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玩具枪威力最大的:魏晋名士的风流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9:15:01
序言先是东汉党人公开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两汉儒教的宗教神学地位开始摇摇欲坠。其后,在出身“浊流”宦官家庭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公然要求推荐那些“不仁不孝,但有用兵之术”的人为官之后,儒教的宗教神学地位基本上土崩瓦解。再之后,为了适应新的士族社会的需要,魏晋的上层知识分子创造并发展了以老庄学说为核心的新的哲学体系——“玄学”。魏晋名士的风流 第一部分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集团交替把持朝政,尤其是宦官集团的掌权,极大地伤害了士阶层的根本利益。此时,以维护皇权绝对性并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两汉儒学,逐渐受到了士人的怀疑和唾弃。以陈蕃、李膺、杜密、范滂、郭泰等为首的东汉士人集团互相标榜,公开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他们品评时政与当时人物的“清议”也在社会上盛行,在朝野上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第一则 陈蕃:大丈夫当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二则 郭泰:真的猛士第三则 蔡琰:女人最难的选择第四则 曹植:七步成诗、骨气奇高第五则 何晏:粉面何郎,行步顾影第六则 何晏:积极奖掖后进第七则 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第八则 阮籍:阮旨遥深,归趣难求第九则 刘伶:以酒为名第十则 嵇康:龙性谁能训第十一则 嵇康:临刑绝奏《广陵散》第十二则 潘岳:掷果盈车第一则 陈蕃:大丈夫当有澄清天下之志汉魏风骨  汉魏著名名士集团:东汉党人、邺下文人集团。  社会风气:敢以天下名教为是非,逐步打破了两汉儒教“天人感应”的神学地位,社会思想得到了初步的解放。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集团交替把持朝政,尤其是宦官集团的掌权,极大地伤害了士阶层的根本利益。此时,以维护皇权绝对性并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两汉儒学,逐渐受到了士人的怀疑和唾弃。以陈蕃、李膺、杜密、范滂、郭泰等为首的东汉士人集团互相标榜,公开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他们品评时政与当时人物的“清议”也在社会上盛行,在朝野上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  东汉士人集团特别看重士大夫的节操,风骨凛然。在“清议”盛行与士人集团逐步壮大的背景下,不堪坐以待毙的宦官集团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连续掀起两次党锢,对士人集团进行沉重打击。第一次党锢时,许多正直的士大夫以没有列入“党人”名单为耻,主动上书,要求“连坐”;党人领袖范滂出狱返乡的时候,汝南、南阳迎接他的士大夫人数有数千辆车之多。面对打击,士人集团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继续互相标榜,扩大声势,其领袖人物分别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第二次党锢时,为了掩护士人领袖“八及”之一的张俭逃亡境外,数十户士大夫家庭上百口人家破人亡,但当时士大夫仍然视死如归,不惜代价要将士人领袖护送出境。“八顾”之一的士人领袖范滂为了不连累更多无辜的人,投案自首。临别前,他希望母亲不要悲伤。不曾想,他母亲也大义凛然,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两次党锢之祸给重视节操的士人集团以沉重打击,一部分心灰意冷的士大夫逐渐转向哀怨人生苦短,宣扬及时行乐。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勰《文心雕龙》中所称的“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中所赞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应运而生了。《古诗十九首》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等看似离经叛道的诗句反应了当时部分士大夫在黑暗的政治中,开始用放浪形骸的方法来抗争当局官方儒学的伪善,同时又不涉及具体的政治斗争,得以全身避祸。  在出身“浊流”宦官家庭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两汉儒教的宗教神学地位,基本上土崩瓦解。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本来就不讲究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再加上他自幼就受到汉末“清流”崇尚“简洁”的影响。所以,他当政后,很自然地根本看不起两汉儒学“天人感应”的那一套。公元217年,曹操更是颁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公然要求推荐那些“不仁不孝,但有用兵之术”的人为官。无疑,这是用行政的手段对两汉儒学宗教神学地位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也进一步解放了当时的社会思想。  在党锢之祸与连年战乱的时代背景下,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士人集团,一方面感伤时乱,勇于正视当时人民的苦难;一方面也忧虑人生短暂,似水流年;另一方面更是满怀着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壮怀。这三种情感碰撞在一起,构成了慷慨悲凉,质朴大气的人格之美,史称“建安风骨”。  陈仲举①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②太守,至,便问徐孺子③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④式商容⑤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世说新语?德行》  “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王勃《滕王阁序》)魏晋以降,犹让初唐四杰的大才子王勃在其千古名著《滕王阁序》津津赞叹的便是《世说新语》第一篇《德行》第一则所记载的陈蕃礼贤下士的故事。  东汉中后期,外戚专权,大肆兼并土地;宦官主政,疯狂卖官鬻爵,国势每况愈下,民不聊生。一群正直的士大夫眼见书斋外,流民失所,食不果腹,一片凄凉景象,不禁痛彻心扉,拍案而起,冒着全族上百口人身家性命的风险,与外戚、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而《世说新语》、《滕王阁序》所表彰的陈蕃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汉桓帝时期,一度得到汉桓帝信任而官至太尉的陈蕃,对待外戚、宦官专权敢于以死相争,寸步不让,对待同僚能够礼贤下士,奖掖后进,所以当时正直的士大夫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以其为典范,马首是瞻,《世说新语》论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实非虚言。  陈蕃有十分远大的理想,常常登上马车,拉住缰绳,扬言自己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于初到豫章郡(今江西省),“席不暇暖”,就去拜访当地名士徐孺,则更是明言自己是效仿当年的周武王姬发,这样的豪气实在是非大英雄所不有啊。  非但如此,陈蕃做豫章太守的时候,还常常邀请当地名士徐孺来他官邸做客。由于两人都是有识见的正直士大夫,所以常彻夜长谈。陈蕃为此还特意在自己寝室里给徐孺准备了一张床榻,等徐孺离开,就把这张床榻悬挂起来;徐孺来了,才把床榻放下来。这也就是王勃《滕王阁序》中所说的“徐孺下陈蕃之榻”。虽然,现在看来陈蕃的做法不免有些做作,但这也恰恰表现了他求贤若渴,力求“澄清天下”的强烈心愿。总的来说,仍不失大英雄所为。难怪几百年后,王勃也要借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遗憾。  当然,说起陈蕃,还不得不提历来广为流传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故事。其实,“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那个“不扫一屋”的少年就是陈蕃,只不过今天的许多论者提及此事,往往断章取义,糊弄小孩,把陈蕃打扮成一个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够脚踏实地的反面教材。但实际上,这则故事的出处《后汉书?陈蕃列传》对此的评价是褒义的,作者范晔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客人薛勤知道陈蕃有澄清天下之志,对其刮目相看)言语中无不充满了对陈蕃的仰慕和肯定。那为何古今论者对此的评价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在当今的社会上,不少人都认为世故就是成熟,所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成为许多人当然的处世哲学,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也就不难理解这些人为何会取笑陈蕃“自己的屋子都没收拾干净,又怎么能收拾天下”的幼稚了?也就是在这种自私、功利的心态下,陈蕃的历史形象才发生了180°的大转变。  然而,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当今不少人歪曲陈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陈蕃日后的两袖清风,勤政为民,礼贤下士,奖掖后进,领导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殊死斗争,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对得起他当日“大丈夫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岂可只为自己”的豪言壮语。  公元168年8月,时任太傅的陈蕃在得知志同道合的大将军窦武被宦官冤杀后,拖着已过了古稀之年的残躯,亲率八十多个门生弟子,手持兵器,杀进皇宫,明知必死,也期望与恶贯满盈的宦官同归于尽,完成他澄清天下的夙愿。最终,这位东汉士林当之无愧的领袖,带着他“澄清天下”的愿望遗憾地走完了自己英雄的一生。  陈蕃慷慨就义后,他的亲属门生上千口人也一同惨遭迫害,只有他的儿子陈逸被他的挚交硃震以他全家性命为代价才救了出来。此后一年,宦官集团又借口“张俭事件”掀起第二次党锢,将李膺、杜密、范滂等背负天下重望的名士统统杀害,其余被迫害的士大夫更是数以千计。一时间,天下万马齐喑,群魔乱舞,正直的士大夫集团遭到了沉重打击。  当然英雄的血没有白流,也不会白流。后一代的东汉士大夫均在陈蕃等正直士大夫的鲜血洗涤下成长,大都从小就在内心深处树立起“澄清天下”的崇高理想。终于在公元189年,陈蕃去世21年后,袁隗、袁绍、袁术带兵血洗皇宫,杀光了所有的宦官,标志着东汉士大夫集团对宦官集团的最终胜利。出生在陈蕃去世后不久,直接受到陈蕃“澄清天下”思想影响的诸葛亮曾说过“志当存高远”,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曾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啊,所谓,惟大英雄方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大丈夫处世就应当要有远大的志向,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一味只顾着打自己的小算盘,收拾自己的房间。当然,如果你只想一辈子做个小男人,就另当别论。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燕雀有燕雀的志向,鸿鹄有鸿鹄的志向,彼此都不要勉强。第二则 郭泰:真的猛士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①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②。‘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③’耳。” ——《后汉书?郭泰列传》鲁迅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毫无疑问,东汉著名党人,“八顾”之首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就是这样一个“真的猛士”。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把持朝政,东汉王朝原有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机器在这两大集团“杀伐”与“滥赏”的血腥循环政治游戏下,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与破坏。这非但加深了下层民众的苦难,使得更多的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原东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士族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宦官集团把持朝政,他们疯狂地卖官鬻爵,堵死了许多士族子弟正常的做官与升迁的途径。所以无论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出发,还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士大夫阶层都不得不与宦官集团展开殊死斗争。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地方强大乡绅士族的支持下,一场由当时中国正直知识分子主动发起并组织的“政治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出身世代官宦家庭且官至太尉(一品)的陈蕃与同样出身世代官宦家庭并官至司隶校尉(三品)的李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一个公开“有澄清天下之志”,一个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基本上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并为他们摇旗呐喊,宣传他们“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陈蕃、李膺也领导士大夫集团通过“清议”互相标榜,奖掖后进,进一步壮大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力量,并一同对宦官专权提出尖锐批评,对宦官集团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与陈蕃、李膺相比,家世贫贱的郭泰,出身明显要低了许多,但郭泰凭着一股子“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的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日夜苦读,博览群籍,终于成了一个“善谈论,美音制”的青年书生;外加他“身高八尺(大约184公分,汉一尺约为23厘米),容貌魁伟”,自然是个玉树临风、谈吐优雅的翩翩佳公子。此时,学业有成又一表人才的郭泰开始涉足当时帝国的权力中心——洛阳,并通过当时名士符融的引荐,拜访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士林领袖李膺。由于此时李膺名声甚重,能成为他座上宾并得到他褒奖的后进士子,可以一日身价倍增,所以,当时人把造访李膺府邸称为“登龙门”。可谁也没有想到,风格秀整、名满天下的李膺见到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郭泰后,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对郭泰的才学人品,交口称赞,并常常约郭泰一同泛舟出游,与他畅谈天下之事。以当时李膺士林领袖的社会影响力,他如此推重郭泰,郭泰自然是鲤鱼跳龙门,一跃而起成为当时后进士子中的佼佼者,并逐渐成为太学生的重要领袖。据说,当年郭泰离开洛阳返回家乡太原时,为他送行的马车竟然有千辆之多。足见,短短一个洛阳之游,郭泰已经完成了从青年书生到当时大名士身份的质变。由于东汉宦官集团的专权擅政,极大地伤害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所以,东汉党人运动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体行为,而是士大夫阶层自上而下的政治协同。受过士林领袖李膺知遇之恩的郭泰作为太学生的领袖,士大夫阶层的一员,理所当然地要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当时,士大夫阶层为了扩大影响,壮大声势,互相标榜,将主要的领袖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 ”之类的美称,郭泰也以其太学生领袖的身份获得“八顾”之首的美誉。但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郭泰没有像前辈陈蕃、李膺那样,动不动就扬言“澄清天下”,动不动就评论“天下名教是非”,反而始终拒绝他人的举荐,不愿正式踏足官场,并且对敏感的政治是非也三缄其口。可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郭泰是当时少数敢于正视东汉王朝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已经远非人力可以挽回败局的勇敢士大夫。他不愿涉足官场,对政治是非三缄其口,既是对现实的彻底失望,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正直的士大夫中必须要有人活下去,在一片血腥中继续传递微弱的希望。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真如郭泰所担心的那样,虽然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火并,但结果却是既没有复兴东汉王朝,也使得士大夫集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二次党锢之祸,东汉士大夫集团几乎全军覆没,虽然期间也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陈蕃、李膺、杜密等名士领袖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谓至死不渝,陈、李以下的各级士大夫也把与陈蕃、李膺一同下狱赴死、以身殉道做为人生崇高的荣耀,甚至许多本不在党人名单上的士子乡绅也主动要求下狱,以与党人生死与共为荣,以不在党人名单上为耻。这其中又以“八顾 ”之一范滂老母的话最具代表性,也最让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热泪盈眶。当时,范滂的老母亲对将要投案的儿子大义凛然地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两次血淋淋的党锢之祸,郭泰虽然身为“八顾”之首,是重要的士大夫集团领袖,但由于他不是官场中人,又从来不对政治是非发表明确评论,所以也就不在宦官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名单上。郭泰虽然自己躲过了这两场残酷的政治迫害,但眼见至交好友整家人整家人地倒在血泊里,他的内心深处又怎会无动于衷?但做为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的真正猛士,他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流的血已经实在够多了,他只能分别借用《诗经?大雅》和《诗经?