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人变成九尾是第几集:中国医疗组全力救治胡志明主席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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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疗组全力救治胡志明主席秘闻     2009年02月13日 10:5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吴光祥

  1969年9月2日9时47分,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主席在河内不幸病逝,终年79岁。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发布的胡志明逝世讣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胡志明主席患病期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日夜守护着他,并委托一个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每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主席的病医治好。但是由于他年事很高,病情严重,胡志明主席与我们永别了。”文中提到的“委托一个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这句话,其实,隐含着中国人民全力救治胡志明主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周恩来叮嘱医务人员:要竭尽全力救治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1890年5月19日出生在越南义安省(今义静省)南坛县金莲村一个教师家庭。1917年,胡志明化名阮爱国留居法国。1945年8月19日,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举行起义并取得胜利。同年9月2日,胡志明在越南河内的巴亭广场发表《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胡志明的身体日渐衰弱,只有70多岁的他已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然而,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并在战火中缔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胡志明却最害怕打针。加之胡志明晚年腿脚不方便,于是到中国休假、疗养、访问已成为他的最佳选择和惯例。胡志明曾访问过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新疆、杭州、延安、南宁、青岛、海南岛,到过东北,游览过黄山、滇池、湘江、太湖等许多地方。他常说:“我到中国就如在自己家里一样。”当然,广州从化温泉也就成了胡志明每次必去的地方。1963年9月初,胡志明第一次到从化温泉疗养,周恩来和陈毅还专程从北京赶来看望他,并对胡志明的治疗保健和日常生活作了细致安排。现在悬挂在越南重要场所的胡志明主席画像,就是胡志明主席在从化温泉疗养时,由《广东画报》摄影师陆文骏为他特意拍摄的标准像。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治疗胡志明的病一直都十分重视和关心。周恩来即使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也总是亲自挑选医务人员,认真审阅病情、研究治疗方案,有时还派专机到河内送药品和器械。与此同时,应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请求,适时派出医生去河内为胡志明主席治病。为了保密需要,中越双方在联系中都称胡志明主席为“丁老”。

  1969年春,胡志明的心脏病突然加重,根据他的愿望和越南劳动党的要求,周恩来立即派出心脏病专家张孝和黄挽、中医专家孙震环、翻译张德维组成的医疗组前往越南河内。在医疗组出发前,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再三叮嘱,一定要竭尽全力救治。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感谢,4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指出:“越南人民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的解放事业中,在今天的北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抗美救国战争中,时刻记住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志明的病情有所好转。不久,中国医疗组回国。

  6月30日,根据越南方面的请求,中国医疗组再次前往河内。临行前,周恩来让医疗组成员转告驻越大使王幼平,他说:“如胡志明主席的身体状况能稳定,我医疗组可在适当时机告退,需要时再来。医疗组要确实掌握病情,及时向王大使汇报,由大使报中央决定。”这次医疗组返回河内时,周恩来还专门委托医疗组带了两只北京烤鸭送给胡志明。当胡志明接到医疗组带来的烤鸭时,连声道谢并吩咐工作人员:“烤鸭今天不吃,留到明天,请大使来一块吃。”第二天,也就是7月1日,胡志明邀请王幼平大使和一位参赞一起吃了北京烤鸭。他还特地给医疗组送去了半只北京烤鸭。

  7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来华的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李班转告了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他说:胡主席很希望能有机会再到中国来。周恩来听完当即表示:“我们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只能由大夫作出判断,由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两个星期后,中国医疗组向王幼平大使汇报说:胡志明主席精神很好,食欲转佳,体重也有所增加,各方面都见好转。医疗组认为,可以告退回国,并请使馆报请中央同意。8月15日,正当医疗组准备返回时,胡志明突患感冒,病情十分严重。于是,王幼平决定,医疗组推迟回国,密切关注胡志明的病情变化。8月23日晚,胡志明的心脏病和支气管炎同时发作。当晚,胡志明因嗓子里的痰咳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而导致休克。王幼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胡志明主席的病情。同时,安排直通北京的电话和电传,并让大使馆人员24小时守在电话机旁值班。

  第二天上午8时许,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黎文良在主席府紧急约见王幼平,通报了胡志明的病情。同时,请求中方政府增派医生。王幼平立即将越方的请求报告给了周恩来。当天,周恩来就挑选了李邦琦、岳美中大夫和护士王西明组成第二个医疗组。在医疗组去河内前,周恩来还专门同他们谈了一次话。

