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衣神算子全集下载:奠定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一次军事整编

　　毛泽东的正式军事生涯是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的，从此时起，毛泽东逐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成为世界上的著名军事家。

　　判断一个人的成就，最好的方法是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看他高明在哪里；同时也要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相比，看他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确定他在历史上的位置。一个军事家，需要两方面的才能，一方面是治军的才能，另一方面是指挥作战、临阵决机的能力。有的军事家往往缺少一方面的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比如人人称道的诸葛亮，治军能力很强，但临阵决机能力就弱，曾国藩临阵决机的能力也不行。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家，无论是治军，还是临阵决机都是极其出色的。本文以三湾改编为例，重点讨论毛泽东的治军才能。我认为，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是一个历史的大手笔。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的基本力量有：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起义部队打出的旗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除了警卫团是有组织、有训练的部队之外，其余都属于揭竿而起的没有经过训练的力量，与南昌起义时有三万经过训练和战争锻炼的部队不可同日而语。

　　与历史上的许多起义初期时的情形一样，秋收起义一开始就打了败仗。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文家市转兵是秋收起义中的大事件，是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开始，在中共的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就中国的全部历史考察，文家市转兵并不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任何一个成熟的军事家都会这样做，毛泽东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一从事军事斗争就表现出只有一名成熟军事家才具备的才能，这得益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有太多的战争和经典战例，经验和教训都极其丰富，给了毛泽东丰富的营养。虽然毛泽东以前除了当过半年兵之外没有军事经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但是中国历史上有。毛泽东虽然以前没有从事过军事斗争，但绝不是初出茅庐之辈，绝不是马谡之流所能比的。他以前从事过工人运动、从事过农民运动，从事过学生运动，领导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秋收起义时的毛泽东已经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高超的组织才能。

　　正确估计战场形势并采取相应对策是一名军事家必须具备的能力。卢德铭支持毛泽东转兵表明卢德铭具有成为军事家的潜质，可惜死的太早，没有机会在后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表现才能。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成长道路有两种，一种是从士兵一步步做起，逐步成长为军事家，这是大多数军事家的成才之路，中共党内有很多这种军事家，粟裕是他们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还有另一种，从文人起家，一开始就处于高位指挥战争，像历史上有名的李靖、诸葛亮、左宗棠都属于这一类，毛泽东也属于这一类。后一类都是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吸取大量营养起步，在战争中进一步增长才干，成为军事家。

　　与卢德铭形成对比的是余洒度。余洒度，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军人联合会主要人物之一，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北伐中表现很好。1926年5月任黄埔同学会宣传科长，主编《黄埔潮》。1927年任武汉政府警卫团一营营长。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长。应当说余洒度当时属于进步的革命志士之一，否则不会参与领导秋收起义。不过反对文家市转兵表明他没有军事家的潜质，余洒度如果一直留在红军中，可能会成长为一名高级将领，但不可能成为大军事家。余洒度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瞧不起书生毛泽东。对一个一般人当然这没有什么，但对一个要想成为顶尖人才的人来说，这个弱点就太大了，表明他没有识人之明，也没有自知之明。余洒度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这只不过说明他有初步的战争实践，其它说明不了什么。现在有人津津乐道说黄埔军校为国共双方培养了多少军事人才，其实黄埔军校就是一个掌握初步军事知识的训练班，真正的锻炼是长期的战争实践。由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比其他人起步早了一步，因此在初期比较有优势，在后来的战争中容易出人头地。中共的许多高级将领没有进过黄埔军校，指挥战争的能力并不比进过黄埔军校的差。后来的际遇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悟性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这就跟一个人早上了几年学，不一定比晚上学的人强一样。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取决于悟性、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余洒度不了解这一点，自以为自己有军事经验，瞧不起书生毛泽东。当然书生也有许多腐儒，但不是腐儒的书生往往是最厉害的。毛泽东敢于改变中央的决定不打长沙本身就说明毛泽东不是一个腐儒而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余洒度认识不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中的一大遗憾。这里讨论余洒度并不是说只有余洒度一个人有这种认识，实际上当时的军人大多数都是这种认识，打过几年仗就自以为了不起，其实离真正会打仗还差十万八千里。

