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软骨是鸡的哪个部位:文章写作十二题_王梦奎

文章写作十二题 王梦奎

学习大讲堂 2010-06-13 17:14:23 阅读1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文章写作十二题

                             王梦奎

    怎样写文章，这个题目很难讲。文无定法，文章之道，有许多是可体会而难以言传的。何况，写文章的人各有各的偏好和路数，“文章是自家的好”。因为是同行同业的，同甘共苦，我讲些个人的零星体会，共十二个题目，长短不一，有些意见，是感想式的，只能叫作漫谈。

    一、文章怎样才算好

　　对写文章，历来有不同看法。有说是雕虫小技的，有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曹丕《典论·论文》），不管怎么说，文章总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反映着现实，也记载着历史。

　　写文章不是少数人的事，凡是知书识字的人，几乎都要写文章。决议和决定，报告和讲话，论文和专著，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乃至书信、公告、便条，以及手机短信之类，都是文章，只是体裁和载体不同。

　　研究室是参谋和助手班子，是以调查研究和文章写作为职业的。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听河北省政府研究室的同志说，有一个顺口溜：“研究室、体改办，拎个破包到处转，厚着脸皮蹭顿饭，写成文章没人看。”我说这是表扬研究室和体改办。“拎个破包到处转”说明艰苦朴素、工作勤奋；“厚着脸皮”才能“蹭顿饭”，说明没有特权；“写成文章没人看”，可能是别人不爱学习，也可能是文章写得不好，只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文章怎样才算好，也是见仁见智，不容易一两句话说清楚。甲认为好，乙可能不以为然；乙认为好，甲可能不以为然。这和个人欣赏偏好有关。

　　不同体裁的文章，有不同的要求。不能把会议通知或者工作报告写成抒情散文和学术论文。

　　虽然这么说，对于什么是好文章，还是有共识的。文章的好坏，读者还是能分辨的。经过千百年筛选淘汰而保留下来的优秀作品，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像《古文观止》中的许多文章，《唐诗三百首》中的不少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名著，长久流行而不衰，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古人讲义理、考据、辞章。义理就是讲道理，有见解；考据就是材料要准确；辞章就是要有好的表现形式，这涉及文章的语言、章法和风格等许多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笔要好。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　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种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还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这里所讲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以及逻辑和辞章问题，都是些好文件和文章的根本要求，是从认识论的高度阐明调查研究和思维过程的很经典的观点。这里所批评的现象，现在也还普遍存在。

　　可以说，好文章的要求，是正确的健康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表现形式统一，二者缺一不可。所以，文章不仅要有内容方面的追求，也应该有形式方面的追求。

文章的风格与流变，和文章内容、时代精神息息相关。文章内容是否正确取决于立场、见解和知识，首先是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对中央精神的把握。思想僵化，没有见识，内容贫乏，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里我着重讲的，是表达形式和文风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内容方面的问题。

   二、写作是技巧也是艺术

 　文章首先内容要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形式也很重要，好的内容需要有好的表现形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不能片面追求形式而不讲究内容，但不讲究形式也不行。文章的起码要求是达意，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如果不能准确遣词造句，连达意也做不到。文章写作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艺术，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要像重视文章内容一样重视文章的形式。

　　中国有重视文章写作技巧的传统，名篇佳作代有流传，各种体裁的文章都有。能够长久流传的，都是好的内容和完美的表现形式相统一的文章。赋和骈体文是极其讲究写作技巧的，虽然后来浮华靡丽走到极端，内容空洞而徒具形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衰落了，但讲究写作技巧的精华之处还是应该肯定和继承的。旧体诗能够长久流传不衰，和完善的表现形式有关。新体诗至今没有被大多数人所喜爱，没有找到完美的表现形式是重要原因。

　　中央一贯重视文章写作，1951年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当天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正确的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大多数条款是毛泽东所写，个别条目是刘少奇所写），其中有好几条是专讲文章和文件写作的。第四十七条说：“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1996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2000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公文是文章的一种，对工作正常运转有重要意义，比其他文体的写作相对容易，但有些人还是不大注意。

　　写作不是少数舞文弄墨者的事，许多工作都离不开写作。不仅文学作品要重视写作技巧，理论文章、调查研究报告、会议文件和讲话，各种体裁的文章也都要讲究写作技巧。讲究不讲究，技巧的高下，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现在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基础训练不够，不少人文理不通，“写手”更成了稀缺人才。不少高中甚至大学毕业生，写不出通顺的文字，甚至连封信也写不好。有些做研究工作的青年人，学问和见解不错，但因为文章写得不好，不善于表达，不能尽展其才，是很可惜的。好几个部长向我反映，现在最缺的，是懂业务，文笔又好，能写点东西的人。

