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玫瑰对黑玫瑰 电影:斯大林六次电请毛泽东出兵援苏内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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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六次电请毛泽东出兵援苏内幕(图)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摘自《世纪风采》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经六次电请毛泽东出兵,牵制日本在远东的兵力,使苏联避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境地;然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长远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坚持了正确的援苏原则:八路军只做战略配合,不作战役配合!
   一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揭开了“巴巴罗萨”计划的序幕!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对战争爆发时间、德军攻击方向判断的失误,加上大清洗对苏联红军造成的影响,战争一开始苏军接连失利,气势汹汹的德军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
   祸不单行,德国的轴心盟国日本法西斯也在远东地区蠢蠢欲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增加至20个师,总兵力超过了70万,针对苏联、代号为“关东演”的大规模实战军事演习正在中国东北地区展开,一时间远东地区战云密布,日苏之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苏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机!
   在全力对付德军西线猛烈进攻的同时,斯大林心中始终没有忘记东线的日本关东军。为此斯大林先后六次致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出兵援助苏联,以配合苏联红军对付日本可能在远东地区的进攻。
   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影响了世界局势,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目前世界共产党的任务是“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保卫苏联、为保卫中国、为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社论,指出:当此德国侵苏战争开始之时,即毫不迟疑地,寄无限的同情与伟大的苏联,并愿意追随苏联援华的光辉范例来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紧急约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要求共产国际立即组织和发动各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为此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紧急决议,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并且指出: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取自由。
   当苏联方面在侦察到日军在中苏边境集结情况之后,立即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八路军迅速集结,对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日军采取牵制行动”。
   1941年7月,斯大林第一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方面不要让进攻苏联的日军麇集在北平、张家口和包头方面,要求中共方面“采取行动,破坏上述地区的铁路交通”;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还以商量的语气询问毛泽东“能不能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以牵制日军”。
   对于斯大林的请求,毛泽东给予了积极的回应,7月2日,他电示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日苏战争极有可能爆发”,如果日本进攻苏联,“敌为肃清后方计,将在华北加强镇压”,面对如此复杂局势,“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是,毛泽东同时提醒彭德怀:“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四周年的宣言中再次指出苏联的卫国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的,但是针对“只有保证苏联的胜利,各国人民才有可能争取自由”的说法,毛泽东在文中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援助苏联的具体办法就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
   7月15日毛泽东在致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是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强调“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如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毛泽东在电文中还让周恩来把他的意见告诉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将军,并请崔可夫转告斯大林。
   7月18日,毛泽东在回复华中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的请示电中,同样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与我苏均不利。”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我党我军对苏联的军事援助是间接的,是长期的,是通过巩固我各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从战略上来配合苏联红军,这一方针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
   二
   1941年8月至9月间,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基辅保卫战和敖德萨保卫战之后,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只得把全线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他看来,只要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可以瓦解苏联军民的斗志,取得对苏战争的完全胜利。10月2日,德国军队出动35个师的兵力向莫斯科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
   就在斯大林指挥苏联军民进行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进攻苏联远东。完全可以想象,这份情报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触动有多大;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在东西两线腹背受敌,此时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正节节推进,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提出了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情况之下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施加压力,不断要求毛泽东派遣部队尽一切努力向日寇发动进攻,以配合苏联红军。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面对批评和压力,毛泽东的态度是坚定的,1942年我军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苏联。
   1942年5月,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对战场南翼的苏联红军发动重点进攻,不仅突破了苏军在刻赤半岛的防线,而且击退了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恰在此时,苏联方面再次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这使得斯大林更加紧张起来。为此他授意苏联国防部起草电文,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分正规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
   随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立即飞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开赴南满地区,配合苏军的行动。除此之外,苏联派驻延安的联络小组频繁地就八路军军事行动的问题同中共中央进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实地考察八路军活动的情况。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立即在军事上采取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线路,并且同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搞好关系。苏联的这一系列要求,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进攻苏联的时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面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要求甚至是干预,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我们自然要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极端困难,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这时要求八路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阻止敌人和牵制敌人是不切实际的。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友均不利。
   对斯大林的这两封电报,毛泽东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出兵援助苏联。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伪政权,一方面改变对蒋介石的强硬政策,腾出手来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反共顽固势力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派重兵围困我陕甘宁边区,而且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重要物资。
