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镇岁月刘洁第一章:古瓷鉴定 殊途同归——关于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的构想

古瓷鉴定 殊途同归——关于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的构想

    作 者 : 钱 冶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2002年６月４—５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教授和上海博物馆汪庆正教授担任执行主席，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昌燧教授负责学术组织。参加会议的除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和陶瓷科技考古专家外，还有一些关心我国文物事业的院士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文物鉴定及建立文物科学鉴定运行体系等项工作。因此，李政道教授也于百忙之中亲临会场，并做了主题发言。会上，专家们介绍了近年来古陶瓷研究的新成果，并就建立中国古陶科技鉴定中心的可行性和有关事宜，及如何促进科技界与文博界的交流、合作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此次研讨会所涉及的古陶无损伤科学鉴定、鉴定体系的建立、运作、监管、法律依据等内容，探讨得均较深入，其必将在文博界、科技界产生深远影响。现就此次研讨会综述如下：

一、对古陶瓷科技鉴定的共识

    我国古陶瓷源远流长，不仅种类繁多、风格各异，而且工艺精湛，文化、科技内涵丰富。因此，它有着极高价值。正因如此，一些不法者在疯狂盗掘、走私古陶瓷的同时，还大量仿制历代名瓷、烧制伪赝品。由于不法者在仿制过程中借用高科技手段，使一些高仿伪赝品几乎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对此，如何准确地、无损伤地鉴别它们是仿制品、出土品、传世品，以维护国家和个人利益，打击不法行为，已迫在眉睫。

    已往，传统的陶瓷鉴定方法，多是通过眼观、手摸、耳听等感官手段，从陶瓷器的纹饰、器型、釉色、胎体、款识等方面来鉴别、判断，而若对古陶瓷的色釉、胎体成分进行分析，对其烧成温度、烧制氛围进行测试，大都会对古陶瓷器物造成损伤。面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高仿瓷，传统的陶瓷鉴定方法显然已力不从心了。再者，传统鉴定方法，无法确定胎、釉成分；对器形、釉彩，甚至纹饰的叙述均无量化标准。从这几方面看，建立科学的古陶瓷鉴定体系已势在必行。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正如著名陶瓷鉴定家耿宝昌先生在研讨时所言：现在有些造假者，手中有标本，甚至整器，做起假来很可乱真。如果不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去检测，则很难识别他们。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古陶瓷鉴定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传统的“目鉴”方法与“科鉴”方法相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

    汪庆正先生对此也深有感触，他以自己的亲自经历，来告诫大家，在文物鉴定上，谁要是说“百分之百地正确，永远不会出差错，那是吹牛！”在古陶瓷鉴定上更是如此，“我们有前车之鉴呀！”尤其是现在，如果不使传统的鉴定方法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不建立起古陶科技鉴定体系来，那么，“弘扬祖国陶瓷文化，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大话。”

然而，目前我国古陶瓷无损科技鉴定的发展状况如何呢？对此，王昌燧与李家治教授做了较详细、系统的介绍。

    二、古陶瓷科技鉴定的现状

    目前，国内古陶瓷无损伤鉴定，主要是对陶瓷胎、釉成分、烧成温度、烧制时间、显微结构等方面进行测定、分析，其主要采用同步辐射Ｘ荧光、ＰＩＸＥ和Ｘ荧光、热释光、ＸＲＦ定量分析等方法。而这些方法的使用，是需要标本数据库及一整套先进设备支持的。所以，此项工作多集中于科研院校，主要有以下几处：

    １）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已建立约含有２０００个标本的数据库。其中景德镇瓷器胎、釉的主、次、微量元素数据比较多，可以作为鉴定景德镇瓷器的初步依据。现仍在收集相关标本进行测试。

    另外，该数据库中还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越窑青釉瓷和南宋官窑瓷的数据，同样可作为初步鉴定的依据。与此同时，他们采用陶瓷烧制工艺制备了一套陶瓷专用标准参考物，这套标准参考物的主次量元素与一般瓷器的实际情况相符，其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也基本满足了中国古陶瓷测试的需要。各种检测表明，其所含各种元素的分布十分均匀，标准参考物质也接近瓷器标准，这就为ＸＲＦ的定量分析和中国古陶瓷的科技鉴定提供了基本保证。

