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执事漫画艾瑞克:研究中国历史的两个线索

    研究中国历史的两个线索
      刘松萝

    在编纂中国通史的时候，人们常常把握不好各个朝代的不同之处。其实在不同的朝代，中国的面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偏差导致了模糊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统治者都是异常残暴的，社会舆论都是被控制的，人性都是被压抑的。一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想强调古代君主制度的黑暗，以唤起大众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但是，这种观点不但与史实相悖，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大众会这样想，既然中国的过去是一团漆黑，那么一定是中国人的本性如此，进步当然就没有希望了。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本着求实的精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地概括历史的演进。在这里，我想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两个线索：专制的一般类型和极端类型；宋明理学和儒家的原教旨主义化。
    由于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在论证上不够充分；由于查阅的资料有限，尚不能确定没有人提出过以上的观点，还请朋友们指正。

    1.线索一：专制的一般类型和极端类型；社会常态和紧急状态
    自传说中禹的儿子启打破禅让惯例成为国王之后，中国人就一直处在君主的统治之下，直到1911年。
    从广义上讲，君主制度属于专制的范畴，并且无法避免暴君的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具体问题做具体的分析，就会看到不同时代专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否认专制程度的不同，或者认为具体的分析没有意义，这样的观点和方法不仅粗浅，而且还会得出诸如“暴君也比昏君好”的结论。
    我认为，专制可以分为一般类型和极端类型。
    周朝的专制属于专制的一般类型。周王姬胡与民争利，横征暴敛，引起国人的不满。为此，他任用卫巫监视国人的言行，杀害口出怨言的人。行人只好用目光交换看法，也就是“道路以目”。结果是国人暴动，姬胡逃走了，还留下了“厉王”的恶名。这一事件说明周朝是相对开明的。对比之下，后世不少比周厉王还要暴虐的君主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被称赞为明君。
    秦的专制属于专制的极端类型。商鞅认为，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就必须把社会生活全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他认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乱，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1]他主张轻罪重刑，并且实行连坐[2]。另外，商鞅把与统治无关和不利于维护统治的事物都视为无用和有害。他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信，有孝有弟，有廉有辨。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 [3]他还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4]
    更有甚者，被现代中国人誉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否定一切道德准则和是非标准，主张凡事以君主的利益和意愿为转移。商鞅虽然主张君主专制，尚且倡导“信”。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 [5]他还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 [5]也就是说，商鞅强调法、信、权。而在韩非那里，“信”的位置被“术”代替了。韩非提出用法、术、势来治理国家[6]，也就是把严刑峻法、阴谋诡计和强权政治结合起来。韩非说：“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 [7]也就是说，对奖赏、称赞都不能勉励他的人，处罚、毁谤不能使他害怕的人，把奖赏、称赞、处罚、毁谤四种方法都加到身上也不能改变的人，就要除掉他。
    刚刚查到了秦朝先生的文章，他把韩非列为术家，应该是很有道理的[8]。
    对于秦王政统一中国的贡献，世人大多予以肯定。秦始皇的爱好者们给他追加了更大的功绩：秦统一中国，标志着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完成。
    且不说中国有没有欧洲定义的那种奴隶社会，仅就社会形态来说，以目前掌握的文献和文物就很难确定。定义先秦社会形态的前辈们，除了有渊博的学识之外，恐怕还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吧。更让我难以信任的是，有些想象是在统治者的指示下做出的。
    就算秦朝完成了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平民在这样的封建社会里生活，比做奴隶真的好不了多少。郭沫若先生说过，韩非的书有一种法西斯的气味，让人很不舒服[9]。郭老使用“法西斯”一词，不仅是文学家天才的比喻，而且是历史学家准确的描述。相对于现代法西斯主义无视民主自由和人权，古代法西斯自然就是藐视礼乐和仁爱了。 
    有人说，秦王横扫六国，说明了秦制的优越性。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事例，比如蒙古铁蹄践踏欧亚，纳粹德意志第三帝国横扫欧洲等等。战争的胜利，并不总是制度优越的证明。
    关于秦制的优劣，我不做进一步阐述了。秦战胜六国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战国时代，各国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商鞅变法除了有社会制度的因素外，主要是把国家置于紧急状态或者非常状态之下。商鞅的实用主义有部分的道理：那时，仁爱和道义确实没有直接的用途，让臣民无条件地忠于君主，甘心为国家送死才是取胜之道。