  8月25日早晨8时,中国医疗组乘坐的专机到达越南河内。上午11时,黎文良约见王幼平大使,感谢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派出的医疗组,并转交了胡志明主席给周恩来的电报。电报大意是:医生已到,请周恩来总理及毛泽东主席放心。8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对胡志明病情表示关切,望其安心养病。与此同时,由周恩来安排的第三批5名急救人员已启程飞往河内。第三个医疗组成员有:陶寿洪、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第三医疗组成员下了飞机后,就直接乘车前往主席府,与先前的医疗组会合,迅速投入抢救。
周恩来电嘱王幼平大使:未经越方安排不要与医疗组联系

  8月27日,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急救组和其他医疗组会诊后建议:必须给胡志明主席输液。因胡志明个体原因和身体极度虚弱,越南方面担心输液发生意外。于是,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就在胡志明主席病榻旁,临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治疗方案,并作出给胡志明输液的决定。随即,中国医疗组的孔繁英护士执行了这项“特殊任务”。她右手拿着注射器,小心翼翼地走到胡志明的病床前,当她正要进针时,突然,胡志明睁开眼睛,问孔繁英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拿针。孔繁英一边笑着答话,一边进针。正当大家担心时,只见胡志明一皱眉头,注射成功。这时,在场的越南领导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并一一同孔繁英护士握手,称赞她的技术精湛。

  8月30日,周恩来得知胡志明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他立即给王幼平大使去电报嘱咐:在胡志明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8月31日,周恩来又派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梁枫陪同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大夫,乘专机去河内送急救药品,并了解胡志明的病情。出发前,周恩来指示他们要当天返京,晚上听取汇报。由于天气不好,第二天上午专机才返回北京,周恩来立即听取了梁枫对胡志明的病情汇报,并专门找来有关人士讨论救治方案。

  9月1日,胡志明的病情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医务人员正在全力抢救,一刻也不能离开病人,中国医疗组与驻越大使馆联系中断。王幼平大使因无法了解到胡志明主席的病情,心里十分焦急,不断询问使馆值班室和礼宾秘书组。直到当天晚上,在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的越南国庆24周年招待会上,王幼平大使才从越方领导人那里得知胡志明主席病情严重的消息。招待会结束后,王幼平仍没有等到医疗组的消息。于是,王幼平立即将胡志明不见好转的病情报告给了周恩来。

  9月2日凌晨6时,周恩来再派吴阶平率领第四个医疗组携带药品器材前去抢救。与此同时,王幼平紧急约见了黎文良,并告诉他中国又增派了一个急救组,即第四个医疗组。而且专机已从北京起飞,约在9时抵达河内。王幼平回到使馆不久,就接到了中方医疗组翻译张德维从主席府打来的电话,他只讲了一句话:“不行了,医疗组不要来了。”于是,王幼平大使立即将这一噩耗报告给了中央。9月2日上午,周恩来再次给王幼平发来电报: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这是周恩来在4天之内,给王幼平的第二份亲笔署名的电报。后来,王幼平对于这件事感慨良多,他说:“我当大使30年,周总理署名直接给我发电报,给我下指示,只有这两次。”

  与此同时,中国第四个医疗组的专机已越过中越边境,再过20分钟就可到达河内。这时,机组接到返回南宁的命令。于是,机组立即通过无线电告诉河内机场指挥塔说,因“天气不好”,吴阶平乘坐的专机返回中国南宁待命。后来,周恩来在吊唁胡志明主席时,与越南领导人在会谈中提起了这件事。他说:“(8月)31日,我们派吴大夫和梁枫同志来送药和了解胡志明主席的病情,叫他们当晚赶回北京汇报。因天气关系,他们(9月)1日晨才到北京。我亲自听取汇报后又找有关同志讨论了5个多小时。我觉得已经很难见到胡志明主席了,但仍然决定再派吴大夫和梁枫以及一些医生携带药品、器材前去抢救,他们正在路上时,不幸胡志明主席已经去世了。”

  9月2日凌晨,在胡志明停止呼吸后,中国医生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继续做人工呼吸,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当时,医务人员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直到黎笋下令停止抢救为止。随后,12名中国医护人员列队向胡志明主席的遗体鞠躬致哀,越南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国医护人员一一握手致谢。随后,中国医疗组成员含泪离开。临行前,越方请中国医疗组暂时保密,不要同外面联系,待越共中央作出决定后,再离开主席府。越南的这一措施正好与周恩来总理电嘱王幼平大使的指示要求相吻合,医疗组表示理解。直到9月4日,中国医疗组才迁出主席府,住进河内一家军队招待所。