　　与余洒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人是林彪。林彪是黄埔四期毕业，可以说是余洒度的小师弟。林彪在南昌起义时只是一个连长，比余洒度秋收起义时的师长位置差的太多。林彪在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作战。在王尔琢牺牲后，林彪担任了红四军主力28团的团长。在红四军七大召开前朱德和毛泽东的争论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方，支持由毛泽东领导主持工作，这反映出林彪的识人之能。由于林彪913后出了问题，有人就说林彪挑拨毛泽东和朱德的关系，这纯粹是无稽之谈。第一流的人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政略，第二流的人是识别正确的战略、政略。当时林彪的位置还不是制定战略、政略；制定战略、政略是毛泽东、朱德的事情。能够识别正确的政略、战略也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支持毛泽东的是少数，林彪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毛泽东是很不简单的。当时支持毛泽东的还有罗荣桓。罗荣桓在红四军七大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八大开了2天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时要求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林彪和罗荣桓后来都成了元帅，成了开国元勋。一个人不是最早参加革命或者造反就能成为开国元勋，要成为开国元勋除了在长期的战争中不牺牲外，自己必须有出众的才能。打天下的过程是大浪淘沙，能者上、庸者下。有人还说林彪写信给毛泽东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是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林彪为什么给毛泽东写这封信、不给其他人写这封信？这反映了林彪对毛泽东的信任，觉得毛泽东水平比自己高。好比一个学生向导师请教问题一样，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中共绝大多数开国元勋而言，毛泽东不仅是他们的领袖，也是他们的导师。薄一波晚年，子女们问及对毛泽东的看法时，薄一波说待文王出而吾辈兴。这确实是肺腑之言，也是智者之言，不像有些水平不高的人自以为有战功而沾沾自喜，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

　　从文家市转兵向南后，途中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三湾改编是毛泽东治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真正的历史大手笔。中国历史上历来对治军很重视，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中国文人领军者大都会治军，只要仔细学习前人留下的文献，真正认真加以应用就行。治军的关键是认真执行，许多文人治军不行是因为需要处理各种关系，无法做到认真，因此治军就一塌糊涂。但像毛泽东这样治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他是第一人。

　　三湾改编中将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虽然很重要，但是这是每一个成熟的军事家都能做到的，算不上大手笔。其他的内容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中国历来的治军原则有两条，一条是上下同欲者胜，就是上下一条心；另一条是赏罚分明，严格军纪。商鞅变法时为了使士兵勇于作战，提出“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商鞅治军的思想可以归结为立功受奖。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大军事家，为了使士兵勇于作战，吴起治军，主张严刑明赏、教戒为先，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之军亦无益，曾斩一未奉令即进击敌军的材士以明法。吴起做将军时，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事后大哭起来。别人说：“你儿子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母亲说：“不是这样。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我不知他又将死到那里了，所以我哭。”诸葛亮治军，最注重赏罚分明，事必亲躬。

　　我们考察一下曾国藩的治军方式。曾国藩控制军队的方式主要有下面几点：一是思想控制，用儒家学说对抗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聚集了一批保卫“名教”的文人做骨干，二是用同学、同乡、师生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三是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湘军军纪极坏，掳掠抢劫、强奸多如牛毛。蒋介石非常推崇曾国藩，给部下官兵发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治军基本上采用与曾国藩同样的方式。蒋介石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以“三民主义”为招牌；他起家靠黄埔军校，他用师生关系控制嫡系部队，部下以天子门生自居；特别重视同乡关系，浙江人、尤其是奉化人很受重用。

　　毛泽东年轻时对曾国藩很崇拜，我想他肯定非常熟知曾国藩的治军方式。毛泽东不用儒家学说激励士兵而用共产主义理想激励士兵，当时的做法是打土豪、分田地，争取工人、农民的翻身解放不受压迫。用翻身解放代替代替升官发财，进行思想上的激励这不是毛泽东的独创，当时的中国各地共产党起义都是用这个为号召。毛泽东的大手笔在于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一律平等。三湾改编规定：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毛泽东把官兵平等等用制度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不再是个别指挥员的优秀品质，而成为在红军中所有指战员必须遵守的制度。这些措施后来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中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是官兵政治上一律平等,只有职务和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当兵后如果受不到平等待遇，还跟以前一样受压迫，那么宣传的工农翻身解放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在红军中受到平等待遇，跟当红军军前完全不一样，人人就会奋勇争先。官兵平等，士兵委员会监督长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开天辟地，苏联红军也没有。这个大手笔主要不是来自于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历代军事家中，有一些人也能通过关心部属集聚军心。如吴起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名将赵奢凡有赏赐，必分给部属。这些美德为历代所称道，但都是个人行为，不是军纪规定的，贪财的人则是多数。

