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何方：历史要真实——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

 

历史要真实——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

何方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2000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诞辰，特撰此文作点辨析，以期引起讨论和求得专家们的指正。

       问题的提起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 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 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20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3] 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议，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 [4] 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4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 [5] 又如后面一节用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 [6] 这些话恐怕只能是很久以后的想象，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就谈不上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了。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做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还是近年来所看到的写得比较客观、公正、也许更接近实际一些的。它们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远的书就不用说了。看来，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固定论断，既成了陷于矛盾而无法解决的死结，大概也是难以通过的关口，就是说都得这样写。

       由此可见，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其实，现在资料已相当丰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只在于要不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对待已有的结论（包括各种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反省和各种回忆），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呢，还是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纸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7] 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并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下面就利用20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8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8]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周王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9] 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 [10] 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 [11] 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和刘少奇、杨尚昆发电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 [12]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 [13] 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 [14] 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 [15] 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主要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40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关于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呢？下面就试举八条论据进行讨论。

       一、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 [16] 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由于创建红军和苏区，所以名气很大，与朱德并列，以“朱毛”著称，国内外以至苏区军民多把他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领袖，知道向忠发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反倒不多。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毛泽东，使“左”倾中央对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这也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和代替博古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有的说是出于毛泽东的谦辞。这自然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说，“我是不让权的”，“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成为全党全军领袖以后，革命又处于危机关头，谦让就是推卸责任。例如会后张闻天提议让他出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就没有推辞。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让张闻天“过渡”一下，是为了好向国际交代。这也是实在说不过去的。遵义会议既然敢于把国际派来的顾问和国际批准并一直承认的总书记拉下马，为什么对民主选举替代的人就这么多顾虑呢？而且此说至今并无任何足可证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录都没提到当时的什么人曾有此考虑。相反地，中央领导人倒是知道过去国际是支持毛泽东而不支持张闻天的。例如六届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书记之一，国际回电就不同意，后经博古去电解释才予批准。 [17] 而“左”倾中央会前还计划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不但不准，还力主把他选为正式委员。对于去掉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换成张闻天，中共代表团也来信说，“莫斯科很不满意”，还一再通报国际对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极为重视，说“国际已将毛同志作为中共和苏区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传和肯定了”。 [18] 其实，在这之前对毛泽东的宣传就很多，而无论以前还是以后对张闻天都没有什么宣传。

       至于说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并非出于多数人的意愿，“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但是毛泽东说服了大家，“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19] 这种说法大约只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码也是延安整风以后，在遵义会议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而且事实上，所有这些，在延安整风中专门清算历史问题时都没有特别涉及，可见是出于一些人事后的认识或某种需要。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却是当时各种具体条件决定的，带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

       二、遵义会议后长时期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按照毛泽东的定义，“为首”就是召开会议。 [20] 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 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一种抽象说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举行的，还说得过去，但谈不上领导，因为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 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向邓力群提出，“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 [21] 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2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这是讲求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23] 正是这一例外恰恰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而且当时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住在张闻天隔壁的李华生、也与张闻天为邻并列席这次会议的郭洪涛、开会时在场并作了简单发言的张闻天夫人刘英，都一再证明和坚持认为，13日会是由张闻天主持并在他的住处举行的。 [24]

       1938年以前，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的会议，还不像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样，“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而是认真准备，确定会议议程和报告人，最后往往还要作总结发言，实为会议结论。因为自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就竭力发扬民主，推行集体领导，摒弃博古时期那种个人包办和独断专行，所以不但开会多（同外地领导人磋商的电函也多），重要问题会议上定，而且还按所讨论的问题由分工主管的人对某项议题提出报告和在讨论后作结论。这样，作为会议主持人，他的最后讲话就被称为“总结发言”。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7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 [25] 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

       三、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的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多通过中共代表团），进行请示汇报、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国党组织，如向各路红军和各中央局传达中央重要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 [26] 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就很快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提出建议、交待任务、接受汇报、保持联系等），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所写的《序》），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毛泽东并没有管中央和全党的组织工作，仍然像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所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 [27]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在其位。这和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情况明显不同，更不用说1943年中央机构改组后的情况了。