　　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观察和认识没有止境，文章内容没有止境，对于写作技巧的追求也没有止境。文章从题材、体裁到语言，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经常琢磨各类文章的写法，把写好文章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

　　我举个新的大变化的例子。电脑和网络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发明，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写作来说，在采集信息、整理资料、提高效率方面提供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可以给人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调查研究，对写文章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也给一些偷懒的人提供了方便，例如不分析情况和研究问题，整段下载材料，东拼西凑，敷衍成文，很容易造成重复和雷同。现在写文章似乎也进入了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如何保持“手工缝制”的个性化特色，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是说文章选题。选题很重要，选好题目，文章成功一半。

　　初学写作者写大题目往往不容易成功，因为大题目涉及内容广泛，不大容易把握。比较好的办法是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不是抓住鸡毛蒜皮无限夸大上钢，而是把题目范围定的小一些。这样做，分析容易细致深入。

　　大题小做也有成功的，这要求具备很广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概括能力，一般人很难做到。我举两个例子：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是毛泽东写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是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术的碑文，碑文总共114个字，分三段，每段只有一句话：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里三个一句话的排比句式，很准确的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几个大的阶段，三句话的结尾都是“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很切合碑文的要求，是一篇好文章。

　　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是1927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这样大的论文题目，鲁迅没有摆开架式，时代背景，一、二、三、四，而是根据史书和《世说新语》之类著作的记载，讲许多故事，通过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说明魏晋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社会风气和文学流派的关系，具体生动，比看抽象的论文印象深刻的多。在这篇演讲里，鲁迅把汉末魏初的文章风格，概括为“清峻”——简约严明，和“通脱”——随意或随便。这个时期的文风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作者知道的，应该比写进文章的东西更多，这样写起来会轻松自如，绰有余裕。如果自己不懂得那么多，硬着头皮写大题目，会感到吃力，甚至给人声嘶力竭的印象。

　　我一向主张初学写作者，特别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年轻人，要小题大做，这样有助于找准聚焦点，对某个具体问题作深入研究，把道理说透彻。没有对于所讨论问题的深刻认识，没有对于全局的把握，写大的题目容易限于空泛，大而无当，你说得别人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你没有说。

　　四、粗枝大叶

　　粗枝大叶只是个比喻，古时用来形容汉代文章的粗犷大气，与六朝文的华丽细腻相区别。

　　粗枝大叶，当然绝不是说，写文章可以粗心大意，文章可以有疏忽和漏洞；而是说，要注重大的轮廓和脉络。要先把文章大的结构和布局搞清楚，把文章大的框架立住。就像一座房子，四梁八柱立住了，才坚固牢靠。或像一个人坐在一个很结实的四条腿的大椅子上，就显得大气而稳当。文章有不同的风格，不论是清峻还是通脱，是豪放还是婉约，框架都要立得稳，才能站得住。当然，这种框架构思，不一定形诸文字，也可以只是个腹稿。框架定好了，才能够提纲挈领，观点和材料的组织才会有中心，写起来才不致“节外生枝”。框架立不住，观点和材料的取舍就会无所依据，就不会有逻辑和条理，甚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纲举目张的说法，用在文章的写作上是合适的。

　　文章框架设计的过程，也是初步分析和理顺思路的过程。文章主题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每个方面有哪些内容，按照内在的逻辑关系，粗线条的摆布停当，文章大的轮廓和脉络也就有了；什么地方是需要弥补和加强的薄弱环节，也就大体清楚了。最初确定的框架，只能是粗线条的，写作过程中修改补充和局部改变是难免的，但事先的缜密思虑可以防止中途全盘推倒重来。

　　粗枝大叶，注重大的轮廓和脉络，不是不注意细节和交待事实。该说明的事实还是要交待清楚，不要省那几个字。有的文章，讲了一大篇道理，读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要以为自己知道的读者都知道，中国人知道的外国人一定知道。用简明的语言把事情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并不容易，有时候比发议论还难，说得多又容易罗嗦。叙事是写文章的基本训练，中学生作文都是从记叙文开始的。中国古代小说很注重交待事情和人物的来龙去脉，三言两语，清清楚楚。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可以从古典小说借鉴简要交待事情经过的做法。有的大块文章，开始头绪比较多，有的线索在讲述过程中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徐庶，其实这是可以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法交待清楚的，只要细心，并不困难。

　　五、标新立异

　　文贵创新。“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戴复古《论诗绝句》），创新就是标新立异。随人脚后，人云亦云，不可能创新。