   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部队纷纷响应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号令,甘心投靠日寇,沦为汉奸、伪军,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起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在靠近苏联的华北地区,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俊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另一方面派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进行“铁壁合围”,实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苏联的长城内外,日寇制造了东西长700里,南北宽80里的无人区,使我八路军各部队活动十分困难。
   以上因素,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由1亿减少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少到约4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军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援助苏联,长途奔袭,兵力少,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给和支援,其结果除了惨败,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利,就是对苏联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
   三
   兵败莫斯科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并不甘心失败,1942年7月,希特勒再次纠集150万兵力直逼苏联南部重镇斯大林格勒,企图切断苏联南北水陆交通要道,截断苏联红军的补给线,进而包抄莫斯科。德军凭借数百辆坦克的冲锋,上千架飞机的狂轰滥炸,于9月13日突破苏军的防线,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区,苏联形势十分严峻。此时,日本法西斯虽然忙于太平洋战争,但是关于日本在远东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种种传闻仍然不断传到斯大林耳里。
    当时正忙于指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斯大林,无法准确判断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远东地区的日军一直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为了以防万一,在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同时,斯大林第四次致电毛泽东,请求出兵。
    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毛泽东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古交界地区,接受苏联方面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
    长期以来,斯大林把援助中国抗战的装备都提供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对于这次主动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毛泽东回复斯大林说:武器,我们自然很需要,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敌人有空军,在我们的部队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五次致电毛泽东,询问“中共方面是否可以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队到满蒙交界的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最终,毛泽东仍然否定了斯大林的这一方案。
   从1942年11月开始,苏联红军开始对入侵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发起反攻,至1943年初已经完成了对德军33万人的包围,决战即将开始。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稳住东线的日本军队,斯大林第六次致电毛泽东,建议毛泽东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的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的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猜测到了斯大林的意图,经过研究之后,毛泽东从国际主义精神出发,把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地区渗透。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既避免了打草惊蛇,提前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占据了长城沿线的重要战略位置。这样八路军就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进可以帮助苏联红军牵制华北等地的日寇,退可以依托长城沿线的晋察冀、晋绥等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在战斗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一举两得。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它为抗战胜利后我军迅速出兵东北做好了准备。
    1943年2月2日,苏联红军全部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在延安的毛泽东精辟地预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此后苏联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一路势如破竹,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更是把希特勒推上了绝境。在远东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败退,根本无暇进攻苏联,斯大林的担忧已经不成其为忧了!
    在出兵援助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国民党顽固派所说的“不要祖国的‘国际主义者’和牺牲民族利益的‘冒险主义者’”,更不是弗拉季米洛夫所说的只顾本民族利益,“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而是“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民族英雄”。面对压力和困难,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不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左右,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

读报探索源自: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6/04/c_121495597.htm
   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莫斯科之旅
        1964年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个是中国的原子弹炸响了,另一个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了。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苏联,看看勃列日涅夫意欲何为?是不是能缓和两党两国间日趋紧张的关系?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竟会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莫斯科之旅。请看《党史纵横》刊吴跃农的文章。
        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连夜报告,毛泽东听后双眼放光
        1964年10月16日凌晨,在苏联方面解除赫鲁晓夫职务几个小时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即刻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通报情况。他从皮包中掏出公文,念道:“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0月15日,苏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念完,契尔年科将这份俄文文件交给了伍修权。伍修权随即驱车前往国务院,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得知后,立刻带着伍修权直奔毛泽东书房,径直坐到毛泽东床边,将刚刚人睡的毛泽东叫醒,让伍修权当面向中共最高领导报告这一天大的消息。毛泽东听后双眼放光。
        1964年10月16日这天,中共高层异常兴奋,因为这一天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也就在这一天,中共得到了曾经下令封锁向中国输出核技术的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这里有一个细节,当天,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在人民大会堂做最后一次彩排,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审看节目,并在演出结束后令人意外地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并合影留念。之后,毛泽东向全体演职员挥挥手,即率中央常委一行人上楼开会,周恩来则留下来给全体演职员讲话。周恩来先提醒站在合影阶梯上的演职员们听后不要跳越,然后说,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赫鲁晓夫下台了。现在,中央领导到楼上开会,研究国际国内形势,我也要上楼参加会议,大家要把节目排练得更好,用实际行动向党中央汇报。
        赫鲁晓夫一直在准备孤立中共。他原打算在1965年6月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会议,目的是将中共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也就是不承认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悬在中共头上的一颗更有破坏力的政治“原子弹”,所以中共最关心的是,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不是这颗政治“原子弹”也哑了?