  胡志明这位新越南的缔造者,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越南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逝世日与他所创建的共和国的诞生日恰巧在同一天。越南领导人深知胡志明在越南人民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越南劳动党不愿把越南人民的“悲痛日”和共和国的“国庆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和共和国缔造者忌日的纪念活动将不好安排。于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开会讨论后决定,将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时间公布为9月3日9时47分,而不是他真正去世的9月2日9时47分。

  9月2日16时45分,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告知王幼平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为了免使越南人民过分受刺激,决定将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时间公布为9月3日9时47分。”随即,王幼平大使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到驻越南大使馆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拿起笔,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签完字之后,毛泽东站在桌前点上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并喷出了一团浓浓的烟雾。这时,他按响了叫秘书的电铃。秘书进来后,他指指桌上的报告说:“马上送总理。”秘书拿起报告正要转身离去,又听毛泽东说:“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秘书答应着往外走去,在走出门时秘书回头看见毛泽东脸上淌着泪水。其实,毛泽东与胡志明是多年的老朋友,毛泽东从没把胡志明当作外人。一年夏天,胡志明到中南海的勤政殿与毛泽东长谈。由于天气闷热,毛泽东请胡志明解衣赤裸了上身,毛泽东说:“这是在家里嘛,尽管随便,就像走亲戚一样。”
 周恩来十分痛惜地对越南领导人说:“我来晚了。”

  9月3日,越南政府发布了正式公报。公报说,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上午9时47分逝世。随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国会常委会和越南政府会议发出唁电,对胡志明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当晚,周恩来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飞往河内。9月4日零时,王幼平约见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并通知他说: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前来吊唁,副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团专机约于7时到达河内。阮维桢表示,他立刻报告越南劳动党中央。凌晨2时许,阮维桢约见王幼平并答复同意中共代表团前来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但为难之意溢于言表。由于当时越方尚未做好吊唁准备,遗体不便瞻仰。

  王幼平随即将越方答复和阮维桢的谈话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并驱车前往内排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与此同时,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和裴光造等也都来到机场迎候。9月4日7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没有到达。8点30分王幼平建议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先回去。之后,王幼平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专机到达,遂和阮维桢、阮基石一起乘车离开机场。在返回中国大使馆的途中,王幼平遇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汽车,车上同志对王幼平说:“刚刚接到机场电话,总理已经到了。”于是,王幼平急忙调转车头,快速地向机场方向驶去。不一会儿,王幼平大使与周恩来的车子在路上遇到了。周恩来坐在车里向王幼平招手,随即,王幼平再次调转车头与周恩来的专车一起驶向河内的范老五宾馆。后来证实,中国代表团在空中收到使馆电报后,临时改降到了南宁,后经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河内吊唁,这样专机就比预计到达迟到了两个小时。

  周恩来到达宾馆后不久,范文同、武元甲就赶到了范老五宾馆拜会周恩来总理。接着,长征、阮维桢和裴光造等越南领导人也先后来到宾馆拜访周恩来总理。范文同、武元甲见到周恩来后,失声痛哭。周恩来含泪一一安慰,并连声说道:“我来晚了,我来晚了。”“这次来得很仓促,在途中接到阮维桢同志转告的越南党中央关于国葬的布置,知道不能向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别,但因我们已经在途中,所以还是来了。根据主人的意见,8、9、10三天举行国丧,到时我们再派代表团来参加,我们这次先来吊唁。”越方对周恩来的请求表示同意。

 

  9月4日下午3时,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因灵堂没有布置完毕,中越双方领导首先举行了会谈。5时吊唁仪式开始。临时灵堂设在主席府正厅,这是胡志明主席生前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个灵堂是专为中国代表团设置的,后来的正式吊唁灵堂设在巴亭会堂。周恩来进入灵堂时,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恩来拥抱。随即,周恩来转送了中共中央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唁电。中国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默哀后,周恩来总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9月4日晚7时,越方秘密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胡志明主席的遗容,他们站在胡志明的遗像前肃立默哀,深切怀念这位异国朋友。这也是唯一看到胡志明遗体的外国代表团。当晚8时,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河内回国。

  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第二个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副团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团员是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当晚,越南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到宾馆会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次日,中国代表团与其他31个外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胡志明主席国葬仪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挽留胡志明主席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胡志明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政府先后派出4个医疗组到越南全力救治。在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中国又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外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  (《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