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黄附子细辛汤 感冒:珍贵史料:59年庐山风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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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小组组长会上的讲话(仅供参考)
1959年7月10日

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会议纪要。形势、任务等问题起草成文件,由中央批发;粮食问题,人家还有什么意见,修改后,作为正式文件发。
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龙云、陈铭枢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说历代开国之时,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就是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党内天津的科局长对去年有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得不偿失”,可举几十、几百上干件,无非头发卡子、菜、肉、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不要骂人,要帮助他们认识整个形势。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上海有一个党委书记,否认去年的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大跃进好。后来到家乡调查,仍增了产。可以不杀人,进行教育。龙云多活10年好,否则到阎王处还造谣。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四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项目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人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在,都承认。因为总不能说粮不紧张,肉多了,计划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公社没垮嘛,垮一部分也不要紧,再办起来就是。食堂情况也并不比公社好,垮一大部分、垮一部分都好,我都支持。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我都赞成。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前就有了。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不能说1958年只有多快而无好省,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体分析。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788个,这还是合乎多快好省的。 1800万吨不行,现在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番,但增加30%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是夸大了一些,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
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写诗说,中国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国。经过调查,美国的路面也有出水的。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按:黄系清华教授,当年在校刊发表杂文《花丛小语》,对北京市道路修建有违工程常识,造成损失事,小有讽刺,谓如在美国,此等事必引起纳税人抗议。文首有贺新郎《百花齐放颂》。)对苏联也是早晚评价不同,斯大林一死,什么都不好了;卫星上天,又变过来了。农业发展,通过合作社到公社,我们总是增产的;不管增多增少,合作计、公社化总是推动了生产的。苏联集体化后,很长时间粮食减产。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总是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杜,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70%的人赞成总路线的。
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群众路线问题。只能说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上,我们脱离了群众。算账、整社是个大问题,不要虎头蛇尾。对公社和农村广大于部,要继续整顿和教育,但要分析,要有信心。河南整社中120万干部,有三分之一大大小小犯点错误;只有3600人恶劣,受了处分,占千分之三。对干部要有分析,对坏人则不讲团结。
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很被动。当时人心高涨,心是好的,形势很好,但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指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后,腰杆才硬起来;但是还有一部分软,还被动。副食品总还是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对此有意见,讲得对。要认识这方面的缺点错误。这也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一个连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有的问题是得不偿失,这属于缺点错误部分。斯大林讲过,关于规律,人们适应时感觉不到,一破坏才感觉到了。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向来认识规律。去年确是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人的经验从两方面来:成功与失败。如打仗,首先从胜仗来,其次从败仗来。经济建设亦如此,要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学习,这样才能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我们要接受斯大林遗产,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腿短,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斯大林在世时,对一些大问题,多年来才得到统一认识;但有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农业问题。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可划个界。赫鲁晓大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我们要快一点,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的长短腿(指工业与农业)凡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要真正用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还有五个并举,但执行中未能全按这样来做。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小洋群代替小土群,对小土群也不要全部否定。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广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的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北戴河会议以来,虽然一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按:这是就他自己和某些过去从来不人过问工业的地方领导干部而言)。一年中有很多经验,我负有责任。1953年批评薄一波,后来批评计委,这次自己负了责任。南宁会议后搞地方工业规划,听湖北汇报,说过去太保守,只有70个亿。当时说过,这可能是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因为原来没有什么地方工业,搞了点东西,就是检讨起来,也有个根据。搞经济建设,过去不过陈云、富春、一波,现在人家担当起来。过去省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都抓起来了。过去大家抓革命,经济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是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有的省,钢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十万零一吨就超过了。这样看,成绩是伟大的。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一年实践,抓了工业,取得这么多经验,同过去只听“怕”,走过场,让签字画押,总算是不同了。一年来有好的与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
【总理插话:副主席(按:指当时应中国邀请前来观察全民炼钢运动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副主席扎夏季科。他回国后向苏联领导人谈中国观感,有批评性意见。不知道是他没有向中国方面全部谈出他的真实看法呢,还是周恩来没有转述批评性部分)来谈两条: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缺点、错误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我们发明“大跃进”这个词好。】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经验写了书。以前他们有公社问题: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斯大林吃亏就在说他办的事,一切都很好。从不讲缺点,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有错不能很快改正。苏联1936年宪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否认矛盾;否认缺点错误,就不能前进。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10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应该说,我们对建设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10年。建国后10年,第九年度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度在庐山开会。我们这一年来的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大家要记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分析问题,脑子不要僵化,不要要求人家硬相信我们这一套。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从具体事情来说,有些得不偿失问题;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刘少奇插话:大办钢铁花了20多亿,全民学了,值得。)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讲到报酬,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写文章要多少稿费,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宣传问题。关于已公布的指标改不改?两种意见:一种,这回改,1958年、1959年的都改;一种,现在不改,一律不改,明年再改,甚至等1962年计划一起改,正式发公报。也有一种意见,1958年下改,1959年就不好说实话了。到底如何改好?五年计划改不改,要不要?明年拿不拿出来?我看现在难搞,经验还不够。对外来说,八大通过的,已经有过一个二五计划,实行中无非超过。可以党内搞个二五指标,此事也难以肯定,搞个发展趋势,发展方向。
今年党代表大会是否不开?经验还不成熟,缺一年也可以。党代会开不开?各级改选不?小组会讨论一下。
农业四十条,赞成搞;人代大会还没通过。单位面积产量,有人提出400、500、800斤改为500、600、1000斤(即黄河以北,以南及长江以南亩产指标),是否改500、600、900斤?高寒地区在外。不要把两广压得太重,大家考虑。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放松了,还要搞。麻雀是否还要打?
粮食如果今秋确实大丰收,可以征购1100亿斤。假如不如去年,也可以减少一点,如甘肃、湖北,可以减少一点。过日子问题,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有些地方去年增产不多,今年粮倒不紧;增产多的反而紧,主要是估产高了和安排不当。各地都有很多例子,要用以教育乡、社干部。“糠菜半年粮”改为“瓜菜半年粮”好,原来只是极而言之。
县级以上基建项目,原来有13000多个,许多根本没有动,只是列上计划。去年打3个大胜仗,把我们也打得稀里哗啦。现在是后备力量太差,明年少搞一点,增加储备。过去打了胜仗之后,人员伤亡,可以合并编制。搞经济建设,不能将两个工厂合并成一个。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7月23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後,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後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0324 BlogMore*/img{ border:none}.moreArticles {margin-top:50px; font-size:14px;}.moreArticles ul{ list-style:disc;}.moreArticles ul li{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font-size:14px;}.moreArticles h2 { margin:0px; padding:0px; font-size:14px; font-weight:normal; height:30px; }.moreArticles h2 a{ text-decoration:underline}.conBg_oth{ position:absolute; left:505px; top:505px; width:644px; height:390px; border:1px solid #6d6b6a; z-index:900; background:#fff;}.editMya{ width:642px; height:390px; border:1px solid #a8bac1;font-size:12px;}.editTop{ background:url(../images/box_top_bg.jpg) repeat-x; height:22px; padding-top:3px; padding-left:12px; font-size:14px; font-weight:normal; color:#4e7786;}.editTop span{ float:right; padding-right:6px; padding-top:2px;}.editLeft{ width:396px; float:left; padding-left:12px; padding-top:12px; font-size:12px;}.f000{ color:#000;}.selectAticle{ height:25px;}.selectAticle .fright{ float:right}/*0324 BlogMore*/我的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