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重生的是真的吗:是谁贿赂了马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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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B02版：人文周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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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微博上称，“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收受中国内地作家张一一60万美金‘翻译定金’，导致诺贝尔文学奖110年来面临最大信任危机”。马悦然夫妇知悉此事后，于5月16日当天发表致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公开信，随后并致函其他相关部门。两个多月过去了，各种说法和疑问，仍不绝于耳。马悦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每个月都会收到很多中国作家的来信，有的甚至直接汇钱给他，要求帮忙给他们弄到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说只要得奖，奖金给马悦然。有人因此在微博上发表一系列质疑马悦然的博文，为此，马悦然授权本报独家发表如下公开答复———
能举证说出哪些中国作家贿赂吗？
马悦然：我确实谈到每月都收到过这样的来信———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要我帮助他们，当然与诺奖有关。这些人不是给我寄来发表过的诗集，就是小说，当然，也有尚未出版的书稿，还有一封宣传和平的“致全世界青年的公开信”，请我翻译成瑞文和英文，以此试图来获得和平奖。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每封信中都有书画作品赠我，我当然把这些退还。我给他回信，请不要再来打扰，甚至让瑞典学院管理邮件的人员将此人的信件退回，今年春天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这些人都自称是不错的“作家”。
不仅在中国内地，香港也有，一位出版过不少诗集的女诗人，就给我寄过一张5000港币的支票。坦率地说，她的那些打油诗，文学价值等于零。
我本人不忍将那些文学价值并不高的作品直接扔进垃圾桶里，寄来的许多书，有一部分移送给大学中文系图书馆。这些作品虽然不具参评水平，但作为公开出版物，却也代表不同层次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个部分或文学现象，在我原来的大学教中文的朋友陈迈平告诉我，他在好些书中发现作者写给我的信，请求帮忙或愿意转让部分奖金之类。至于要具体到某年某月，又是哪些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次如果不是李希光之流毫无根据地信口雌黄，我不会提及这些事。
在我认识的中国作家中，没有一位朋友给我写信提出过什么要求；相反，我访问中国参加什么活动，许多作家在那种场合下，一般不会主动来接近我，或许是在回避什么，我懂得他们的理由。
中国作家与马悦然先生有交往的很有限，怎么可能每月都会收到很多信呢？
马悦然：首先，一个住在北欧的人与中国作家的交往当然有限，不过，也不尽然，这要看怎样来理解了。上世纪50年代，我作为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及至80年代获得入境，先后访问过的中国作家，包括艾芜、巴金、老舍、钱锺书、杨绛、沈从文、师陀、严文井、叶圣陶、张天翼；诗人艾青、冯至、卞之琳、冰心、凌叔华、陈敬容、冯乃超、曹辛之、田间、辛笛、臧克家、郑敏；戏剧家李健吾、曹禺、吴祖光、夏衍等人。从这一点来看，我与中国作家的交往已不算少了。其次，近五十年来，我翻译成瑞文的中国作家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包括台湾作家在内，近八十人。50年代仍健在的著名中国作家，以及后来的中国知名作家，我大部分都见过，并且与艾青、冯至、卞之琳、沈从文、张贤亮、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李锐、高行健、曹乃谦等人，都是很好的朋友。
至于每月怎么会收到那么多的信，我的回答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不少，其中不乏急功近利者、脑筋不清楚自以为是的人、骗子、腐败分子、伪君子，中国新闻中报道过那么多的不堪之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些信是怎么寄达的?
马悦然：信不是寄到我家，而是寄到瑞典学院，无论怎么拼错都行，都收到了。
对中国蔑视，数度跟中国绝交？
马悦然：如果我蔑视中国，蔑视中国人，这一生就不会翻译那么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也不可能与许多中国作家交朋友。我蔑视的是五毛小骗子，抄袭别人的作品的记者，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制造假新闻的伪君子。
关于某报记者抄袭刘慧儒和胡蔚文章？
马悦然：本不想提这桩陈年旧事，但这位记者七次坚邀我举证，只好奉命。那篇报道是关于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本来说好是采访，记者向两位德文专家提问，两位专家分别以书面形式作答5000字和6000字。结果记者以“新闻操作”为由，据为己有，署名发表。全文3000多字，其中挪用刘慧儒1250字、胡蔚2000字。遭到两位专家质疑后，报社最终作出调查结论：承认错误，公开向广大读者道歉。报纸网站发表道歉声明，称“记者存在对专家提供的书面回答消化不够、直接挪用的问题”云云。两位专家告诉我：报社补付两位专家4400元稿酬，并赔偿当事人1万元人民币，把这些钱以两人名义捐给山西省农村一贫困小学。付优厚的稿费意味着，两位专家的文字是优质稿，而不是什么半成品或原料，可以随便豪夺或巧取；赔偿是承认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
老人家贪杯喝高？涉及中国作家群体人格？
马悦然：记者认为我是一个衰老的酒鬼，可以视作一个不礼貌的玩笑。我这个“衰老的酒鬼”，今年秋天还要出版四本书，证明其头脑并未衰老或者不清楚。中国文学史上的酒鬼很多，像陶渊明、李白、辛弃疾。倘若没有这些豪爽、幽默感很强的大师，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会苍白许多。我劝这位记者不妨买一两瓶好酒，五粮液、泸州老窖，或双沟大曲，再买上几包花生、十几个咸鸭蛋跟几个好友出去野餐一次，我相信他所有的忧虑就会消失了。至于把问题上升到“中国作家群体人格”的高度，有拉大旗做虎皮、煽动仇恨之嫌，但并不能掩盖许多“中国作家”给我写信这一事实。我今年已八十七岁，作为一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情感非一般人可知，其余的话，就不必说了。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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