    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展文物产地及其矿料来源的研究。最初，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与探索文化交流相关，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古陶器。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贾湖遗址出土古陶和有关粘土的分析，发现当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陶器制作的。应该说，利用古陶产地分析的信息来探索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这在国际上还是第一次。近两年来，由于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合作，在李家治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下，业已开展了汝瓷微结构和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完全具备了开展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的研究基础。

    ３）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立了实验参数可控的专用装置，对无损测试的实验参数进行了分析探索，以便确定最佳实验条件，并将ＸＲＦ和ＳＲＸＲＦ等无损方法和ＩＮＡＡ等有损方法，通过对相同古瓷样品的测试，进行了初步的对比研究，旨在确立不同方法间测试数据的转换关系。此外，他们也开展了古陶瓷标准参考物质的研究工作。

    ４）陕西科技大学（原西北轻工业学院）于９０年代初期即初步建成“中国古陶瓷胎釉化学组成数据库”，随后又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与此同时他们利用ＸＲＦ测定了耀州窑出土的历代瓷片和陕西汉阳陵出土的陶俑的微量元素组成，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对不同类古陶瓷的微量元素特征及判别函数进行了研究，为古陶瓷的断代断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考古工作者的支持下，通过对耀州窑、长沙窑、磁州窑以及越窑等窑口不同时期逾千种典型器物的复原图进行的扫描或数字照相——数字化——建库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古陶瓷器型结构数据库，并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耀州窑出土的碗与钵的器型结构参数进行处理，分别研究了它们的演变规律，并得到了依据器型结构参数进行辅助断代的判别函数。

    ５）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利用ＰＩＸＥ方法开展了中国古陶瓷、古玉器和古代书画印章的分析和鉴定工作，业已积累了相当规模的数据库和丰富的经验。

    三、传统鉴定方法与科技鉴定方法的关系

    传统鉴定方法与科技鉴定方法如何结合而建立起科学的鉴定体系来，这是与会者普遍关注的话题。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会专家们分歧较大。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大多认为，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标本数据库的不断丰富、完善，科技鉴定方法必将居于主导地位，是鉴定结论的最终给出者；而传统鉴定方法，将逐步成为科技鉴定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步骤，一项前期工作。对此，文博界的专家则认为，科技鉴定方法不可能独立于传统鉴定方法之外，只能是科学鉴定体系中的一个辅助手段，一种补充。

    传统鉴定方法与科技鉴定方法两者关系到底如何？不解决好两者关系，建立古陶瓷科学鉴定体系就无从谈起。

就两者关系问题，汪庆正先生的论述在与会者中产生了共鸣。汪先生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过去传统鉴定方法主要是靠眼光、凭手摸、靠古代文献资料、靠新出土的一些实物傍证。而现在，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一定要靠自然科学的测定。但是单纯自然科学测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标本的取舍要靠人文科学、靠考古发掘来决定。自然科学手段只能是补充，不能独立，对书画也好，陶瓷也好，“独立”是行不通的。所谓鉴定，不仅仅是断真伪。都是真的，还要鉴定它是好的，还是一般的，是精还是粗，这都是鉴定，离开人文科学就不行。但仅凭地层关系、靠眼看、手摸、翻资料、搞排比，依然解决不了问题时，就非得需要自然科学测定手段不可。鉴定需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掌握历史上已经有的资料；二是要有新考古发掘的资料，如窑址的新考古发现等情况；三是传世品的排比、分类；四是自然科学手段的测定；五是进行摸拟实验。这五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完成鉴定工作，如此两者的关系才能明确，且非得结合起来不可！

    四、古陶瓷科技鉴定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如何，古陶瓷无损科技鉴定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地方还有待完善，有待提高。正如王昌燧教授所说，要保证古陶瓷科技鉴定的可靠性、精确性，还应做好８项基础工作：