       四、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

       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不但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分工主管的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而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一直有一种说法，毛泽东虽然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是新领导的核心，因为一切重大问题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后定下来的。如果是指某些具体军事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但如指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情况却并非如此。这只要对《张闻天文集》和《毛泽东文集》（均包括《选集》）这个时期的文稿以及两人同一时期的《年谱》作一对照，就可明显看出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各人所起的作用了。例如1935年甚至包括1936年，在整个形势和党的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极多，但毛泽东却几为空白。有两件在战略转变上有重大意义而由他署名的文件，却是张闻天代为起草和发布的。第一件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包括十大纲领），毛泽东从前方复信给张闻天说，“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即发。”第二件是《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他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只是提了些修改的意见。 [28] 或如胡乔木所说，“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 [29] 把六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毛泽东文稿一对比，就可分清核心和非核心、为首和不为首的区别了。

       下面再从几次重要会议中看这一时期张闻天在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代表正确路线一方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现在已得到公认。需要一提的是，有些著作为了突出毛泽东和减弱张闻天的作用，提出《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这一说法的缺乏根据和与理不通是很明显的，对此已另有专文论述。

       遵义会议后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与确定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军会合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如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等，在会上分别作政治报告或结论，并先后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30] 在两河口会议通过第一个决议的前几天，张闻天就发表了一篇《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 [31] 的署名文章，成为最早系统阐述北上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文献，这就不能说决定和决议的起草是根据别人的发言和意见了（但有些史书上仍说是张闻天支持了“毛泽东的北上方针”，不知有何根据）。此后由于张国焘违背上述决议和对抗中央，张闻天又主持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直到延安后，有关批判张国焘的报告和决议也都是他作的。中央安家陕北，当然是领导集体决定，但肯定有张闻天的重要贡献。因为从现存文献看，首先透漏出这个意思的就是张闻天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 [32] 说明他注意这个问题，早有这个意向。其他各种说法，可能都有，却于文献无据，属于传说。

       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的又一极为重要的会议，准备工作是完全在张闻天主持下，而毛泽东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其实，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就首先提出了战略转变问题）。当时由张闻天主持，同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根据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讨论确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相关的策略，然后写信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方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很快复信表示完全同意和对改变富农策略“基本同意”。当毛泽东回到瓦窑堡三天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召开，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张闻天会前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33] 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报告，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延安整风以后，一些有关党史的著作和回忆录，为了突出毛泽东，谈到瓦窑堡会议时，往往不提会议决议或者一笔带过，而把会后毛泽东在积极分子会上传达决议精神的报告说成是党的策略转变的标志，自然是不确切也不妥当的。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由于事出突然，一时发生意见分歧和某种感情用事也在所难免。毛泽东就在肯定事变的积极意义和强调抗日的同时，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 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基本上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这期间留在后方主持大计的中央常委只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他们密切合作，指导全局，分头或以“洛、毛”联名发出了大量电报。张闻天还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著名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一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 [34] 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其他一些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如1936年3月的晋西会议，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等，也都是张闻天作政治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只按分工作军事和统战问题的报告。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四年间，除以上列举，党中央的其他重要文件包括政治决议和政策指示，也多是张闻天起草的，更没有证据说明哪些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或发言。

       这一时期还有些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工作转变，也是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实现的。例如白区工作的转变就是在他的领导（出主意，用干部）下进行的，见之于他同刘少奇的通讯和在白区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等。改变青年运动的工作方向和组织形式，取消共青团（少共）的决定，也是张闻天作出的。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如张闻天是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创者。据李维汉说，“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是党中央到陕北以后，从组成西北工作委员会开始的。”当时张闻天主管西北工作委员会，任书记。委员会提供的关于蒙古和回民工作两个报告的实施，“为党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35] 又如据李华生说，张闻天在抓党内学习、指导编《党员课本》时还在中国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 [36]

       从以上列举的事例看，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还不能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是张闻天在履行着名副其实的总书记的职责，并不是什么“名义的领袖”。

       五、代表党中央和以中央名义行事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新的领导集体以张闻天为首，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当时得到公认的，也包括毛泽东本人。下面数例就足以说明。

