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生口语讲义:军人生来为战胜：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节选)

——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
战争与军队，是军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以来的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则是这一话题的最核心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一、是一支在官僚倾轧中艰难成军的海军
其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它能够成军．受三个事件的无情推动：1860年的庚申之变。1874年的台湾事件。1884年的中法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是搭乘兵轮从天津海口登岸的；1874年日军人侵台湾事件，按满清大臣文详所述是“东洋一小国…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1884年的中法战争，清廷上谕称为“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清车虽有陆上的胜利，结果却仍然是签约赔款。
三大事件，无不和海上力量的有无和强弱密切相关。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发出了“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的感叹，和“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这对一个既无明确的用款计划，又无严密的收支审计制度的封建王朝来说，是一笔太难弄清的糊涂帐。但投入无疑是巨大的。前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说，北洋舰队“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可见海军的开支的确惊人。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还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国内外教育培养、海军学堂的开办维持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强，个别年份超过百分之十。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它是在一个政局激烈动荡、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巨大投入的。近二十年之久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全国农民起义的战争，已使其“帑藏支绌”，财政上几乎山穷水尽；又外患方殷，“倭逼于东，俄伺于西”，东面先打发日本、后打发法国不断地赔款，西面先平息回乱、后收复新疆不断地支款。在这种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勉为其难地凑成了对海军的投资，为建设海军也算是挖空心思。道理很简单，此时的满清统治者，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帝、光绪帝，皆深刻意识到了海防危机对其统治所带来的危险性。
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突然完停止了呢?连慈禧皆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几近将海军视为身家性命，却突然要将其经费挪去兴建颐园呢?
有三个人物应该注意：醇亲王奕擐，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同稣。
首要人物是醇亲王奕擐。这位慈禧旨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初到海军衙门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筹措、落实到了较为稳的海军经费，省免了若干海军建设中的掣肘贻误。但从他入海军衙门的第一天起，也带来了过多的政治利害。
奕擐是光绪帝的生父。其持掌海军时，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他深知慈禧擅专权，索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长期被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宣布立其子为嗣、入承大统之时，奕擐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他对祸福的感受有么深。多年来，他为其子光绪帝担心，怕不得归政，只能做个阴影下的儿皇帝；又为自己担心，怕稍露不慎惹怒反复无常的慈禧；招致更大祸患。他“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心竭力”，甚至“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被慈禧评价为“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1886年，慈禧做出一个试探：“六月壬申，懿旨，钦天监于明年正月择皇帝亲政日期”，奕擐立即以极快的速度作出反应：“丙子，醇亲王暨王大臣等合词疏请皇太后仍训政，不许。皇帝亲政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庚辰，醇亲王暨礼亲王等复申训政之请，……懿旨勉从之。命醇亲王仍措理诸务”。内心明明时刻盼望慈禧归政，却又要两次亲率诸大臣恳请训政。他十分清楚，非此，不但光绪不能亲政，他可能“诸务”皆“措理不成”。在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任上，奕擐在勉为其难地走钢丝。其视点的中心不在海军。不过是在这个衙门里期待机会、寻找方式，好去接近心中的政治目标罢了。
几乎在指派奕擐出掌海军的同时，慈禧正面对另一个烦恼。
据李鸿章日记载。1885年7月13日“慈禧计修圆明园，估工银2000万两。户部尚书阎敬铭称无款可办。慈禧言改修三海，阎仍答无款。慈禧喝滚出，阎羞愤成疾。”
这一幕．奕擐该比李鸿章知之更详。海军和圆明园，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
慈禧要修园由来已久。1873年同治帝刚刚亲政，即秉承慈禧旨意颁布朱笔上谕，重修圆明园。当时奕谭不顾同治帝的警告．两次上疏，两次廷辩．要求“屏无益之游观”，“省无名之兴作”，“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甚至不惜在同治面前“面诤泣谏”，泪流满面地叩头申辩不已。最后虽与恭亲王奕诉等一道阻止了修园话动，但也几乎为此失去官爵。
就是这样一个当初坚定的反对修园者，在其子被立为皇帝之后，地位和利害随之变化．终竟成为一个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
铁甲舰和颐和园，应该说是一对矛盾体．但对慧禧来说却毫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感受江山带来的奢华。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给予痛骂。新设之海军大臣每年掌有数百万两银饷，既成为宫廷内外人人眼中的肥肉，又是慈禧两块心病的交叉汇聚点。该怎么维持这个艰难的平衡，地位十分微妙。
奕擐到海军不久就接到一道懿旨：“内务府年终发款不敷，著准由海军署存款内借银40万两，分五年归还。”他执行了这道懿旨。他也有两块心病。慈禧要购舰修园，他要保己保子。海军经费成为这两个不相干利益的黏合剂。此时还仅仅是“年终发款不敷”，还承诺“五年归还”。但奕擐再不会去“面诤泣谏”了。他要用满足慈椿一切心愿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心愿。腾挪经费造一个园子，让慈禧早日住进去“颐养天年”，既了却其夙愿,从而确保自己并非十分稳固的政治地位，又能腾出其手中权力，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如此一来，心病皆消。
