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晶果是蛋黄果吗:抗战中的中国致公党、“第三党”

中国致公党抗战纪略

中国致公党的名头要比上述两党响亮得多，究其根本原因，是最后站对了队。其实，作为海外华人的政党，在国内的影响，应是比不上上述两党及其他很多党派的。不过，中国致公党在抗战期间的贡献，却在中间党派中数一数二，不可抹煞。

若论致公党的渊源，本应该和国民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水乳交融才是，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致公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可说是水火不容。

致公党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洪门，就是人们熟悉的天地会。清朝政权逐渐巩固后，一些洪门人士为躲避镇压，纷纷移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南洋和美洲的洪门人士大量增加。而在海外的华人，无依无靠，备受压榨，洪门组织“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使得南洋华侨“蜂拥从之”，美洲华侨参加者达“十之八九”。

而在海外募集资金、招收同志准备起义的孙中山，为了有助于革命大业，也在1904年1月在洪门大佬、三藩致公堂盟长黄三德的建议和策划下，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由三德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正埠国安会馆各昆仲，许其加盟。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受之。”

从此，洪门中人称孙中山为“革命大哥”，在美洲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完全由洪门负责。在武昌起义前，由孙中山发动的10次起义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由洪门人士和广大华侨捐赠。美洲洪门甚至将温哥华、多伦多、维多利亚三地4所致公堂大楼抵押拍卖，为孙中山筹集急需资金。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重抵美国旧金山，为了缓解同盟会与致公堂的矛盾，更是命同盟会员全部加入致公堂。革命党与致公堂的关系此时最为紧密。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地致公堂竭尽全力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造势:“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孙中山当选后，继而贺电如云。

然而，从此时开始，孙中山与致公堂的关系便愈趋愈远，以至于反目。

反目，自致公堂欲改堂为党而始。

为了应和新时代的政治需求，致公堂的领导人们，如黄三德、司徒美堂等都希望将洪门改为正式政党，在国内政坛某得一席之地，以维护海外华侨的利益。他们屡次向孙中山发电要求洪门在国内立案，黄三德更是亲自回国面见孙中山提出要求。可孙中山对此十分冷淡，要洪门通过广东都督胡汉民具呈。而胡汉民也拖延不办，黄三德等了一个月，毫无音讯，便屡次催促孙中山，孙中山仍以交胡办理推托。黄三德大怒，认为“孙推归胡，胡又推归孙，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此种心事，真是对不起洪门”。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仍欲得到洪门支持。可嫌隙在前，南洋华侨在邓泽如的推动下尚能给予支持，而美洲致公堂则应者寥寥，筹款更无从谈起。黄三德直言不讳:“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到护国战争时，美洲致公堂筹款甚为积极，但所有款项都汇往云南，不交与孙中山。孙中山也以不同意其再次提出改堂为党的立案要求作为报复。双方的裂痕进一步增大。

1925年10月10日，美洲、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代表在香港召开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改堂为党，推举孙中山死敌陈炯明为总理，唐绍仪副之。之所以推举陈炯明，其一，是陈与孙为敌人，所谓“敌人的敌人即我的朋友”是也；其二，陈氏在漳州、广东主政时颇有政声，为人称道，即使后兵败下野，仍不乏同情和支持者，致公党举之以自重；其三，陈在军事失利后，欲图政治上的再起；其四，则是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以及镇压广州商团的举动，大失致公党人心。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应以政见不合论之，其中是非曲直，本文不再赘述，花费许多笔墨叙述致公党来龙去脉。是想说明，致公党虽在辛亥革命前与革命党荣辱与共，但在民国建立后便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直至正式建党，更是视国民政府和此时正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为敌。日后抗战军兴，致公党上下能尽弃前嫌，全力支持抗战，应是难能可贵。

陈炯明主政致公党后，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为党纲。仅从1925年建党到1926年2月，便有10万党员登记。到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起，尔时合计已登记之党员，当有四十余万”。

现在的致公党总是不提陈炯明为党魁的历史，似乎司徒美堂一直为党魁，这是政治原因，不可苛求。陈炯明对致公党贡献颇大，而司徒美堂在1931年10月10日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仅是美洲总支部主席。

对于陈炯明这样的人物，以及致公党这样的政党，日本人自不会放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人收买陈炯明，为陈断然拒绝，并领导致公党开展抗日活动。陈炯明发表《敬告国人书》，呼吁“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一切团体，基于自觉的决心，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1931年10月10日，致公党中央本部电告各埠，准备救国事宜，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