      （一）如上所述，代表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打交道。1936年4月14日，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电报，通过中共代表团向国际报告中央到达陕北后党和红军的全面情况。其中谈到党的领导机构说，“现在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丹（即张浩）、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还要求国际提供经济援助。国际派回国的代表张浩，也是先向张闻天传达和汇报，共同商讨贯彻国际七大精神和筹备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后来张浩又以驻国际代表名义协助代表党中央的张闻天，共同处理中央同四方面军的关系。 [37]

      （二）全国的党组织都承认张闻天的为首地位。例如1934年9月24日，张国焘等给张浩、洛甫等的电报就说，“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同日任弼时等的电报中也说，“你们提议以洛甫等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是最适当的建议。” [38] 至于地方党组织如北方局的刘少奇、上海的潘汉年和冯雪峰，也都是向张闻天请示汇报的。著名的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等61人出狱案就是张闻天批的。直到1978年12月中央批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还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39] 各地来到中央的领导干部，多按组织关系向张闻天报到和谈工作问题（一度在张住延安凤凰山麓时，有些人还开玩笑说成是进“皇宫”）。如潘汉年、张浩等初次回来还临时住在张的家里。潘汉年从莫斯科回来就是由张闻天领他去见了一次毛泽东，其余都是张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亲自谈的。 [40] 但是至今还有些材料和文学作品（如许多电视剧）描写当时某些党的活动家回到中央只见毛泽东不见张闻天，或以见毛为主，见张陪衬。这只能是：或者由于不了解情况，或者有意要突出毛泽东。

      （三）张闻天在那里就意味着党中央在那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兵分两路，两个常委毛泽东、周恩来去前方指挥打仗，两个常委张闻天和博古到瓦窑堡安家。在此期间，只能说中央在瓦窑堡，而且不论人数多少，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都是合法的。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随军行动”，实际上就是指张闻天随军行动（有人戏称为“御驾亲征”）。虽然有半数常委（周恩来和博古）留在后方，但却只能成立中央局。晋西会议决定“中央不再随军行动”，于是张闻天就回到了瓦窑堡，中央局也随之取消。 [41] 又如，1936年4月2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东征红军西渡回陕，并建议在延长举行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复电同意，《毛泽东传1893—1949》就说成是“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和“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 [42]

      （四）名次排列多为张先毛后。延安整风前，名次排列顺序不很严格，特别是早期，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纪录甚至把非政治局委员排在了第一名，但多数场合还是按地位高低排先后，一般为“洛、博、周、毛……”，也有“洛、毛、周、博……”，极少以毛打头的。要是以常委联署发电报，大都是“洛、恩、博、泽”，如1936年8月25日致驻国际代表王明电，8月9日致张学良电，多次致朱德、张国焘电等。 [43] 由于到陕北后毛泽东已成为中央红军的统帅，作为党中央第一把手的张闻天，需要在工作上同毛泽东紧密合作，所以这一时期他们两人联名发的电报也最多。据统计，从1935年10月长征结束到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签署或同别人联署的电报共有451份，其中同毛联署的为286份，占64%，主要都是1938年以前两年发的。 [44] 另据张培森编辑《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后抄送来的材料，这期间署名“洛毛”的电报有220封；署名“毛洛”的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会议以后。1938年二人联署电报已大为减少，其中署“洛毛”的只有1／3。六届六中全会后联署电报更少了，而且都是毛领衔。 [45] 当然，这也要考虑到中国的某些传统作法，如联署的起草人往往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后面，或者非起草者审阅签署时改了名次。洛毛或毛洛的联署自然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第一，会议记录总不是他们两人出于谦让而有意安排的，看来还是有某种惯例。至于少数脱离常规的作法，则可能是记录者以到会先后为序。第二，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位期间的决议和文件多为他起草，大概不会把绝大多数联署电报的起草推给毛泽东。而毛的性格也不是总喜欢位列人后。张闻天本人签发给驻国际代表报告中央组织情况的电报，就以洛、恩、博、泽为序。1938年后的电报则多以毛打头。这都说明署名先后那时也还是有些规矩的。从这些情况中也可看出领导地位的变动，同时证明1938年前在党中央为首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确是张闻天。从延安整风到现在，许多党史著作，不管什么场合，都把毛泽东放到第一位，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连写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时，明明组长是周恩来，也要写成毛周王，有的干脆说成“以毛泽东为首”（如被定为《遵义会议文献》的伍修权的回忆文章 [46] ）。这就不能说是历史主义的了。

