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传说单机 无限材料:刘少杰：新形势下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迁

　　［摘要］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方式已经从单位传播转变为社会传播。互联网、影视媒体和手机通信的快速发展，不仅实现了当代文化视觉化，而且也提升了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效力与地位。在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中，大众的或民间的信息权力迅速增强，并且获得了更加广阔和更加有效的展开形式与运行空间，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意识形态传播在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以及政府机构，都一向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安排、经费投入等方面，为大力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有效支持，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具备了巨大规模和强大阵容。然而，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新形势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复杂变迁，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也遇到了严峻挑战，很多新问题亟待意识形态宣传机构或意识形态工作者给予清楚认识和明确回答。

　　一、主流意识形态“单位传播”的弱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凸显出来:原来通过企事业单位政治思想工作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本文简称为单位传播)逐渐弱化，甚至失效。这个问题未必能够得到政治思想工作者的认可，因为直到现在，在一些企事业单位和某些社会团体中仍然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相关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甚至还常常能看到一些机构取得了成功经验。然而，我们在北京、长春、西安、武汉、重庆、上海和深圳7个城市的调查中，却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单位传播正在弱化甚至失效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了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学习情况，其中一个问题是被调查者所在单位开展政治学习的频次。从表1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中有2 918人作了有效回答，其中回答所在单位每周开展一次政治学习的有397人，占13.6%;每月开展2次政治学习的有240人，占8.2%;每月开展一次的有945人，占32.4%;很少开展和从未开展的有1 336人，占45.8%。如果不同改革开放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不会感到表1反映情况的严重性。1980年代以前参加工作的人都很清楚，在改革开放前，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团体中的政治学习是一项开展频次很高的日常活动。因为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都一直坚持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思想工作被坚定地置于各项工作之上，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已经是比较低的频次了。在那个极左政治统治的时代，企事业单位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阵地，确实为意识形态传播发挥了主战场的作用。

　　由表1可知，45.8%的被调查者所在单位很少或从未开展政治学习，而32.4%的被调查者所在单位每月开展一次政治学习，这同改革开放以前或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也是很少的。这两项指标加一起表明，78.2%的被调查者所在单位很少开展政治学习，政治学习在企事业单位已经大幅度被削减，甚至被取消了。并且，我们调查的对象66%在党政机关、新闻出版、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工作，这些单位开展政治学习的频次要远远高于工商企业。因此，企事业单位实际的政治学习频次要比我们在调查数据中统计出来的频次更低。根据这些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单位传播已经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途径了。

　　主流意识形态单位传播的弱化或失效，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党的工作重点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这个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不仅使企业迅速纠正了长期空喊政治口号而不努力搞好生产的不务正业错误，而且也使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团体纷纷改变了务虚不务实的工作作风，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都出现了抓经济、求效益的新局面，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度和传播频次不可避免地遭到抑制或削减。表1反映的情况就是对这种变化的有力证明。

　　其二，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人们的价值理想引向了追逐资源和竞争利益，这种广泛发生的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的变化，从人们的心理结构上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深层冲击。这种冲击在企事业单位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不仅企业是创造财富、追逐效益的场所，而且各种行政机关、科研机构或社会团体，也都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同资源占有、利益分割、财富分配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当这些利益关系同行政权力结合起来时，追功逐利的意识就在更大程度上被激发出来。表2和表3是关于企事业单位员工是否同他人谈论政治信息的调查数据，从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淡漠。