小雅》的两句话“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来隐晦地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黑暗政治的控诉。郭泰虽然没有与那些与他有着相同理想的至交好友生死与共,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活下来的人应该做的事。在当时一片血腥极为恐怖的政治环境下,郭泰选择了闭门讲学,他把自己的毕生所学,把那些他殉道师友“澄清天下之志”的使命感,“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责任感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几千个学生。让他们这些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去传承东汉士大夫集团的精神,为那些殉难师友至死不渝的梦想留住希望的火种。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像陈蕃、李膺、范滂这样以身殉道,最后倒在血泊中的正直士大夫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身上都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当然历史的惨剧也在一幕幕不停地重演。午夜,关上灯,闭上双眼,杨涟、左光斗、高攀龙、谭嗣同、秋瑾、李大钊、闻一多、邓拓这类的名字随时都可以在脑海中浮现出好长一串。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殉道的已经够多了,滚烫的赤子之血奔流的也已经够多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或许更需要如郭泰这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忍辱负重将微弱的理性与希望之火继续传递下去的“真的猛士”。正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最后所说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第三则 蔡琰:女人最难的选择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蔡琰《悲愤诗》  一边是12来年魂牵梦萦的故国,一边是两个十月怀胎的亲生骨肉,无论怎么选择,都必定会撕心裂肺,肝肠寸断,这样的选择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极度残忍的,更何况是有极高艺术修养,内心极度细腻、敏感的才女蔡琰呢?无奈,天若有情天亦老,有时命运的安排是无法抗拒的,作为一个无助的女人,也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在永无止境的对命运的忧愁和对儿子的亏欠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蔡琰本来生在东汉上流社会,她的父亲蔡邕(y ng)是享誉当时的名学者兼大文豪,蔡琰从小就跟着她那博学多才、风流倜傥的才子父亲学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并且,由于蔡邕名震当时,慕名而访者甚众,他们家常常好似一个“文化沙龙”,是当时才子名士趋之若鹜的场所。后来,吴、魏两国的很多精英都出自蔡邕的门下。蔡琰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外加个人的天赋,自然形成了极高的艺术修养,对外界事物的变化有着十分细腻的内心感受。  蔡琰十六岁那年,出阁嫁给了河东卫氏的子弟卫仲道,从此拉开了她悲剧人生的第一幕。她的夫家河东卫氏也是历史久远的儒学世家,卫仲道身为贵族子弟,自然同样对艺术有着很高的修养。由于有着共同的爱好,这对小夫妻的新婚岁月,一起吟吟诗,弹弹琴,赏赏字画,过得很甜蜜。怎奈,天妒良缘,身娇体弱的贵族美少年卫仲道在新婚一年后,就离开了他那面若桃李,才貌双全的新妻,撒手人寰了(貌似河东卫氏的美少年都有弱不禁风的毛病,后来他们家族的卫玠也是如此)。同很多貌美如花,早年丧偶的可怜女人一样,蔡琰也被夫家指责为“克夫”。那时还只有十七八岁的贵族大小姐哪受得了这份委屈,外加膝下无子,就毅然决然地和公公婆婆“say goodby”了,回到娘家。  可是,就在蔡琰孤身回到娘家的同时,他的父亲蔡邕也因天下局势的变化,而在不知不觉中站错了队。公元189年,年仅13岁的汉少帝刘辩即位后,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发生了火并,最后给边将董卓捡了便宜,掌控了朝政。早年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郁郁不得志的蔡邕,也因他的声望,时来运转,成了董卓重点的拉拢对象。起初,蔡邕并不愿意趟这潭浑水,但无奈脖子硬不过刀子,在董卓“灭族”的威胁下,还是乖乖地站到了董卓这边。  由于蔡邕享誉当时,门生故旧遍天下,董卓把重用蔡邕视为他重点的形象工程,对蔡邕十分礼遇,在短短一年内,就把蔡邕从小小八品的祭酒,升迁到五品的左中郎将,并封高阳乡侯,俨然一副伯乐对待千里马的姿态。读书人蔡邕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对董卓有了感恩之心。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董卓在兵变中被杀。可叹,蔡邕学富五车,却不明事理,竟然在刺董主谋王允的家里,感激董卓当年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长吁短叹,声泪俱下,对董卓的死表现得很悲伤。蔡邕糊涂到了这种地步,也就不能怪王允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了。  可怜当时只有19岁的蔡琰在父亲被王允诛杀后,以罪臣子女外加寡妇的双重身份,孤苦伶仃地躲在家乡陈留圉(y )县(今天的河南省杞县圉镇),靠书画、写诗、抚琴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可是,命运对这个可怜才女的摧折还远没有结束,还有更大的悲剧在等待着她。  四年后,南匈奴的骑兵乘着中原大乱,打劫来了,蔡琰的家乡圉县不幸被匈奴人洗劫。根据蔡琰自己《悲愤诗》的记载,野蛮的匈奴骑兵杀光了村里所有的男人,把这些男人的人头挂在马头边;抢走了村里所有的女人,把这些女人都强行驮在马背上,靠着骑兵的机动性,就载着女人和财物一溜烟地出了关,来到了草原。  身为野蛮人奴隶的日子,是极其悲惨的,蔡琰《悲愤诗》以写实的手法,对此有着血泪的控诉,让我们今天读来仍不免潸然落泪。她写到,匈奴人对那些被俘的女子,时时加以恶狠狠的谩骂,对有言语反抗的女子,更是加以残暴的殴打,并让那些女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幸中的万幸,可能是有汉化的匈奴贵族或者是有投奔匈奴的汉族士人认出了才名远播的蔡邕之女蔡琰,将蔡琰从一群女俘虏中提出,作为高级猎物,献给了南匈奴的左贤王刘豹,从而免去了她轮番受辱的更大悲剧。  当时南匈奴的贵族大都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所以,左贤王刘豹见到才貌双全,时年23岁的汉族才女蔡琰后,不禁有“碎玻璃中拾到金刚钻”的喜悦,对蔡琰十分宠爱,封其为阏氏(意为王妃)。  就这样,命运多舛的蔡琰在南匈奴的王廷里度过了十三个春秋,其间,她为左贤王生了两个小王子。可是,王妃生活的尊贵,两个小儿子的可爱,还是割不断蔡琰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一想到这辈子就要这样客死他乡,蔡琰总忍不住泪水涟涟。  “妈妈,你为何每次看到大雁都会哭呢?”小王子每次看到妈妈落泪,都会关心地问。  “嗯,没有啊,妈妈只是有风沙吹到了眼睛里。”蔡琰总是欲说还休,眼眶湿润。  就在蔡琰流落匈奴的十三年里,蔡邕昔日的好友曹操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势力渐强。一次,曹操得知故友的女儿蔡琰流落匈奴,成了左贤王的阏氏,不禁心头一热,外加诸如王粲、阮瑀等麾下谋士也都是昔日蔡邕的得意弟子,赎回蔡琰可以彰显其仁义,进一步拉拢人心。于是,曹操就很厚道地派周近携带自己的亲笔书函,外加千两黄金、一双珍贵的玄玉璧,前去匈奴赎人。  虽然,匈奴左贤王并不稀罕这些黄金和玉璧,毕竟这样才貌双全的孩子他妈,有钱还没地儿买去,可是,迫于曹操的强大实力,还是被迫同意了让蔡琰返汉。  可就在蔡琰客死他乡的忧愁才下眉头,更大的痛苦又涌上了心头。  “妈妈,妈妈。”两个小王子哭着喊着叫妈妈,胖乎乎的手拉着蔡琰的衣角说:“妈妈,他们说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妈妈,你千万别走,我们都还小呢,我们都还小呢。”  听着两个小儿子的哭诉,一想到再也见不到自己的骨肉,蔡琰完全傻了,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其实,作为汉、匈两国间的一件“货物”,是走是留,蔡琰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即便是有选择的权利,那也是比死还要痛苦。  不是当事人,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当日蔡琰启程离开匈奴,返乡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复杂心情?她会对永别的儿子说些什么?一个吻,一个拥抱,还是只有泪水?  公元208年,36岁的蔡琰回到了阔别13年的故乡时,已是物是人非,她也从当年天真烂漫的贵族小姐,变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妇女。在曹操的安排下,她又嫁给了同乡屯田都尉董祀。  纵观蔡琰的一生,通读她自传性的《悲愤诗》,最令人为其心碎,为其落泪的还是当她儿子哭着叫她不要走,可她却泪流满面无言以对的那个画面。这种至亲骨肉间的被迫永别,让身为人子、人父、人母、人妻的我们,感到一种揪心的痛。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民国国学大师黄侃的名作《采桑子?有赠》: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识他生?缥缈缠绵一响情。  当时留恋诚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是啊,蔡琰母子虽然此生都不可能再见,只能留待黄泉路上的重逢,可是在蔡琰的心中,无论她今后飘零何方,过得幸福还是凄苦,都不会放下他对儿子的惦念、幻想和亏欠。  可是,在流行“放胆干”(Just do it)、“没有什么不可以(Impossible is nothing)的今天,结婚快,离婚也快。许多年轻的妻子或丈夫打点好行装,准备义无反顾地离开这个曾经温暖过、经营过、心碎过的“家”时,也许并没有完全想好今后要怎样面对至亲的骨肉,并没有想过应该如何去弥补在孩子心中受损的父母形象,他们离开时给孩子的印象更多的却是冷漠。  是的,在今天,离婚、再婚对现在的青年男女而言,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但是子女心中对此留下的阴影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当离别不可避免地发生时,成年人应当为子女更多地考虑些;当离别发生后,成年人也应该给予子女更多的爱作为弥补。因为,这是身为人父、身为人母的责任。第四则 曹植:七步成诗、骨气奇高  文帝①尝令东阿王②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世说新语?文学》  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脍炙人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更是妇孺皆知。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晓,对曹植而言,七步成诗,与其说是凭借高超的文采救了自己一命,不如说是抓住了机会,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下,宣泄了压抑在心头多年来对哥哥曹丕的悲愤。  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论才气,历史上可以与曹植媲美的不会超过五个,子建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中国文坛千年一遇的天才。连向来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十分谦虚地称赞曹植独占魏晋才气八斗之多,而自己只及子建的八分之一。后来清人黄子云更是认为古今天下才气,子建、子山、子美各占三斗;认为曹植与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唐代诗圣杜甫一同是古今最具才气与灵性的大文豪。著名文学评论家钟嵘也在他的名著《诗品》中,对曹植有过这样的定评,称赞他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赞赏他的文 “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可以说,评价之高,简直无以复加。  然而,也就是因为曹植有如此高的才气,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比常人更加细腻、敏感和丰富,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曹植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执著,逃避与勇敢,矛盾与挣扎,比起沙翁笔下的哈姆雷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植由于在十岁时,便能出口成诗,落笔成章;十八岁时,便能顷刻速成《铜雀台赋》,力压众兄弟,夺得铜雀台诗会头筹。所以,自小就很得曹操的宠爱,甚至好几次都差点被曹操立为世子,继承大业。可是,曹植始终摆脱不了天才诗人与生俱来的那种率真可爱的性格,缺乏政治家所需要的那种成熟、老练的气质,屡屡轻率任性地在实际政务中犯错,最终在太子争夺战中,输给了占有嫡长子优势,且更善于伪装和自控的哥哥曹丕。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后,对曹植这个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大加迫害。子建虽名为王侯,但却被严加看管,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一年之后,身为哥哥的曹丕还故意找茬,明明知道弟弟生平好酒,却故意派人在曹植难过得要一醉方休时,夺走他的酒和酒具,挑起曹植辱骂他派去的使者,并以此为由,治曹植的罪。  曹植的七步成诗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朝堂上,望着那个抢走了自己皇位,欺凌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而又高高在上,色厉内荏地训斥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哥哥,率情任性,骨气奇高的曹植彻底喷发了,仿佛一颗银杏的种子在一个精美狭小的花瓶里极度地膨胀、崩裂。“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即是对曹丕发难的一种回应,也是对曹丕仇恨的一种宣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植以诗歌的形式如此强烈地,直接地质问身为皇帝的哥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万一曹丕真的恼羞成怒,即便不在朝堂上当面对曹植处以极刑,也可以使用很多方法,在私下里让曹植非正常死亡。也就是说,曹植在“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脱口而出的同时,就已经做好了烈火涅槃的思想准备了。  幸而,曹丕在亲弟弟如此强烈的质问和生母卞太后护子心切的压力前,考虑到此时曹植的羽翼已被他剪除,最终良心未泯,没有对阶下那个曾亲切地叫他哥哥的男人痛下杀手。转而,剥夺了曹植的王位,将其贬为安乡侯,继续用囚徒般的生活慢慢折磨他那心高气傲的弟弟。  近代著名学者郭沫若曾怀疑《七步诗》史实的真实性,并撰文陈述,这本属正常的学术探讨,无可厚非。但郭老偏偏要写一首《反七步诗》,轻飘飘地写什么“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近乎开玩笑的游戏诗,让人不免有蒹葭倚玉树之感。再者,郭老虽也是一代大师,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地位仍远不能同才高八斗的曹植相媲美。  其实《七步诗》并不是率真任性、骨气奇高的曹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曹植的五言诗《白马篇》、《美女篇》、《赠白马王彪》等均为千古不衰的传世经典。辞赋方面,曹植的《求自试表》和《洛神赋》更是不可磨灭的中国文学瑰宝。关于辞采华茂的《洛神赋》我会在下一则解读里做详细介绍,在此则重点介绍曹植骨气奇高的代表作《求自试表》。  自古以来,一般臣下写给皇帝的奏表,多奉承吹捧之辞,写作起来相当委婉拘束,也难有佳作。但魏晋时却有两篇奏表能直抒胸臆,为不朽名篇,一为诸葛亮的《出师表》,一为曹植的《求自试表》。不同于孔明在《出师表》中所表达的为报刘备托孤之恩,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雄心;子建在《求自试表》中更多地抒发了自己虽身为皇亲国戚,但却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愤。  在《求自试表》的开端,子建先是向他的侄子魏明帝曹睿表达了自己虽身为王侯,生活优越,但仍旧寝食不安,深以吴、蜀未灭而感到遗憾和自责(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接下来他又表示如果魏明帝能信任自己,派他为先锋,征吴伐蜀,他一定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即便不能生擒孙权、诸葛亮,也一定能大破敌军,建立奇功(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这样他即便在蜀国被分尸,在吴地被割去首级,也死得其所,死而无怨(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最后,子建又遗憾地自嘲,他也知道他为国尽忠的一腔热血,最终也只是一厢情愿,但在绝境中,他又没完全放弃希望,还是要试一试(是以敢冒其丑而献其忠,必知为朝士所笑。圣主不以人废言,伏惟陛下少垂神听,臣则幸矣)。  后来,果不出曹植所料,以他的身份,《求自试表》写得再披肝沥胆,一片赤忱,在魏明帝曹睿的眼里也只是好看而已,也只能换回“其志可嘉”四个字,便束之高阁。然而,这并不能代表这一《文选》名篇只是好看而毫无价值,实际上,它的字里行间闪烁着人生命中更珍贵的东西。  曹植早年在贵公子岁月里写下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这样激情澎湃的诗篇,可谁能想到他在经受了8年的迫害、冷落、碌碌无为的岁月后,仍旧其志不改,仍旧不肯放弃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追逐,仍旧希望大战吴、蜀而名垂青史,仍旧在绝望中高喊“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  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工作岗位上就如曹植一样,由于种种原因,长年累月的备受领导冷落,才华得不到施展,抱负得不到实现,但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现实前低了头,从前的理想和抱负到最后只剩下类似“早点洗洗睡吧”这样的自嘲。  其实,有时理想就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永远遥不可及,但却能在茫茫人海中给我们的心灵以指引,帮助我们在通向彼岸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知不觉中升华我们自己的生命。子建一生虽然没有实现他早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抱负,但是,却达到了子桓后来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的高度,更被后世公认为建安风骨的最强音。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曹植在任何情况下都未曾有过放弃。  