        在人民大会堂楼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很快从欢快的气氛中冷静了下来,大家对赫鲁晓夫的下台当然是很高兴的,但在没有搞清苏共中央为什么突然变更领导人的真实原因前,他们是难以彻底开怀的。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对赫鲁晓夫的下台原因进行分析,以及是不是对中共有利?是不是对两党两国改善关系有利?会议最后终于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不变,完全承袭赫氏的做法,因为苏共毕竟是因为内部权力争夺造成赫氏的下台,他们党的大会决议不可能马上更改;二是微变,会有一些调整,毕竟新人有新的想法;三是不仅不变,还更坏,会变本加厉,新的领导人可能会比直来直去没有什么城府的大老粗赫鲁晓夫更难对付。
        怎么办?猜测和分析永远替代不了现实接触,要了解真相,把握中苏关系的走向,只有与苏共新的领导人接触。为此,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定:中共四套班子的最高领导人,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向苏共中央新的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发出贺电。贺电由外交部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于10月16日发出,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刊发。
        这个姿态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中共试图恢复修补趋于崩裂的中苏关系。1964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在毛泽东的部署下,中共决定以此为契机,派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并联系兄弟党一起前往。
        10月29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5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
当时中共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并不清楚,周恩来自称此行是“战略侦察”。
        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团员有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晓(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中共中央委员)、潘自力(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等。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搞清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搞清这个原因,就基本上摸清苏共新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基本态度了。
        周恩来肩负重任,飞往莫斯科,他很清楚此行的意义
        11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149次全体会议,在就国际形势讲话时说,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我们一是欢迎,拍贺电;二是做工作,要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的、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还要弃权。
        这三条的根本当然是重新建立中苏两党两国间的紧密关系。
        当时,中共领导人想要知道的,主要还是苏共领导人的真实意图。
        苏共高层对周恩来率团前来是高兴的,因为这切合他们改善两党关系的愿望。按原计划,苏共本来要派一名外交部副部长来北京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并作改善关系的试探,现在中共高规格地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就已经说明中共的意愿了,苏共高层很多人把周恩来的到来看作是毛泽东准备支持勃列日涅夫的明显迹象。
       苏共高层的这些想法当时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出发前并不清楚,周恩来也不会想到,苏共中确实有一些人把赫鲁晓夫与毛泽东视为对手。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确实太鲁莽,但影响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因此,必须想办法趁中共代表团到来之际,暗示或动员中共像周恩来这样老资格的领导人在中共掀起一场波澜,像苏共赶赫鲁晓夫下台一样,把毛泽东主席也赶下台。
        由此,中国党政代表团此行莫斯科,显得波谲云诡,这次本来想修复关系的苏联之行,却成了一次踏雷之行,并被一个叫马林诺夫斯基的引爆得差点无法收场。
        11月5日,代表团分乘两架座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晚上抵达莫斯科。飞机滑行在熟悉的莫斯科伏努科沃夫国际机场,周恩来透过机窗看到前来迎接的人们,感觉规格还算说得过去,心里一热,但并没有表现出来。许多苏联高官站在停机坪迎接,为首的是新的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还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书记处书记安德罗波夫。
        双方只是礼节性地寒暄客套,天寒地冻也没细谈什么,倒是周恩来与米高扬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米高扬: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10年、15年前那样的方案?