      （五）张闻天和毛泽东都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 [47] 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负总责）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 [48] 没有让毛泽东发挥全面领导作用，曾是张闻天后来在整风中检讨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上引的《反省笔记》中就说，“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如最近两年来（按：概指六中全会后）所做的那样。”还检讨他在行使总书记职权中的一些错误，包括在“用干部”上的信任罗迈让他当中组部长、重用郭洪涛让他先后任中组部副部长、陕北省委和山东分局的书记等。可见张闻天当时还是有实权真管事的，不像后来那样“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抹杀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作用，或说他只是名义上和形式上的领袖，都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毛泽东的性格虽然不愿听命于人，但那时还是遵守纪律的，并无明显僭越之举。他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从不自行召开中央会议，也从不自行代表中央发布政策性指示或谈话，不曾任免中央管的干部，对这类问题有意见也只是向张提出。直罗镇战役后的报捷电报开头就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 [49]

       在向朱德、张国焘等的通报中也说，“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 [50] 有些前方来的电报还标题为：“西北军革委主席毛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张”，（例如1935年12月5日的电报就是“西北军革委主席毛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张和国际驻中共代表李德”）。毛泽东要求中央开会讨论什么问题，或建议中央办什么事情，一般都向张闻天提出。

       这里只谈一下被长期误传的关于释放刘志丹的问题，说明毛泽东还没有越权行事和独断专行。因为可能这又是个为了突出毛泽东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他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写道：“我们到陕北后，我即看出……肃反是过左的，所以很快就释放了当时被诬陷的许多同志。”但是长期以来，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还有更生动地描述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无人提到张闻天。《毛泽东年谱1893--1949》还说成是在听汇报前就已“当即下令”。 [51] 在未作调查和未同常委商量就断定是冤假错案而贸然“下令”，这既不合乎毛当时的身份，也不像他在肃反问题上的一贯作法。而且这时还在派人寻找陕北红军，和陕北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未取得联系，又向谁下令呢？如果不是根据原始记录，而是取自有些人延安整风后的“回忆”，就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了。直到1985年，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同志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 [52] 应该说郭洪涛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是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代表陕北党向中央常委作有关肃反情况的汇报，然后又参加5人小组，特别是还长期为陕北肃反问题受到冤枉，一直申诉了几十年（他是反对说刘志丹等为反革命的，但却被定为搞乱捕乱杀的领导人，并写进了《毛选》1951年版注释，直到文革后中央专为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问题开了座谈会、发了文件，作了平反，新版《毛选》也作了改正 [53] ）。后来出的《周恩来传》上也说，“中共中央在听取郭洪涛、聂洪钧汇报时就觉察到有问题，决定成立一个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他们在洛甫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在当月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 [54] 但应指出，多数史书至今仍沿袭旧说。事实上刘志丹等人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 [55] 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56] 这都说明，毛泽东在下寺湾会议和出任西北军委主席后，并没有以领导自居，越过了张闻天从直罗镇前线下令放人。

       其实，当时的张闻天和毛泽东，一个作为总书记，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他们的关系也是合乎原则的。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 [57] 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只一次。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的，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负总责）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如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 [58] 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直到最近（2000年3月），刘英还对问及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以说明当时同志中亲密无间和生动愉快的情况。 [59]

