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机场定票电话:徐悲鸿信中的孙多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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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信中的孙多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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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6 17:41:02 来自: 塞芭丝的安
徐悲鸿信中的孙多慈
包立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徐悲鸿与孙多慈（原名韵君）的师生恋，就在媒体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徐氏的两届夫人，也先后在他们撰写的传记文学中—《我与徐悲鸿》（蒋碧薇）、《徐悲鸿的一生》（廖静文），分别表态，各事评述。事过六十年，徐氏的这段风流韵事，并没有因两位当事人的逝去而淡出。相反，却成了艺苑佳话，历久不衰。
2004年4月28日，北京华辰拍卖公司在媒体宣称：该公司春季拍卖会上将以八万元的起拍价拍卖徐悲鸿致郭有守的两封书信（时在1938年徐氏刊登与其妻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前后，信中涉及徐蒋婚变内情）。消息传出，“千龙”新闻网站率先打出“徐悲鸿婚变书信将拍卖，谜团隐私曝光”标题，在网上曝出徐氏师生恋情和婚变隐私。环绕六十年前的两封书信，引出网上的冷饭热炒。
近日翻阅《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2年第1版），读到徐悲鸿致友人—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书札三十四通，信中涉及孙多慈处，达十来通。1930年2月12日起，至1940年9月，自孙多慈进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旁听生，徐孙初识、初恋，到孙父阻挡，劳燕分飞，分道扬镳，长达十年之久。徐氏致亲友的信札，据王震编辑的《徐悲鸿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初版）记载，有一百七十余封（徐氏致郭有守和郭有守的回信均已收入），当然遗札不少,包括致郭有守、舒新城的也有失落。但从这一百七十余封中，徐氏致其他亲友的信件绝少提及孙多慈，由此可见，要弄清徐孙之间的恋情和真情，这是最为可靠的文字见证。当然，蒋碧薇书中有关徐孙关系的章节，也是最重要的旁证。笔者下了一番笨功夫，以徐氏致舒氏信札为经，参以蒋著为纬，梳理出徐氏的内心独白和徐孙的一段师生恋情。
台城路
徐悲鸿首次在信中向老友舒新城披露内心的隐情，时在1930年12月4日。当时孙多慈名叫孙韵君，正以旁听生的身份，旁听徐氏的授课。信中开笔直抒心中难以言说的隐情：“新城吾兄惠鉴，明日太太入都矣。小诗一章写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信中的太太，是指他的妻子蒋碧薇，入都指国民党首都南京。太太入都，何必大惊小怪？在徐氏隔年致中华书局的另一友人吴廉铭的信中有如下一句话，可作诠释：“太太今日下午后来，天下从此多事。”大惊小怪的起因是“天下从此多事”。所以他要赶在多事的太太回都前，将小诗一章写奉老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章小诗非同小可，是属于“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为要”的小诗，是属于男友之间的贴心私房话，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铁哥们之间杀头也不可告人的私房话。既不欲示人，又要写诗赠友，可见其郁积在心，不得不宣泄，以图一快。究竟是什么“请勿示人”的私房话呢?如此神秘兮兮，欲说还休。原来是名教授徐悲鸿为走读旁听生孙韵君所苦，写的一首情诗。诗曰：
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