        周恩来: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没有带来方案,只是想了解两件事,一是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二是各国共产党会议还开不开?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贺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
        米高扬笑了笑,不置可否。当晚代表团下榻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这里是国宾馆,上次中共代表团来苏联,也是进驻这里的。
        尽管礼仪还算隆重,但从一开始,中国党政代表团就感觉很沉闷,苏共新的领导人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似乎并没有热情洋溢的意思。
       11月6日,周恩来拜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向他提出,中方已拟好讲稿,准备在明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勃列日涅夫浓眉一挑,想了一想,叫来办公厅主任,询问明天的议程,然后向周恩来双手一摊,说感谢你们的祝贺,但由于议程已经排好,所以这事没有安排。
        周恩来没有将不快表现在脸色上,还是不卑不亢地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致贺的机会。”勃列日涅夫想了想说,晚上有一个庆祝酒会,在酒会上大家可以发表致词。
        晚宴上,马林诺夫斯基出言放肆,周恩来率团退场抗议
        11月7日晚,苏共中央在克林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兄弟党代表团。金碧辉煌的宴会厅、苏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是倾巢而出,气氛颇为隆重。周恩来致过贺词后,举着酒杯穿行在人群中,施展着他外交家的风采和魄力。此时,他感觉此行尽管不可能有很大的收获,但是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特别是在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时,这个不太动声色的苏共新贵提出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多呆几天,多看看。特别让周恩来高兴的是,虽然第二天是休息日,但苏共政治局几个常委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将到中共代表团人住的列宁山国宾馆来,与中共代表团二起进餐,进行更深人的接触。
        晚会的气氛还是轻松的,周恩来随处走着,不时与兄弟党一些领导人随意地交谈。这时他见一边聚集着一群苏联元帅,就走过去,举举手中的酒杯与他们招呼。
        这时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像是喝醉了酒,朝周恩来身边靠了过来,通红的脸几乎要贴着周恩来的脸了,喷出的一股浓烈酒气直冲周恩来的脑门。旁边的苏共将军们似乎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似的,脸上露着幸灾乐祸的表情。周恩来与马林诺夫斯基打过招呼、刚想与他寒暄,一见他脸色恶狠狠的,一副来者不善的挑衅样子,忙扭过过头去。谁知,马林诺夫斯基却对周恩来出言不逊“你们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
        周恩来一征,马上清楚他话中有话。由于马林诺夫斯基讲话凡乎是在吼叫,一些来采访酒会的西方和美国记者已经在引颈相望了。周恩来不想与马林诺夫斯基纠缠,马上与他打哈哈,说:“马林诺夫斯基将军,下次来中国我请你喝茅台酒,喝北京的二锅头,好吗?”然而马林诺夫斯基似乎是要一吐为快,他摇晃着手中的酒杯,酒洒了一地,差点洒到周恩来的身上:“不要让任何人妨碍影响苏中两党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也不要任何毛泽东来……”
        周恩来不等他说完,脸色大变,又不便与他辩理争论,厉色正言:“你的话我不懂!”扭身就走,可这个马林诺夫斯基象疯了似的,冲着周恩来的背影嚷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采取行动,搞掉毛泽东,苏中两党只有这样才可能和好!”
        见周恩来扭身而去,马林诺夫斯基意犹未尽,转身见贺龙正在和朱可夫元帅聊天,心想,周恩来不听我的话,他是假装正经,不敢表露自己,我要向贺龙去说。贺龙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见马林诺夫斯基过来、就迎了上去,举杯要与他碰杯,可马林诺夫斯基一脸怒气,说道:“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一怔,立即严词驳斥,“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件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你这样讲话也是无礼的,你的想法是不会实现的,对不起,我不能与你谈话了,请你让开。”
       这时,周恩来也走了过来,浓眉下的一双眼睛狠狠地瞪了马林诺夫斯基一下,然后对贺龙说,“贺老总,这个家伙太放肆了,看来,他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我们只能退席表示抗议!”于是,周恩来打头,贺龙紧跟着,其他代表团成员随后,中共代表团在全场凝视中,愤然退场。
        马林诺夫斯基见中国人并不响应他,显得气急败坏,对着扭转身而去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一群人的背影,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
在与苏共高层聚会时退场抗议,对于周恩来来说,已经是第二次了。1961年10月17日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中共派出了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会上,由于赫鲁晓夫采取了“围剿”中共的态度,周恩来以退会返回北京表示抗议,留下彭真代理团长,看看赫鲁晓夫还要搞出什么花样。
        代表团连夜开会提出严正交涉
        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共代表团紧急会议,商量和何处理此事。他首先召集几位翻译核实马林诺夫斯基说了些什么,一一记录备案。