    １）所收集的陶瓷标本应选自遗址或窑址明确、地层可靠的考古发掘陶瓷残片，特殊情况，也可选用档案记录准确或带有纪年的传世品；

    ２）每种陶瓷残片标本或整器的数量不得少于１０件。当然所收集标本的数量越多，所得结果就越接近真实；

    ３）标本的化学组成数据应尽可能多地包括主量、次量和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

    ４）应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标本的工艺信息，如原料来源和处理情况，烧成方法和烧成温度以及其他工艺内容；

    ５）无损检测化学组成时，需要一套元素种类和含量覆盖面广且分布均匀的中国古陶瓷测试专用标准参考物。所谓专用，不仅要求其元素组成和含量与中国古陶瓷尽可能接近，而且需经烧制而成；

    ６）必须建立容量大、操作性和通用性强的“中国古陶瓷物理、化学基础数据库”；

    ７）对所得数据可使用多元统计分析各种方法以及其他方法运算和处理以求得最合理、最接近真实的结果；

    ８）将所得规律结合其具体烧制工艺进行演绎和归纳，以获得客观的、经得起检验的结论，甚至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即便如此，仍有专家认为，建立标本数据库，取样数量要求过低，势必影响鉴定的准确程度。同时，就目前情况看，要建立起系统的完备的标本数据库，是有相当难度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年代上、窑口上，取得完整的样本十分困难；二是从现有的有限标本中所取得的数据，是否能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如，目前已知的南方的瓷器含钙量低，北方的瓷器含钙量高（南方瓷器含铁量稍高），这就是为什么南方瓷器在还原氛围内烧制时泛青色，北方瓷器在氧化氛围内泛黄。对此，从现有标本中能否得到泛青、泛黄的数据，从而发现其中规律。

    再有，如果考古发掘所得的结论有误，那么数据库的数据就难以保证了。对此，有无修正、克服的手段呢？还有，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不法者利用已取得的数据资料来进行仿制，那将如何鉴别呢？这些还都只是就技术环节方面而言的。

就整体状况而言，以李家治、王昌燧教授为代表的专家们认为，尚有三大问题需认真解决：

    一、文物考古方面的专家学者与科技专家、学者先天不足的问题，即文物考古专业人员缺少科技基础，而科技人员缺少文物考古知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培养出既懂文物考古又懂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只有如此，科技鉴定才能健康发展。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二、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与国际上还有一定差距。如美国史密森国立博物院和芝加哥精美艺术博物馆都有这样一间ＸＲＦ实验室，无论待分析文物的体积有多大，只要能搬进该实验室内，都可以对待测文物的任何部位进行非破坏测试。又如日本原子力研究所采用瞬发中子活化方法，对文物进行了无损测试。虽然我们尚未了解具体细节，但应该看到这一方法具有一定的长处，或许在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方面也能起到特殊的作用。

    然而，仅对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而言，测试手段应不存在太多的障碍，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分析软件。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包。除判别分析外，其它多元统计分析软件的使用效果还比较理想。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该软件包是通用性的，并非为中国古陶瓷测试数据专门编制的。原则上讲，这里还应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陕西科技大学罗宏杰教授等已为中国古陶瓷分析编制了主因子分析的专门软件，经实际使用效果甚好。但此项工作还需有条件的单位进一步开发中国古陶瓷多元统计分析专用软件，使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的工作更加完善。

    三、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具有明显的商业运作性质，从这一点讲，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有一定困难，然而我们完全可以点带面，如加强和香港地区高校、研究机构和拍卖行的合作。香港城市大学物理及材料科学系的梁宝鎏博士作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大陆学者和香港同行的交流。香港的文物市场在国际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倘若时机成熟，我们和香港的有关单位合作，在香港设立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无疑能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但此项工作需多部门协作、支持。

    五、对古陶瓷科学鉴定体系建立的设想

在研讨时，有的与会人员曾抱怨，已往由博物馆或考古所向科研单位提供瓷片标本，结果，数据一取得，数据库一建立，标本提供者却不能分享成果，甚至连标本也要不回来了。如果是这种结合、建构，怕是没有长景。这虽是牢骚，但反映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对古陶瓷科学鉴定体系建立后，如何运作及向社会提供服务时，权利与义务有无法律监督与保护等问题的思考。