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如果舒新城不作笺注，旁人见了的确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以。幸喜舒新城在信中，回了两句诗：“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看来，谜底就在“台城路”上，一个叹说“荒寒剩有台城路”，一个鼓励他“台城有路直须走”。尽管徐、舒信中，“台城路”是心知肚明的。但在读者眼中，“台城路”却是一头雾水，尚须详说。
据蒋碧薇在《我与徐悲鸿》一书记载：
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天才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后徐悲鸿为她改名多慈）。徐先生毫不隐瞒地告诉我，孙韵君今年十六岁，安徽人，她曾在这一年的暑假投考“中大”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她一开始作画，就获得了徐先生的特殊青睐，赞赏有加。当我在宜兴的时候，他约她到家里，为她画像，有时也一同出去游玩。……有一天，盛成先生陪着欧阳竟无先生到我们家来拜访，坐谈之下，欧阳先生提起想要参观徐先生的近作，徐先生便请他到中大画室去，欧阳先生也邀我同行，我没有理由拒绝，就陪他们到了那里，一进门就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我一眼就看到两幅画：一幅是徐先生为孙韵君画的像，一幅题名《台城夜月》，画面是徐先生和孙韵君，双双地坐在一座高岗上，徐先生悠然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碧薇的这段文字，为徐悲鸿的这首诗，做了十分详尽的诠释。诗中“台城路”的谜底也昭然若揭。
素描集
关于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隐情，徐、蒋各持一说。诚如蒋碧薇所说：“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看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养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觉察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环绕徐、蒋两氏的解释，徐氏的学生和友人中，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护徐派，一派是护蒋派。护徐者坚持徐氏爱才说，护蒋者则说徐氏移情别恋。当然也有第三派，将两派意见综合调和，谓徐氏既有爱才之心，亦有别恋之情。孙多慈在“中大”求艺五年，掀起的师生风波，从无间歇。风波详情，徐悲鸿虽未在信中向舒新城写出，也许不便写出，但宁沪往返甚便，徐氏不会不向老友一吐为快的。
舒新城是拥徐派，而且是最最坚决的拥徐派，这从徐氏最早向他透露心曲，而他的态度则是“台城有路直须走”可见，孙多慈毕业前徐悲鸿拟为她申请公费出国深造，舒新城又一次伸出援助之手。请看，1935年间，徐氏致新城的五封信札。3月15日，徐氏信中谢道：“前承允为慈刊集，感荷无量。知真赏不必自我，而公道犹在人间。庶几弟与慈之诚得大白于天下也。兹嘱其携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无经验，惟祈足下代办妥善，不胜拜谢……”
1931年孙多慈以“百分”图画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大”艺术系，由旁听生变成科班生，于1935年夏天毕业。毕业前，孙多慈忙于毕业创作，考虑就业去向。徐氏视孙为可造之才，想为她申请比利时的庚子赔款出国深造。为便于申请，请舒新城在中华书局为孙多慈出版一本素画集，舒新城一口承诺。在这封信中徐氏除了感谢之外，还向老友表明心迹：“知真赏不必自我”，还有老兄和世上一切真赏孙多慈画者：“而公道犹在人间”，他与多慈的师生真情也“诚得大白于天下也”。信中还告知老友，孙多慈将“携（画）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
孙多慈携稿赴沪，拜见了舒新城。舒新城答应出集，但又劝她不要着急，出书不是说出就能出，有一个周期，并举徐悲鸿出书为例说：“徐先生的书一摆两三年”。孙多慈听了自然着急，回到“中大”，向徐悲鸿汇报了一切。徐氏听后，又于4月1日致信道：
