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春天演员表:戴维堤：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戴维堤·

　　我与蒯大富相识，始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那天，在工人体育场“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周总理刚给我平了反，我在主席台后排认识了蒯大富。当天晚上，应当时国务院某领导之女——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周某某之邀，蒯大富拉我一块去了一趟天津“煽风点火”。这次天津之行未干什么坏事，实话实说。

　　蒯和我都是周总理平反的红卫兵头头，但蒯大富在清华比我“折腾”得厉害，挨整也比我厉害。由于我后来很快“让贤”，韩爱晶接班，所以蒯大富、韩爱晶名气比我大得多，后来挨的整也比我厉害得多。这是历史老人的安排，没有办法。

　　蒯大富是江苏盐城滨海人，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共产党员，父亲是村支书。他１９６３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工系，与我同年进京并有类似的经历。

　　文革之初，蒯大富因反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这点与我也相似。只不过我被逼得写了血书，蒯大富被关押十八天，逼得绝食抗争并在清华园附近卧轨自杀末遂。

　　１９６６年６月８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６月１３日，工作组便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不久，教育部把蒋南翔“抛”了出来，蒋成了“黑帮”。６月１２至１６日四天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便有１０３名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１１２人被打成走资派，１６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５０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

　　以上这些，不管是功劳还是错误，都是工作组干的，没有蒯大富的份。

　　６月１５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十几名学生带头反工作组，很快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闹得比北航厉害，这是因为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有一个特殊身份的顾问王光美，而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因此蒯大富的造反和清华文革的情况随时“通天”。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事实上是对着他来的。他天真地认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你们问我，我也不晓得。毛泽东点燃了文革烈火后，就到南方“巡视”去了，让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和老邓按照毛泽东历来的经验，派出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而这些工作组成员都是从党、政、军各领导机关临时抽调来的，他们对文化革命同样一问三不知，很不理解。工作组长们（包括北航赵如璋）都是老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他们都参加过。特别是反右斗争，他们有丰富的经验。那时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一样，是不允许人们对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人、甚至基层支部书记说个不字的。谁敢说不字，谁敢提意见，那就是反党，就是别有用心，就要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派问题上观点一致，没有分歧，英雄所见略同。“反右”运动中，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就把多少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后任国务院总理的朱槠基。

　　据说当时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曾举着“宪法”游行，请毛泽东的领导人按宪法办事，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照样把他们打成右派。后来刘少奇同志挨整时，也想起了宪法，但已经晚了。

　　这一次，老皇历不灵了，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项庄舞剑，刘少奇不知自己成了沛公。他又经验主义地把反工作组的学生视为右派、“游鱼”、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支持王光美同志和工作组狠狠地整。于是蒯大富等数百名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师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被开除了团籍，关押了十八天。他曾绝食抗议工作组并“逃跑”到清华园车站卧轨自杀未遂。另一个学生被整死了。

　　当时清华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游鱼”的教师学生达八百多人，而北航工作组“小巫见大巫”，才整了一百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才十几个人。

　　笔者至今不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革命行动，是符合宪法的。有人至今把工作组当年整学生、整干部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应该的，这似乎不对，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穿了叫做不讲理或以势压人。说工作组有错误，这同否定文革不矛盾，何况这是历史的事实。以北航为例，是工作组首先把党委正、副书记打成“黑帮”，交学生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又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学生。这点，北航有良心的老人们都可以作证。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工作组也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的错误有上面的责任，也有自己的责任，这不必回避。

　　如果说文革初工作组大整干部群众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可以理解和谅解，那青年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们是不是“小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呢？后来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三种人”，而且至今不能原谅呢？

　　如果说蒯大富等人后来犯了错误，犯了罪，挨整、判刑甚至杀头是罪有应得，那也不能把当年工作组整干部、整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给蒯大富定案的时候，也没有反工作组这一条。

　　笔者认为，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教训，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说是无法无天的话，首先是工作组无法无天，然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无法无天，最后才是红卫兵造反派无法无天。是工作组先把老干部打成了“黑帮”，又把给他们提了点意见的群众——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和干部打成了反革命，批斗，关押，迫害，剥夺人权。后来红卫兵造反派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号召、支持甚至煽动下，也无法无天起来。他们中的某些人走向了反面，搞“打、砸、抢”，批斗、迫害所谓的走资派们，搞得天下大乱。笔者坦言，文革十年（当然包括后期历时数年的抓“５。１６”运动）完全是一笔糊涂帐，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逍遥派外，谁都挨过整，谁都整过别人，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一贯正确，谁也别装孙子。