    商鞅认为，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君王本应该效仿商汤周武初期的强力，可当时却在做神农氏所做的仁德[10]。他还说：“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实用[1]。”就是说，现在天下各国的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烦絮无用的言谈，巧舌粉饰的论调，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为此，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11]。”作为比照，统一德国的功臣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所指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他的武力！”因此，俾斯麦是近代德国的商鞅，或者说商鞅是中国古代的俾斯麦。
    秦国与普鲁士的主要类似之处就是，两国的制度都类似于军国主义。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国家常常赢得战争的胜利。除了中国和德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统一也常常不是由先进和文明的部分来完成的。古代希腊诸国先被不够民主的斯巴达所控制，以后又被善战的马其顿所征服。在意大利，国家统一是以萨丁王国扩张的形式来实现的。至于游牧民族经过战争和征服建立庞大国家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12]。
    古代希腊和东周列国的结局让人叹息。在紧急关头和非常时期，深刻的思想和哲理没有直接的用处，盛产哲人的地区也不得不采取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对策。从表面现象看，似乎哲学谈累了，该退场了。哲学尽，强权出。
    秦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是在和平时期继续实行紧急状态，这似乎并不符合商鞅的本意。商鞅说过：“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13]。”就是说，周武王用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用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关于这一点，汉代历史学家就曾经指出过[14]。
    商鞅认识到，随着情势的变化，和平时期应该采取温和一些的措施。但是，商汤和周武继承了传统的道义，武力夺取天下只是一时的需要，因此转型较为轻松。而商鞅有勇于创新的一面，也有短视和自以为是的一面。为了获得胜利，前人的经验，祖传的道义被抛弃了，国人的智慧也被忽视了。在这种极端的社会里，即使是商鞅一类的政治家继续主政，统治方式的转变也会十分的困难。不仅如此，以后韩非之术偏重于阴谋诡计，李斯又是一个没有远见的政治家，转型就更不可能了。
    商鞅认为三代不同礼，孔子认为三代之礼是经过损益之后继承的。只有综合这两种观点，才能够做好社会的变革。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5]。”应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而在另一方面，以后的历史也证明，采用极端的措施在短时间内常常会有奇效。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西斯轴心国就曾经在气势上胜于民主国家。又比如采取“严打”之类的措施，社会治安也会在短时间内好转。不过，极端手段用多了，苛政就要猛于虎了。正如樊哙所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恐不尽，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16]。”
    我在《国家的制度化》中这样说：“秦灭亡的教训之一就是无视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从一时的需要和短期的效果出发，一味实行严刑峻法。”
    汉袭秦制。汉代统治者承袭了秦朝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摒弃了秦的严刑峻法。此外，汉代恢复了传统道德的价值。比如主张以孝治天下。总的说来，汉代及以后的专制程度仍然高于先秦时代。
    汉武帝的作用值得一提。为了抗击匈奴，他把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全部置于战时体制，并且强化了皇帝的权力。为此，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蔡东藩先生认为，将秦皇汉武并称说明了他们的共同点。      2. 线索二：宋明理学和儒家的原教旨主义化
    秦灭亡之后，先秦的思想文化得以延续。汉代初年，统治者倡导黄老之术，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汉武帝治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从民间走向了官方。
    汉儒与先秦儒家相比，不论在学问还是精神层面上都有所退步，主要是独立性和创造性的降低。一些儒生的阿谀奉承之辞，在先秦是难以见到的。
    尽管如此，儒家思想仍然对于维护帝王的统治，维护国家的安定，维护社会伦理和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过程中，儒生承担了保存和传承文化和文明的使命。正是由于他们的作用，中国在动荡之后没有分崩离析。
    儒家思想还赋予知识分子维护正义的责任感。在历史上，知识分子规劝君主和为民请命的事例不胜枚举。
    总的来说，汉以后和元以前的儒家思想还没有完全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也没有成为束缚人性的枷锁。同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严格甚至不近人情的道德要求。应该说，这是对于道德的上限要求，这些要求是可以变通的。在世俗社会，实际情况与严格的道德信条相距甚远。比如历代都表彰节妇，可是妇女仍然可以离婚和改嫁，或者说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在很多方面国家的统治思想并没有成为硬性的要求，也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情况在宋朝出现了变化。北宋末年，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创立了理学。理学最初表现为学者的探索，属于民间思想的范畴。在南宋，朱熹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理学，构建了较为完整和严密的体系。到了南宋末年，程朱理学为统治者所推崇。