曹植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明明知道魏明帝肯定不会给他机会让他施展才华,反而还会招来朝臣的耻笑,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了《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谏伐辽东表》等。因为对曹植而言,别人可以看不起他,可以不给他机会,但他自己一定不能看不起他自己,一刻都不能放弃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追逐。所谓建安风骨的“悲凉慷慨”,所谓曹植诗文的“骨气奇高”,其实指的就是这种对人生理想至死不渝的高昂精神。  一片窗外的落叶,两盏昏暗的油灯,一束温柔的月光斜射进来,仿佛一条正在流动的河,水钟里一滴滴缓缓而落的眼泪,一个诗人静静地死亡。公元233年,年仅41岁的曹植以他最不情愿的“诗人的死亡”永别了这个世界。虽然,没有“英雄死亡”的金戈铁马,弹剑而歌,但我们仍能感受到一根孜孜不倦、高昂进取的脉搏停止了跳动。  作为中国文坛的一代大师,曹植留给今天的财富,不是那华丽的辞采,非凡的天赋,而是他那对生命价值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人生理想永不放弃的追逐。朋友们,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遭到多大的挫折,在工作上遭到多大的困难,请永远不要对自己说“早点洗洗睡吧”。领导可以放弃你,同事可以取笑你,但你自己绝对不能放弃你自己,这是一个生命的意义,一种人格的风骨。第五则 何晏:粉面何郎,行步顾影  正始之音  正始玄学代表人物:“行步顾影”何晏,“可与论天人之际”王弼,“朗朗如日月入怀”夏侯玄。  社会风气:虽然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以及后来执政的司马懿等人都做过重树两汉儒学地位的努力,但此时经学已是决堤之坝,思想解放已是大势所趋。强调“以无为本”且融合了儒道经义的玄学应运而生,并很快风行。  何晏、王弼虽然因共同创导了魏晋玄学而齐名,但王弼的后来居上,除了他在哲学上的天纵之才外,还多亏了何晏的大力提携。毕竟,正始初年,何晏已经47岁,而王弼只有14岁;如果没有何晏的大力提携,很难想象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能够领导一个国家的哲学风潮。  何晏、王弼虽然同属宣扬“以无为本”的玄学贵无派,但细分的话,何晏早期主张绝对贵无论,王弼则主张相对贵无论。后来,看到了王弼相对贵无论在现实中的优越性,何晏基本放弃了自己的绝对贵无论,转向了王弼的相对贵无论。  王弼玄学思想中“有生于无”、“以无为本”中的“无”后来与大乘空宗中的“空”联系沟通起来。虽然王弼的“无”与大乘空宗中的“空”分属不同的哲学体系,但的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便于联系沟通。东晋般若学派本无宗的释道安与竺法深就曾分别用王弼的“无”去附会大乘空宗中的“空”。例如,道安曾说:“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 竺法深也曾说:“未有色法,无有于有,故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当然,玄学贵无派与般若学派本无宗也是息息相通的。  东汉中后期以品评时政及相关人物为主的“清议”在曹魏正始年间正式成为以哲学思辨为主的“清谈”。何晏、夏侯玄、王弼则是这类追求思维的机智与语言巧妙的“清谈”沙龙的中心人物。  司马懿父子高平陵兵变之后,属于曹魏皇室近支的何晏很快被灭族,同年秋天,年仅24岁的王弼也不治而亡,英年早逝。两年后,属于曹魏亲族的夏侯玄亦被司马氏灭族。可是,正始玄学并没有因为领袖人物的过世而消亡,反而开始从以哲学思辨为主逐渐转向以放浪形骸地攻击儒教礼法为主。  何平叔①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刘峻注: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世说新语?容止》  《庄子?逍遥游》中写到在藐姑射之山住着一位仙子,肌肤如冰雪,绰约有致,不食人间烟火,餐风饮露,腾浮云,驾飞龙,逍遥于四海之外。这一超凡脱俗的仙子形象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庄子理想人格的象征,而魏晋名士又大都喜好《庄子》,这藐姑射山“肌如冰雪,绰约有致”的仙子形象很自然的就成了许多魏晋名士手模心追的对象了。所以,魏晋主流社会对名士的审美标准普遍以“冰清玉洁,肌如冰雪”为美。  正因为魏晋社会以“白”为美,以“肌如冰雪”为接近庄子的理想人格,在这一时尚风向标的指引下,“傅粉”就成了许多名士很自然的选择。何晏的小舅子、曹睿的叔叔大文豪曹植就曾一度是傅粉的时尚急先锋,喜欢打上粉底再会见当时名流。为此,他的竞争对手曹丕为了在造型上不输给他,就在“熏衣”上狠下功夫,频繁更换香型。结果,一次,他的坐骑实在受不了新换的香味,狂乱起来,还咬伤了曹丕的膝盖。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名士对形象美的格外看重。  同大文豪小舅子曹植一样,哲学家驸马何晏同样也是傅粉的,而且趋于极致,粉盒片刻不离,时刻准备补妆。所以,何晏又被称为“粉面何郎”,并作为常用典故被后人引用。如宋代大家欧阳修《望江南?江南蝶》词曰:“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用“粉面何郎”来比喻蝴蝶的洁白美丽。足见,粉面何郎,动静粉白不去手,影响之大,传播之远。  至于母亲是传说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甄妃,自己又是风姿挺拔,面目俊朗,长发垂地的贵族美少年的魏明帝曹睿,明知何晏傅粉,还给他热汤面吃,属于有心想让小姑父在众人面前出一回丑。从而,在这个特别重视名士风神仪容的时代,告诉在座的一干魏晋名流,谁才是真正的“肌如冰雪”,谁才是最接近庄子理想人格的人。  可惜,年轻了12岁的外甥曹睿到底还是打错了算盘。姑父何晏吃完热汤面后,的确香汗四落,但他挽起红色的衣袖轻轻一擦,面色马上就白皙透亮了。这是为何呢?粉面何郎当然不是浪得虚名,何晏除了“动静粉白不去手”外,还有很多种美白的方法,包括服散吃药,由内而外的美白。相传何晏改良并推广的“五石散”就有美白的功效。可见,玄学修养极高的何晏为了美白,为了“肌如冰雪”,动足了脑筋,难怪外甥曹睿一时难不倒他,反而成就了他更大的美名。宋人彭渊材《咏海棠》诗云:“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不是用冰雪洁白的花来比男人,竟然以何晏来比冰雪洁白的花。  洛水之滨,河边的芦苇迎着晚风轻柔地摆动,显得摇曳生姿;半山竹屋,路旁的野菊沿着山坡零乱地点缀,一片落英缤纷。夕阳西下,洛水碧波上青山的倒影显得尤为迷离,仿佛油彩般绚丽;林间小道,光滑石板上行人的背影显得格外优雅,好似玉树般摇曳。粉面何郎,走在这片黄昏的自然风光下,每走几步,就不时地回头来欣赏下自己被夕阳亲吻后留在地上的影子,尽情地陶醉在这天人合一,和谐自然的唯美世界中。  说起何晏的“行步顾影”,很自然地就联想到古希腊的神话人物“水仙花”纳西塞斯。相传,纳西塞斯也是个十分俊美的少年,有着可爱的面孔和优雅的体态。他也十分自恋于自己的容貌,整日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  一次,他来到森林里的一条小溪边喝水。当他靠近小溪时,忽然发现水面上浮现出一张清丽秀美,宛若天仙的面孔。纳西塞斯想要亲吻那张脸,可每当他的嘴唇接触溪水,那张美丽的脸就消失了。如此反复,无论纳西塞斯多么小心翼翼,都被那水面上的美人,给无情的拒绝了。  但纳西塞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始终守候在溪边,注视着那张令他陶醉的脸。渐渐地,由于不吃不喝、不休息,美少年慢慢死在了小溪边。后来,众神被他的执著所感动,将他变成了一种以他名字命名的花“Narcissus”,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水仙花。后来,英语自恋一词,也取自他的名字,叫“Narcissism”。  当然,作为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的何晏,他的每走几步就要回头欣赏一下自己留在地上的玉影,既不同于纳西塞斯单纯对美的陶醉,不同于奥斯卡?王尔德已烙上“商品时代”标签的唯美主义,也不同于当代男性对“中性化”的审美追求,更不同于浮世绘中个性与面孔一样苍白的歌舞伎,而是有其自己哲学追求与理论依据为依托的,绝不是简单“自恋”一词可以概括的。  其实,何晏的“行步顾影”是他追求“神、形、影”三者完美统一的一种表现。所谓“神”,指的就是一个人内在的气质、修养;“形”指的是一个人外在的容貌、体态;“影”指的是社会对人创造出的价值的反馈,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功名”。  何晏身为曹魏皇室近亲,学富五车,能言善辩,而且好风度,美姿仪,常令人一见倾心,可谓“形”“神”俱佳。然而,在他的整个中年时代(27岁到47岁),由于曹丕、曹睿父子排斥皇室近支的政策,而不得重用,“影”始终黯淡无光。  对玄学修养极高的何晏来说,政治上的失落,当然要到“自然”中去寻找。洛水碧波上青山迷离的倒影,不也是青山所呈现出的美吗?林间小路上行人优雅的背影,不也是行人所呈现出的美吗?所以,与其在进退维谷的仕途中哀叹大才未用,不如融入在这片自然的天地中。那个被夕阳亲吻而留在石板路上的摇曳身姿,不也正是自己秀美“形”、“神”的美丽反馈吗?不也正是“神、形、影”三者的完美统一吗?不也正是历代中国士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吗?  所以,与其说何晏的“行步顾影”是像纳西塞斯般似的自恋,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哲人对生命、对人生的感悟。是啊,与那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花草、涓涓不停的溪水、寸步不移的青山和它在碧波上永恒的倒影相比,人生的功名利禄,仕途上的进退得失,不都只是“转瞬的美”吗?既然功名利禄、进退得失,都只是浮云流水,转瞬即逝,那人生的失意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只要自己风度翩翩,又有真才实学,“形”、“神”俱佳,即便领导不欣赏你,不给你机会,让社会对你价值的反馈“影”看上去黯然无光,又有什么关系呢?  何晏虽然在他的整个中年时期均遭排斥、闲置,但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让他气馁,反而激发出他更大的热情去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在这被闲置的盛年时光里,何晏著述极丰,有《论语集解》10卷、《孝经注》、《道德论》2卷、《无名论》、《无德论》、《景福殿赋》等。其中《论语集解》是研究《论语》的重要学术著作,后来著名的朱熹《论语集注》就是在补充完善何晏《论语集解》的基础上完成的;《道德论》是重要的玄学经典著作,开一时之风气。此外,何晏还首开以哲学思辨为主题的清谈之风,对后世哲学、文学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最终,何晏凭借其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开创了魏晋玄学,为玄学的开山宗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怎样都挥之不去的倩“影”。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品质优秀的人,又具备了相应的才能,那无论领导欣不欣赏你,他人看不看好你,首先你都要自己欣赏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掉“自信”,坚持不懈地做你认为对的事。总有一天,你优秀的品质,出色的才能,以及所创造出的价值,会在社会上、众人中显山露水,得到良好反馈的。第六则 何晏:积极奖掖后进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  美丽的桃花岛上,周伯通曾跪在地上,高声说道:“我老顽童周伯通,今日与郭靖义结金兰,日后有福共享,有难共当。若是违此盟誓,教我武功全失,连小狗小猫也打不过。”老顽童周伯通不愧为金庸小说中最“可爱”的人物之一,他不顾自己是郭靖叔祖的辈分,硬是要与比他小了四五十岁的郭靖结拜,这种完全不把自己的年龄资历当回事儿的长者,在现实社会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连金大侠后来也借一灯大师的口说道:“老少结拜,也只有周伯通才做得出来。”主动表明周伯通形象的太过理想化。  然而,在中国真实的历史中,在勇于打破繁文缛节的魏晋,哲学家何晏就是一个敢于“为老不尊”,敢于在“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少年面前对自己最擅长的专业问题表示由衷叹服,并大力提携此人,丝毫不以年轻人后来居上而介怀的可爱长者。  历史上,何晏、王弼被共尊为魏晋玄学哲学体系最早的创导者,但其实,王弼得以后来居上,与何晏共享玄学开山宗师的宝座,除了自身无与伦比的天赋外,还多亏了大名士何晏对这个年轻后辈的大力提携。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辞世,遗诏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辅佐年仅8岁的曹芳理政。时年46岁,身为曹芳姑爷爷、曹爽族叔的何晏明知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自己皇亲的身份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应及早划清界线,明哲保身。可是,曾为《孝经》作注的何晏,为报曹操的多年养育之恩,还是冒着巨大的风险,以家族长者的身份为曹爽出谋划策,并被曹爽礼聘为散骑侍郎(五品),后又升迁至吏部尚书(三品)。  一年后的一日午后,和风煦日,莺歌燕舞,值此良辰美景,身居高位又是皇亲国戚的何晏,在自家的花园里召开了名士沙龙。沙龙里,洛阳各界名流云集,众人赏花、看景、喝酒、弹琴,时不时优雅地点头,时不时以标准的角度鼓起嘴角表示微笑。相比之下,当时只有14岁的少年王弼完全不适应名流间的社交礼节,被众人冷落在一边,显得很尴尬。  “小鬼,你说的一些义理在我看来已经无懈可击,你还可以反驳吗?”47岁的何晏在一灯火阑珊处,找到了他十分佩服,但从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天才少年,就很虚心地向王弼请教。  沙龙里,众人见47岁的大名士何晏向14岁的弱冠少年王弼发问,刷刷地就把目光集中在灯火阑珊处的王弼身上了。  “何尚书,且听我说……”小小年纪的王弼在众人的目光前,丝毫没有怯场,滔滔不绝地讲出了一大通精妙的义理,巧妙地把自己从前的论点反驳回来。  听着王弼一个人辩论义理,玄学修养极为深厚的何晏似乎有话想说,但每每欲言又止,反而一再地点头,表示自己甘拜下风。  看到名士领袖、沙龙主人何晏都理屈词穷,点头拜服,其他在场的名流立刻就对小小年纪的王弼刮目相看,纷纷对他投去赞叹的目光。  王弼也越说越起劲,竟自问自答起来,彻底把这个沙龙变成了他的个人秀了。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对何晏肃然起敬。现在的高校、职场上,别说长者觉得晚辈说得不好,就是觉得晚辈说得有理,也总要摆出一副老江湖的姿态,说这说那,鸡蛋里挑骨头,以在晚辈面前,显示自己的资历深、经验足。有几个人能做到何晏那样,明明自己有话说,但为了让晚辈畅所欲言,充分显示才能,而三缄其口,成全晚辈的?  后来,心胸坦荡的何晏就把14岁的王弼视为知己,常常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并无长幼之分。一次,何晏刚刚完成对《老子》的作注,就去拜访王弼,看到小小年纪的王弼对《老子》的见解比自己高明,当下佩服得五体投地,高兴地说:“孔子曾说后生可畏,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啊,可以与你探讨天人关系的问题啊。”也是因为王弼对《老子》的见解比自己高明,何晏就把自己的《老子注》,改称《道论》、《德论》(也就是后世称的《道德论》),谦虚地表示这部书并不是对《老子》的最权威注解。  此后,何晏、王弼两个相互配合,著书立说,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就进一步写了《论语释疑》;何晏写了《道德论》,王弼就就进一步写了《老子注》、《老子指略》。何晏对《周易》有很深的造诣,但因为王弼写了《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大演论》,他就没有再专门著《周易》方面的书,转而写王弼没有涉及到的方面。就这样,中国思想史的重大进步——魏晋玄学的诞生,就在这一老一少的配合著书下,有了大体的轮廓,渐成体系。  笔者曾与一位离休多年的老教授谈起魏晋风度,谈到何晏时,老教授没有对何晏的哲学著作谈起太多,也没有论及粉面何郎的风流韵事,倒是对何晏提携比他小33岁的王弼一事,大为赞叹。说着说着,我俩自然谈及当今的高校风气,老教授连连摇头,说何晏奖掖后进的行为比当今的那些在职称评定和经济利益前迷失方向的大学教授高出了不知多少。  梁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在今天,如果我们能有更多像何晏那样不以年龄阅历自重,积极奖掖提携年轻人的专家学者领导该有多好啊!第七则 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时人目夏侯太初①“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②“颓唐如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世说新语?方正》  谯郡夏侯氏,夏侯敦、夏侯渊都是勇猛剽悍的战将,可谁曾想,三代之后,竟会有夏侯玄这般“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般秀美温婉的美男子。然而,祖孙两代人,虽然形象上相去甚远,但夏侯敦拔箭吞眼、临危不乱的气度,却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夏侯敦表现为武勇,夏侯玄则为优雅,气质上更上层楼。  身为将门之后的夏侯玄,自小就饱读经史,儒道兼修,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与当时比他大16岁的何晏齐名,为玄学领袖级人物。何晏对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说的就是夏侯玄在学术和实际政务上都是个思想深刻,长于思辨分析的人。  夏侯玄不唯学术修养深厚,风神气度“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其平日的举止自然也是超凡脱俗,有异于常人的。一次,工于书法的他在户外倚柱行书,不料天降暴雨,雷电击破了他所倚靠的柱子,窜出的火焰,把他的衣服都烧焦了,可是,雷电交加,熊熊烈火下,夏侯玄依旧神情不变,从容镇定地把书帖写完。与此同时,夏侯玄的随从看到此情此景,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慌张的神色溢于言表。  他在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下,也能坚守立场,处之泰然,心如止水地面对一切危险和困难。  公元249年1月,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发动高平陵兵变,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大名族,取得了曹魏的实际控制权。此时,属于曹魏亲族的夏侯氏,唇亡齿寒,处境变得相当危险。果然,仅仅一个月后,司马懿就下令将掌握曹魏西线军政大权的征西将军(二品)夏侯玄调回京城出任大鸿胪(三品,九卿之一),转而以心腹雍州刺史郭淮代替他。接到司马懿的调令后,夏侯玄帐下大将,他的族叔夏侯霸(时任讨蜀护军),马上感到大祸临头,不惜放下杀父之仇(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为蜀军所杀)和在洛阳的一家老小,只身逃亡蜀国。临走前,夏侯霸对刚刚被夺去兵权的夏侯玄说:“快和我一起逃吧,司马懿父子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夏侯家的。”谁知,夏侯玄听后,淡然一笑:“自古忠臣不侍二主,若我夏侯玄最终死于司马氏之手,那也是天命,无可奈何。叔父,请一路珍重。” 说完,夏侯玄就对夏侯霸作揖道别了。  回到京城的夏侯玄虽然任职为没有什么实际职权的大鸿胪,但还是受到了司马氏集团的严密监视,形同囚徒。可是,夏侯玄仍旧处之泰然,一方面对司马懿父子小心翼翼,委曲求全;一方面则暗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终于,夏侯玄的耐心渐渐等来了机会。两年后,一代枭雄司马懿去世,其子司马师以大将军的身份,执掌国政。