       六、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

       这里只举以下几个例证。

       一是王明争当领袖的问题远未解决。由于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中央领导人须由国际决定和批准，因此国际派王明回国就容易被人误以为是要他来当领袖（事实上，许多国家党的第一把手就是流亡莫斯科后被派回国的）。加之王明怀有野心、故弄玄虚，也确实迷惑了一些人。当时说王明是斯大林派专机送回国的，行踪很神秘，停留兰州时不露面，连对路过此地的蔡树藩、钟赤兵、刘英、贺子珍一些高级干部都保密，同是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反而成了护送人，出面安排飞延安的安全措施。 [60] 到延安后又受到热烈欢迎，被毛泽东喻为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在随之召开的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又作了充分的表演，竟使多数与会者纷纷进行检讨。连毛泽东也表示“同意王明意见”，承认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不像一些史书上说的那样，毛成功地“顶住”或“抵制”了王明的右倾主张）。这时的政治局大多数，也许对王明还有点迷惑不解，不一定真心支持他当领袖，但没有支持毛泽东和没有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却是实在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说，十二月会议上他是孤立的，会后半年还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61] 会议也决定由王明起草决议。在组织上，可能是由于临行前季米特洛夫的交代，或者是为了拿下张闻天的总书记，王明才提议毛泽东出任七大筹备委员会主席。但与会者仍推举王明为筹委会书记。而且政治局委员对通过这一议案还依次签名，以示郑重，成为中共党史上空前绝后之举。这大概也是王明后来在武汉敢于同中央分庭抗礼以至凌驾于中央之上的一点诱因。另外，1938年政治局三月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的建议，但表决结果却是多数同意王明去，只是“留一个月即回来”。不但中央内部如此，有时对外也表现出双峰并峙。如1938年9月底，中央派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就是带的毛泽东和王明两人的亲笔签名信。直到1938年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关于“在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指示后，才迅速在中共领导人中掀起拥护毛泽东当领袖的热潮，结束了王明争当领袖的一山二虎局面。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会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虽然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出自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但毛泽东还是一直说，“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 [62]

       二是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延安整风前或起码在六中全会前，都没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言论和举措。一些“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等说法，基本上都是整风以后才有的。与此有关的是，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证毛泽东，但却经常引证马、恩、列、斯。即以较早宣传毛泽东的刘少奇而论，他在1939年所写被列为“整风文献”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只是在1962年修订时才有了大量引证。他在1941年写的《论党内斗争》，1943年回到延安后又作了校正，也都没有引证毛泽东。陈云在1939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有三处引证毛泽东的报告《论新阶段》，但却不提毛泽东，说成六中全会的决议。 [63] 其他如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整风前发表的文章中，都没有看到有引证毛泽东的地方。整风开始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根本变化是1943年。从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领导人都在文章中拥护和歌颂毛泽东的领导，开始把引证毛泽东变为写文章、作报告的常规，反而很少再引证马、恩、列、斯了。

       三是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组织和领导都没有注意宣传毛泽东，毛泽东的文章和言论也没有引起重视。不但王明拒绝在武汉发表《论持久战》，就是在延安，直到1941年毛泽东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也没有得到及时发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说，由于“当时负责理论宣传教育的领导同志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它没有予以重视”，所以直到1942年3月27日才见诸报端。还有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就是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张闻天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发生的分歧所抱的态度。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张闻天先作报告，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4天后毛泽东也到会作了报告（后来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却只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不要“民主的”，显然是个原则性重大分歧。然而在各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多之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却只引用张闻天，只字不提《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接着引证了一大段原文的解释。 [64] 这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

       四是当时在群众心目中，毛泽东也并不突出，是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战初期流行的一个歌子中就唱道，“城头上站立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朱德、毛泽东。”而且那时对“领袖”的理解也与后来不同，使用很广泛，没有严格限制，凡是群众中带头的人都可称领袖。党的领袖也并不是只指一个人，根据当时通行的称谓，大概书记处成员都可称领袖。给人印象特深的是，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对前来作报告的领导人的介绍，其中就有“现在，请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讲话。”受到“领袖之一”称呼的，记得还有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人。这种提法一直延续到1939年。虽然六中全会上已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发言，但在公开场合和群众中间，还没有见到单称毛泽东为领袖的，更没有听到喊万岁。连在中央机关（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都说，在1942年以前，没有听到过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 [65] 在群众场合人们第一次听到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说法，反而出自善于政治投机的王明之口。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39年春，王明大约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到延安来抗大总校作报告。当有人递条子提问，“为什么参政会我方7位参政员只有毛泽东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说，“你们下过象棋没有？两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要将起军来了。”不管这一答复是否妥当，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却是无疑的。但这已是六中全会以后，也不是直接称毛泽东为全党领袖。可见，在延安整风前，起码在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的4年间，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是没有得到公认的。