　　在2 966份有效问卷中，经常与他人谈论政治思想问题的被调查者所占的比例为25.1%，偶尔谈论政治思想问题的被调查者为67.8%，有7.4%的被调查者从不与他人谈论政治思想问题。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被调查者，约75.2%的人仅仅是偶尔谈论或从不谈论政治思想问题。这就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思想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已经不是人们日常交往中的话题。被调查者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也验证了这一现象，在问及被调查者是否从他人那里获取政治宣传等信息时，有97.4%的被调查者作了否定回答。由于被调查者都是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而他们绝大部分不从他人获得政治宣传信息，这就表明，这些在职人员不仅在单位里不交流政治宣传信息，而且在单位外也不去谈论政治宣传信息了。这种情况同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对政治思想问题的热烈关注相比，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其三，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大规模使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播广度和社会传播效率，而且也同时降低和弱化了意识形态单位传播的地位与作用。在电视、互联网和手机没有普及应用之前，很多重要的政治信息是通过传达上级文件的方式告知一般社会成员的，企事业单位无疑是文件传达的有效途径。而在电视、互联网和手机走进家庭、工作场所或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信息交流工具时，通过文件传达来宣传政治信息或意识形态，无论在信息传递速度还是在信息覆盖广度上，都显得十分迟缓与笨拙了。当单位政治工作人员向员工传达印刷成册的宣传材料或政治文件中的信息时，人们可能早已通过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现代媒体清楚地了解了这些信息。

　　二、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传播的发展

　　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重大变化———从单位传播转变为社会传播。虽然在电视、互联网和手机普及之前中国也有在单位之外的社会传播，如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广播电台，各级党刊、党报以及各种遍及大街小巷的宣传画、宣传标语，这些也都是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播工具，但这些传播工具的传播广度和传播效率与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相比，相差悬殊。只有电视、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的大规模使用，才从广度和深度上真正替代了单位中的口头宣传。

　　作为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的中国，电视机的普及也相对较晚，但是经历了一个在短期内迅速扩张的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1981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视机的数量仅为0.59台，而到了2006年，我国城镇每百户居民拥有的电视数量已经超过137台。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电视机的拥有量增长幅度超过了200倍。而在电视节目方面，几十年的变化更加显著。中国已拥有由卫星、有线、无线等多种技术手段组成的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网。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 300家。电视节目2 058套，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94.54%。我国现有卫星广播接收站约18.9万座，卫星系统传输中央、地方电视节目和教育节目共47套。广播电视系统拥有国家光缆干线网3.9万公里，省级光缆干线网超过11万公里，市级以下光缆传输网超过30万公里，连通2 000多个县级网，1 000多个企业网，3 000多个社区，全国光缆总长度超过300万公里，有线电视用户高达1亿。①

　　与电视在我国迅速普及相比，互联网的发展则显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互联网从军事与科研机构走向商用，仅仅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显示了巨大发展潜力。全新的传播方式，带来各种类型的信息，超越了传统传播媒介单一化的局限。而更加自由和互动的空间，使得信息传播的范围极大的扩展，可以覆盖到世界各地。更加快捷的信息传递速度，使某地发生的事情瞬间就被传遍世界各地。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进入了快速扩张阶段。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 33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较2009年提高5.4个百分点。宽带网民规模为4.5亿，有线(固网)用户中的宽带普及率达到98.3%。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较2009年底增加了6 930万人。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从2009年末的60.8%提升至66.2%。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25亿，占整体网民的27.3%，同比增长16.9%。”［1］

　　在电视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手机这一通信工具也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普及。2010年，中国手机用户达到7.4亿，这个数字意味着，占中国总人口一半上的人都在使用手机，去掉幼年儿童和一些不便用手机的老年人，大部分有自主通信能力的人都已经用上了手机。对于意识形态传播而言，手机带来的变化首先是给人们沟通思想观点、价值信念和道德评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意识形态传播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以更加灵活而生动的形式展开，人们通过便捷的短信传递着对政局时事的评说，表达着对公平邪恶的褒贬，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即时化、碎片化和生活化的信息传递中流动开来。

　　尤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12月3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启动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发放工作以来，3G用户迅速增加。据有关部门预计，2010年，中国3G手机用户将达到6 000多万户。这个快速增长的数字标志着，新的通信技术将使人们的信息沟通发生一个飞跃性变化。3G与2G(第二代通信技术)的主要区别在于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上的提升，3G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实现无线漫游，能够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3G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以语词形式存在的各种文字或声音信息传递的提速，而且把生动而具体的图像信息在灵巧的手机显示屏上呈现出来，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预测的视觉文化时代真正到来了。