一些亲曹的官员对司马师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极度反感,夏侯玄的挚交“颓唐如玉山之将崩”的中书令李丰,甘愿放弃到手的荣华,铤而走险,秘密联系他的弟弟兖(y n)州刺史李翼、国丈张缉、曹氏政治力量的代表夏侯玄,准备里应外合,一齐起事拿下司马师,然后推夏侯玄辅政。知道此事的夏侯玄,前思后想,感到如果再不行动,自己也迟早会被司马氏集团所害,于是同意了好友李丰的计划。无奈,天不遂人愿,此事不幸泄漏,司马师对曾经的好友、如今的政敌毫不手软,将夏侯玄、李丰、张缉等人皆灭三族。  夏侯玄被捕后,虽身陷囹圄,不见天日,但仍面色无异,平静自然。在囚房里,无论酷吏使用了何等残忍的逼供手段,夏侯玄都一身正气,坚持正义,没有说一个字。后来,廷尉钟毓实在没办法,只好哭着来到夏侯玄面前求他,夏侯玄严肃地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觉得交不了差的话,那你就给我写吧。”就这样,钟毓当夜伪造了一份夏侯玄的供词,并以此为由,判夏侯玄灭三族,合了主子司马师的心意。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夏侯玄虽然失算于司马师,没能力挽狂澜,但在刑场上,仍不失名士风度,神情不变,面色从容,仍旧还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般清秀温婉。可以说,有深厚玄学修养的夏侯玄真正做到了将死亡看成是向自然回归的至人境界。难怪,将近200年后,著《后汉书》的著名学者范晔也在自己下狱时诗云:“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将夏侯玄的人格魅力抬高到了仅次于嵇康的高度。足见夏侯玄在南朝士大夫心中的地位之高。  魏晋风度,历来都有不少人批评它带有贵族文化的做作之风,但笔者觉得,如果真能将作秀进行到底,直到临死时也“装腔作势”,那仍然非常了不起,仍然是很值得人钦佩的。  与夏侯玄临行前,神情自若,“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的故事类似,在日本也有一个著名的典故“石田三成之柿”。  公元1600年10月1日,因关原之战惨败而被德川家康擒获的丰臣家的忠臣石田三成在被游街斩首的过程中,忽然感到口渴,就向押解他的士兵要水喝。士兵说,没有水,倒是有几个烂柿子。石田三成平静地说:“柿子吃多了会生痰,不符合养生之道,我不吃。”  士兵听后大笑,说:“这有意思吗?你都快死的人了,还谈什么养生之道。”  没想到,石田三成却严肃地说:“对你们这样的人当然没意思。但对我这样胸怀大志的人,即便是临死前一刻,都不能不遵守养生之道,就像不能放弃我的理想一样。”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石田三成的作秀比夏侯玄更为明显,更加没意思,但在日本,尽管对石田三成的政治评价褒贬不一,但无不对其“石田三成之柿”的故事肃然起敬,认为这代表了至死不渝的高尚人格,甚至比武士切腹更为高尚(也有“物以稀为贵”的因素在内)。  所以说,即便有作秀的成分,但如果像夏侯玄、石田三成那样将作秀进行到底,也还是成功的。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平时附庸风雅,关键时刻双腿发软,那就免不了受人耻笑了。  公元1642年,明朝肱股之臣洪承畴在松山一役被清军俘虏。起初,洪承畴义正词严,坚贞不屈,大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势,无论是刀刃的危险,还是美人的引诱,洪承畴都大义凛然,严词拒绝。  一次,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去看望洪承畴,只是闲聊些山海经,绝口不提劝降之事。说着说着,忽然房梁上的一块燕泥掉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只见,洪承畴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将燕泥轻轻拂去。  范文程回去,就对皇太极说:“洪承畴是不会就义的,他对自己的一件衣服都如此在意,何况是身家性命呢?”  范文程的话虽然有道理,但也只是基于对常人的判断。对有气节的名士而言,优雅从容的生活态度是从一而终的,岂能因为身陷囹圄就忽略了衣服着装的整洁呢?假设,洪承畴最后英勇就义,在临死前说一通类似“名士一生清洁,不容衣有污泥,就如不容气节上有任何瑕疵一般”的话,那说不定,洪承畴的千古美名就此成就了。  但历史是没有假设的,洪承畴最终没有把“作秀”进行到底,屈节投降,还大肆杀戮真正有气节的义士(如夏完淳),从而成了人人得而唾骂的千古罪人。  所以说,笔者并不同意某些人对魏晋风度作秀之风的责难。因为对生活在现实中的你我而言,一时作秀是容易的,但像魏晋名士那样一辈子“作秀”是难以企及的。第八则 阮籍:阮旨遥深,归趣难求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谯郡嵇康、陈留阮籍、陈留阮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玡王戎、沛人刘伶。  社会风气:魏晋之交,高层斗争惨烈,天下名士少有全者;以竹林七贤为首的士人用放浪形骸、蔑视礼教的生活态度对抗黑暗的现实、伪善的政治。  竹林七贤的由来: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人都放荡不羁,轻视礼法,不满现实,在老庄学说的虚无与酒精的昏醉中寻求解脱,又常常三五成群地携手郊游在河内郡山阳县一带的竹林(今河南省修武县百家岩)。所以,当时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与重《周易》、《老子》,以哲学理论思辨为主,宣扬自然与名教调和,以自然统率名教的正始名士不同,“竹林七贤”重《庄子》,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直接对抗礼教,甚至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振聋发聩的宣言。  司马懿父子高平陵兵变后,“竹林七贤”逐渐劳燕分飞。山涛、王戎先后投身司马氏集团,后来均位至三公,成了西晋的肱股之臣;阮籍、阮咸、刘伶对司马氏集团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既为明哲保身而在司马氏帐下做官,又用终日酗酒,不理世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不合作;嵇康由于偏激的性格和特殊的身份(嵇康夫人为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对司马氏集团的反抗最为激烈,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矛头直指司马氏为篡位而制造的礼教依据,并最终不为司马氏集团所容,被杀;向秀起初立场与嵇康一致,可嵇康被杀后,为求免祸,向秀无奈之下,也与阮籍、阮咸、刘伶一样,以混日子的方式在司马氏帐下为官。  当年“竹林七贤”携手郊游,酣醉奏乐的河内郡山阳县,今天的河南省修武县百家岩仍保留了不少“竹林七贤”的遗迹,例如,“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嵇山(嵇康旧居)、阮氏竹林等。  晋文王①称阮嗣宗②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扑通扑通”水钟的眼泪一滴滴如连珠般在暗夜里低泣,“扑哧扑哧”受伤的青鸟一阵阵如绝望般在森林中惊飞。“嗖——”,夜的清风仿佛一张冰冷的手轻抚着面颊,“嘎——”,鸟的悲鸣好似一首尖锐的歌敲打着耳膜。在床上,辗转反侧;在梦里,左右难眠。坐直身子,拿起床头的琴;点起油灯,叩响银色的弦。眼神面对的是天空中苍茫的月色,耳朵听到的是森林里恐怖的哀嚎。心灵的感受仿佛微弱的蜡光,孤独闪烁,琴上的声响好似难言的痛楚,欲说还休。  可叹!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虽然给阮籍带来了当时士子热情的追捧和效仿;竹林名士的社会影响,尽管给阮籍带来了当时统治者极力的保护和笼络,可每每夜深人静,独自面对孤鸿悲鸣,翔鸟惊飞时,一代名士阮籍的内心,却还是如死一般的落寞与孤寂。正如他《咏怀?第一首》所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然而,“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阮籍《咏怀?六十一》)自小就英气不凡,博览群籍,苦练剑术,成年后又身材伟岸,文武兼得,阮瑀之子又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籍,本来与“建安”父辈相同,当然也有过建功立业、澄清天下的宏愿。假如历史让阮籍早生个50年,以他的才能和抱负,想必也会追随曹操或其他豪杰,南征北战,建立一番可歌可泣、留名青史的功业,一如他在《咏怀?三十九》所歌: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可是,历史终究是没有假如的。就在阮籍学业有成,步入而立之年,正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偏偏赶上了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激烈的明争暗斗。出身传统儒学世家的阮籍,因其父亲阮瑀曾受曹操的知遇之恩,在内心深处,自然更偏向于曹氏集团。但是,政治嗅觉敏锐的他,又清楚地知道曹爽兄弟绝不是司马懿父子的对手,朝局的剧变,恐怕只在旦夕之间。就这样,对曹氏集团的感恩之心,对成为无辜政治牺牲品的恐惧之感,久久的在一个刚步入中年的男子心头纠葛着,撞击着。  可是,出路在哪儿?假使阮籍坚决地站在曹爽集团一边,那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假如阮籍站在强者司马懿父子一边,那对他来说,则更是不忠不义。出路在哪?对阮籍而言,恐怕只有两边不站,互不相帮。只有这样,阮籍才既能减缓内心对“忠义”的指责,又能保住身家性命,免于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虽然,这听起来不是什么妙策,但对阮籍而言,却是唯一可行的处世之道。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两边不站,互不相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弄得不好,则可能里外不是人,被整得更惨。对待曹爽集团,阮籍玩的与司马懿一样,装病。从公元242年到公元247年的5年间,曹爽集团曾先后三次征召阮籍做官,可是每次阮籍屁股都还没坐热,就以生病为由辞官返乡了。阮籍这么做,既通过三次出仕表明自己对曹魏尽过忠,在道义上说得过去,又清楚地告诉司马氏集团,他与曹爽集团不是一伙的。  公元249年1月,阮籍日夜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兵变,成功夺取了曹魏的实际控制权,并族灭了曹爽、何晏、邓飏等八大名族。几个月后,司马懿就任命当时大名士阮籍为自己的从事中郎(六品,相当于秘书),想用阮籍的名气来装潢装潢门面,粉饰一下自己的血腥篡权,并增强自己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这次面对“诈病”高手司马懿的征召,阮籍不敢再像对曹爽集团那样,靠装病虚晃一枪就走人了,而是很识时务地学乖了。从公元249年至公元254年的5年里,阮籍先后担任着司马懿和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其间,虽然阮籍对司马懿父子的骄横跋扈、独揽朝政,深恶痛绝,可是对曹魏集团的毫无信心,还是使得阮籍不能像李丰、夏侯玄那样直接密谋反抗。阮籍只能用他极为隐晦、玄远的诗歌,来抒发内心深处强烈的悲愤。正如这首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强烈暗讽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的《咏怀?十六》: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①。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公元254年,不甘心受司马师兄弟操控的高贵乡公曹髦,刚一坐上皇位,就封大名士阮籍为关内侯,并升阮籍为散骑常侍(四品,皇帝的机要秘书),妄图依靠阮籍的名气来稍微扭转一下极为不利的形势。可是,对阮籍而言,这虽是加官晋爵,但实际上,他却是从司马师兄弟的幕僚转为了曹髦以及皇室的幕僚。毫无疑问,在当时强弱分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阮籍的这一职务变动,对他而言,是有极大危险的。  此后一年,阮籍虽身为曹髦的高级幕僚,但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既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也缺乏蚍蜉撼大树的勇气。所以,他也只能靠醉酒颓废来混日子,既告诉司马氏集团他与曹髦疏远的关系,也能在酒精的幻觉下,暂时麻痹安慰自己伤痕累累的内心。  可是,阮籍作为曹髦的高级幕僚,始终犹如生活在火药桶边上,随时会有池鱼之灾。终于,一年之后,阮籍逮着个机会对刚刚接替过世哥哥执掌朝政的司马昭说,他自幼喜欢东平的风土人情,愿意外放做官。听到当时的大名士不愿意继续留在曹髦身边做幕僚,司马昭自然是喜出望外,立马任命阮籍为东平相(九品),批准他离京赴任。  从四品的散骑常侍到芝麻绿豆的九品东平相,表面上,阮籍属于被贬外放,但实际上,阮籍成功地从权利斗争的火山口,慢慢悠悠地骑着小毛驴,跑到了乡间,优哉游哉地享受起田园的天高地厚了。此后,阮籍在东平的日子里,推倒衙门的围墙,在四面通风的案台上几大坛、几大坛地终日酣醉,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他在水生火热的京城,已经压抑得太久了。  阮籍在东平享受了十几天的田园牧歌后,又骑着他的小毛驴,优哉游哉地回到了京城,不久便被司马昭任命为他的从事中郎,就这样阮籍又回到了安全的司马氏阵营。  阮籍曾先后给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做过幕僚,而司马昭相对于“西拒诸葛,北灭公孙(渊)”的父亲司马懿,年轻时即被赞为“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而与何晏、夏侯玄齐名的哥哥司马师来说,资历上要浅了一大截,在士林中更没有如父兄那样的威望。所以,司马昭比司马懿、司马师更看重阮籍,迫切需要依靠阮籍这样在士林中有强大影响力的名士,为自己站台,为自己的司马昭之心进行粉饰,进行正名。  显然,阮籍很清楚他在司马昭眼中的利用价值,所以,在司马昭执政时期,也是阮籍一生中最为放浪形骸、蔑视礼法的时期,因为他知道,只要不在政治上站错队,司马昭始终都是会保护他的。  在司马昭执政时期,阮籍公开叫嚣“礼岂为我设邪”!几乎凡是他想得到的,又不触及他道德底线的事情,他都做过了,诸如当面与嫂子告别,在美丽的老板娘身边借着酒香甜蜜地进入梦乡,为一个从不认识但很漂亮的姑娘之死而号啕大哭,对看不起的同僚直接翻白眼,甚至“性至孝”的他在为母守孝期间,照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丝毫不顾守孝的礼法和当时人的看法。对此,同样出身传统儒学世家的司马昭非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而频频为阮籍解围。  一次,阮籍在为母亲守孝期间,参加司马昭的宴会。席间,阮籍与常人一样,不避酒肉,而且还大快朵颐。同时在座的司隶校尉何曾对阮籍这样公然藐视礼法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直接对司马昭进言:“主公以孝治天下,今天阮籍在为母守孝期间,在主公的酒席上公然喝酒吃肉,主公应该马上将阮籍流放到边疆的不毛之地,以端正社会风气。”可没想到,司马昭却大不以为然,笑着说:“阮籍为他母亲的去世,都伤心得骨瘦如柴,面色憔悴了,你不能为他分忧,还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礼记》里也说,因病而在守孝期间饮酒吃肉是完全符合礼法的行为。”司马昭为了替阮籍开脱,甚至不惜引经据典,阮籍在他的心中的利用价值可见一斑。  出身传统儒学世家的阮籍在司马昭执政时期如此蔑视当时社会的道德准则,一方面是他用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来消极抵抗现实的伪善和丑陋,一方面是在司马氏帐下,他需要这份佯狂去少做违心之事。例如,司马昭想与阮籍结亲,把阮籍的女儿娶进门做世子司马炎的妻子,进一步为司马氏集团合法合理地篡权做准备。而早就看穿了滥杀滥赏的司马氏集团的阮籍,当然不想再与他们扯上什么关系。可是,阮籍又不可能像当年关羽那样直白:“犬子安配吾之虎女”。万般无奈之下,阮籍只有一连大醉了六十天,让说媒的人始终得不到回信,用这样的冷屁股将司马昭的热脸挡了回去。  当然,以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来逃避黑暗的政治、黑暗的现实也是有底线的。公元263年,魏元帝在司马氏集团的操控下加封晋文公司马昭为晋文王,并加九锡殊礼(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步)。司马氏集团也很专业,做戏做全套,一方面,司马昭坚决推辞,表现得活像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他又指使心腹去找阮籍为自己写《劝进表》,好作出一番众望所归,不由得自己不称王的样子。  对此,阮籍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笔墨文章成为司马氏集团无耻杀夺的工具,所以他就故伎重施,又想以连续大醉一两个月的方式,把这事儿糊弄过去。可是,司马昭好吃好喝地养了阮籍8年,现在到了称王篡权的关键时刻,当然是要对阮籍“用在一时”,毕竟实在没什么比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名士都为他称王而歌功颂德更具说服力的了。所以,这次阮籍无论怎么灌黄汤,只要不想喝孟婆汤,就还是要写。  这不,司马氏集团见阮籍天天烂醉,后来司马昭的心腹司空郑冲索性亲自找上门去,在阮籍朋友袁淮的家里,硬是将已经醉成一滩烂泥的阮籍扶起,要他马上写《劝进表》。已经被逼到鬼门关前的阮籍为了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承受了极大的耻辱,飞快地挥洒着手中的笔墨,一刻都没有停下来构思,顷刻间,一篇文采华美、情理兼备的《劝进表》在他的笔下写就了。  一年后,司马昭正式晋爵为王(此时,阮籍已病故),阮籍那篇《劝进表》的确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为司马氏集团的血腥杀夺打上了一层好看的粉底。后来,这篇《劝进表》还在南梁时期入选了著名的《昭明文选》,成为同类应用文的范本,流传至今。只是,《劝进表》一类格式严谨,需要典故与事实罗列得绰约有致的应用文,即便是中国第一流大文豪的阮籍,也不可能在完全没有腹稿的情况下,顷刻速成,何况当时阮籍还处于醉酒半醒不醒的状态。看来,阮籍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任何事都可以“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有些时候,不由得他不出去“接客”。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三十三》)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可以说是阮籍一生的写照。在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血腥杀夺中,早年也想“澄清天下”的阮籍不得不在肮脏的政治斗争中,终生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可叹啊,在阮籍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潇洒背影后,隐藏的是怎样一颗时时饱受着煎熬的纯净心灵啊。  阮籍仿佛是一个圣洁的天使,却出生在肮脏的地狱,周围的一切与他都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只能通过特立独行来消极抵抗丑陋的世界,他唯有靠着酒精的迷幻而在鬼哭狼嚎的血池中得到一丝的苟延残喘。嵇康不也与他一样吗?只不过,嵇康最后还是选择了烈火涅槃。  如今,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但同样拥有天使般纯净内心的“孩子”来说,如果他们不像嵇康那样认真到勇敢,选择“烈火涅槃”的处事方式,那阮籍“如履薄冰”的处事方式就对他们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阮籍固然是用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来消极抵抗司马氏集团的伪善与凶残,可是正如上文所说,阮籍在司马懿、司马师执政时期的表现要相对低调很多,只有在因缺乏士林威望而特别看重他的司马昭执政时期,阮籍才敢上鼻子上脸,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可见,阮籍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也是看人的,没有半点的“胡来”。