这是一种既赤裸又深藏的交换。至于挪款给慈禧修园养心悦目之后．会否把海军也弄成一支只能观赏的海军，则未在这位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首要考虑之列。
人们指责慈禧以海军换取颐和园，却忽略了奕擐在这里投入的隐秘赌注：以海军换取光绪帝亲政。
他从上任到开始第一笔“借款”，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仅九个月。
若说奕擐早想如此，也不切实际。毕竟他还牢记着“庚申之变，大辱国家”，上书要求“裁汰冗费，积蓄钱粮”、“详制器械，精造战舰”；并提出海防“若不早为密防，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他后来在一份奏折中表露出挪用经费时反复权衡的心情：“钦工紧要．需教益急，思维再三”。    “思维再三”之后定下的决心，更难改动。这个陷于官场利害中的海军大臣，终于难以自拔。
如果说奕擐挪款出于自身种种复杂考虑、其前后言行表现出相当之矛盾，那么李鸿章加人挪款，其矛盾就更加深刻。
李鸿章早年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对修园者。1874年已经大规模铺开的修园活动之所以迅速夭折．他虽未处朝政中枢，却起了关健作用。当时他不满于修园，但并未犯颜直谏，而是在直隶总督任上．首先抓住受清廷内务府指派筹集修园木材的奸商李光昭，揭出其四处行骗、甚至引起中外交涉的事件。此事使慈禧和同治帝都处于尴尬境地。接着在同治允诺下。他穷追猛打，严刑审讯，最后以“诈传诏旨”律列判处李光昭斩监候，秋后处决。此案揭露。朝野大哗，人们“一时称快”。以此案为契机，突擐、奕诉诸重臣再次联衔上疏，修园活动终被终止。
李鸿章当时之所以坚定地反对修园，就是感觉到宫廷侈奢与国家防务的巨大矛盾。修园被迫中止后，他在上奏中提出“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要求宫廷停“不急之需”，话虽婉转，也还是有一些胆量。李鸿章为筹建海军奔走数十年，其中、后期奏折中相当一部分与此有关。内多有慷慨陈词之处和苦心竭虑之思；凡有关海疆大略、海防分区、舰船配制、港口泊位、炮台船坞、官兵俸饷、经费筹措等事，无不参与谋。西方有人称其为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就是出于其对海军的贡献。所以即使醇亲王奕擐以皇帝生父身份入主海军衙门，最初要他“于存汇丰银行购买快船款内暂提银30万两．修三海工程”时，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予以婉拒。
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一、对本身政治地位的忧虑。李鸿章在朝中政敌甚多。尤其在兴办海军问题上，开罪的权贵官僚不在少数。恭亲王奕诉描述建海军之艰难时说：“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屈，局外未能周之”。恭亲王失势，他更失去一根台柱。与他为敌者，或出于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或含有满族大员对汉族大员的排异，更隐埋着宫廷内部对疆臣手中日隆之权力的警虑。总之对李鸿章来说，多年来参其奏折不断，甚至以其倡办洋务而“百疏诋为汉奸”；以致他后来竟发出“从古立大功者类皆谤书盈箧”的感叹。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但失去首倡洋务的恭亲王的庇护，不免总感势薄力单。醇王与恭王多年不和，其入主海军自然对李鸿章压力不小；又有光绪生父的身份。权力炙手可热。且光绪帝亲政在即，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治考虑。
但作为一个满清官场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摸透了奕擐的心病，从而做出了抉择1886年7月16日，在婉拒挪用汇丰银行那笔款后还不到一个月，李鸿章函奕擐“…拟先建旅顺后建胶州湾。请奕擐在亲政撒帘后继续主持海军”，向酵亲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五个月后，因“南海工程款项不敷”，奕擐提出要求，要李“称创建京师水师学堂或某事借洋款七八十万两”，他立即嘱咐其亲信周馥办理。一个月时问便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银90余万两，超出了奕擐提出的数目，将事情做得妥妥帖帖。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擐欲以海军换取光绪帝的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
此时的李鸿章，也不再是那个以严厉手段处理李光昭诈骗案的李鸿章了，他也开始了不光彩行径：以海军办学名义“或某事”，直接向外国银行借款。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奕擐函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李函各处以海军名义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将利息支给清廷做修园费用。李鸿章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茎、胡广总督裕探、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章、江西巡抚德馨等，广为募集。最后各地督抚认筹260万两，由其掌握，以利息供慈禧修园。就此完全跌人了挪款修园的行列。
此处之矛盾怪异就在于，为筹办海军树立的政敌，竟然以挪用海军经费去化解。
二、李鸿章之所以加入了挪款行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北洋海军成军后形势的错误估计。这又是李本人的又一矛盾怪异之处。他原本是清廷中少有的窥破面临危机的大臣，尤其对日本，一直保持着较高警惕。1874年他率先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息”；1881年．他在另一份奏折中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直接以日本为建设海军的假想敢．目标不能说不明确，警惕性也不可谓不高。
但随着定、镇二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当然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他那种”日本蕞尔小邦”的帝国意识开始膨胀了。其一系列言行都表露出多年谨慎之后的志得意满。
1891年北洋首次大阅海军，他虽有“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的遗憾，但又充满“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的自信。
1894年5月，北洋第二次校阅，他在奏折中也有“北洋舰队成军后至今未添一舰”等语，但首先强调的仍是“整个北洋海防，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此时距海战爆发只剩下一个多月。
1894年7月，大战爆发已近在眼前，他仍然感到“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船，……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而此时距丰岛海战爆发只剩下二十一天。距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只剩下七个月时间。这个早年对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临头，对危机的感觉却变得如此麻木。