　　谈判要有妥协，与人相处要寻求共同点，都是求同而存异。与此相反，搞研究、写文章，要存同而求异，研究性的文章尤其如此。如果讲一样的话，复印散发就可以了，何必再写。网络上有各类文章的标准版本，满足官样文章的需要，一个程式，八股腔调，套话连篇，不可能有新鲜创造。曹雪芹所批评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是文章大忌。古人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欧阳询《艺文类聚》二十五引梁简文帝萧纲语）所谓“放荡”，就是要放得开，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是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要有新鲜的见解，也要追求不同于别人的更好的表达方式，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即使同样的主题，同样的题材和体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上也要追求“新”和“异”。毛泽东的文章，鲁迅的文章，即使不署名，细心的读者也能辨认出是谁写的。同样的题目，不论是论文、散文还是诗歌，不同的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文章，而且各具特色。

　　标新立异的根据，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生动活泼的创造，是对中外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的继承，而不是无根据的说些惊世骇俗的大话，用片面性、绝对化的言词哗众取宠。郑板桥题书斋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是他的艺术追求，也是文章之道。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说锤炼语言要下功夫，不是追求怪诞。

　　六、深入浅出

　　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也最难。没有对所论事物的深入认识做不到“深入”，没有深厚的文字功底不可能“浅出”。深入深出的“深出”固不可取，但“深入”还是好的。实际上，在某些专业领域，也很不容易做到深入浅出。浅入浅出在某些场合，例如文化普及和通俗宣传，也是需要的。唯有浅入深出，卖弄博学，故作高深，用人人都难懂的语言讲述人人都知道的意思，变成小圈子人的“自产自销”甚至是自言自语，对社会没有多大用处，是文章大忌。

　　深入浅出一向是文章大家所追求的。毛泽东的文章，老一辈学者梁启超、胡适、冯友兰、吴晗、费孝通的文章，胡乔木、胡绳的文章，都是深入浅出的模范。有些科学家，例如华罗庚和钱学森，文章也写得深入浅出，为读者所喜爱。高手们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是因为有独到的见解，也因为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技巧，能够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所谓平白如话。

　　古往今来，能够流传的好文章，都是深入浅出的，没有哪一篇是装腔作势、佶屈聱牙的。读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完全是本色语言，没有任何生僻的地方，但意蕴深远，成为千古绝唱。

　　做到深入浅出有文字技巧的问题，也有写作态度问题。写文章、作报告，是和受众交流，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别人，和别人共享信息，或者希望引起别人的赞同和共鸣，态度一定要诚恳，就像和亲朋在谈话一样。和亲朋谈话有谁是矫揉造作、虚情假意、故弄玄虚的？毛泽东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文风问题才能解决。

　　“文章四境界说”，是我1998年在为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博士短论文丛”写得序言里最先明确概括出来的。这是多年读书和写作的体验，也是形式逻辑的推演；深和浅、入和出，只有这四种组合。这说明，形式逻辑也可以得到新的认识。

　　七、简单明了

　　文章要简明清爽，不能拖泥带水。简单，才能明了。简单明了，才能眉清目秀。古代文字刻在龟甲上，后来刻在或者写在竹板上，很费力气，所有文章都很简短。《论语》只有1万多字，《道德经》只有5000多字。司马迁的《史记》写50多万字，在当时非常不容易，用一辈子精力。古人说某人学富五车，那是指竹简和马车，如果是纸质印刷品，五大汽车，恐怕谁也读不了那么多。如果是电子版图书，甚至十个光盘也读不完。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书写方便省力，文章也越写越长。据说海明威为了把文章写得简明，站着写，写得太长就累得写不下去了。

　　有人说，白话文不能写的简短。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人和胡适辩论，只有文言文才能简短，并举推辞不就某职为例，复电用文言文就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只有12个字；胡适说，白话文可以只用5个字：“干不了，谢谢。”打电报因为按字数计费，都很简短，这是经济规律起作用。世界性的高峰会议因为严格限定时间，发言都不长。

　　要言不烦。过去有“惜墨如金”的说法，有的评论甚至把“简”称为文章“尽境”，也就是最高标准。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说：“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简约是文章之道，不能“瘠义肥辞”（《文心雕龙·风骨》），内容稀薄而空话连篇。