慈返，已为弟道及见兄情形。承兄为作序，深致感谢。慈所写各幅，已经弟选过，狮最难写，两幅乞皆刊入。孩子心理，欲早观厥成。彼闻足下言，“徐先生的书一摆两三年”大为心悸，特请弟转恳足下早日付印，愈速愈好，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徇慈情，亦看弟面，三日出书，五日发行，尊意如何？
徐氏为孙多慈出素描集，一则是壮声势，鼓励学生继续努力；二则是向世人证明，孙多慈这样的画才，是不是可造之才？可爱之才？三则是“慈集能速赶，最所切盼。因此事关其求学前途，弟初意尚在此时画集印成，便分赠中、比两方委员（本月开会决定下年度派赴比国学生名额），弟虽已分头接洽，但终不如示以实物坚其信念”。（见6月某日信）可见画集有时间性，越快越好。不过徐氏所说孙多慈是“孩子心理”，其实在“欲早观厥成”上，徐氏又何尝不是孩子心理呢？所谓“三日出书，五日发行，尊意如何？”这种速度，在中国出版业，不要说当年不可能，就是七十年后的今天也不太可能。除非特殊的政治类或商业性书刊。不过，从这段信中，可看出徐氏的爱才心切，当然也毋庸讳言，爱才的弦外之音—由爱其才到爱其人。请看此信后半段：“至于捉刀一节，弟意不必，盖文如兄，自然另有一种说法（一定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文章），比弟老生常谈为愈，亦愿赶快写出为祷！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花，其光芒应被（披）全世界中。……”信中明里谈的是徐氏请舒新城为孙集作序，谈的是不必由他“捉刀”之事，实际上决非仅止作序而已，大有深意存焉。深意就存在“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花，其光芒应被（披）全世界中。众所周知，出家人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之咒语，徐氏借用此语，将舒氏比作观世音，请他来救苦救难。救谁的苦难呢？当然是救徐氏（也包括多慈）的苦难。当年，徐悲鸿为孙韵君改名多慈，为什么要改多慈之名？因为在徐悲鸿名中，有一悲字，所以为她改名时加上慈字。可见徐氏为她改名之时，已存“大慈大悲”之念。而今他终于找到了可以救苦救难，令池中盛开的白花，光芒万丈，照遍全世界盛举之人—非“大慈大悲之新城”莫居。又据蒋碧薇说，徐悲鸿有一只镶有孙多慈所赠红豆的戒指，戒指内刻有“慈”字，可见慈字在徐氏心中的分量。
尽管紧锣密鼓，紧催紧赶画集出版，可是为孙活动出国留学之事终被蒋碧薇所闻，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毕业之前，徐先生整天忙碌，先请中华书局帮忙，给孙韵君印了一本素描画集……接下来忙着为孙韵君奔走，争取官费，让她出国。当时比利时退回我国的庚子赔款，设存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可以选派学生出国。中比庚款的负责人有一位比国神父，和中国方面的褚民谊，说话都很有分量。徐先生知道谢寿康先生和他们两位很熟，便去和谢先生商量，事为谢太太所闻，特地跑来告诉我。我听到消息，就正告徐先生说：“你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任何事情只要预先和我讲明白，一定可以做得通。如果瞒住我，我可非反对不可！” 徐先生听后默无一语，以后照旧积极进行如故。
孙多慈出国留学之事，被蒋碧薇从中阻挠未成。徐氏在8月6日致舒信中愤愤写道：“弟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愿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此时彼困守安庆（省三女中教书），心戚戚也。”
卖画援孙
孙多慈毕业后，未能出国深造，只好回老家，安排到安庆省立三女中教书，心中当然戚戚不欢。但徐氏仍在此，信中叮嘱老友道：“慈集日内当出版（孙多慈素描出版期为1935年9月）应为之刊广告，尤其在安庆，并希望在《新中华》刊物上转载宗白华（序）文及其（孙多慈自撰）《述学》之文。”目的是希望老友主张公道，提拔人才。
为了提拔人才，徐悲鸿还在信中提出出版发行由孙多慈译介的《伦勃浪画集》：“欧洲古今最大画家为荷兰十七世纪冷白浪，弟嘱慈译其生平。弟藏冷作（精印大册）副本全备，拟请尊处刊行，亦艺术界之幸也。”