淞沪抗战之时，司徒美堂在安良堂召开干事会，作出3项决议:“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1932年3月，致公党又联合华侨建立“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1月，该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10万大洋。1933年2月，致公党派遣美国华侨救国义勇军团至南京，支援国内抗日斗争。

致公党通过其在各国的组织，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捐款。据统计，南洋一带每年汇回的抗日专款达7亿多元，美洲华侨每年汇回的款额也有2亿至3亿元。仅以司徒美堂为首的领导人在抗战期间共捐款5400万美元，他们用捐款买了100辆救护车，交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须知，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为执政党，致公党此时已不再追究“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的旧账，数以亿计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汇向国内。

除捐钱捐物，致公党还组织人员直接回国参战。1938年年日本侵占大鹏湾，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组织“惠侨救乡会”，以人力、物力支援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还用个人资金创建“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同时，组织华侨青年接受军训，建立抗日武装，与日军作战。

第三党抗战纪略

“第三党”这个名称，据说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于参加国民参政会时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戏称，后来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的名称，便是名列八大民主党派的农工民主党。这是在1947年所最后确定的党名，其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但因为在其参加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时期，是以“第三党”闻名于世。所以本文遂以“第三党”称之。

如果上述三党可被划归“右派”的话，那么第三党便是不折不扣的左派，和共产党渊源极深，甚至难分你我。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之后，与之分庭抗礼的武汉国民政府仍然打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号，其中心人物是著名的邓演达，此人既是国民党左派的最为坚决者，也是第三党的创始人。

为人们所熟悉的“宁汉合流”发生后，邓演达参加了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并与宋庆龄、柳亚子、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22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提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是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的新军阀，是总理的罪人，表示要“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名义者坚决斗争”。

这是第三党的雏形阶段，已经和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邓演达1927年11月1日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将之发表，标志这个新党的诞生，更是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总部——苏联。至于在国内进行组党工作的谭平山、章伯钧，均是被开除或是自动脱党的前共产党员。

虽然邓演达打出的旗号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在国内的党员所决定的党名，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28年春，这个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推定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张申府、马哲民等组成中央主席团，以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6月13日，中央主席团发布《训令第一号》，开始联络被清洗出国民党的青年以及具有中共组织背景的黄埔军校学生组织反蒋活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不同意用中华革命党党名，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党名。8月9日，邓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选举出中央干部会，邓为总干事，郑太朴负责组织，章伯钧负责宣传，黄琪翔负责设计，季方负责总务，李世璋负责民运，彭泽民负责侨务，决定出版机关报《革命行动日报》和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在此之后，建立了北方和南方干部会，发展党员，成员达千余人。

这自然不能为蒋介石所容，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

邓演达的死，对于临时委员会打击甚大，虽然推举出黄琪翔为总负责人，但失去了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具有崇高威望的邓，使得反蒋活动难以为继。

邓演达被捕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紧接着又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临时委员会开始了抗战活动。黄琪翔通过与蔡廷锴的老友关系，率领临时委员会成员参加了淞沪抗战。余力奎、何自坚率领一团在太仓与日军激战，李世璋、朱蕴山积极调集物资给予援助。

不过此时的临时委员会还没有产生团结御侮的想法，虽然坚决抗日，却也坚决反蒋。先后参加了福建事变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尤其是在福建事变时，将临时委员会解散，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福建事变后，临时委员会恢复组织，并在1935年11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便是通称的“第三党”了。

重新建立后的第三党发表了《临时行动纲领》，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口号，宗旨仍然是“反蒋抗日”。

直到1936年2月，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十大纲领”，第三党才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中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阵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有条件地提出团结抗日。

这也许可以解释在1937年国防参政会召开时，李济深提议邀请第三党参加，蒋介石仍保持着敌意，说道:“邓演达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但蒋最后恢复了谭平山、徐谦等人党籍，并邀请章伯钧担任后来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将自己纳入到全国共同抗战的轨道中后，第三党发挥了除国共两党之外最大的军事抗战能力。

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第二次战役，黄琪翔担任了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后担任前敌总司令部副司令，9月下旬又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全力指挥对日作战。9月底，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时，黄亲自赶到松江，指挥所有兵力与日军血战。第三党党员裘朝慎等在战斗中殉国。

在敌后，第三党党员刘春、何世琨、王一帆、覃汉川在河北，吴健东、张云川在安徽，均组织游击队与日军周旋。在晋冀豫一线，更是有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

在大后方，第三党组织“黎明剧团”和青年抗战工作团，主要进行抗日宣传和教育青年的工作，这两个群众团体一直活动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