　　写文章的本领，在于把复杂的事情写得简单明了，不在于把简单的问题说的复杂。

　　写文章的经历，往往是“短—长—短”，开初没有东西可写，文章长不了，小学生的作文都很短；学问有了长进，知识多了，文章也越写越长；能再由长到短，就成熟了。这里是两个飞跃。借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古话，文章之道可以说是“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简，不是简陋和寒碜，不是只有平铺直叙而没有曲折多姿，也不是只要直白而不要含蓄，更不是要把文章写得干瘪枯槁；而是用简约的语言，准确表达思想，这是要高水平才能做到的。实现由长到短，比由短到长要难得多。可以说，由短到长，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再实现由长到短，只有少数悟得文章之道的人才能做到。写短文章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有一次肖伯纳给朋友写信，说对不起，我因为没有时间，不能把信写得短些。当然，文章简约不仅是文字功夫，也和世事洞察有关。

　　文章写得太长，有的是因为不得要领，不知道什么是重点。这是认识深度的问题。

　　写得太长也是文风问题，是思想和工作作风的反映。毛泽东在延安批评过，党八股文章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1942年延安反对党八股的干部大会原来就叫“压缩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的署名报告《反对党八股》，列举党八股的表现，分析党八股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及其危害，今天读来对我们写好文章和文件还很有启发。现在的套话，也是一种党八股。

　　国际交流中要注意简单、明了、响亮，还要尽可能做到中性和通用，因为中外文化差异很大，我们习以为常的，外国人不一定了解。北京奥运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上海世博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都是好例。当然也不是越简越好，例如有些简称和缩略语，时过境迁，不仅外国人不懂，中国人也不大清楚，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恐怕很多人都很难准确说出是指什么，这就需要把话说全。每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在这方面比较注意，负责翻译的人还是经常提出某些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表达的问题。有鉴于此，我曾经设想，可以编一本《中国政治经济词汇中的数字》，以帮助人们阅读以往的文献。

林语堂说，演讲要像迷你裙，越短越好。文章也是这样。不是长文章都不好，不少世界名著是长篇巨制。《庄子》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还是要根据内容需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以换个说法：同样的内容，要用最简约的文字表达；同样数量的文字，要表达更丰富的内容。这也是投入产出关系的效益原则。

　　八、剪裁得体

　　作者一般都会掌握比较多的材料，这是文章的原料。动起笔来有许多话要说，但只能围绕主题，讲最必要的话，援引最必须的事例和数据。什么话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多说，什么话少说，要认真剪裁，有所取舍。就像裁缝，拿到一块布，还只是原料，做成合体的衣裳需要剪裁和缝制。初学写作者，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写到一篇文章里去，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枝蔓横生，杂乱无章。

　　郑板桥诗：“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题竹石画》）剪裁，就是把冗繁的无用的东西去掉，让文章“得体”。人的言行要得体，文章也要得体。

　　文章要匀称，正像人体肥瘦匀称才好看。要有骨有肉。只有骨头没有肉，那只是文章提纲，肉太多就臃肿了，也不好看。头重脚轻，头轻脚重，大肚子，干骨头架子，都是要避免的。文章重点要突出，突出重点也要匀称，重点和非重点的摆布要恰当。“红花也得绿叶扶”。

　　要善于藏拙。比如一个问题包括同样层次的三个方面，你对其中两个方面了解得多些，另外一方面了解得很少，不能深一脚浅一脚，知道得讲得很详尽，不大清楚的就一笔带过，这很容易暴露弱点。与其如此，不如都讲得简略些，把同样层次的问题放在大体相同的位置上讲，讲到大体相同的详略程度。这就像经济学上讲的“短板理论”，经济计划工作中的“短线平衡”。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把题目改的小一些，只写自己知道得比较多、理解的比较深的问题。

　　大的文章或文件，往往要先经多番讨论，确定大纲，然后多人分头执笔写作。这样做的好处是集思广益，优势互补，因为很大的问题是一个人所难以完全把握的。这种办法也有缺点，就是初稿往往自成体系，叠床架屋。这需要通盘筹划，加以剪裁，使之浑然成为一体，不能留有拼凑痕迹。中央许多重要文件都是这样做的。

　　九、掐头去尾

　　文章开头和结尾很重要。开头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不要弯弯绕。结尾要戛然而止，留有余响，不要画蛇添足。有的文章冗长落套，和开头结尾有关。

　　“开拳便打”，直入主题，是文章简短和避免套话的重要方法。章回小说常说“闲话休提，只说正话”，写文章也应该如此。传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原稿开头讲滁州东边是什么山，西边是什么山，南边是什么山，后来改为一句话：“环滁皆山也。”这是剪头而显精彩的好例。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引言很简短：“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也是一语开篇的好例。《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有气势和历史感，又直入全书主题。《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开头和结尾都很精彩。比如韩愈的《师说》开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言简意赅，对师的职责作了准确的界定。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切合小说主题，又很有哲理，是作者的感慨和总结。这些精彩的开篇让人过目难忘。