　　书归正传。据说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第一次到清华园见到蒯大富时，指着蒯大富的鼻子骂道：“你就是快大富？你不但要富，还要又快又大，听你这个名字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反工作组大闹清华园的行动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了反。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４日，蒯大富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自任司令，后来又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以反刘少奇和批斗王光美而名扬全世界。

　　清华大学的学生脑子聪明，胆子也不小，包括揪斗王光美和后来的大武斗，清华园的许多高智商亡命之徒令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叹弗如，望尘莫及。

　　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１９６４年访问印尼时，一反在国内的朴素形象，穿了旗袍，戴了项练，风采照人。这本是外交礼仪需要，绝对有大国领导人夫人的风度，更谈不上给中国人丢脸。如果说对王光美同志有意见，认为她有错误，不该穿旗袍、戴项链，批评王光美的错误似乎也可以，但不能侮辱人格，搞恶作剧。结果，在中央文革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指使下，蒯大富的人经过密谋，干出了文革中轰动全国、全世界的“精彩之笔”。为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蒯大富的人以刘少奇子女遇车祸为诱饵，把刘少奇夫妇骗到了医院。经周恩来的干预和批准，刘少奇返回了中南海，但王光美可以到清华园接受批判。于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给王光美套上了花床单做的旗袍，戴上了乒乓球做的大项练，进行批斗。当时我和韩爱晶等人在北航听去参加会的学生回来一说，感到很好笑。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蒯大富这种搞法，纯粹是恶作剧，太不严肃，容易让人家抓辫子。”

　　王光美同志当时受到了奇耻大辱，换任何一个人，也不会饶恕蒯大富和造反派们。王光美同志后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多年，九死一生，受尽了苦难，并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这是中国文革中的大悲剧。多年之后，王光美见到了曾在秦城监狱关了１５年的王力，她热情地握着王力的手说：“你也是受害者，你当了替罪羊。”其宽大的胸怀令人感动。

　　有人抛开政治评论王光美和江青时说，一个是大家风范，一个是小肚鸡肠；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是村野女子；一个是燕京大学的校花，一个是上海滩的“戏子”，其家庭环境、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决定了两个女人的天壤之别。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４１４”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４１４”同时抛出了一份后来被陈伯达称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宣言书——“４１４思潮必胜”，其作者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４１４的理论家”的周泉缨。

　　当时有人向我报告说清华大学出了一张很厉害的大字报，我立即去清华园详细地看了周泉缨的大作。他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醒，只可惜我当时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缨的才华和文笔的同时，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一定要倒霉的人物，是一个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将来很可能成为曾国藩式的人物，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们一些人的手里。

　　所谓“４１４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４１４”思潮认为，像蒯大富之类的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派”，是一帮“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只能让他们帮着造反打江山，不能让他们坐江山。为了防止他们将来犯上作乱，不如现在就把他们杀掉。这些观点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泉缨后来又因反陈伯达被关押了一年多，毛泽东知道后，下令把他释放了。

　　多年之后据周泉缨自己说，他当年拿蒯大富和陈伯达开刀，就是要将毛泽东的军，逼迫毛泽东“改弦更张”。

　　文革中的“４１４”思潮或观点，是一个非常深奥和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４。１４”思潮和理论绝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从历史的实践看来，“４１４”思潮却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开始几乎都是“痞子”搞起来的。这些先天不足的“痞子”们打江山时绝对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胜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来，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甚至为了个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败告终。李自成、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看来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毛泽东刚开始革命造反时，不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骂为“土匪”、“痞子”吗？

　　笔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头头（包括本人在内）都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气。但是，什么人身上没有“痞子”气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们和忠厚老实、明哲保身、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和逍遥派吧？但是，若说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栋梁，笔者至死不敢苟同。（注：真正有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的所谓逍遥派除外。）

　　古今中外，历代皇帝和统治者都是“痞子”变化来的。当了皇帝的“痞子”对帮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割地封侯，委以重任，二是当替罪羊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痞子”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统统当替罪羊杀掉。可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最后还是上了“４。１４”的当，重韬了某些历代皇帝的覆辙。