在今天的职场上,如果个性鲜明的您,羽翼未丰,上面又有能力、威望都远胜于你的领导前辈,那阮籍在司马懿、司马师时期的低调与收敛就很值得借鉴,不是吗?  在司马昭执政时期,阮籍虽然用酗酒癫狂、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来消极反抗司马氏集团的虚伪和丑陋,可是,在政治问题上,阮籍从来都三缄其口,既便偶开金口,也是发言玄远,不会去评价具体的人和事,始终没有捅破他反抗司马氏集团的那层窗户纸,维持了他与司马昭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在这点上,连“刚肠嫉恶,遇事便发”的嵇康都想向阮籍学习“口不论人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那么,对工作在人际关系复杂的人事单位的朋友而言,就更有借鉴意义了。千万别等到在职场上被“小人”陷害,才回过头来,意识到阮籍“如履薄冰,口不臧否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  笔者常读阮籍的82首《咏怀》,虽然不能完全了解阮籍诗中所影射的人和事,但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也还是能从《咏怀》中强烈地感受到阮籍在那个充满血腥与虚伪的年代,活得很苦,活得很累,也更能理解他的蔑视礼法、放荡不羁实在是情非得已,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和人生理想的人对黑暗社会绝望的控诉和反抗。可是,竹林七贤之后的主流士大夫精英阶层,没有阮籍等人正视社会黑暗现实的勇气,却以阮籍等人万不得已的“放浪形骸”作为士大夫集体逃避社会责任与自甘堕落的借口,从而导致了整个西晋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堕落,为日后惨绝人寰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希望今天的我们,更能从阮籍身上学到他正视自己与社会的勇气,明白他的苦衷,从他“如履薄冰”的处事方式中得到某些生活的启发,而不是像晋人那样只从阮籍身上找到某些自己想要的借口。第九则 刘伶:以酒为名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 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在他的著作《资治通鉴?卷七十八》中写道:“刘伶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可以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的反讽,认为只知道喝酒的刘伶根本不配谈贤。记得我初读到此处时,不禁大笑,然后在书中批注道:“涑水先生以刘伶百无一用,唯知嗜酒,而指其非贤,孰不知更成伯伦美名哉!”  应该说,站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立场上,司马光认为一天到晚醉酒,无所事事,且在学术上也乏善可陈的刘伶称不上贤者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如果反过来理解,终日酣醉,且在艺术上也没有一技之长的刘伶,非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认为是最著名的贤士之一,在身后也受到许多文人墨客的广泛崇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酒鬼之一,那就不得不佩服刘伶了,好歹李白、张旭之流也都还有其他看家本领,方能在中国酒鬼榜上与他同列。  当然,刘伶病酒而成天下名士,是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其实,早在东汉末年,宦官擅权,军阀混战的时候,部分文士就因朝不保夕的处境,产生了及时行乐的想法,正如著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中写道: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在慷慨悲凉,英雄辈出的东汉末年尚有人浅斟低唱“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无可奈何;在“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之交就更难以避免人们在“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酒德颂》)的幻觉里自我放逐了。  可是,同为竹林七贤,同样在黑暗、丑陋、伪善的社会里依靠烈酒来慰藉心灵,逃避现实,但阮籍仍然时不时地流露出“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阮籍《咏怀?六十一》)这类壮志难酬的悔恨,嵇康更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只有刘伶可以“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刘伶《酒德颂》),除了喝酒,还是喝酒,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中,身心俱醉,坦然应对。  同样是借酒避世,刘伶“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的心态也决定了他的酗酒,比起“半醉半醒”的嵇康、阮籍等人更为惊世骇俗。早年,刘伶喜欢带着几坛美酒,坐着鹿车,天南地北的到处转悠,还让人拿着锄头在后跟着,并吩咐:“我醉死了,就立刻埋了。”你瞧,他俨然一副喝到死为止的架势。  后来,刘伶的老婆担心他的身体,便把所有的酒都倒了,所有的酒具都毁了,并严厉警告他必须戒酒。面对老婆的河东狮吼,刘伶难为情地说:“好,老婆大人,但我酒瘾太大,不能自戒,必须在神灵前起誓,方能成功,你快去准备些祭祀用酒肉吧。”他老婆听后,信以为真,很快就准备好了供台和祭品。只见,刘伶虔诚地双腿下跪祷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便跳上神台,拿着酒瓶就往嘴里送,不一会儿,又大醉了。想必此时的刘夫人,纵是有少林狮吼功,面对如此淘气又可爱的老公,也是哭笑不得吧。  当然,天字第一号酒鬼刘伶匪夷所思的酗酒行为还不止于此。一次,几位客人慕名而来拜访刘伶,而那天刘伶正好喝酒喝到兴头上,高兴得光着身子在自家屋里裸奔。客人看到刘伶这番“光景”,自然是有些看不下去,便对刘伶有所讥讽。可谁知刘伶满不在乎地笑着说:“我以天地为住宅,房屋为衣裤,你们为何要跑到我裤裆里来呢?”此言一出,不但客人当场被雷爆,还成为日后千年酗酒狂颠的经典段子。  此外,一生沉溺于酒池的刘伶,虽然懒得动笔,却也很懂得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特意写过一篇《酒德颂》,这也是他身为竹林七贤之一,唯一流传至今的作品。《酒德颂》虽然全文只有229个字,但身为当时以及日后酒鬼代言人的刘伶,在文中不遗余力地为纵酒任性,藐视社会道德准则的生活方式摇旗呐喊,击鼓助威。可以说,对今人而言,《酒德颂》既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可以在哪天被老婆训斥饮酒过度时,拿出来晒晒。  还有,说起刘伶,便不能不提到他与《世说新语?容止篇》。刘伶身长六尺,也就是今天的1.47米左右(晋1尺约有24.5厘米),容貌甚丑(文言是“貌甚丑悴”),而且还整天蓬头垢面,不知道修饰打扮。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刘伶,竟然被刘义庆等人选入了美男集中营的《世说新语?容止》。要知道,连“容貌瑰杰”的阮籍都被《容止》拒之门外,而刘伶竟能与何晏、嵇康、潘岳(俗称潘安)、卫玠、王羲之、王濛等绝世美男同列。这样铁一般的事实,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刘伶的确有他的特点,并在两晋南北朝拥有一大批忠实的仰慕者,连《容止》篇这样专门记载男子“好风度,美姿仪”的地方,都破例有他的一席之地。  “泛此望忧物,远我遗世情”(陶渊明《饮酒诗之七》),面对黑暗的世界,品格高洁、性格刚烈的名士们唯有通过酒精来忘却现实的压迫。“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既然现实如此黑暗,那虚幻的功名利禄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呢?“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怀素),世间本无一物,唯有通过饮酒,才能体会到生命的真谛,才能追求到人生的圆满。自古如刘伶这样的好饮名士,他们内心的苦闷,又怎是“死读书、读死书”的腐儒们所能理解的呢?“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最后让我们向刘伶这样的好饮之人由衷地再敬一杯酒。第十则 嵇康:龙性谁能训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魏晋时期,《庄》、《老》盛行,士子们都以追求象征庄子理想人格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仙子形象为美,所以名士们都非常注重仪容服饰上的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手执麈尾(羽扇),身配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这样出门方能凌波微步,望若神仙。  可惜这些名士们往往“过犹不及”,只够得上“型男”的标准,却跟不上庄子“神男”的脚步。事实上,在如此追求庄子逍遥飘逸形象的魏晋南北朝,只有一个人在形象上真正直追庄子,那人便是嵇康。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大约190公分,晋一尺为24.5厘米),粗头乱服,不加修饰,常常一个半月都不沐浴洗漱;可在当时人眼中,嵇康却仍然同春风般爽朗,同青松般俊秀,同美玉般皎洁,可见其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让人无语了。一次,嵇康上山采药,一个老樵夫远远望见他的神采,不禁喃喃自语:“仙子啊,真是仙子啊!”  “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是当时人对嵇康的形象的一句定评,可以说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直追庄子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让后世所有仰慕庄子形象的士子均高山仰止,望尘莫及。  当然,与那些身娇体弱,上不了马,开不了弓,只能袖手谈玄的名士不同,身为皇亲国戚(娶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公主为妻)的嵇康还非常重视体力劳动。他常常与好朋友向秀在自家房舍外的大树下打铁,并通过打铁这样的实际劳动,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魏晋风度中,嵇康打铁,陶渊明种地,都是士大夫主动走进社会,切身感受老百姓实际生活的表现,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尤为难得。此外,嵇康还通过打铁挣钱,服务人民,练就了一身强壮的体魄。他那健美的肌肉,魁梧的身材,即便以古希腊的审美标准看,也是第一流的美男子。想那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比嵇康也只是形似,而远不及嵇康之神韵啊。  嵇康不但在形象上逍遥飘逸,在学问上也是一代宗师。相传,嵇康从未师从任何人,但却能从书本中自得其神。事实上,竹林七贤中,嵇康最为多才多艺,艺术成就也最大。论诗,虽然钟嵘的《诗品》中,将阮籍列为上品,将嵇康列为中品。但人们一谈起魏晋风度,首先想到的不是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籍《咏怀诗》),而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饮酒之八》)和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而相对于陶渊明的自然平淡,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更是古今多少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画面啊!  论文章,嵇康更远胜其余六人,他的名作《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琴赋》、《声无哀月论》、《释私论》等,皆清峻隽远,意蕴悠长。如《释私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全文流畅自然,简洁明晰,行云流水间,其“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点宛若清水出芙蓉。事实上,纵观中国文学史,这样简洁流畅,意脉连贯的论文也是不多见的。  论音律,阮籍最好的琴曲《酒狂》也远不能同嵇康的《广陵散》相媲美。除《广陵散》外嵇康还创作了被称为“嵇氏四弄”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并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的琴曲。隋朝时炀帝甚至把“九弄”列为朝廷取士的条件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大。至于《广陵散》,又名《聂政刺韩王》,是嵇康根据古曲加工而成,与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并称为“稀世之音”,为中国五千年音乐史之最高成就。  论书法,嵇康更以一手草书独步当世,凭他那洒脱的个性,自然的玄性,以及诗赋音律全方位的艺术功底,嵇康的草书既酣畅淋漓,又有龙凤之美,难怪唐朝张怀瓘要在他的名著《书断》中对嵇康的不在笔墨、出自自然的书法风格赞叹不已。  当然嵇康最令人高山仰止的既不是他的天姿秀出,也不是他的才情四溢,而是其独立健全、震古烁今的人格伟力。嵇康所处的年代正值魏晋之交,当时司马氏为稳固统治,以名教的名义大肆杀戮异己,诛灭了曹爽、何晏、夏侯玄等八大名族。《晋书》也屡次提到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政治环境之险恶。嵇康的一个至交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为司马昭心腹并身居吏部侍郎这样的高位。一次他离职高升,便邀请好友嵇康来接替自己的位置。想必山涛这么做也出于好心,他希望嵇康能借这次机会改变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以便躲过血淋淋的屠刀。可他太不了解自己的朋友了,或者说他太低估人类的高贵品质了,刚肠疾恶的嵇康接到邀请后,为显示决不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断然作书与举荐他的山涛绝交。  在这篇响震千秋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先是将山涛这类趋炎附势的官僚描写成“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的没主见的怪物;紧接着又阐述自己追逐自由的决心,就如麋鹿虽身挂金饰,但仍志在丰草;然后,嵇康又写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将矛头直指权臣司马昭,公开宣扬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要知道,当时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为替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杜撰了许多汤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在这里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等于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这无疑戳到了人家的疼处,据说司马昭读毕此文,对嵇康深为嫉恨,杀心顿起。  嵇康作书与举荐他的挚友山涛绝交,体现了他不为强权所迫,不为荣华所惑的独立人格。然而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统治者都是外仁义而内阴狠的,他们绝不会容忍任何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出现,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去挑战他们的专制,更何况嵇康面对的是以滥杀滥赏闻名的司马氏集团。所以,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出,他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  孟子曾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句话也被后人视为一个儒者所应有的气节风骨。可是,那个年代,司马氏集团虽然口口声声说“以孝治天下”,但路人皆知,司马氏集团最是不忠不孝。公元260年,司马昭甚至指示手下刺杀皇帝曹髦,而面对弑君这样的大悖伦常,朝野上下却一片鸦雀无声。那些平日里满嘴之乎者也的儒者,全都瞎了吗?不,是他们在荣华前丢弃了“富贵不能淫”;那些平时一口一个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儒者,全都哑巴了吗?不,是他们在刺刀下忘却了“威武不能屈”。那个时候,只有嵇康,也唯有嵇康,敢直言揭露司马氏的虚伪丑陋,敢辛辣批判司马氏肆意歪曲的“汤武周孔”。可见,被后世诸多假道学批评为“离经叛道”的嵇康,才是儒学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执行者,他捍卫了儒学最原汁原味的精神内核,决不允许半点政客的虚假污秽去亵渎它。  赏心悦目啊,嵇康非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直追庄子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他的“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同样直逼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嵇康身上真正体现了道学“神人”和儒学“圣人”的统一。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墨迹未干,短短数年之后,前蜀的臣子李密同样面对司马氏集团的征召,“聪明”的他挥笔写就了一篇《陈情表》,从而成了如今中学教科书的必备篇目。  李密的《陈情表》虽然同样是表达自己不愿出仕的意愿,但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酣畅淋漓、锋芒毕露迥异的是,这一中学教科书名篇,言词委婉,意蕴曲折。李密紧抓司马氏集团“以孝治天下”的大纲,诚惶诚恐地假借祖母年老体弱需人尽孝为由,既卑微又讨巧地谢绝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征召。  如果说司马氏集团“以孝治天下”是虚伪的、无耻的,是用“孝道”的外衣来遮掩他们的残暴,那么,身为亡臣,对蜀汉有眷恋之情,对亡蜀的司马氏集团有怨恨之意的李密,以老祖母为挡箭牌,从而拒绝征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虚伪无耻?又何尝不是同样用“孝道”的外衣来遮挡自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人格的沦丧呢?  从这点上说,李密甚至不如明清之交的吴伟业。人家吴伟业虽也是大丈夫人格沦丧,但好歹没拿“九十六岁的老祖母”说事儿,反而在自己的临终绝笔中写得明明白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吴伟业《贺新郎?病中有感》)明言自己是贪生怕死,苟且偷生,既难以面对牺牲的故友,也知道难以避免后世的耻笑。吴伟业虽说的是糗事,但一字一句,饱含血泪,情感真挚,让人多少生些怜悯之情。哪像李密的《陈情表》,什么“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什么“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也太假了吧(尽管站在他的立场上,他也是没办法)。  