    客观地讲，理学是在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中产生和发展的。鉴于中国缺少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本土宗教体系，试图将儒学系统化的努力也值得评价。但是，这种探索缺乏逻辑和实证的基础，有些近乎闭门造车了。
    理学在道德上有时表现出僵化和不近人情的态度。《西季百科》上的文章《程朱理学》这样说：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 —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 [17]。 
本来宋代趋弱，强国非朝夕之功，强调官员和士大夫的气节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上层的男人不争气的时候，重视女人的贞节又有什么用处呢？
    还有，朱熹本来是一位学问家，他所注释的《论语》等给了我们不少的启发。但是，朱熹也为声名所累，当他注释的四书成为唯一正确的解读时，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自明代开始，理学成为官方思想。这样做既阻断了知识分子与先秦儒家的联系，又关闭了儒家思想继续进化的大门。于是，儒家从先秦有批判精神的学派演化为汉代及以后统治者能够接受的学说，而明代以后又进一步演化为束缚人们精神的枷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结果，那就是儒家思想被原教旨主义化了。与历史和现实中的宗教极端主义类似，极端的和原教旨主义化的宗教其实也远离了其在原始阶段的精神。
    在很多西方国家开始摆脱宗教束缚的时候，中国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本来不是宗教的儒家思想被宗教化，原教旨主义化了。这就是中国与西方密切接触之前几百年发生的事情。      3.引伸：关于明朝和清朝
    在明朝和清朝，专制制度明显加强了，其专制程度介于一般类型和极端类型之间。至于专制的表现，除了暴行之外，主要是思想控制的加强以及统治方式从事后追惩变成了事前预防。
    在明代，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并且有所发展。科举以八股文取仕，题目限制在对儒家思想的阐述，朱熹注解的四书成为评判正确与否的标准。由于汉人在元代饱受欺凌，整个民族的思想趋弱了。对妇女束缚的加强，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有着反常的人格，主要是自卑、多疑和残暴。他杀戮功臣，并且制造了文字狱。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他还建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以后，明成祖朱棣建立东厂，明宪宗朱见深建立了西厂。特务机构的建立和运作，标志着专制出现了制度性的强化。信任太监和特务，表现了君王的偏狭。甚至有人认为，汉人虽然摆脱了元朝的统治，却没有完全去除前朝的残暴。
    明代还出现了“君父”的说法，强化了皇帝的权威。至于廷杖制度，更是野蛮、专横和对人格尊严的藐视。
    明代出现了不少思想家，比如王阳明、李贽等。宋明理学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士大夫阶层尚有原则和气节，不少人敢于冒死直谏，以至于出现了“讪君卖直”的说法。
    明史是一部痛史。忠臣良将无法阻止国家的衰落，一次又一次失去复兴的机会，令人叹息不已，应以此为鉴。
    清代统治者以武力征服天下，以屠戮巩固政权。入关以后，他们把一些农奴制的习惯引入国家制度当中，于是君臣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主子与奴才的关系。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大兴文字狱，制造冤案，有计划地损毁和篡改古籍，社会气氛更加保守。为了避祸，学者热衷于考据。这种学术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字狱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清代初期的民族压迫和统治者多疑的性格。至于次要一些的原因，是满汉两族在于语言上的错差异。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词汇简单而语法严格。汉人的有些文章偏重于追求文学上的意境，在表达上并不准确，甚至空洞无物。如果用满语习惯阅读和探究，就可能出现歧义。
    清代统治者建立制度和遵守制度的表现值得称道。他们汲取了明代及以前的教训，禁止后妃和太监干政。应该说，这一制度基本上被遵守了。在制定律法时，去除了一些酷刑。另外，还实行了爵位降级世袭制度。应该说，在清代专制制度日趋成熟。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制度的严密，当然还要加上思想的僵化。
    清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是民族压迫和全面的腐败，以及列强的压力和世界潮流的影响。究其直接原因，是统治者背弃了自己制定的制度。慈禧太后违背祖制，多次垂帘听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她一再立幼儿为皇帝。现今的学者赞颂慈禧，让人无法理解。
    应该指出，在明朝和清朝的后半段，专制的程度有所减弱。
    综上所述，我们常说的那种程度的中国封建社会帝王的专权和对于思想和人性的压制，主要表现在明、清两朝，也许还可以加上元朝。至于在其他的朝代，暴行和专断主要表现为帝王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制度化行为。当然，如果一种制度不能避免暴君和昏君的反复出现，这种制度当然是有问题的。
    认为中国在所有朝代都像明清那样专制，会影响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出正确的评价。如果持有这样的见解，反对专制的人会认为古代的中国全都是专制暴政，从而忽略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而主张威权的人又会以为明清两朝是威权的楷模，这也是辫子戏流行的原因之一。 
    4.引伸：与现代历史的关联
    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中，专制的极端类型以及原教旨主义化的信仰曾经大行其道。由于本文主要讨论历史问题，因此回避了一些敏感的问题。就极端事例来说，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专制的极端类型以及原教旨主义化的信仰就有充分的表现。