为了提拔人才，他鼓励在安庆女中任教的孙多慈多作画，画好画。1936年开春，他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请舒新城出面代订购孙画，并签署了契约，附在4月12日的信中：“请将弟存款内拨二千五百元陆续购买孙多慈女士画，详细办法另纸开奉，务恳吾兄设法照办为感。” 二千五百元对当时不卖画的徐悲鸿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他每月在中大任教的月薪三百大洋，多半要支付家用—所余的钱还要添置画材书籍。中华书局支付的稿酬并不多，钱从何来？据蒋碧薇回忆录记载：
以前徐先生从来没有卖过画，也不曾在国内举行过画展。这一回，他算是一改自己的作风，为了卖画，不惜奔走权贵豪富之门。展览会半公开地举行，据说卖出了若干幅画，得到了几千元的现款，但这些钱是否寄给了孙韵君，我一点也不知道。至于孙女士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奋斗，当然我更不知道。
看来蒋碧薇并不知道徐悲鸿请舒新城代购孙多慈画作的契约，只知道徐悲鸿开画展，将卖画所得支援孙多慈的“奋斗”。
蒋碧薇暗中阻挠徐悲鸿为孙多慈谋划出国留学在前；徐悲鸿置蒋碧薇不顾，一意孤行，开画展筹款，支持孙多慈“奋斗”在后。孙多慈无疑成了徐悲鸿家庭破裂和婚变的导火线和催化剂，面对日渐激化的家庭矛盾，徐悲鸿采取离家出走，远赴他乡—广西桂林。抵达桂林不久，1936年8月25日他致舒新城，告知自己的行止：“久失音问，近状如何！方事之亟，十九路军出南路，再以两师收贵州出湘西，必致中原大震，国家瓦解。八桂健儿皆已歃血宣誓效死……弟功成名立，不愿再与俗竟。前托兄购之《图书集成》《辞海》，以及商务之《四部丛刊》等，出书时请寄桂林省政府弟收。作画、读书、得佳作分寄友朋处，乱世得此可无憾矣。”
信中关于家庭纠纷和孙多慈只字未提。他想逃避乱世、世事在桂林觅一块桃源仙境，静静地作画和读书。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事、家事、天下事，无事不涌上他的心头。挥之不去，也无法挥去。
徐悲鸿在桂林断断续续住了两年左右，徐蒋婚变，徐氏登报与蒋氏脱离同居关系，以及前面提及的徐氏致郭有守的两封信函，均发生在这段时间。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这二三年时间内，竟未留下徐氏致舒新城的片纸信札。
覆水难收
舒新城再次收到徐氏来信，已是1939年5月8日，写信地点是新加坡。他应友人之邀，第三次访问新加坡举办画展。访新前，他曾在香港逗留了一段时间，会见了阔别多年的老友舒新城。老友会面，自然会谈到孙多慈的情况，所以在信中仅以“弟与慈之关系，在港与兄晤面时，其间不容发”一笔带过。间不容发，谓成败利钝—其间不容一发—比喻情势危急到极点。至于徐、孙之间究竟危急到什么情势，信中没有写（估计在港已细述）。为了上下文连贯，要补述一段孙多慈的行踪。1938年春，孙多慈全家避难长沙，巧遇徐悲鸿。徐氏通过友人，将孙氏全家迁至桂林，还为孙多慈觅了一个差使。然后返回重庆中大上课。同年暑假，徐悲鸿又回到桂林，与孙多慈谈婚论嫁，于是发生了徐氏致郭有守信及刊登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声明。徐氏的一位友人拿了登声明的这张报纸给孙多慈父亲看，满心希望能促成徐、孙的这段婚事，孰料遭到孙父的断然拒绝。数日后，孙父携带全家离开了桂林。徐氏信中的与慈关系“间不容发”，似是指此。
回头再看徐氏致舒新城之信：“彼知我来新，乃来一从未有过之动人情书云，我命他怎样便怎样。弟答云，倘人因我而有之乃动，我完全任之肩上，不诿责于我之外第二人，但我绝不令人如何而动。” 孙多慈的这封被徐氏视为“从未有过之动人情书”，徐悲鸿却转寄同事吕斯伯。吕斯伯又出示给蒋碧薇看。据蒋氏回忆：
1939年8月，有一天我从北碚进城到曾家岩，去看吕斯伯先生，吕先生刚刚接到徐先生的来信，拿给我看。我一看原来是徐先生转寄来孙韵君的一封信。信中有几句重要的话，大意是说：“我后悔当日因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然后徐先生在信末批上了三句：“我不相信她是假的，但也不信她是真心，总之我已作书绝之。”
徐悲鸿为什么要把孙多慈的这封“情书”寄给吕斯伯？当然是“项庄舞剑”，别有所指。蒋碧薇不明白（也许是装作不明白）地问吕斯伯，吕回道：“他还不是想要我拿给你看？” 徐悲鸿既然年前已在报纸刊登了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声明，为什么又要将这封情书有意让吕斯伯转给蒋看？是故意气蒋，还是别有所图？
原来徐悲鸿离家出走，远赴桂林前夕曾与蒋碧薇谈过一次话，蒋说：“假如有一天你跟别人断绝了，不论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随时都准备欢迎你。但是有一点我必须事先说明，万一别人死了，或是嫁了人，等你落空之后再想回家，那我可绝对不能接受。”这段话说在1936年暑期，徐悲鸿记忆犹新。