　　由于毛泽东开始在军队中实行了民主制，其成效非常显著。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向中央的一个报告）一文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940年5月朱德到洛阳和卫立煌谈判，警卫部队是385旅的三连。康克清回忆说：“到了星期天，战士们可以轮流上街购买日用品，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的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到处流传着八路军战士的美谈。卫立煌知道了，就问朱总司令：‘你们的兵这样随随便便上街，如果乘机开了小差，怎么办？’朱老总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办的。我还没有听说过星期天上街开小差的事。’看着他不解的神色，朱老总接着又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一条，他们都是自觉的革命战士，懂得只有抗日救国才是自己的出路。抗日救国最光荣，当逃兵是最可耻的。’卫立煌连连点头：‘是啊！我们现在治军，要都能达到你们这样就好了。’”

　　现在有些人每天奢谈民主，好像只有他们才懂民主。其实毛泽东比这些人更懂民主，也最早实行民主，连军队这个阶层最鲜明的地方也实行民主，比这些“民主”人士强多了。民主不光是一人一票，民主也包含了人人平等。离开了人人平等的民主，就是伪民主、假民主。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民主，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考察他和他周围的人的关系。如果他对周围的人，包括警卫员和工作人员每天高高在上，吆五喝六，那么他标榜的民主肯定是假民主。

　　曾国藩利用同学、同乡和师生关系控制军队。毛泽东没有这个网络，但是他是中共的创建者之一，因此三湾改编中他充分加强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和团结作用。自从唐朝藩镇割据之后，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往往采用派监军的办法，这个办法弊病太多，结果是防不胜防。苏联红军由于使用了大量原白军军官，采用党代表监督军事军官，党代表是有实权的。黄埔军校学习苏军的组织形式，在军队中设了许多党代表，主要是组织宣传鼓动工作。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大多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是临时派去担任的，和部队没有渊源，因此没有根基，因此当国民党分共、清党时，这些党代表毫无作为，或者被杀，或者逃跑，或者退党。毛泽东做过大量的群众工作，对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三湾改编规定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样一来，党对部队的领导能力大大加强，依靠各级党组织团结部队，完成各种任务。这在中外历史上同样是开天辟地，是历史的大手笔。这个措施，改变了由军事主官控制一个部队的局面，意义非常重大。红军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绝少整建制哗变、叛逃。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支部建在连上所起的作用作了以下描述：“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毛泽东依靠共产党打天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后来即使毛泽东在党内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压制时仍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一个人的水平如何要看他对问题出现时的应变能力。第一，能不能看出问题的所在，第二，能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解决问题的速度。治军问题虽然不像临阵指挥那样要求随机应变的能力极强，但是从解决问题的速度同样能够判断出一个人能力的强弱。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9月29日就进行了三湾整编，仅仅经过了20天毛泽东就提出了自己独创的而且卓有成效的初步治军思想，这是真正的雄才大略。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的身份领导秋收起义的，当时虽然还没有大政治家的名声，但确实有大政治家的实力。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对于离队人员的处理反映出他的气度和远见卓识，是一个成熟和高明的政治家才具备的。参加秋收起义的人中大多数都是真心要革命的，当然也会混入少数投机分子。起义受到了极其重大的挫折，一部分人看不到希望是很正常的。强扭的瓜不甜，愿走就走吧，发给路费体现出对离队人员的关心和体贴。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体现出希望形势好转后他们能够继续干革命。有情有义，不斤斤计较，不小家子气。这是一个高明的大政治家才有的风范和气度。对于继续跟着革命的士兵，毛泽东则用极其有感召力的动员，给处于低潮中的士兵们鼓气：“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通俗易懂，以现实例子作样板，极具感召力。

　　在三湾改编稍后，朱德对对南昌起义保存的余部进行了赣南三整。比较一下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三湾改变发生在9月底，距发起秋收起义只有16天。朱德的赣南三整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距发起南昌起义不到2个月。

　　十月下旬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这支部队的处境依然十分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虽然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尾追，但仍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能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不少官兵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还在继续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在这样的危难关头，朱德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在天心圩整顿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了，大约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人数虽然减少，但都是革命的精华，为人民军队保存下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经过天心圩的整顿和以后行军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情绪有了转变，开小差的减少了。