当然,笔者在此并不是要否认李密《陈情表》的价值,毕竟存在即价值,《陈情表》那么多年都是中学教科书的必选篇目,自然是有它的价值。毕竟,对现实生活中的你我而言,平时向领导上级请个假,写份报告什么的,李密的那种意思隐晦,语言婉转的“陈情法”,还是有很高实用价值的。毕竟,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那样放言无羁,锋芒毕露。若真是那样,那倒是有损和谐社会的和谐了。第十一则 嵇康:临刑绝奏《广陵散》  嵇中散①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②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雅量》  正如前文所说,表面以孝治天下,但实际上滥杀滥赏的司马氏集团,对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流露出的决不与他们合作的态度,和公开反对他们篡位的立场,都深为忌恨,必杀之而后快。  果然,就在《与山巨源绝交书》发表的一年后,司马氏集团便拿嵇康的另一封私人信件说事儿,诬告他“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并以此为由,判处他极刑。  这件事的经过是,嵇康的一个朋友吕安,其妻子被他的哥哥吕巽奸污,当吕安得知此事后,准备告发吕巽。不想,吕巽竟恶人先告状,诬告吕安不孝。早已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吕巽控告与嵇康同属一个阵营誓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吕安。司马氏集团当然党同伐异,判吕安有罪,并将他发配边疆。面对朋友的无辜蒙冤,早知此事原委的嵇康,自然义愤填膺,断然写下《与吕长悌绝交书》,信中为吕安仗义执言,怒斥吕巽(字长悌)的禽兽行为。  自古以来,将他人文章或书信中的只言片语,单独剥离出来,断章取义,并以此为由,影射出罪名,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铲除异己的惯用手段。而嵇康的这封情绪激烈、意气慷慨的书信,自然也撞到了司马氏集团的枪口上。很快,这封信就被吕巽告发,司马氏集团也正好以此信为由将嵇康逮捕下狱。  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司马昭的心腹宠臣,时任司隶校尉的钟会。出身高等士族的钟会(魏太傅钟繇之子)虽只比嵇康小两岁,但早年却是嵇康的疯狂粉丝。一次,钟会写了篇《四本论》,很想让嵇康指导一番,借名家点评,增加自己的学术声望。可是,刚走到偶像家门口,钟会担心一旦嵇康就自己的《四本论》发问,而自己又难以应对,那岂不是糗大了。所以,亦步亦趋的钟会,终于还是没敢敲门而入,只是偷偷地将《四本论》从嵇康家的窗户下塞入,然后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掉了。  后来,钟会渐渐得宠于司马昭,成了朝廷里的红人。事业有成的钟会,便决定再次拜访嵇康。这次为了显示对嵇康的尊重,钟会特意穿上了精致华丽的衣裳,并带了大量宾客,一同步行去洛阳城外拜谒嵇康。  钟会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时,嵇康正与向秀在柳树下打铁。嵇康似乎并不喜欢这一大群贵族子弟来打扰他的安宁生活,所以并未招呼他们,而是继续埋头打铁。钟会几次都向他投去渴望交谈的目光,但嵇康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这样,钟会和他的一大群宾客在柳树下默默地许久注视着嵇康打铁。最后,见嵇康始终没有接待的意思,钟会也只有无奈地招呼他带来的宾客,一同打道回府。临走时,嵇康忽然放下锤子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听后,也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一问一答,看似都漫不经心,却反应了二人的博学和才智。因为,答句和问句显然都语出佛学经典《维摩经》第五卷,说的是文殊菩萨探病维摩诘的故事。维摩诘的话是:“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文殊菩萨的回答是:“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也就是说,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是在表达对钟会的欢迎,但也提醒他,朋友相交,贵在知心,不必如此刻意。而钟会虽也引用了文殊菩萨的答语,为自己争回了些颜面,但显然他的胸襟远不及文殊菩萨那般开阔、豁达。从此之后,钟会就对嵇康由爱生恨,一直想找机会报复。  这次钟会以司隶校尉的身份主审嵇康案件,自然要好好利用,对嵇康加以报复。他先是进言主子司马昭,说道:“嵇康,是当代卧龙,千万不能让他有机会施展才能。今日,主公治理天下,已高枕无忧。唯独需要提防嵇康这样不肯合作的大名士啊。”话中,将嵇康比作司马氏的死敌卧龙——诸葛亮,无疑刺激到了司马昭最脆弱、敏感的神经,可谓阴毒至极。  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被无辜下狱,在魏国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数千名在地方上极有声望的豪杰之士,纷纷上书,要求同嵇康一同入狱,并希望以此向当局施加压力,营救嵇康。面对如雪片般飞来的封封请愿信,司马昭显然感到了嵇康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正处于杀戮政敌前的紧张和亢奋状态。  此时,候准时机的钟会,又乘机火上浇油,他向司马昭说道:“今日四海升平,天下归心,但嵇康却始终不愿臣服主公,而且怠慢礼法,藐视朝纲。昔日,姜子牙诛杀齐人华士,孔子杀戮鲁人少正卯,都是因为这些所谓名士,恃才傲物,蛊惑群众,轻蔑礼法;所以圣人才执礼教之剑,杀之。现在,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煽动民众,诽谤礼教,为自古圣贤所不能容。所以,主公您应当处死嵇康,以敦正风俗,清洁王道。”这一番话,博学巧思的钟会,特意用姜子牙和孔子诛杀不愿与之合作的名士的典故,对司马昭杀害嵇康,加以鼓动。而早对嵇康有必杀之心的司马昭,听到圣人也有过杀害异己的例子,更是血脉贲张,理直气壮。当下,就签署了嵇康的死刑令。(孔子诛杀鲁国名士少正卯一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篇,但其真实性历来存在很大争议。这里钟会引用此典,很可能是以讹传讹。)  一代大名士嵇康,就这样因为一封与朋友绝交的私人信件《与吕长悌绝交书》,而被统治者扣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样的判罚看起来强词夺理,不可理喻,但绝非司马氏集团所独创,也非司马氏集团所独有。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不肯与之合作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名士时,都不屑于精选案件,巧设罪名,而都喜欢随手拈来一个案件,胡乱地扣上一个罪名,便草率结案,置之于死地。这种做法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却有其深刻的用意。因为唯有这种毫不讲理、专横野蛮的杀戮,才能彻底显示专制的绝对性,造成对人心巨大的威慑,营造社会空前的恐怖。所以,这样简单荒谬的冤案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而这样的恐怖政治手段,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归结起来,就十二个字:胡乱逮捕,草率结案,迅速处决。  为了尽量降低政治风险,嵇康被判死罪后的不久,就被推上了法场。一早就得到风声的魏国上下各界,迅速行动起来。黎明时分,三千名太学生集体上书司马昭,要求拜嵇康为师,以期免其死罪。与此同时,魏国地方上的数千名豪杰,也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声援嵇康。而嵇康在朝中的挚友阮籍、山涛也曾先后面见司马昭,希望能救嵇康一命。  太学生的集体上书,地方豪杰的群起响应,当时名士的联名救援,无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示威。然而,中国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在民意前,退让过哪怕半步。客观地说,嵇康的强大政治号召力,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司马昭先是不动声色,支走了阮籍、刘伶等人,后又密令大量军队戒严在刑场四周,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一切部署妥当,他才派人进入法场,向大家宣布他维持嵇康死刑原判的法令。  此法令一经宣读,在法场上炸开了锅。三千血气方刚的太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开始推搡戒严在刑场四周的卫兵,小规模的肢体冲突也在刑场四周,时时暴发,随处可见。“释放嵇康,释放嵇康”的声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响彻刑场所在的东门。此时,面对戒严的士兵,激愤的学生,喧闹的刑场,还有身边的亲友,嵇康的眼神却还是空无一人的孤独。他回头看了看日影,知道时候尚早,就对哥哥嵇喜说:“哥,我的片玉古琴带来了吗?”  “我带着,喏。”嵇喜哽咽着把琴递给了嵇康。  嵇康摸着他心爱的片玉古琴,若有所思,随后便用他那纤尘不染的双手,拨动了银色的琴弦。  只听,嵇康的琴声一起,喧闹的刑场立刻平静了下来。那琴声起先是如此的空灵、飘逸,令人仿佛置身于秀美的峨眉之巅,望着烟雾缭绕的层层白云,感受着自然的伟大和神奇。然后,这琴声,又变得慷慨、激越,让人好似置身于血染的战场之上,望着仁人志士的前仆后继,感受到生命的顽强和不屈。一会儿,这琴声,又变得清秀、温婉,让人似乎置身于清丽的小桥之边,望着生生不息的股股清泉,感觉到自然的永恒和圆满。嵇康的亲友,三千多太学生们,静静地聆听着嵇康最后的琴曲,听着听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部分戒严的士兵和监斩的官员,都忍不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可是,此时嵇康的眼神,依旧是那样空无一人的孤独。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嵇康临刑弹琴时,心境还是那样的超越、平和。  随着嵇康在片玉古琴上的最后一次弹拨,他完成了中国文化中永远值得后人高山仰止的一段画面。  “袁淮曾让我教授他《广陵散》,可我没答应,如今这《广陵散》从此成了绝响。”嵇康在完成中国文化里“永恒的瞬间”之后,略显遗憾地说。  “斩。”大约三分钟后,随着监斩官的一声令下,一颗集道家“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与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头与身体分离了。嵇康,时年仅三十九岁。  “上帝死了”。对当时尚有良知的士子百姓而言,嵇康的被杀,无异于“上帝死了”。此后,在司马氏集团的淫威前,他们纷纷选择了逆来顺受,再没有人敢像嵇康那样站出来,直言揭露司马氏集团虚假丑陋,恐怖凶残。就连“竹林七贤”的其余六人,也统统归顺司马氏帐下,不敢再有箕山之志(嵇康挚友向秀在嵇康死后,也乖乖去司马氏手下任职,在司马昭面前,申明自己没有“箕山之志”)。  当然,就如中国音乐史上的伟大作品《广陵散》通过《神奇秘谱》得以流传至今一样,嵇康的高大独立的人格,虽然可能被扼杀一时,但总有伸张的一天。正如南朝著名诗人颜延之在《五君咏?嵇中散》中所言: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先,吐论知凝神。立欲忤流议,寻山洽隐论。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诗末,“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慷慨悲壮,响彻古今,历来为嵇康的仰慕者所激赏。其中,“龙性难训”一词,后来更是演化为对那些具有高尚人格,又敢于坚持自我,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人们的赞誉(这点上说,褒义的“龙性难训”迥异于贬义的“桀骜不驯”)。  对于今天生活在和谐社会的我们而言,或许我们没必要像嵇康那样,认真到勇敢,追求生命的绝对高尚与纯洁。但我们同样可以像嵇康那样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高度自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高度尊重自己的人生观、审美观,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逐,尊重并创造出“自我”的独一无二。  总之,虽然我们做不到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烈火涅槃,但对“自我生命”的高度认同,我们还是力所能及的。第十二则 潘岳:掷果盈车  乱世倩影  魏晋代表人物:“粉面何郎”何晏、“朗朗如日月入怀”夏侯玄、“龙章凤姿”嵇康、“鹤立鸡群”嵇绍、“韩寿偷香”韩寿、“手与白玉同色”王衍、“玉人”裴楷、“掷果盈车”潘岳(俗称潘安)、“不堪罗绮”卫玠、“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杜弘治、“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羲之、“望若神仙”王濛、“濯濯如春月柳”王恭、“凤凰”慕容冲。另,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诩、王澄这琅玡王氏六兄弟在一起的时候,被通称为“满目琳琅”(成语琳琅满目的由来)。  《世说新语》中有专门记载魏晋名士容貌气质的《容止》篇(容止即容貌气质之意),既反应了当时社会对容貌气质的看重,也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审美情趣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魏晋时期对士人容貌气质的特别看重,起初是与当时官员的选拔制度休戚相关。无论是东汉的察举制还是曹魏两晋的九品中正制,士人在家庭背景大体相当的情况下,给推举的官员以良好的一面之缘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士人对容貌气质的重视与互相间对彼此容貌气质的品藻就风行开来。  魏晋士人大多追步《庄子?逍遥游》中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之美,所以当时的审美情趣带有唯美主义与女性化的色彩,讲究士人皮肤白皙、眉目如画,身材则要高大飘逸,玉树临风,甚至卫玠的不堪罗绮、弱不胜衣,也极受推崇。  容止即容貌气质之意,相对于容貌也就是“形”的看重,魏晋人对气质也就是“神”更为推崇。曹操五短身材,却仍神明英发,震慑远使,就在于其眉宇间的枭雄之气。嵇康粗头乱服,常常一个半月都不沐浴,但仍被赞为龙章凤姿,形象直逼庄子,就在于嵇康超凡脱俗的气质。嵇康所说的“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更是代表了魏晋人对容貌气质之间关系的绝好注解。  潘岳①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②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容止》  潘岳,字安仁,俗称潘安,西晋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民间也常以“貌若潘安”来直接形容男子的美貌。实际上,关于潘岳少年时,夹着弹弓出游洛阳,受到妇女热情欢迎,疯狂追逐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语林》记载:潘岳长得非常俊美,每次出游,老婆婆们都把水果投递给他,所以他次次都能满载一车水果而回。而张载③长得非常丑陋,每次出游,小孩们都用破砖乱瓦狂扔他,所以他次次满载一车破砖乱瓦而归。  对于潘岳的“掷果盈车”,后人评论时总不免带有浓浓的醋意,如清朝著名学者卢文弨就在《钟山札记》中率先打破醋坛,不以为然地认为潘岳那时只是一个少年,妇女们是因为他可爱,才送他水果的。后来,甚至笔者非常敬仰的国学大师余嘉锡也未能免俗,余大师在其著作《世说新语?笺疏》中十分肯定地说:“卢文弨的观点十分正确,但我可惜他没看刘峻的《世说新语注》,不知道掷水果的是一群老婆婆。要知道,老年妇女喜欢小孩,送给他水果,很平常的事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诸如此类怀疑潘岳美貌的观点其实还有很多,但都多少带有些论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嫉妒心理。呵呵,如果老婆婆真的一看到小孩可爱就送水果吃,那岂不是满大街都要变成水果摊了。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从《世说新语》版本,还是《语林》版本中看,都足以证明潘岳至少在正太时期,在人群中确实拥有极大的杀伤力,使一睹他芳容的女子都不由自主的泛起“正太情结”,情不自禁地在他身边“联手共萦”,争先恐后地送他水果。  众所周知,“掷果盈车”的潘岳是个招蜂引蝶的主儿,殊不知,他也是颗痴情的种。潘岳与他的夫人杨氏一同携手走过了人生中的二十三个春秋。其间,两人相濡以沫,两情相悦,忠贞不渝,一直生活在甜甜蜜蜜的幸福中,让所有欣赏潘岳才貌的女子,都只能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  可是,也许是天妒良缘,在潘岳52岁那年,他的爱妻杨氏突然撒手人寰,离他而去。虽然此时的潘岳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可是深于情、痴于情的他,还是在丧妻之痛中久久不能自拔。最终,情到深处即为诗,潘岳在爱妻离去的一年之后,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悼亡诗三首》,开中国悼亡文学之先河。其中第二首尤为传神,其深深追思之情跃然纸上,让人不由伤怀。现摘录如下: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盻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空床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平淡自然的白描中,潘岳内心的孤独是那样的让人骨折心惊;“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强烈的自嘲更让人感受到了潘岳对爱妻久久不能忘怀的深情。  后世中,李商隐、苏轼、纳兰性德等人沿着潘岳《悼亡诗三首》开创的先河,相继写下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 这样婉约凄美、真挚动人的悼亡诗词。从这一角度讲,悼亡文学的“教父”潘岳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值得一提的是,才名冠世的潘岳,其文采在旧时极负盛名,与大文豪陆机并列为西晋第一,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说。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称赞潘文“锋发而韵流”;钟嵘在《诗品》中更是将潘诗归为上品,推崇备至。  潘岳不但是用情专一的好丈夫,同样也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他五十岁时,因为母亲患病,便弃官回乡,专心照料母亲。回乡后,因为失去收入,潘岳不得不以种田为生,对此他在《闲居赋》里洒脱地写道:“浇地种菜,是为了养活全家;蓄养羊群,是为了挤羊奶侍奉母亲。”在潘岳的悉心照料下,他母亲的病后来很快就好了,并一直过着恬淡而又幸福的晚年生活。  潘岳的容貌有如出水芙蓉般清丽,才华有如青山飞鸿般高妙,对妻子他能始终不渝,对母亲他能至勤至孝。但真的非常遗憾,他的政治气节却不是同样的出淤泥而不染。在政治上,潘岳热心仕进,媚事权贵,先后依附于权臣贾充、杨峻、贾谧三人。贾后(贾南风)执政时,潘岳作为权臣贾谧(贾后之侄)的文学集团“文章二十四友”之首,积极为贾氏当政进行文字宣传。此外,潘岳为了献媚贾谧,还每每恭候在贾谧宅外,一看到他出门,便马上望尘而拜。潘母见潘岳如此趋炎附势,忧心如焚,常常提醒他应尽早悬崖勒马,远离政治是非。可此时这位大孝子正沉浸于官场的春风得意之中,对母亲的劝告置若罔闻。  潘岳作为贾氏集团第一文胆,不只是写些为贾氏家族歌功颂德的文字,更直接参与了罢黜当朝太子司马遹(y?/SPAN>┑墓⒁跄薄R淮危趾笠越莸刍疾∥赜兄谕奶铀韭磉y骗至一别室,逼其饮酒。