    其实，对这一系列问题，一些与会专家已表现出了高瞻远瞩的胆识。在资源有偿、成果共享的基础上，体系的建构与运作，专家们已有了初步的设想。

    中科院高能所沙因教授认为：既然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模式，原则上是采用从已知探未知的方法，所要解决的是断源、断代和辨伪问题。因此，鉴定体系的建立，首先就应解决鉴定资格认定问题、鉴定方法的选用问题、鉴定授权问题，要做到“有证鉴定”、“持证上岗”；二是要区分鉴定与检测，鉴定要有明确结论，并受法律监督、保护；三、鉴定的科技方法要有可重复性、再现性，一致性，并有相当强的抗假能力；四、要明确鉴定的有偿性与服务性，既要面向社会大众，更要为文博界提供科技鉴定保证；  五、对鉴定物的资格要严格认定，委托者要证明鉴定物的合法性，受托者要核实委托者“真实身份”；六、建立联合鉴定机制。

    关于建立联合鉴定机制，王昌燧教授提出了一个思路。首先他认为，国家文物部门的领导，是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顺利开展的保证。

    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领导和指导下，方能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领导和指导，可参照国家重点实验室或部门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建立国家级或部门所属的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与重点实验室在机制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即前者具有商业操作性质，而后者为研究或开发机构。我们希望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能尽量淡化商业性质，即其人员配置、财务管理都基本参照重点实验室的管理机制，其鉴定盈利主要应投入到与文物鉴定相关的科研中去。

    二、多学科协作，是中国古陶瓷鉴定的必由之路。

    古陶瓷鉴定专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深邃的鉴别能力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中国古陶瓷的鉴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不能替代的。但陶瓷的科技鉴定工作则是以科学的数据来证实，使之更为准确，与文物考古鉴定专家的鉴定相辅相成，更能去伪存真。

    开展多学科协作，首先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其次则要求相互间有基本的了解，创立多学科协作的操作平台。

    三、鉴定中心的人员组成和运行机制，应有保障。

    中心将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中心的设备可由中国科学院资助配置，中心的人员应包括陶瓷鉴定专家和陶瓷科技专家。中心运行之初，自有人员主要为陶瓷科技专家等，而陶瓷鉴定专家为聘任客座专家。这时的鉴定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心已具备了鉴定基础的普通文物，可作为中心的常规科技鉴定工作；另一类是珍贵古陶瓷或科技鉴定把握不大的古陶瓷，这就需要邀请有关陶瓷鉴定专家合作鉴定，经分析讨论，如能给出明确结论，则根据规定付给陶瓷鉴定专家合理报酬，如仍不能给出明确鉴定结论，则由中心承担陶瓷鉴定专家的交通费和劳务费等。等到中心运行正常，并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时，则可聘任一、二位年轻的、有相当经验的陶瓷鉴定专家作为自有人员，而大多数陶瓷鉴定名家仍为客座专家或顾问。中心将按实际情况定期付给客座专家顾问费。而对于珍贵古陶瓷等的鉴定，仍按上述方案操作。

    中心提供的鉴定意见分两种：一种是正式的鉴定书，中心将对这一种鉴定承担法律责任；一种是普通分析意见，因种种原因，无法给出准确鉴定结论时，可提供普通分析意见，仅供参考，中心不对这一类鉴定承担任何责任。

中心的鉴定盈利主要用于设备添置和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数据库和有关课题的研究。此外，中心应给予中国科学院合理的经济回报。
    六、结 语

    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艰苦而细致的努力，方能逐步完成。同时，我们要明确，从自然科学角度讲，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的研究思路业已成熟，一些名瓷，如景德镇元明清官窑青花瓷器、越窑青瓷和南宋官窑瓷器等，已经具备了科技鉴定的基础，若与文物鉴定专家通力合作，完全可以开展具体的鉴定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多数名瓷至今尚不具备科技鉴定的基本条件。但对任何一种名瓷而言，其科技鉴定的研究程序是相同的，研究思路是成熟的、可靠的，即都要经过标本收集、测试分析、数据处理和演绎归纳等四个阶段。只要统筹兼顾，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工作，总是能逐步完成这一系统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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