　　与此同时，激光照排、印刷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我国的报业发展迅速。就最新的趋势而言，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与各种媒体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各种类型的信息也更加纷繁复杂。在很多领域，各种媒体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而随着种种技术手段突飞猛进而来的一项重要结果是，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极大增强，获取各种观念和思想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人们可以拥有更多自主权来表达自己观念的同时，也有更多自主权来获取自己想要接受的观念。

　　总之，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等信息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意识形态传播打开了广阔空间，原先以单位传播为主要途径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仅传播广度与传播速度都显得明显落后，而且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也显得刻板单调。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单位传播被社会传播替代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应当肯定，在电视、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也为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和新机遇做了很多努力，在电视新闻、网站消息和手机短信等方面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但同时也应当承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同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新变化相比，很多方面还有不相适应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对信息传播数字化、影像化或感性化的认识和利用还存在很大差距。

　　三、感性传播对理性传播的地位替代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发生从单位传播向社会传播变迁的同时，还发生了感性传播对理性传播的地位替代。感性传播和理性传播是就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展开形式而言，感性传播是以感性形象、影视画面或符号象征传播意识形态观念，而理性传播则是以文字语词、报刊书籍或有声广播传播意识形态观念。

　　主流意识形态的单位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理性传播。单位传播的基本形式是传达文件、宣读报刊社论或学习政治材料等，而文件、社论和政治材料，其思想内容是以概念、判断和推论等理性形式表达的。并且，这些由领导机构或政治宣传部门编写的意识形态材料，一定是经过深入思考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价值原则和实践要求的。因此，这些意识形态材料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都是理性化的。在极左政治控制时期，这些意识形态文件呈现了一种极端的政治理性化。一般论及理性化时，通常把理性化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或利益计算，而这时所指的理性化仅仅是经济理性化。理性化就其表现形式看，一定是目标明确、计算清楚和推论合逻辑，但就理性化的内容看，却因为追求的目标不同或展开领域的区别而包含多种多样。在极左政治控制思想文化领域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沦为阶级斗争工具，其思想内容、价值原则和推论逻辑都要服从政治目标，因此，其中体现的理性原则和理性逻辑不过是政治理性，而传播这些以政治理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单位传播，也一定是政治理性化的传播过程。

　　极左政治控制时期的政治理性，不仅脱离实际，而且还扭曲实际。因此，极左政治的理性原则、理性逻辑或理性推论在现实中找不到根据，不能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只能通过遮盖现实或歪曲现实的概念演绎、逻辑推导或强词夺理来张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于是，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传播就要远离生活地停留在抽象推论之中，并且要用经过抽象推论而形成的各种政治理念去指导现实、统帅现实，在文化革命期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

　　即便没有极左政治的影响，单位传播也不能改变其理性传播的本质特点。因为单位是中国特有的组织，是系统的组织体系，通过单位传播意识形态，其实质是要把一般性的价值原则或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通过系统的组织渠道灌输到基层组织成员或企事业员工中去。在单位传播中，无论是单位领导传达上级文件，还是宣传部门宣读党报社论，传递和接受的通常都是语词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化的理性内容。因此，这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的意识形态传播过程，无论其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关系还是传播过程，都是一种理性传播。

　　当电视、互联网和手机通信迅速普及后，社会传播不仅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技术基础，而且也展开了信息传递影像化、符号化的感性传播方式，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一个视觉文化时代。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156“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指的是电影和电视———则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语词，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2］156－157可见，视觉文化概念是在同印刷文化的对立中提出的，这个概念强调了影视传播技术引起了社会传播感性化的变化。