       七、“五朝领袖”之说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1967年7月12日，周恩来也谈到我们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这可能是个概数，实际上当了四年，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八年）。总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泽东之间有个第五代，这是得到全党和史学界公认的，还从未见到过否认“五朝领袖”说的意见。既然如此，怎么能无视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说是紧接着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后来的许多党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实际上”或“事实上”的副词，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或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据和事实，似乎是由于说得久说得多，就不成问题了。而上面列举的大量事实又正好相反，所以矛盾依然存在，说明加个副词并不解决问题。

       有些否认存在“第五朝领袖”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前面已经谈过的，说张闻天只是名义领袖，实际领袖还是毛泽东。其实这只是长征后期和瓦窑堡时期“泥菩萨”流言的文雅一点的说法。事实上无论从组织领导还是从政治决策看，张闻天都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根本不能同向忠发相提并论，也不同于文革后邓小平作为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并在党内外得到明确承认的条件下的总书记。二是说张闻天负总责只是从开始确立到正式确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过渡。这是意在抹杀张闻天主持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伟大战略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不合乎历史事实，道理上也说不通。因为在“五朝领袖”换代时都没有什么过渡，为什么到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时要那么长一个过渡？而且也不能把张闻天比之于华国锋。因为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谈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66] 但是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以前和以后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摒弃错误路线和制定正确路线的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当然不能说只是张闻天，但他作为第一把手主持其事总是不能否认的。三是说张闻天负总责的时间比较短，不到四年，因此不能算一代。这更不成其为理由，因为“五朝”中前面有些“朝”时间更短。就是江泽民总书记，也是一接任就成为一代领导核心的。        八、原有论断既违背党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损于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

       最后要指出，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仅有悖历史事实，还违背党章规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形象。因为这等于说，党是老早就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名义上和实际上是两套，会上的选举和做出的决定都是表面文章，内幕则是个人独断或几个人的密谋。也等于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居于党组织之上，不遵守党的纪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权术，而张闻天则甘做“阿斗”，其他领导人也成了一群“驯服工具”。如果说，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当总书记，并不是出于多数人的志愿，而只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安排，那不等于说遵义会议时已经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会议的两大历史性决定：改变领导是在他幕后操纵下实现的，“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改变路线的决议又是根据他的发言起草的，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时的作法一样了吗？由此可见，不实事求是地对待遵义会议及其后的党史，影响是并不好的，只能加深个人迷信，削弱党内民主，损害党的形象，看似照顾大局，实则遗患无穷。

       根据以上八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但要做到这点，恐怕得改变一下历年来的研究体制，例如减少以至取消禁区，放松以至放弃垄断，允许以至鼓励争鸣，提供必要的研究和讨论条件如使用资料和发表园地等。至于改革和完善档案的解密和使用制度，也许只能慢慢来了。

       历史应该真实。党史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一切不实之词，必须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决。但是也要看到，倡导了几十年的实事求是，真正和完全落实并不容易。

       我个人虽然从未学习和研究过党史，但由于同张闻天有十多年的工作关系，所以在离休之后，也打算以垂暮之年，结合个人经历，阅读一些党史著作和研究成果（掌握第一手材料恐怕很难了），并在此基础上作些读书笔记，写点学习心得，参加讨论和向专家们请教，为杨尚昆说的“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略尽绵薄。除了已写就的这四篇(本篇和《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遵义会议为什么没有提政治路线问题？》、《谈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外，还计划探讨几个与延安整风有关的问题，试图研究自以为存在于遵义会议后党史中的一些疑问，包括：张闻天与“教条主义宗派”，评张闻天的《反省笔记》，延安整风后的张闻天，以及延安整风能否一分为二(或如何全面评价）？如何看待整风中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整风中一些人的检讨和后来的许多回忆录能当作写党史和传记的重要依据吗？中国党的个人迷信是何时开始和怎样形成的？博古路线是怎样变成王明路线的？几次立大功并得到器重的王稼祥为何在七大落选？等等。在这些之后，再着重写跟张闻天工作（从东北到外交部）的经历和感想。至于以上这些有无讨论场所和发表园地，就不是本人所能逆料的了。（本文为提交给张闻天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2000年3月完稿）