然后趁他酒醉、神志不清时命他抄写了份文稿。而这份文稿便是大才子潘岳模仿太子的口吻写的,大致内容是:“父皇你应该自己退位,如果不退,我就逼你退位。皇后你也应该自己退位,如果不退,我就只好杀了你。”太子稀里糊涂的抄完这份潘岳为他量身定做的催命符后,马上被“总导演”贾后告发,随即便以太子亲自书写的文稿为凭,将其废为庶民。  显然,在这场卑鄙的宫廷阴谋中,潘岳充当了贾后的帮凶,此时他那卓绝高妙的文采已不是用来讴歌爱情的忠贞,亲情的甜美,而是用来栽赃假货,成了无耻政治杀夺的一道工具。  可人算不如天算,这次潘岳又站错了队。太子被废后不久,赵王司马伦便发动兵变,族灭了贾氏一族。更不巧的是,新当政者司马伦的亲信孙秀与潘岳素有过结。以前孙秀在给潘岳作下属时,常常被潘岳责罚,羞辱。在孙秀靠司马伦的威势权倾朝野之后,潘岳一直很恐惧,一次在朝中遇见孙秀,便试探道:“阁下还记得以前的事吗?”孙秀马上没好气地答道:“以前的事我都藏在心中,怎么可能忘记呢!”  孙秀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分儿上了,可此时的潘岳仍不知进退,仍不愿抛弃权位,退隐山林。三个月后,淮南王司马允发动兵变失败,被杀。孙秀便趁机诬告潘岳与淮南王一同密谋造反,并以谋反罪判族灭潘岳一门。  刑场之上,潘岳望见自己两鬓苍白的母亲也扣着枷具,等候处决,让他想起了从前母亲的种种劝告。无限的愧疚和懊悔使他无地自容,最后他流着泪对母亲磕头作别道:“儿对不起你啊,妈妈!”  潘岳在混浊肮脏的政治斗争中没能守住气节,随波逐流。贾氏倒台后,又不知进退,最终酿成了他人生的悲剧。但不管怎样,潘岳“掷果盈车”的故事,及他对悼亡文学的开创之功,仍为后世所永记。魏晋名士的风流 第二部分在魏晋南北朝,不仅平民女子敢大方地表白自己的爱慕,连与杜丽娘一样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也能勇敢地追逐自由的爱情。西晋开国元勋丞相贾充的女儿贾午,在一次宴会的窥探中,对父亲的下属,风流倜傥的美少年韩寿一见钟情。此后少女春心荡漾,对梦中情人日思夜想,夜不能寐。几天之后,实在忍不住的贾午便让自己的侍女去主动联系韩寿,勇敢地告诉对方自己的爱慕之情和自己容貌的端庄亮丽。第十三则 卫玠:看杀卫玠第十四则 慕容冲:娈童的复仇与复国第十五则 裴楷:狱中写信第十六则 裴遐:痴迷下棋第十七则 王戎识李第十八则 王祥卧冰与王戎死孝第十九则 王戎:临危不乱,胆识超群第二十则 王戎:给自己泼点儿脏水第二十一则 王衍:手白如玉与信口雌第二十二则 王衍:华而不实第二十三则 王导:王与马共天下第二十四则 王劭、王荟:蓝血贵族第十三则 卫玠:看杀卫玠  卫玠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  “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杜丽娘在《牡丹亭?惊梦》中的这一段,唱出了多少明清妇女对礼教压抑人性的怨恨和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可惜啊,如果她们能早生个1000年,便真能在“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时代里,放肆地追求自己的心上人了。  东晋著名史学家干宝曾在《晋记?总论》中无可奈何地写道:“晋时女子,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荒淫之过,不拘妒忌之恶。”  诚如干宝所言,生活在礼教影响力相对弱化的晋代女子对爱情的追逐是大胆而热烈的。潘岳掷果盈车的故事,自不必多说。比潘岳更早50年的周瑜,英姿勃发,秀美宛若玉剑,江左人人赞曰“周郎”。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而且妙于音律,擅长抚琴。他走在路上,只要听闻有人弹错了琴声,便会寻着琴音,找到那人,手把手地教他弹琴。后来,众多忠实的“瑜迷”抓住规律,纷纷搬到周瑜时常路过的地方,故意弹错琴声,希望周郎能顺着琴声,缓步走上阁楼,与其亲密接触。从此,江南便多了一句“曲有误,周郎顾”的童谣。  公元312年,让诸如王济、王澄等京洛名士都自惭形秽的清谈美少年卫玠,因中原“五胡乱华”而辗转南下流落到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想当年,卫玠早在正太时期,曾坐羊车出现在洛阳街市,如潘岳一样,卫玠马上被一群妇女围住,惊叫道:“何家璧人。”之后,卫玠所坐羊车,立马在人群中产生台风效应,几乎整个洛阳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观之者倾都),欣赏这位如碧玉般朗然照人、让人发萌的正太。  这次,时年27岁但早已美名远播的京城美少年来到建业,建业的妇女老少自然是全城轰动,引发了狂热的追星热潮。为了竞相一睹卫玠“风神秀异,不堪罗绮”的玉容,建业全城的百姓将所有卫玠途经的街道都围了个水泄不通,使得从小体弱多病,弱不胜衣,又一路辗转避难南下的卫玠,在人群中举步维艰。结果,卫玠多病孱弱的身子骨没经住这股粉丝的热情巨浪,没几天,竟香消玉殒了,史称“看杀卫玠”。不难想象,就当年建业百姓欢迎卫玠的这阵式,与当今粉丝追逐明星的那热闹劲相比,也有得一拼啊。  在魏晋南北朝,不仅平民女子敢大方地表白自己的爱慕,连与杜丽娘一样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也能勇敢地追逐自由的爱情。西晋开国元勋丞相贾充的女儿贾午,在一次宴会的窥探中,对父亲的下属,风流倜傥的美少年韩寿一见钟情。此后少女春心荡漾,对梦中情人日思夜想,夜不能寐。几天之后,实在忍不住的贾午便让自己的侍女去主动联系韩寿,勇敢地告诉对方自己的爱慕之情和自己容貌的端庄亮丽。韩寿得知花容月貌的丞相千金倾慕自己,也是怦然心动,当即令侍女转达他的爱意。  当天晚上,韩寿就乘夜深人静之时,悄悄翻东墙而入贾府,与贾午在其闺房幽会。一番恩爱缠绵,山盟海誓后,贾午特意将从父亲那里偷来的西域奇香,作为定情信物,送予情郎。这种香是晋武帝特别赏赐给贾充的,香味奇特,而且用过后一个月香气都不会消失。  后来,韩寿在上班时,身上的奇香引起了同僚的关注,这怪事就很自然地传到了领导贾充的耳里。贾充是个明白人,知道这种奇香当时晋武帝只赏过自己与大司马陈骞两人。然而,人家陈骞的闺女老不老实,他不知道,但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的,贾充他当爹的,还是清楚的。已经大致猜到八九分的贾充,没有声张,在私下调查属实后,这位曾有过“弑君”这样“光辉历史”的父亲,实在也不好以老道先生的形象阻挠女儿自由恋爱,便遂了女儿的愿,将她嫁于韩寿(这也是成语“韩寿偷香”的由来)。可以说,贾午用自己的大胆和勇敢,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果实。  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不仅平民百姓、大家闺秀敢大方地表白自己的爱慕,连身为一朝国母的太后也敢于大声地唱出自己的儿女私情、七情六欲。北魏胡太后胡充华不但公开交往情人,还在情郎杨白花叛逃南方后,将自己对他的思念写成情歌唱给全天下人听。她的《杨白花》词云: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零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胡太后为了尽情,还命乐师整日在她寝宫外,吟唱此曲,摆明要让全天下都知道她对情人的痴心一片。一朝国母,本该母仪天下的太后都能如此毫无顾忌,大胆地表达对情人的思恋,当时妇女对待爱情的大胆程度也就不难想象了。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牡丹亭?寻梦》)杜丽娘在梅树边的这句绝望的呐喊,道出了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是啊,如果一对男女单纯因“爱”而取悦对方,努力让对方感受到幸福,并最终走到一起,那即便最后“酸酸楚楚有人怨”,两人渐渐成了平行线,也不会有太多的后悔,因为就算是“错”,也是自己的选择。可是,即便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样最简单的要求,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也还是遥不可及。与之相比,敢爱敢恨的魏晋男女,明显要活得潇洒得多。  话分两头,卫玠的这种弱不胜衣、我见犹怜如林黛玉般的病态美在南朝后期深得人心,并且发展得渐趋极端,几乎所有的士族子弟都在潜移默化中把这当成了男性美的标准形式来追求。对此,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梁朝士大夫,大都体质娇弱,面色苍白,形神消瘦,出则坐轿,下轿则要靠人搀扶方能行走。城市里,没有一个士大夫骑马的。如果有人骑马,则会被所有同僚以“有野心”的罪名弹劾……有个建康令名叫王复,生性儒雅,从未骑过马。一次,仆人牵着匹马来到他身边,那马嘶吼了一声,王复就吓得抱着头乱叫:“这明明是老虎,你为何对我说是马?”  诚然,不堪罗绮、肤脆骨柔可以视为男性美的一种形式,像卫玠、贾宝玉那样的男人在一个大家族,在一个国家里也不是不能有,但如果整个精英阶层的男士都朝此方向发展,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父母、妻儿的犯罪了。想当年,南梁保持了五十年的大体安定,表面上十分繁荣,堪称“盛世”,可是正如上文颜之推所说,南梁士大夫几乎个个都是卫玠,一个个都体弱多病,骨软无力,有人甚至把马当作老虎一样畏惧。  试问,这样病态的精英阶层领导下的国家,怎堪一击?他们根本不堪一击。公元549年,东魏叛将侯景率领区区五千老弱残兵,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梁朝陈兵百万的防线,并一举攻陷台城(今江苏省南京市鸡鸣山南侧),活捉了梁武帝和一班文武大臣。公元554年,西魏五万大军攻梁,有数十万军民在手的梁元帝萧绎,才败几阵,便出城投降。  可以说,这两场战争,给南朝士族社会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那些平日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士族子弟,在兵荒马乱之时,有什么生存能力?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他们有的身怀大量金银珠宝逃亡,但因不会骑马,又体弱多病跑不了多远,往往在途中饿死。他们有的则比较有自知之明,知道肯定逃不远,就干脆坐在家里,等着贼兵找上门来,上演灭门惨案。江陵陷落时,西魏强掳了十万梁朝居民北上,可最终活着走到长安的只有三万人。不用说,那些如卫玠一般被粉丝“看看”就会香消玉殒的贵族子弟,在西魏士兵的皮鞭下,活着走到长安的概率,几近于零。  如今,日韩港台的“花样美男”文化也渐渐在中国内地开花结果,不但众多女性对这些“花样美男”趋之若鹜,极尽追捧,连很多男性也纷纷效仿他们的中性化装扮,并引为时尚。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现在男人染发、烫发、留长发,戴耳环、耳钉,擦粉,上香水,抹唇蜜等都已十分普遍。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这是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男人阳刚人格的塑造。毕竟,对男人而言,与“美化市容”相比,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啊,男士最好既拥有漂亮的外表、迷人的气质,也拥有男人与生俱来的朴实、率直,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这样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才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男士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第十四则 慕容冲:娈童的复仇与复国  初,坚①之灭燕,冲②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③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④切谏,坚乃出冲。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凤皇,至是,终为坚贼,入止阿房城焉。——《晋载记第十四》  喜欢金庸小说的朋友一定都对慕容复这个形象不会陌生。小说里,风流倜傥、文武全才,又受青梅竹马、美若天仙表妹垂爱的慕容复,为了复国,不惜机关算尽,甚至人格扭曲。但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落得个一无所有。可以说,不仅王语嫣为他的这位表哥痛心,许多读者也为慕容复感到可惜。然而,在充满悲剧色彩的鲜卑慕容家族中,慕容复还不是人格最扭曲的。毕竟慕容复虽是伪君子,不择手段,但他堂堂七尺男儿,却还有幸没受过“床笫之辱”。慕容复的先辈慕容冲(慕容复的先祖慕容垂是慕容冲的叔父),就身为男儿,受过“床笫之辱”。但比慕容复幸运的是,“娈童”慕容冲复国成功了。  公元370年,前燕为前秦所灭。时年12岁的前燕中山王慕容冲,与时年14岁的姐姐清河公主作为战利品被时年33岁的前秦皇帝苻坚收入后宫。要知道,在魏晋时期,具有部分高加索人血统的鲜卑慕容部因为普遍的肤色白皙,身材修长,而与当时上流社会讲究的“肌肤如冰雪”的审美情趣相吻合,从而美名远播。以至于在西晋时,京城的王公贵族都把拥有美貌白皙的慕容部侍婢视为财富的象征。  人到中年,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大英雄苻坚这次得到这对鲜卑慕容皇族的罗莉与正太,自然是如获至宝。想那14岁的清河公主,冰肌如雪,纯净洁白,一双天真无邪的双眼诉说着她的可爱与无知;12岁的慕容冲,清秀可爱,不堪罗绮,黑色睫毛下纯净的双眸诉说着淡淡的忧郁。苻坚面对着这样的战利品,又身为权力无限的皇帝,自然是人类潜在欲望被无限开发,“罗莉控”、“正太控”在心中泛滥成灾。  在公元370年到公元373年的3年间,潜在欲望被无限开发,又正值壮年、身强体壮的苻坚对“罗莉”、“正太”姐弟宠爱备至,经常招他俩一同侍寝,在同一个晚上,同时体验“雏妓”、“娈童”、“3P”、“乱伦”的变态感觉。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苻坚同时宠幸未成年姐弟的“姐弟门”,渐渐一传十,十传百,飘过高高的宫墙,成了当时人茶余饭后的一大谈资。最后,甚至在前秦都城长安流传开了嘲讽苻坚“姐弟门”的“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的童谣(历史上,一般广泛流传的童谣可信度都是很高的)。可以说,苻坚从前重视、提倡儒家思想的“仁君”形象,受到了“姐弟门”事件的极大冲击。  公元373年,苻坚一生最信任的朋友王猛,实在不想看着辛辛苦苦建立起的苻坚“仁君”形象就毁在这档子事上,后来就苦口婆心地劝他的好哥们,不能再犯错误了,是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对王猛十分敬重,几乎言听计从的苻坚听到老伙伴都发话了,只好忍痛割爱将他心爱的“正太”慕容冲,外放去当了平阳太守(今山西省临汾市)。那年慕容冲也才15岁。  慕容冲外放后,长安的“姐弟门”余波仍未马上平息,很快又传开了“凤皇凤皇止阿房”的童谣(慕容冲,小字凤凰)。多情又博爱的苻坚听到后,想起3年中与慕容冲的欢乐时光,不禁神情落寞,好像被人偷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于是,苻坚为了表达他对慕容冲的思念,特意在阿房城种植了数十万株的梧桐修竹,希望慕容冲真的能像凤凰一样飞回来与他朝夕相处。  应当说,博爱的苻坚期望“凤皇凤皇止阿房”是出于真情,但他却从没有想过,他的所做所为对只有12~15岁的慕容冲身心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他从没有想过,当他“一枝梨花压海棠”时,下面的“海棠”是什么感受,会不会把幼小的“海棠”给压坏了?最终,在这件事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苻坚所期望的“凤皇凤皇止阿房”,竟一语成谶。  公元384年9月,在苻坚因“淝水之战”惨败,导致北方大乱,狼烟四起的局势下,已经26岁、长大成人的慕容冲整合了自己与哥哥慕容泓的部队,杀气腾腾地奔向长安。此时,与他结束娈童生涯,正好11年。真的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在长安的城楼上,已经是四面楚歌的苻坚看到昔日有断袖之好的慕容冲率领着一支如狼似虎的军队在城下叫嚣,不禁心惊,但还是保持了王者风范,对城下的慕容冲说:“你们这群小奴顶多只能放放羊,何必来这里送死。”  城下白马银枪的慕容冲听后,近乎歇斯底里地喊出了他压抑在心头十多年的话:“没错,我们是奴隶,所以已经受够了奴隶的苦,今天也想让你尝尝这种做奴隶的滋味。”  之后,博爱的苻坚还对从前与慕容冲“主人”与“娈童”间的感情抱有幻想,派使者向昔日的情人慕容冲赠送了一件锦袍,并让使者传达:“今日朕送你这件锦袍,表达朕对你的关怀。你怎能一日之间就忘了从前的情分?”  听到苻坚还敢提从前的事,清秀俊美的慕容冲,当即又歇斯底里起来,狂吼着,一条一条地把那件锦袍撕烂。最后,还是慕容冲的詹事(皇储的秘书长)用外交辞令回复了苻坚,打发了使者。  经过这件事,苻坚才真正恍然大悟,知道他与慕容冲之间的感情根本不是“爱”。可惜,此时,对他对慕容冲,都已太晚了。  再之后,从公元384年9月到第二年5月的9个月里,慕容冲、苻坚这两个曾在床上缠绵交织的男人,在战场上,同样放手一搏,大干一场。本应是骑士的美少年慕容冲,一站到长安城下,就整个人发了狂似的身先士卒,率众攻城。一代枭雄苻坚也身穿金光闪闪的甲胄,亲自站在城楼浴血奋战。可是,此时47岁的苻坚毕竟已是英雄迟暮,强弩之末,若不是手下大将邓迈、邓绥、邓琼三兄弟以及女婿杨定等人身负重伤仍拼死护主,苻坚恐怕早为慕容冲所擒。  公元385年5月,看到手下忠心耿耿的战士一个个战死,连爱婿兼爱将杨定也被生擒,一代枭雄、北部中国的霸主苻坚,认命了。他仰天长叹一声,带着宠妃张夫人,儿子苻诜,女儿苻宝、苻锦以及数百轻骑,逃出了他苦心经营近30年的帝国中心——长安。仅仅两个月后,四面楚歌、英雄末路的苻坚即被缢杀于新平佛寺。  同年6月,早已杀红了眼的慕容冲终于杀进了长安这个曾带给他一生都难以洗去耻辱的城市。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初入关中,便与当地百姓“约法三章”,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为日后霸业打下了基础。可是,刘邦做得到的,慕容冲他做不到,早在15年前,12岁的他被苻坚压在身下的那一晚开始,他的心灵就严重扭曲了。如今,手握生杀大权的他,重又回到长安这个曾经以他的耻辱、以他的丑事、以他的八卦为谈资、为歌谣的城市,他压在心头十几年的恨,再也压制不住了。杀,杀,杀,屠城!慕容冲一进城,就疯狂地指挥手下士兵,烧杀抢掠,见人就杀。那些曾唱过“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的长安老百姓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十几年后,他们最终被当年嘲笑的八卦主角残杀呢?  连续数日的屠城,让慕容冲在到处是血腥的杀人派对里,享受了复仇的快感,也毁灭了自己。本来在当年年初就已经登上宝座,光复大燕(史称西燕)的他,此时因为复仇已经完全杀疯了,再也不可能管理好同样也完全杀疯了的手下部将士卒。公元386年2月,慕容冲即被部将韩延所杀,此时他只让苻坚在黄泉路上等了他8个月。  近年来,随着日本漫画在中国内地的强大影响力,日本的正太文化也渐渐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应当说,如果像当年洛阳妇女对待潘岳那般,对可爱秀美的小男孩抱有好感,进而给些糖果、水果等小礼物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应该被社会接受。但是,如果像当年苻坚对待12岁的慕容冲那般,“一枝梨花压海棠”,想通过占有小男孩的身体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那就是天理不容!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和谐社会可以接受部分人群认为小男孩的清秀、瘦弱、可爱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美,但既然是一种美,就要懂得去欣赏,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破坏画面的美感,这样既能养眼,又不会打扰到他人的正常生活,不是很好吗?当然,对于有严重“正太情结”、自控能力又差的人,还是建议他们离小男孩远远的,可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害人害己!第十五则 裴楷:狱中写信河东裴氏  发源地: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  魏晋著名人物:“中国地图学之父”裴秀、美男子“玉人”裴楷。  