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8月1日中日宣战．但直至8月29日李鸿章仍在奏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依然未从那片虚构的梦幻中彻底警醒。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他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李鸿章，和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海军经费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清廷之所以下决心“大治水师”，是出于面临危亡的考虑。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已被数次危局所证实。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紧接着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衅，六旬庆辰大典改在官内举行，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的在颐和园的祝寿，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
翁同稣喻称“以昆明(湖)易渤海”，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做这
种明显赔本的交易一一除非他感到那片渤海已经确保无虞。
结论再简单不过：设有了渤海，何谓昆明(湖)?
北洋海军表面的强大蒙蔽了李鸿章，通过李鸿章也蒙蔽了清廷。在这种心态下，挪用部分海军经费似变得无伤大局。
李鸿章早年曾经说过：“臣愚以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当初呼吁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地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历史在同样人的身上，完成着令人深思的轮回。这不能不说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剧。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了，仍然是笔糊涂帐。传说3000万两。显然有夸大．现有的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三种：1200万至．1400万两之间；600万到1000万两之间；860万两。这笔钱与其说是慈禧挪用的，倒不如说绝大部分是海军主持者们自己拱手让出去的。奕擐、李鸿章等人出于自身种种复杂的考虑，让最高统治者感到了渤海海面的升平。
再来看看李鸿章等人的反对派。帝师翁同稣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最与李鸿章格格不入。作为光绪帝的师傅及补进之军机大臣，翁同稣对朝政的影响不小。在因甲午战败给予李鸿章的一系列处分中，他都起了关键作用。但翁氏真如其在战争中表白的那样，是如此之求自强么? 1891年户部因库款支绌，奏准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当时户部尚书即为翁同稣。时值颐和园工程用款最骤，翁氏作为户部尚书，不用简省宫廷开支之法解决支绌，反停支海军装备购置费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这不同样是在克扣挪用海军经费么?无怪乎黄海战败后两周，翁氏焦急于局面严峻，受慈禧指派赴津向李鸿章问及“北洋兵舰”时，李先是“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最后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教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而翁氏竟然“语塞”。
翁同稣当时出此议，并非仅仅出于他自我表白的“计臣以撙节为尽职”。真为“搏节”计，就不应只拿海军开刀。这里面同样含有官场中有我无你的个人恩怨。
翁、李交恶于1862年。时翁同稣之兄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惩处，而曾氏那份慷慨激昂的上疏，据称立稿人就是李鸿章，出语惊人，无懈可击。从此翁、李结仇。
两人长期不睦还有一个皆不启齿的原因：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清朝末年，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求自强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当时北洋海军在翁同稣等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几乎已成为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说北洋水师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们要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所以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已经是他们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
种种桌面之下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拿上桌面便成为堂而皇之的“政争”。翁、李多年“怨之颇切”(李鸿章语)，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点了。
但不管怎么斗，结果是一个：吃亏的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
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停拨了海军经费的翁同稣，仅依据他在甲午战争中的激烈言辞，被后来大多数评论家称为“主战派”．似乎满清王朝中真正追求自强的，是翁氏这样的人。而他无事时首先停发海军经费之事，却被人忘记。光绪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杜，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拔一百万两”也被人忘记。皇帝成婚竞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地“同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了。
在没有基本透视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以前，任何针对个人的结论都是轻率的。奕擐、李鸿章、翁同稣三人，身份各异,观点各异，利害各异，却是当时满清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写。西人评论说：“此大机器… 其诸组之轮，不依一共同之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这种各朝己方旋转的结果, 就是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苟且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全部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要说全付财力了。外患未至，海军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但为时晚矣。不论光绪还是慈禧，洋务派还是保守派，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满人还是汉人，在那场深奥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谁都不是胜利者。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