　　历史无情地把周泉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４１４”胜利了，“４１４”的遗老遗少们得到的是“顶戴花翎”，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之流一个个变成了阶下囚。这是后话。

　　当时，蒯大富等人对“４１４思潮”恨之入骨，同“４１４”造反兵团势不两立，两派整天互相攻击、对骂，不共戴天，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园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蒯大富的“井冈山”和“４１４”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清华大学的大联合一直无望，成立“革委会”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时间，联合似乎有望。周总理表示，只要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他一定出席祝贺。蒯大富十分高兴，请“林副主席”为清华革委会成立题词。林彪很聪明，他对清华大学革委会只字未题，他题的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林彪题字的“四个伟大”的由来。

　　蒯大富的命运本来应该不错，只要他同“４１４”联合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周总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华大学将是蒯大富的一统天下，象北航一样。可惜沈如槐、周泉缨等人早已看准了这步棋，故意搅乱了蒯大富的黄粱美梦。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清华大学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就不会发生武斗。没有武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解放军去“占领”。这样，蒯大富等人就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和历史起码要延长，甚至文革的历史要重写。这是鄙人一孔之见。可惜，这个本来可以出现的局面被“４１４”的好汉们击得粉碎。用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周泉缨的“４。１４思潮必胜”大字报改写了中国文革的历史。

　　历史的悲剧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４１４”的当，把“４１４”和“地派”当成了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而大加讨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武斗。历史证明，头脑聪明但利令智昏的蒯大富等人不是“４１４”的对手。他们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在为“４。１４”思潮验证真理：造反派就是只能造反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也！不能坐江山也无所谓，关键是差点丢了吃饭的家伙——脑袋，并且“连累”了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

　　１９６７年４月底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清华“４１４”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

　　清华“４１４”当时对北航红旗应当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知道我们和蒯大富关系不错，请我们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４１４”几个“议员”名额。

　　“４１４”的头头说得怪可怜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４１４”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４１４”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４１４”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如出一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１９６８年的夏季，清华、北大的武斗达到了高潮。两派的头头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令所有的人非常头痛。谢富治曾带领我们北航的头头们去清华一次，想制止武斗，结果进不了封锁区，扫兴而归。中央文革、周总理也没有办法，直至后来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

　　打倒“四人帮”之后，蒯大富、聂元梓等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表演”和“赫赫战功”，换来了１７年的重刑。而作为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的对手“４１４”的头头沈如槐等人和支持者，有关方面认为他们仅仅是一般缺点错误，后来大部分受到了重用。

　　笔者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也好，全国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了争权夺利也好，为了某种观点和信仰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不可能一个是人见人爱的“林妹妹”，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

　　２００４年４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笔者拜读了该书。之前笔者曾道听途说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尽释。令笔者吃惊的是，事过３６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沈如槐在书中仍然对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镜。

　　在书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４１４”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线”，围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圆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些问题，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说，都是与蒯大富差不多的“功劳”。如果历史地、宽宏大量地看待，应当都是“小将”犯错误，都是一般缺点错误。但是，蒯大富可能因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１７年（注：陈伯达才１８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４１４”这三个字的光，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清华大学党委和上级领导果真是清如水明如镜，令人感激之至，鼻涕飘零。

　　笔者痛骂自己上大学走错了门，上错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发了“红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劳”比沈如槐老弟差远了，真正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文革中本人不但没有炸毁高压线，而且夜间亲自站岗保卫过北航西边的高压电线杆——那是为天安门和中南海送电的。但是，茫茫苍穹下，有阳光普照之处，必有淫雨纷飞之地。后来北航党委“指挥”我厂党委给本人来了个属于“三种人”的“严重政治错误”，由此毁了本人的一生，此为后话。

　　“死有余辜”的“蒯匪”没有被“４１４”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而是被“历史老人们”送到监狱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报曾介绍过蒯大富的传奇故事，写他刑满释放之后被山东蓬莱地区私企老板请去当了总工程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书将以“独家新闻”继续介绍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点消息，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东风，蒯大富如今在深圳当个体户，办公司，当老板，据说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增刊　第五六九期　（二○○七年四月十七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