　　汤普森明确地论述了影视技术引起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感性化的变化。在汤普森看来，思想观念的变化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传播技术的发展则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展开形式和传播方式，而要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不应仅仅专注于其思想内容的变化，同时也应考察其展开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变化，这样才能具体把握处于动态传播中且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现象。汤普森通过考察录像机、电视机、通信卫星和光纤电缆等现代通信技术对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得出当代意识形态传播已经展开了象征化和大众化的结论。汤普森指出:“如果我们以象征形式推动的意义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统治关系的方式来考虑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大众传播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现象的性质与范围具有巨大的后果。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象征形式的流通日益脱离某个共同的具体地点，因此意义的运用越来越能超越象征形式在其中产生的社会背景。只是有了大众传播的发展，意识形态才能成为大众现象，也就是，能影响多样而分散的背景下大量人的现象。”［3］20－21

　　象征化和大众化是当代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方面，正是因为录像、电视和卫星通讯等新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才能包含在五光十色的影视形象或感性象征中，便捷地传达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进而导致意识形态改变了原来仅由印刷文字表现的抽象面孔，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广泛地传播到广大社会成员之中，大众传播或社会传播由此得到了大规模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广大社会成员的意识活动主要是处于感性层面的心理活动，只有那些能够形象化和感性化的影视信息才能产生广大社会成员喜闻乐见的效应，包含于其中的价值信念、行为规则和理想目标才能得到普遍理解或广泛认同，因此，意识形态传播的大众化必然要求其象征化。

　　由于意识形态的象征化和大众化都具有感性特征，所以亦可把当代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化概括为感性化，把由影视形象和符号象征展开的意识形态传播称之为感性传播。而当象征化的大众传播成为当代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方式或主要途径时，这就意味着在当代意识形态传播中实现了感性传播对理性传播的地位替代。或者说，原来理性传播的统治地位被感性传播取代了。实现了这个地位替代，意识形态传播在表现形式、传播方式、传播途径和传播广度与效率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应当以新的视野去重新审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当代意识形态现象。正像汤普森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文化经验在深层次上由各种大众传播媒体的象征形式传播所形成。正是这种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生活世俗化和理性化提供了主要的参照框架，今天以此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的分析。……在以大众传播的发展为特点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意识形态分析不应集中于有组织政治集团所指定和信奉的世俗信仰体系，而且应当首先面向在社会领域中流通与权力关系相交叉的多种复杂方式。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是中心关注点，它不但作为象征形式的流通与传播渠道，而且作为产生时、空上延伸的新型行动与互动及新型社会关系的机制。［3］286－287

　　四、感性传播中信息权力的增强

　　汤普森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汤普森的观点，具有感性特征的象征传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新文化经验不能用流行的文化世俗化和文化商品化(理性化)的观点去理解，而应看到它不仅是一种新的以象征形式为主要内容的新传播方式和新传播途径，而且更应当看到这种新型传播方式使社会生活呈现了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和新的权力关系，是新型行动方式、新型交往方式和新型社会关系形成的机制。也就是说，以传播感性象征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大众传播，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作为新的信息传递方式，价值信念和思想观点的传递，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地把政治集团或组织机构的政治目标、价值原则和理想信念灌输到平民百姓之中，大量发生的则是广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平面化的价值沟通与信念传播。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社会成员在这种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受众，或者说不再仅是被动的政治宣传的聆听者或思想教育的接受者。社会成员在象征化的感性传播中变成了主动的传播者，是感性传播的主体。这个变化在当前通过博客、微博和跟帖等形式展开的网络传播和手机信息传播中，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生动。

　　信息传递平面化，实在是空前的变化。帕森斯论述社会结构功能模式时，高度重视文化系统中的信息纵向传递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社会系统中有两个能够推动社会结构运动变化的基本能量，即能量流动和信息流动。能量流动是物质力量的流动，是社会有机体在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产活动中形成或发挥出来的物质力量，它可以作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进而由下往上地支持社会系统的运行发展;信息流动是由文化系统发出的流动，是精神的能量流动，它可以自上而下或居高临下地把理想信念和价值原则辐射到广大社会成员中去，起到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整合或文化整合的作用。这就是说，帕森斯论述的信息流动或意识形态传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流动，而在汤普森笔下描述的则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横向信息流动或意识形态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