如今三年过去，徐氏心想，我既与孙多慈断绝了往事，且示以“证据”（孙之情书），可以与蒋氏言归于好。可是徐氏在这里犯了两大忌讳，其一是，徐氏为了与孙多慈成婚，单方面登报声明与蒋氏脱离同居关系（徐蒋成婚二十年，生儿育女岂是同居关系？），而今既已脱离关系，覆水难收，怎能出尔反尔，想覆就覆，想收就收？忌讳之二是，徐悲鸿不该将孙多慈的“情书”转寄给吕斯伯。诚如蒋碧薇对吕斯伯所言：“在我看来，像徐先生这种行为，是最不可原谅而且最不道德的。徐先生如果不再爱孙韵君，他尽管把她的信退回或烧掉，决不可将这种信寄给任何人去看，他不要以为我看到他侮辱了我的情敌，便会觉得高兴。他应该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相反的，我将更看轻他！”
当然，徐蒋婚变，责任不全在徐悲鸿，蒋碧薇也有责任。除了性格、事业和家庭观念差异较大外，即使在感情上也各有其责。徐悲鸿固然移情别恋孙多慈，但蒋碧薇何尝又不是对张道藩萌生旧情呢？只是各抱琵琶半遮脸，半斤对八两，在处理婚变问题上，徐氏较感情用事，考虑不周，一意孤行，常常授人以柄；而蒋氏则相反，冷静果断，思虑周密，以守为攻，故操胜券。
坐看春尽落花时
“性格决定命运”，前贤此话一点不假。徐氏的“独持己见，一意孤行”成就了他的绘画事业，也酿成了他的家庭悲剧。徐蒋婚变是如此，徐孙交恶又是例证。关于孙多慈离他而去，徐悲鸿认为责任全在孙多慈的父亲或二老。他在致舒新城的信中，一味埋怨“慈父亲之面貌，似吾之前生身之冤仇，见即话不投机，彼母亦落落无丝毫缘感，倘慈不毅然取得办法（此则不可责备，只有任彼如何），弟亦终不能与之有进一步之关系。”后又在6月30日信中大骂“二老”：“慈自4月14日来一极缠绵一书（她说不论我在天涯海角，她必来觅我）后，两个半月毫无消息，此时温州沦陷真使人心忧，她那二老糊涂混蛋该死，大概不会得好结果。弟倘留其作品不少，便用慰藉此后半生矣！”设问徐悲鸿对孙多慈的父母如此感情用事，即使他与孙多慈能成眷属，日后又将如何处理二老的关系呢？一面责骂孙之二老，一面怀念蒋姓岳父母：“较弟之岳父母之情愫相去诚间霄壤，弟至今仍依依于岳父母之深意。”如此错乱颠倒的人生戏剧，难怪他要在信中大呼：“老天，此段文章，巧妙不可思议，弟虽在演出此剧，实惊叹剧本之佳，弄死人的东西，世变如此，一切听其自然，若慈真排万难来到弟处，当然弟无条件，从其所愿以共生死。弟未存一字叫她来、惨极了！”（见5月8日信）
人生如戏，人生又如梦。1940年9月2日，他又在致舒新城的信中哀叹道：“慈之问题，只好从此了结（彼实在困难，我了解之至），早识浮生若梦而难自醒，彼则失眠，故能常醒。弟有感而为诗：虎穴往往无虎子，坐看春尽落花时。平生几次梦中梦，魂定神清方自知。彼与兄及展兄（陈子展）处俱无消息，故亦莫从知其状况。但彼已不作画，此则缘尽之明征矣！也好。”
徐悲鸿的师生恋情，是因爱画才而生的情缘。为了爱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着入虎穴的风险，去探寻虎子。而今入了虎穴，却始知“虎穴往往无虎子”，虎穴已虎去穴空了。孙多慈既已离去，又不作画，此非画缘可尽，情缘也尽之明征矣！也好，好就是了，了就是好，从此可以了结！
说是可以了结，但内心深处又实难了结，真所谓当断难断，当了难了。这又是为何？请看事过才七日，他又追上一信致新城吾兄：
今日检点慈之作品，存弟处有七幅（又得一幅，共八），极精，其外，尚有水墨自写及素描各一。另两国画不甚佳，共得九幅。不知兄处有之否？弟拟为之再出画集一册，油画皆用三色版精印。为了结这段因缘纪念，求兄写序文（须作散文诗体，不甚着痕迹），弟则以两小诗代序，录奉献一览：
云锦辉煌早织成，文章机杼出天外；星河流转乾坤乱，大惧昆冈玉石焚。
回首当年事可哀，鸡鸣灵谷总成灰，平生心血平生梦。惟待昆阳旗鼓来。
不知港厂能制版否？倘兄同意，弟即执此数画至港也。天生如此之才而靳其成，感伤无已。
在序诗的末句，徐悲鸿借用了“昆阳之战“的历史故事，希望孙多慈在艺术创作中也能出现像东汉刘秀那样，在困境中以弱胜强，战败王莽、期待大捷的旗鼓早日到来。果能如此，也不枉他对孙多慈的“平生心血平生梦”了。这两首序诗，画龙点睛地点出了徐悲鸿对孙多慈的情意和期望，也活脱脱地勾勒出多情多义的情种徐悲鸿的形象。可惜因抗日战乱，孙多慈的这部画册未能制版付梓，只是在致舒新城的这封信中，留下了徐氏的这个愿望和心声。综上信札，孙多慈在徐悲鸿心目中的印象和位置，也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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