有5000多人口，1万亩土地，受锌厂影响的土地有4500亩土地。土地污染最严重时，玉米不结棒，减收甚至绝收，得癌症或支气管疾病的人居多。去年，锌厂拨付9.1万元作为经济补偿，今年决定拨付10.5万元补偿经费，实际分到每个人头上没多少钱。

　　“土地污染带”疾病防控之难

　　记者调查获悉，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

　　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同样，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土地污染带职业病、重症疾病正呈高发和扩大态势，面临着极其艰巨的防控任务。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王喜宽忧虑地说，尽管国家相关部门很重视土地污染的调查，但由于不是“显而易见”的大问题，调查结果很难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

　　比如，他们调查发现，二胺类化肥中含氟较高，在河套地区氟含量较高的现实情况下，使用高氟的二胺化肥具有不断增加土壤中以及粮食中氟含量的危害。因此，工作人员曾多次建议相关部门要生产出低氟化肥，并引导农民使用，但这个建议几乎没人采纳。

　　针对土地污染对人健康的危害，王喜宽建议要尽快建库查询，分地区建立地砷病、地氟病数据库，即电子档案，包括水砷、氟含量，暴露时间，病情程度等。还要加强重点区段的水土环境监测。此外，加强改水、引水力度。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蒋秋桃说，土壤质量的保护工作需要大量投资和技术攻关，比如需要政府加大投资进行浩大的改水工程和搬迁工程，只有以国家意志为后盾，以科学为指导，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土地污染地区重金属中毒现象。

　　蒋秋桃同时称，政府还要进行相应的医学攻关，加大对已有砷、氟、碘中毒区病人的治疗力度，使病人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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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频频发生的“血铅事件”到震惊全国的“镉米风波”，我国重金属污染警钟频频敲响。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调研时了解到，我国重金属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对居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土壤重金属污染加剧

　　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葫芦岛市是辽宁省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位于市区东南的葫芦岛锌厂则是全市重金属污染“重灾区”。离锌厂尚有数公里的地方，一股难闻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

　　与锌厂毗邻的马仗房东街道办事处集贸社区主任霍春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锌厂建于1937年，多年来锌厂重金属排放使周边空气、土壤均受到了严重污染。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锌厂排放的硫酸烟。”霍春华说，虽然与高峰相比现在锌厂排放的硫酸烟少多了，但一到排烟时，社区里弥漫着阵阵“蓝烟”还是让人喘不上气来。到了下雨天，社区里几乎看不清路。

　　更令人担心的是，重金属污染已开始由空气、水体污染向土壤污染转移。

　　辽宁省九三学社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辽宁土壤污染区主要分布在沈阳、锦州、葫芦岛城市等重工业城市和柴河铅矿等金属矿山周围，围绕重工业城市和金属矿山为中心，以排放污水的河流为纽带，形成成片的土壤污染区。其中，由工业生产、冶炼业形成的沈阳和锦州-葫芦岛污染区面积较大，均超过1000平方公里，以镉、汞、铅、锌等重金属元素污染为主，污染强度较大。

　　上述报告指出，近年来，由于沈阳市冶炼厂关闭和工业企业搬迁，污染压力有所减轻，而葫芦岛地区由于矿业和金属冶炼业发达，环境压力非常严峻。

　　与葫芦岛地区面临同样压力的，还有湖南的长、株、潭地区。

　　据国土资源部与湖南省合作进行的一项为期6年地球生态化学调查显示，从湘江株洲朱亭段至洞庭湖出口城陵矶，出现了一条长250公里、面积约2058平方公里的巨大土壤重金属元素异常带，区域内的稻谷、蔬菜，水体中的芦苇、蚌均出现了以镉为主的重金属元素超标。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基础科研部主任张建新认为，从历史趋势来看，土壤重金属污染呈现出加剧的态势。

　　据透露，与上世纪80年代区域化探获取的资料相比，如今长株潭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如果按照，中科院亚热带所的抽样调查数据，湖南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已达71.5万公顷。

　　重金属污染潜在危害“升级”

　　近年来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加剧成因，既有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更有人为因素的推波助澜。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童潜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按照我国现行标准，“湖南粮仓”洞庭湖区稻米及蔬菜有相当数量已超标。

　　据2005年对洞庭湖区常德、临澧、益阳、南县、宁乡、汨罗等6个工作区采取的早、晚稻米分析，童潜明发现，晚稻米镉含量平均有0 .23至0.26M G /K G，公开发表的数据晚稻镉含量超标达41.67%，蔬菜近乎全部超标。

　　辽宁省辽河流域农业地质调查数据也显示土壤重金属污染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检测的3984项重金属元素中，总计超标305项，超标率达到7.66%。大宗农作物中的镉铬等元素超标问题比较显著，尤其是沈抚灌区、柳壕灌区和新城子灌区等，由于常年利用城市污水灌溉农田，土地污染和粮食超标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蔬菜超标区域主要集中在沈阳、锦州等重工业城市周边，例如沈阳细河蔬菜基地土地和地下水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恶劣，蔬菜品质低下。

　　分析土地污染的原因，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元素主要是由于污水灌溉、大气沉降物和施肥等因素带入。三条途径对比，由肥料带入土壤的重金属是最少的，各地区差异性不大，大气干湿沉降和灌溉水因素带入的重金属量相差较大。尤其是工业城市和冶炼企业周边，由大气干湿沉降和灌溉水因素带入土壤中重金属量可以达到施肥带入量的几十至几百倍。

　　童潜明认为，根据现有调查数据，已表明我国部分地区土壤和种出来的农作物已有普遍的镉等重金属污染，只是尚未达到使人致病的程度。

　　不过，童潜明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如果稍有放松，若干年后土壤重金属污染积累进一步加剧，一旦重金属含量达到致病程度，情况就将不可收拾。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之祸

　　环境专家认为，与资金、技术上面临的难题相比，防治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关键更在于遏制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冲动。“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如不能彻底扭转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 D P增长的冲动，防止重金属污染转移加剧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我国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和矿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加上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滥挖滥采使得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

　　而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重金属污染则来自于工厂。国内三十几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称，IT企业重金属污染居首。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

　　农业、养殖业也成了重金属污染源。童潜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根据《湖南省洞庭湖区生态地球化学调查评估报告》中对宁乡、益阳等6个研究区的镉输入土壤的途径分析：来自灌溉水的镉输入约为每亩0.013克，而来自磷肥的为每亩0.11克，镉输入后者比前者超过近十倍。

　　在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人们常常在猪、鸡等农畜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这些牲畜的粪便又是农民乐于购买的有机肥料。当含砷的肥料被堆积入田时，肥料内的重金属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地下，并随着耕种传递到农作物中。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依然阻碍着重金属污染防治。

　　湖南省环保厅2010年6月公开通报显示，自2009年9月起，湖南省和衡阳市两级环保部门对耒阳市先后下发八次整改令，要求耒阳市对所属遥田镇多家存在严重重金属污染隐患的企业实施淘汰关闭，但八次整改均没有得到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