家风:由儒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  西晋时,河东裴氏与琅玡王氏并列为第一豪门,有“八裴比肩八王”之说:裴徽比王祥,裴楷比王衍,裴康比王绥,裴绰比王澄,裴瓒比王敦,裴遐比王导,裴比王戎,裴邈比王玄云。东晋以后,河东裴氏退出了一流豪门的行列。经过近300年的蛰伏后,河东裴氏在唐朝又焕发了第二春。有唐一代,河东裴氏共出了十七位宰相,而河东裴氏的发源地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也从此被人称为“宰相村”。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更是赞道:“闻喜,士大夫之林薮也。”  “中国地图学之父”裴秀所创造的“制图六体”的理论,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纲要。裴秀也与古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一同并称为世界古代地图史上东西方遥相辉映的两座闪亮的灯塔。著名地理学家裴秀,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公元271年,裴秀在服用“五石散”后,误饮了冷酒,从而导致“五石散”中毒,当场毙命。  裴叔则①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世说新语?雅量》  裴楷,字书则,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地图学家裴秀的族弟。他从小精读《老》、《庄》,二十岁便名扬海内,与竹林名士王戎齐名。裴楷身材伟岸,容貌秀丽,气宇轩昂,既有儒教君子的谆谆长者之风,又有疏狂名士的洒脱飘逸之气。  他的这种儒玄双修,兼而有之的风格最突出的便表现在吊唁阮府的故事里。那时,竹林名士阮籍的母亲病故,大诗人阮籍狂放不羁,蔑视礼法,在自己母亲的灵堂上,公然披头散发,赤裸身体,还不停地狂饮烈酒,并时而大哭,时而大笑,时而难过得口吐鲜血。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父母双亲的丧事可谓是子女们的头等大事,有着一整套的繁文缛节。身为社会名流的阮籍在灵堂上的率情任性,肆意妄为在当时自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的人(如大臣何曾)就对阮籍的行为深恶痛绝,强烈进言执政者司马昭,要以“不孝”的罪名来惩处他。有的人(如嵇康)了解阮籍内心深深的痛苦,带着酒,挟着琴来探望,并用美酒和动听的琴声来送别他的母亲。而裴楷的做法则与前两类人颇为不同。他来到阮府,作揖,上香,磕头,按照一整套的传统规范来行礼,礼毕,便起身离开。出来后,别人问他:“阮籍如此不尊礼法,你为何还用礼法的规范来对待他?”裴楷的回答极为圆滑,他说:“阮籍是世外之人,可以不遵礼法。但我是世俗之辈,所以要遵从礼法。”裴楷的回答虽然不比嵇康那般对阮籍大张旗鼓的支持,但其实也是对他不羁行为的默认。这样的一种儒玄相通、互不违背的见解,对后世南朝那些既需要儒家的世袭观念来继承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又需要玄学洒脱潇洒的风度来快乐享受人生的士族子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  裴楷以暧昧的态度对待玄儒的哲学观,两派学者都不得罪,在政治上,这个享有魏晋美男最高尊称——“玉人”的男人,同样非常暧昧,虽然他从未主动站队投靠哪个具体的政治集团,但是却用姻亲关系巧妙地多边下注,以图在暗流汹涌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子女们的婚姻最后却常常让他被迫卷入政治漩涡。  公元290年,弱智皇帝司马衷继位,从此拉开了宗室间大仇杀“八王之乱”和异族肆意蹂躏中原“五胡乱华”的序幕。这场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大戏,第一出,由杨骏主唱。弱智的晋惠帝继位后,国丈杨骏以太傅、大都督之名,总理朝政。但他志大才疏,不善经营,国事日益衰败。裴楷向来不满意杨骏的为人,也多少预见到了他的结局。所以在杨骏当朝时,裴楷就自荐当了太子少师,安心教书,不再插手朝廷是非。  果不出裴楷所料,杨骏执政才一年。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就发动政变,将杨骏一党数千人,尽数诛灭。可是,裴楷向来不满意杨骏为人,和杨骏也不属于一党,那么这场政变应该波及不到裴楷才对。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裴楷的儿子裴瓒偏偏是杨骏的女婿。要知道,凶残暴虐的贾后,对杨骏的政策是“夷三族”啊。显然,裴楷与杨骏的亲家关系,已经足够让他一大家子人进入贾后诛杀的“黑名单”了。  杨骏被杀不久,裴楷一家人也被铐上刑具,押往监狱,等候处决。望着两鬓苍白的母亲也被铐着重重的刑枷,看着只有七岁的女儿也被扣着沉沉的脚链,裴楷却依然从容镇静,不慌不忙。他向狱卒要来了纸笔,十分冷静,安详地写了数封情理兼备的书信向他在朝中的好友求援。  侍中傅祗、太保卫瓘、汝南王司马亮,看到了好友裴楷从狱中送来的声情并茂的求援信后,均大受感动。第二天上朝时,都极力为裴楷辩护。而贾后刚刚完成政变,立足不稳,不能不对三位重臣的意见加以尊重,于是就顺水推舟,不但赦免了裴楷一家的罪名,还晋裴楷为临海侯。  当然,故事到这还没完。不久之后,楚王司马玮奉贾后密旨,带兵杀光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大臣卫瓘全家。十分不巧的是,裴楷与这两人又有姻亲关系,裴楷的长子是汝南王司马亮的女婿,裴楷的女儿是卫瓘的媳妇。而已经杀红了眼的楚王司马玮,当然也要对司马亮、卫瓘的亲家裴楷斩草除根。  只不过,这次裴楷更有先见之明,也更加从容镇静。他带着一家老小,上百口人,一夜转换了八个住处,终于成功地躲过了司马玮几路人马的追杀(当年阿拉法特躲避以色列特工“摩萨德”追杀,也只不过一夜转换三个地方而已)。当这个惊心动魄,宛如好莱坞电影般紧张刺激的夜晚过去不久,楚王司马玮就被贾后卸磨杀驴,身死族灭。而裴楷也由一名逃犯一跃成为中书令(副宰相),并与名臣张华、王戎共同负责朝廷的日常运作。  在之后的十年中,虽然贾后荒淫昏暴,但朝局大体安定,并有中兴气象。这显然与裴楷、张华、王戎等人勤恳的工作态度、卓越的政治能力是分不开的。裴楷,这个玉人也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得偿所愿,官居宰辅,并造出个暂时和平发展的局面。  裴楷生活在社会政治、文化大变革的时期,在文化冲突中,他能模棱两可,儒道兼修;在政治斗争下,他也暧昧中立,多方联姻。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被迫卷入政治漩涡,全家身陷囹圄时,他还能冷静从容,作书求援;在全家被人追杀的情况下,他竟然可以淡定沉稳,计划周密,带领一家人一个晚上连换八个住处。可以说,在“玉人”裴楷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成熟优雅的男人所应有的谨慎低调、冷静从容、勇敢坚决等优良品质。  最后,相信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朋友有时也不得不在一些自己拿不准的问题上表达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裴楷的这种在文化冲突下“两得其中”的回答,对我们来说也是有不错的借鉴意义的。第十六则 裴遐:痴迷下棋  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①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世说新语?雅量》  裴遐,是中书令“玉人”裴楷的侄子,司徒“宁馨儿”王衍的女婿。而这位血统纯正的美少年,从小就饱读道家经典《老》、《庄》,并和岳父王衍一样,喜好清谈。一次,在王衍家的宴会中,王衍当着大哲学家郭象(曾为《庄子》作注)的面说:“你的清谈水平不过尔尔,恐怕连我的女婿裴遐都说不过。”郭象听后不悦,当下就找裴遐比试。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年纪轻轻的裴遐果然把早已成名的哲学大师给驳了个理屈词穷。当然清谈的胜负,不能说明郭象的学术修养就一定不如裴遐,也许只是反映出裴遐的口才的确很好。  至于这则裴遐下棋的故事,更是历来被喻为中国围棋史上的一段佳话。许多人都称赞裴遐是因为太过痴迷于下棋,才会全然不去计较那个劝酒司马的无礼行为。但实际上,正如后面裴遐自己所说:“我只是暗自忍受罢了。”(直是暗当故耳)显然,裴遐是为了不去破坏周馥家宴会友好的气氛,才会独自将这口气忍了下来。  类似于这种为了不破坏聚会友好气氛而故作雅量的例子,在魏晋时代还有很多。例如晋武帝和驸马下棋的故事。一次,晋武帝司马炎和驸马王济在皇宫内下棋,已经投降的吴主孙皓在一旁作陪。用人乳喂乳猪的驸马爷王济,在皇帝老丈人面前,向来很放得开。他下棋时,坐没坐相,没有按照古时下棋的礼节,跪坐在垫子上,而是一屁股坐在垫子上,还把两个小脚丫伸到了棋盘旁边,炫耀他那双自以为很白很美的玉足。  此外,他边下棋还边嘲讽孙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剥人脸皮呢?”(孙皓在吴国做皇帝时,刑法残酷,每每挖人眼睛,剥人脸皮)归命侯孙皓听后,反讽道:“对君主无礼的人,就该剥皮。”王济听出这话,是针对自己的,立刻火冒三丈,用更加刻薄的语气嘲讽亡国之君孙皓。孙皓这边,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人的口角愈演愈烈。  “下棋要紧,下棋要紧。”最后,一直跪坐着认真下棋的晋武帝,用这句两边不得罪的话,结束了双方的争吵。晋武帝这么做,虽然不能消除王济和孙皓的隔阂,但最起码维持了这场聚会表面的友好氛围。这也是晋武帝一生为政的缩影,即尽力协调“各贵族间的内部矛盾”,至少是表面的相互友好。  晋武帝司马炎、裴遐虽然称不上是什么“明君”、“能臣”,但晚上出去玩或在家搞个Party,这类人绝对是很好的搭档。现代都市人随着社交圈的不断扩大,朋友也随之分成好几种,其中一种就是所谓的“玩友”。像裴遐、司马炎这类,不会为了喝酒吃饭时,朋友间一两句无心的玩笑话,或者是朋友很热情但有些过火的动作,而把生气的神情表露在脸上的人,绝对是很好的“玩友”。因为,这类人很明白,出来玩,就是寻开心的,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小事,去打乱自己开心的情绪,打破聚会友好的氛围。  嵇康在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这种千古高绝的雅量,对社会上95%的人而言,只有欣赏的价值,是绝对模仿不来的。但像裴遐、司马炎这种在聚会中,故作姿态的“雅量”,却是每个喜欢出去玩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同时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实上,成为一名好的“玩友”能让你的生活,你朋友的生活都增色不少,不是吗?第十七则 王戎识李  琅玡王氏  发源地: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  魏晋著名人物:“卧冰求鲤”的大孝子王祥、“竹林名士”王戎、“中朝名士”王衍、“江左名士”王导、“二王”书圣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一问三不知”的王徽之。  家风:传统儒学世家转为传统玄学世家。  《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琅玡王氏子弟的条目最多,这也反映出了琅玡王氏魏晋第一豪门的地位。当然,在个人积分榜上,诸王没有敌过陈郡谢氏的谢安。  琅玡王氏是魏晋时最著名的美男家族。成语“琳琅满目”最早出处,就是用来形容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澄、王诩等共八位琅玡王氏的美男子聚在一起的样子。  琅玡王氏最早发迹于大孝子王祥。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为《二十四孝》之一,妇孺皆知。尽管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传说的感觉,但王祥的确是因为他在“孝”方面的重名,而被人举荐为官的。琅玡王氏最早也是由“孝”发迹,而跻身贵族行列的。  尽管琅玡王氏是以“孝”闻名的儒学世家,但从王戎开始,琅玡王氏的子弟就大都蔑视礼法,放荡不羁。而且,琅玡王氏家风的变化符合了当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潮流,受到了社会上下的一片欢迎和认可。晋武帝司马炎还公开表扬过王戎在母丧期间饮酒,是“死孝”的行为,值得朝臣们学习。所以,琅玡王氏家风的180°转变,让人不得不感叹“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世说新语?雅量》  这则《世说》的记载,便是成语“王戎识李”的由来。而七岁的王戎,所显露出来的善于分析、审时度势、察言观色、进退得当的特质,后来也成为他一生行事作风的缩影。  王戎,字濬冲,琅玡王氏晋升为超级豪门的关键家庭成员之一。王戎的祖父、父亲虽然在曹魏时都做到了刺史,但也只是声名不显的普通官僚,而不是叱咤风云的社会名流。王戎则比他的祖辈和父辈有眼光,会投机得多了。  王戎十多岁的时候,便以最年轻成员的身份,加入了当时最著名的偶像团体“竹林七贤”,并且还凭借着团内老大嵇康和阮籍的夺目光芒,成功跻身于当时第一流的名士行列。此外,通过与嵇康、阮籍等玄学名士为伍,王戎也走出了琅玡王氏从传统儒学世家转为传统玄学世家的第一步,为他们家族,应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潮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公元249年,曹魏政局风云突变,司马懿发动高平陵兵变,取得了曹魏的实际控制权。然而,刚刚通过兵变上台的司马氏,名不正言不顺,迫切需要一些在社会上深孚众望的名士来为自己站台,聚敛人气。在这个时刻,善于审时度势的王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当时年仅16岁的他,毅然主动脱离“竹林七贤”,只身“单飞”投靠了司马氏集团。  战国谚云:“得士人者得天下。”对司马氏集团而言,由于“竹林七贤”中名气最大的嵇康和阮籍,一个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一个始终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那么,面对主动来投靠的王戎,他们自然是要加以厚爱,并将重用王戎,作为司马氏集团重用名士,拉拢名士的一个重要的“形象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飞”后的王戎,仕途当然是直线飙红,经常是连跳几级地被提拔,并且在30岁前,就做到了散骑常侍(三品,皇帝机要秘书,负责给皇帝决策提供咨询)。  公元280年,47岁的王戎,更是被加封为建威将军,独自统率一路大军,南下伐吴。一向擅长审时度势的王戎,在战场上,同样也足智多谋,攻守自如,表现可圈可点。他指挥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武昌、江夏等重镇。吴国被平定后,王戎因军功,晋爵安丰侯。所以,后世也有人称他王安丰。  除了在政治上善于钻营外,王戎还极具商业头脑。他庄园里的李子,又大又甜,常常能在市场上卖得高价。但他为了防止别人也种出同他一样高质量的李子,就在李子出货前,让人把他们家李子的核都给挖掉了。这恐怕是中国早期自觉“维护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为了。  也许,有人会批评王戎投机取巧,背信弃义,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本来只是个中等士族的琅玡王氏,正是通过王戎的这种对机会的敏锐发现和良好把握,才开始逐渐晋升为魏晋的第一流士族豪门。第十八则 王祥卧冰与王戎死孝  祥①性至孝。早丧亲,继母硃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晋书?王祥列传》  王戎、和峤②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③谓刘仲雄④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 ”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世说新语?德行》  王戎祖辈王祥“解衣求鱼”的故事原本出自《晋阳秋》,经后人加工后成了《二十四孝》中脍炙人口的“卧冰求鲤”,并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被加以传唱和歌颂。但老实说,即便不提润色过分的“卧冰求鲤”,即便“解衣求鱼”的故事是真的,王祥为了要给总是虐待自己的继母找鲤鱼吃,而在北方天寒地冻的大冬天,在结冰三尺多厚的湖面上,把自己的衣服脱去,然后砸冰钓鱼。这份“孝心”,也还是让人觉得不合情理,不近人情,不可相信,还多少让人觉得十分恐怖,甚至有些可恶。  相比于祖辈,王戎的“孝”则要自然得多,也可信得多。众所周知,母亲的病故,对任何人而言,都意味着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悲痛。但不管怎样,活着的人毕竟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王戎在亲生母亲病故后,尽管也因悲伤、难过,以至于终日神情憔悴,面色苍白,而且在短时间内,人也一连瘦了十几斤,变得骨瘦如柴。但无论是在灵堂上,还是在守孝期间,王戎都没有严格执行礼法的教条,停止过喝酒吃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活下去。  同大多数魏晋名士一样,王戎也是“磕药一族”。当时盛行的“五石散”是一种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不能停止服用,否则便会有生命危险。此外,服用“五石散”还必须用温酒来做药引,不然,“药性挥发(俗称发散)”出现问题,同样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就决定了,王戎为了活命,就必须继续服用“五石散”,为了服用“五石散”,就必须天天定时饮酒。  由于魏晋时的士族子弟几乎人人服用“五石散”,那么“守孝期间”的饮酒问题,就不是王戎一个人的事了,而是整个士族阶层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道德课题”。在此背景下,许多人(如晋武帝司马炎和尚书刘毅)就拿“竹林名士”王戎在“守孝期间”喝酒的这件事,大做广告,称赞他的行为,是真情流露,是高尚道德情操“死孝”的表现。于是,在大名士王戎的明星效应下,在众“磕药”名士的极力鼓吹下,守孝期间饮酒成了当时社会一项公认的美德。  尽管王戎在守孝期间饮酒,远没有当时人吹捧的那样高尚,但实在是他也没有办法,人们总不见得苛求他为了“守孝期间”不能饮酒的这样一个教条,而白白放弃自己的生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请问,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看重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谈“孝”与“不孝”呢?实际上,王戎的“死孝”,虽然不像王祥的“卧冰求鲤”那样,可以作为“传统美德”的大标题,被某些人引以为豪。但至少他的“孝”,是生活化的,真实化的。  或许有人还会说,魏晋士族阶层将守孝期间饮酒吹捧成“死孝”,是当时统治阶级集体道德沦丧的表现。那么,请问,宋明理学将王祥“解衣求鱼”神话成“卧冰求鲤”,难道不也是当时统治阶级集体道德虚伪的表现吗?古今中外,哪一朝哪一代的社会道德标准,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呢?而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存自家的“天理”,去灭他人的“人欲”而已。要说,恐怕也只能说明魏晋士族阶层太“真小人”了,嗨,我就是磕药,我就是酗酒,我就是喜欢风流,你拿我怎么样?不像以后的统治阶级那么“伪君子”,一方面,满口仁义道德,儒家教条;另一方面,却“闷声大发财”,奢侈消费,享受人生。  由此,想到已故香江才子黄霑的一句话:“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  在今天的老龄化社会里,特别是许多夫妻两人需要照顾四位老人的家庭,我们的“孝”就更应该是真诚的和“力所能及”的。其实,大多数老人也不图什么“砸锅卖铁”、“卧冰求鲤”的极端孝道,只要子女们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尽心照顾老人,平时多抽空和老父老母说些知心话、体己话,老人家就已经很满足了。至于,对待老人家的“白事”,笔者觉得如王戎那般在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如丧考妣”地悲痛就够了,实在是没必要为了亲朋好友的目光,而大费周章,把活人再折腾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