        大家“回放’了马林诺夫斯基挑衅的全过程,分析认为,马林诺夫斯基这次行动背后有内容,不是孤立的。这说明,在苏共高层,有一部分人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是极为错误的,他们认为这不是两党的关系,而是两党负责人的关系,中苏两党的不愉快,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冲突,因此有了马林诺夫斯基要中共也搞掉毛泽东这样的无礼叫嚣,对此我们坚决反对,而且苏方必须对此事有个交代。
        周恩来浓眉一挑,平静而威严地说,这事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苏共曾经有过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这不仅是对中共,也是对中国人民和领袖毛泽东的严重侮辱,是极为严童的事件,马林诺夫斯基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是不可容忍的,明天我将向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严正交涉,提出抗议,看他们是什么态度,再相机行事。
        勃列日涅夫见中共代表团愤而退席,当时只能装着没看到,扭转头与其他国家代表团负责人说话。苏中之间的过节,大家都清楚,其他党有的看见了也装着没看见,都不想在敏感的时候卷人。酒宴结束后,勃列日涅夫对秘书说,叫马林诺夫斯基到我办公室等我,明天上午去中共代表团驻地的活动照旧进行。
        马林诺夫斯基向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走去时,根本没当回事。他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因为赫鲁晓夫下台,他起了决定作用。赶赫鲁晓夫下台,主要策划者是苏斯洛夫,但真正要搞掉赫鲁晓夫,两个人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是苏共仅次于赫鲁晓夫的第二把手勃列日涅夫,一个是拥有兵权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尽管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但他地位特殊,罢黜赫氏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他是出席者,有他在场,把赫氏赶下台就显得气壮。所以,他认为他为中共提供了一个范本,中国也可以这么搞,在他看来;周恩来尽管不是中共二号人物,但是政府一号人物,可以说相当于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了,而贺龙负责中央军委士作,地位与自己相当,他们两人是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才冲着周恩来和贺龙去“放炮”的。
        第二天一早,苏共中央的伏尔加车队如约鱼贯驶入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等站在楼门口迎接,从车上下来了勃歹止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周恩来边与苏共领导人一一握手,边有所感悟:这个勃列日涅夫的做派与赫鲁晓夫完全两样,赫鲁晓夫是个人式的领导作风,而勃列日涅夫做出的姿态至少是集体领导。几天前,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进人苏共办公大楼拜访,他们就是这个规格来与中共代表团会见,现在又是集体回访。然而,他们真的会改弦易辙,建立与赫鲁晓夫时代截然不同的与中共平等交往的友好关系么?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出狂言,是不是他们这干人中绝大多数的想法?想到这儿,周恩来的表情越发凝重了。
        双方在门厅合影之后,有序地步人会客室。
        坐定下来,周恩来朝勃列日涅夫望了一眼,他清楚,这个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在权力关系上可以说是“弑父”了,因为他是在赫鲁晓夫的一手培植之下获得如此高位的,当年他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担任党委第二书记时,积被响应赫鲁晓夫的‘垦荒”号召,成绩显著。更重要的是,在赫鲁晓失看来,此人的性格属于优柔寡断型,不是那种官迷心窍的人,赫鲁晓夫就是认为他不会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提名他在苏共“十九大”上当了中央委员,年仅46岁。之后,在苏共“二十大”,勃氏又成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分管重工业、军工及航天工业。1963年后,他成为事实上的苏共第二把手。周恩来浓眉一挑,对勃列日涅夫说:“昨天,我们在庆祝活动中向你们献上的贺词,以及兄弟党的贺词,你们准备如何处理?”勃列日涅夫一愣,想不到周恩来突然说这事,
        他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问题,仓促中搪塞道:“你们的贺词,兄弟党的贺词,都充满了热情,显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前景,我们准备出版一个贺词专集,在专集上登载。”周恩来很不满意,今天他一早就翻看《真理报》,见苏共方面并没有在报上发表中共及兄弟党的贺词。显然苏共方面并没有重视中共代表团的到来,连这基本的一条都没有想到,从礼节上讲是忽视,从根子上讲是轻视,怪不得马林诺夫斯基会口出狂言。他们对中共,只想下命令,并不想建立平等的关系。
        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苏共方面收回马林诺夫斯基的狂言,并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周恩来单刀直人,冲勃列日涅夫铿锵有力地说道:“昨天晚上,本来是庆祝十月革命很好的一个酒会,各兄弟党团聚一堂,机会难得,然而却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和美帝国主义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你们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我、对贺龙副团长说了一些侮辱性的、挑衅性的话……”。勃列日涅夫喝口茶,看着周恩来,假装糊涂地说;“是么,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是想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站起来,把马林诺夫斯基说话的本意说了一下,然后说:“为此我们昨天晚上退场表示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同志,苏共所有在座的同志们,你们苏共中央欢迎中共代表团来,不是要当众向我们挑衅吧,你们必须澄清,你们邀请我们来,目的是不是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说的,要我们也撤销毛泽东的中共最高领导权?”