    总体上说，以上的两个问题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直接延续，而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苏联的制度加上明清两朝的传统，特别是清代文字狱的遗风，加重了中国的苦难。
    如果寻找领导人个人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崇尚法家。他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他还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此外，毛泽东还对杀戮功臣的刘邦和朱元璋抱有好感。因此，无休止的政治迫害就不可避免了。
    毛泽东虽然崇尚法家，却没有学到法治的精神。根据熊向晖的回忆，毛泽东说过：“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商鞅主张各个朝代或时代的情况不同，法律也应该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变法。而在现代中国，自己制定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也要不断地改变，结果是朝令夕改，政出多门，国无定法。学会了法家的严厉，却丢掉了法家认真负责的精神，实际上是假法家。如果按照秦朝先生的划分，文革中赞扬法家，而实际上更偏好于术和势。
    我在《新的专制》中说：
    诗人公刘认为，风、雅、颂三种文体只剩下最后一种。我要补充的是，法、术、势这三件事物去掉了最重要的头一件。
    与此同时，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的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态度，不但类似于宋明理学，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5.引申：与现实的联系
    尽管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还是要指出存在的问题。
    改革以后，机会主义的法治观仍然存在。在“严打”中，商秧轻罪重罚的主张曾经被充分地采纳。当然，有人未必读过《商君书》。这个问题在近几年有所好转。
    在改革中，不幸形成了官本位体制。商鞅主张的壹赏、壹刑、壹教中的壹赏和壹教实现了。关于壹赏，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没有形成，官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生活仍然占有支配的地位，想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商鞅所主张的利出一孔，也许就是这样吧。关于壹教，近年来大学日益官僚化。不仅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变成了官僚和准官僚，而且更多的退休和现任官员担任了校长和院长职务，成为大学的教授。韩非主张的以吏为师，终于在改革中实现了。
    至于信仰的原教旨主义化问题，我们还应该继续促使其改变。同时，一种信仰的真空正在形成。对于这种现象，很难做出准确地判断。我想，我们现在有些像《金瓶梅》时代，现在的人们推崇潘金莲，羡慕西门庆。《金瓶梅》时代是一个摆脱束缚的时代，也是一个溃烂的时代。
    对于宋明理学，我不主张全盘否定。在国运趋弱的时候，士大夫的探索和坚持值得肯定，虽然有些作为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在理学影响下出现的英雄，比如文天祥和史可法，仍然有可借鉴之处。社会的进步多少需要一些牺牲精神。仅仅名利的驱动，或者不痛不痒的自由主义词句，是无法接近真理的。
    探索真理的精神和相信找到真理的自信，是一种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

    6.一点感悟
    用本民族的语言和经典来阐述问题，常常让人感到有更多的说服力。但是，当我陶醉其中的时候，没有忘记这样的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像商鞅所说的那样，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信，有孝有弟，有廉有辨；也有所谓的六虱。这些国家有壹刑，却没有壹赏和壹教。这些国家许可空谈，也许可人们游手好闲。按照商鞅的看法，这些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甚至被摧毁。但是，她们却异常地强大。这些许可下不听上的国家，不实行轻罪重罚和连坐的国家，却有着比商鞅之法还要严明和有效的法度。这些有着春秋各国和古希腊智慧的国家，这些尊重知识和哲人的国家，却有着像秦国、马其顿和普鲁士那样的威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还在探索的问题，我们以为很高深的问题，在有些国家那里已经是常识，已经是现实了。

       刘松萝 发表于：2007-4-23 10:00:00   
    参考文献
    1.商君书·赏刑第十七
    2.商君书·垦令第二
    3.商君书·去强第四
    4.商君书·靳令第十三
    5.修权第十四
    6.韩非子·难势，韩非子·难三，韩非子·定法，韩非子·扬权，韩非子·有度.引自《百度知道》中“《韩非子》资料谁知道？”，提问者考拉天空，解答者liuxuechi，wuzihao94，oo听雨，烟开兰叶香风暖，liudizong.
    7.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8.秦朝.先秦诸子百家——术家.中华历史网-文化宗教.
    9.郭沫若.韩非子的批判
    10.商君书·算地第六
    11.商君书·农战第三
    12. 麦孟华. 商君评传.自商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1版.正文一些观点在此文中已有论述.
（麦孟华先生，戊戌变法时维新派重要成员。在梁启超先生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广智书局，1910）中，第二编收入了麦孟华《商君评传》。又，梁启超撰写了《管子评传》。线索来自翟玉忠先生文章，自博客网。）
    13.商君书·开塞第七.
    14.林猹. 交锋后的交锋，第二章　重提商鞅.自影子书屋.
    15.史记·商君列传.
    16.史记·项羽本纪.
    17.作者不祥.程朱理学.自西季百科.
    18.郭沫若.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