　　大余整编是在十月底进行的，重要内容是进行组织整顿，先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人数的十分之一。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在整顿党团组织中，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还整编了部队，使它更有利于指挥和作战。当时，这支由不同来源组成的部队，已经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来的军、师都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在整编中，取消了“军、师、团”建制，从实际出发，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共组成六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这时全纵队只有七八百人。

　　十一月初起义军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朱德又一次进行了整训。上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并对官兵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上堡整训，其次是军事训练。朱德利用和杨如轩的关系，使杨如轩一个月没有去骚扰起义军。在整训中，起义军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起义军的指挥员多数是原来叶挺独立团的，不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打仗所习惯的是正规战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多数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昌起义后的一些战斗仍是正规战。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都已发生变化，部队转移到山区去找“落脚点”，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比较一下三湾改变和赣南三整，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朱德都是革命意志十分坚定的人，都能根据实际情况整编部队，都重视发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部队中的作用，都重视部队的纪律，但是也有很大差别。赣南三整中没有把支部建在连上，没有成立士兵委员会、在部队中强调平等，也没有在营连、团建立党委会，实行党的集体领导，部队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等。而且朱德处理离队人员的办法也没有毛泽东高明。朱德在天心圩发表讲话时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这个讲话除了反映出朱德革命意志坚决、强调革命靠自愿外，语气中也反映出他的激愤心情。毛泽东三湾改编时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这反映出毛泽东同样主张革命靠自愿，但也表现出他对离队人员的关心（发给路费），而且希望离队人员将来能够归队，即使不能归队，也不把离队人员推向敌对一方。这些差别不仅反映出毛泽东和朱德对整编的认识深刻程度的差别，而且反映出两人不同的经历打上的深刻印记。

　　朱德1909年在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同年冬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返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3～1915年任滇军营长、副团长、团长。1915年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7年升任旅长，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9月赴德国留学，11月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被派往川军，争取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11月和杨暗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四川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1927年遵照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1927年8月，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从简历可以看出，朱德是一个职业军人，因为对社会黑暗不满，放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如果一直留在军队中，朱德这时大概升任军长了（他的部下杨如轩这时已经当了师长）。他不是为升官发财投身革命的，因此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彭德怀在解放后说，他当国防部长的薪水还比不上1928年他当团长薪水高。所以这些老革命家确实是为国为民披肝沥胆，抛头颅洒热血，值得十分敬佩。朱德是职业军人，入党虽然早，但一直没有在党的上层工作的经历，不为党的上层所熟悉、所了解。南昌起义时，朱德不是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委员，地位比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和其他一些人低。有人回忆天心圩整顿说“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朱德在南昌起义中领导人后来排位比刘伯承高（刘伯承是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主要是因为朱德保存了南昌起义余部，并带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个功劳是很大的。因此我认为在南昌起义领导人中，朱德排在刘伯承之前是很正确的。由于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与毛泽东共同缔造出当时最大的一支红军，成为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历史确实也有一些令人不解的东西，如毛泽东、朱德长期征战，在战场上有多次处于危急之中，神奇的是二人一生没有负过伤。

　　朱德是个职业军人，但有留德、留苏的经历。这种经历使他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提出三湾改编的那些措施，比如在营以上建立党委会，实行集体领导。由于南昌起义余部中没有前敌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也就不可能提出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是党的创建人之一，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党务工作，是中央委员，是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跟朱德的职业军人生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于毛泽东没有职业军人经历，因此受旧军队的影响就小得多，没有条条框框，可以按照实际要求缔造红军。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主要方面产生互补、另一方面难免产生矛盾。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中，主要的军事人才是些中下层军官。秋收起义的队伍中，只有警卫团是正规军事力量，因此团长卢德铭铭做了总指挥，副团长余洒度做了师长。朱德不一样，朱德是久经战阵的宿将，独立指挥过许多战役。

　　因此朱毛会师后，毛泽东在军事上一定向朱德学到了许多东西。朱德是行伍出身，能够“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毛泽东肯定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的长处在于治军和军事谋略，战略制定和战役指挥是他的强项，朱德能够指挥战役和参与制定战略，能够在危急关头，身先士卒带队冲锋，扭转战局，二人的合作相得益彰。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经历不同，在红军初创时期产生一些矛盾和分歧也是很自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是群雄并起的时期，还没有在实践中产生出权威。红四军九大以后，毛泽东制定的建军思想得到了肯定，朱德和毛泽东矛盾就少多了。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领导核心中的成员虽然不断变化，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始终是核心成员，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周恩来、朱德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一直持续到1976年他们三人相继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