   [1]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

　　[4] 汤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面》第88、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5] 李涛：《中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52—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6] 同上第71页。

　　[7] 《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8] 同上页注3，第42页。

　　[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长征大事典》（上卷）：《长征史概述》和《第一方面军长征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9，24页。

　　[11] 同上。

　　[12] 《周恩来传》（一）第3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13] 同上，第354—356，359页。

　　[14] 同上，第354—356，359页。

　　[15] 此系原件标题，日期署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义会议文献》摘录发表时改称《延安整风笔记》，此后被通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16] 关于总书记问题拟另外讨论。这里先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第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恐无问题，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张自己在《反省笔记》中也多次提到出让总书记的问题，连刘英1937年去苏联治病也是用总书记夫人身份；第二，张任总书记系遵义会议上大家的推举，因他一再谦辞，才拖延到后来行军路上交接，这与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助手不同；第三，六届五中全会设书记处恐系事实，因为会后不久就不断以书记处名义发指示和向国际报告，长征中和到陕北后仍然如此，而书记处总不会一直处于无序状态。

　　[17] 张闻天：《反省笔记》。

　　[18] 赵蔚：《共产国际与遵义会议》，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4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0—2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9] 《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其中讲“为首”问题说，“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就开不成会……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21] 王震1985年6月22日在邓力群纪念张闻天文章上的批语。

　　[22] 《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1998年第6期。

　　[2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4] 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均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另，几次访问刘英的谈话录音和1999年3月2日访问郭洪涛的谈话。

　　[25]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81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8—539页。

　　[26] 《中共党史资料》（22）第10—12页。

　　[27] 《周恩来传》（一）第315页。

　　[28]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45，46，50页；《毛泽东年谱1893——7949》上卷第493—494页。

　　[2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3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5页，《张闻天文集》（一）。

　　[31]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15页，《张闻天文集》（一）。

　　[32]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31页，《张闻天文集》（一）。

　　[3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张闻天文集》（一）。

　　[34] 以上有关处理西安事变的情况，分别见《毛泽东传》和《张闻天传》、《张闻天年谱》和《毛泽东年谱》的有关章节，以及《张闻天研究文集》中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等。

　　[35] 转引自《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170页。

　　[36] 李华生：《回忆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的革命业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7]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137—138页。

　　[38] 同上。

　　[39] 《刘少奇传》（上）第229页。

　　[40] 几次访问刘英的谈话记录，如1999年3月4日，2000年5月16日、18日等。

　　[41]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37—50，58，73—74页。《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379，383页。

　　[42]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81页。《毛泽东传1893—1949》（上）的写法是：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向中共中央提出……决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又说，“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第383，384页。

　　[43]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119，125页。

　　[44] 《张闻天传》第27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45] 张培森1998年3月9日给何方的信。

　　[46] 《遵义会议文献》第119页。

　　[47] 张闻天：《反省笔记》。

　　[48] 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第115—1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

　　[49]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44页。

　　[5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4页。

　　[51] 同上第484页。

　　[52] 《回忆张闻天》第96，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53] 1999年3月2日访问郭洪涛的谈话。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见372页）也说，在这个问题上，“一 直存在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详见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八号文件）。”

　　[54] 《周恩来传》（一）第370页。

　　[55]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47页。

　　[5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8页。

　　[57] 《张闻天在1938—1938（年谱） 》第61页。

　　[58] 《毛泽东的人际世界》（上）第257页，红旗出版社1996年。

　　[59] 1999—2000年多次访问刘英的谈话。

　　[60] 同上。

　　[6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43页。

　　[62] 以上均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三章。

　　[63] 《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1950年3月版。

　　[64] 《邓小平文集》第1卷第24页，1994年第2版。

　　[65]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以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66] 转引自《党史博览》1999年第2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