        勃列日涅夫侧头与柯西金耳语一阵,然后对周恩来欠欠身子,说:“马林诺夫斯基出言不逊,我们是等你们退场后才知道的,我们为此也感到愤怒和不安,我当时就把他找到办公室严厉批评了他,我们已经让他反思,要他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他太无礼了,他的举动,当然不代表我们苏共中央的意思,只代表他个人在酒后胡说八道,是酒后失言吧。周恩来同志,马林诺夫斯基并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他的话当不得真的,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上将对他进行谴责,他的翻译也有问题,火上浇油,翻得很不准确,我们也要处理。”勃列日涅夫摇摇头,耸耸肩,最后说:“尽管如此,我在这里,向中共代表团表示遗憾和道歉。”
       周恩来也与贺龙耳语一阵,然后语气严厉地驳斥说,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并非酒后胡说八道,恰恰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是反映了苏共领导人中仍有人在继续赫鲁晓夫的那一套,以老子党自居,坚持对中国主权进行干涉和颠覆,对中国党政领导指手画脚,看不顺眼就公然鼓吹“搞掉”。
       周恩来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昨天的挑衅,是对我们的公然侮辱,也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面前的公然叫嚣,只能让帝国主义幸灾乐祸。今天一早,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从莫斯科发出了消息,说这里的苏联元帅说,苏共中央已经与中共中央达成了协议,要赶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共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
        见勃列日涅夫不吭声,安德罗波夫打圆场说,我们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这天的会谈就因为马林诺夫斯基而阴云密布,无法进行更有实质性的谈话。
       在紧接着的9日、11日、12日的三次会谈中,苏方对周恩来询问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就是不作解释,而且坚持要召开赫鲁晓夫定下的意在继续向中共施压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周恩来则肯定地说,苏联共产党是奉行错误的修正主义路线,如果苏联同志真诚地希望克服同中国领导人的分歧,那就应该对自己的政治方针进行重大的修正。勃列日涅夫没有回旋余地地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和方针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的,这是集体共同制定的正确路线,你们要我们修改二十大制定的路线方针,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是做不到的。”
        米高扬也直言,“赫鲁晓夫下台后,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中苏关系问题,即苏联对华政策没有什么改变,是和赫鲁晓夫的政策一致的。我们确实真诚地关心使苏联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
        “解冻之旅”反倒雪上加霜
        周恩来、贺龙的心情非常沉重,本来是抱着希望而来,现在希望破灭了。当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看来,云开日出的可能性不大了,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代表团飞回北京时,在京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都赶来机场迎接。毛泽东很少到车站机场亲自迎接党内同志,这次却去了,还给周恩来送上一大束百合花。
        这是极具政治意义的姿态,表明中共领导人紧密团结,不会被苏共牵着鼻子走,我们对苏政策是一致的,坚决支持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苏联的正义立场。
       这次莫斯科之旅,是中苏彻底决裂前的一次试图挽回之旅,马林诺夫斯基把苏共高层一些人的想法鲁莽地和盘托出,终于使中共代表团如梦猛醒。这次期望的解冻之旅,却成了雪上加霜之行。
        但应该看到,马林诺夫斯基说话的方式,决不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样苏共党政最高层领导人的意思,苏方对马林诺夫斯基也是不满的,曾有人建议给苏共中央写一份材料,题目是《试论混蛋的作用》。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警惕,就此对苏共彻底失望,对与苏联当局特别是与马林诺夫斯基有“染”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也狐疑顿生。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曾经与马林诺夫斯基关系密切,为此他首先被怀疑上了。
       应该说,当时双方都有愿望改善关系,只是没有把握住机会。而马林诺夫斯基事件的影响极为深刻,后来,“文革”爆发,对内揪走资派,对外反帝反苏修,对内对外的内容和精神是一致的,毛泽东认为这两股势力拧在一起,都是要搞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