　　读者不喜欢文章“穿靴戴帽”，因为这是累赘，没有实际内容。掐头去尾，就是“脱帽去靴”，剪除累赘。作者头尾讲得那两段套话，可能是为了配合某种形势。中央文件已经讲清楚了，读者都明白，不用你再费口舌，掐头去尾剩下的“干货”才是需要你说的。有时候生硬的去配合形势，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引起读者对文章意图的误解。

　　在不少情况下，确实需要在文件或文章中，特别是在正式会议的文件和报告中，申明某些重要的政治原则，那就要在最显眼的地方，用最准确简明的文字加以表达。在文章或者文件写成后，还要认真检查一遍，仔细想想，看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有没有重要的疏忽和遗漏。这种周到和细心是必须的。话不在多，要说的正是地方，说的准确，说得恰到好处，不必唠唠叨叨地反复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政治立场是通过整篇文章体现的，要相信读者的理解能力。

　　十、勤标点、多分段

　　短句子，短段落，文章会显得干净利落。

　　多分段有助于条理。段落太长，不同的内容放在一段里纠缠不清，文章会显得沉闷，逻辑也不容易清楚。

标点有助于阅读。句子太长，两行一个逗号，好几行一个句号，读起来很吃力。古代没有标点，由老师教学生“句读”，即断句。鲁迅文章没有顿号，都是以逗号代之，显得干净紧凑，读起来有节奏感。

　　凡是能用短句子的，不要用长句子；凡是能分段的，不要合成一段。各就各位，疏密有致，不要挤成一团，这样读起来清爽。

如果文章所论内容太多，不容易用分段的方法加以归纳条理，可以采用分几大部分，并贯穿以一、二、三、四、五……写若干条的办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现在中央全会的许多决定，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这样做有助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减少起承转合，节约篇幅。

　　减少起承转合，还可以借鉴文学上意识流的写法，有某些跳跃，省略某些过渡性的意思和段落，读者能够理解。这也有助于文字的精简。

　　十一、反复修改

　　文章是改出来的。即使做不到千锤百炼，反复琢磨修改总是不可少的。当然也有一气呵成的文章，古人所谓文不加点，倚马可待。看鲁迅有些文章的手稿，没有修改的痕迹，但他是反复思考后，有成竹在胸才动笔的。马克思有些手稿，改的连恩格斯也很难辨认。列宁十月革命后在一个代表证上，在“职业”一栏里登记是“著作家”。列宁只活了五十几岁，而且公务繁忙，竟写出几十卷著作，有一篇短文，是开会早到了，倚坐在台阶上一气呵成的，但他的大量文章也是经过修改的。我们的文章不能和这些大家相比，更要反复琢磨修改。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央全会的决议，都是经过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才定稿的。

　　文章写成后，要多看几遍，把多余的字、词和段落删去，把引文和资料核实，把必须补充的内容补充进来。要特别留心有没有硬伤。高手的文章老到天成，看似没有雕琢，实际上往往是雕琢的不留痕迹，即所谓无斧凿痕。

　　文章修改，包括内容的补充完善和字句的斟酌推敲。用字、用词，最要紧的是恰当，恰如其分，不是话说得越满，评价拔得越高越好。适度，有分寸，才能准确表达思想，也才能有说服力。真理是朴素的。

　　最好看名家的手稿。从名家的手稿中，可以体会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了许多改稿的范例，也提供了怎样写各种体裁文章的范例。有不少文章，经名家修改而生色，有画龙点睛之妙。

　　文章修改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旁观者清。别人征求对文稿的意见，我通常是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哪一段可以删去，哪个观点可以再斟酌，或者加一点什么意思，加一句什么话，一般是写在稿本上。我提的意见不一定对，但大多比较具体，可供作者参考。征求意见的人，最怕听到“再深刻一些”，“再概括一些”之类意见。谁不想深刻和概括？问题是怎么才能深刻和概括。

　　十二、文无定法

　　鲁迅说过，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文章写法既然是一种技巧或艺术，不是告诉一种方法就可以如法炮制的。这是科学和技巧或艺术的不同。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写文章，功夫也多在文字技巧之外，就是研究的深入，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对世事的洞察。厚积，才能薄发。

　　但就提高文章写作技巧而言，唯有多读和多写。把文章当作一种事业追求，不懈努力，总会有收获。“上天不负苦心人”。

写文章要取法乎上。要多读名家的文章，不是一家而是各家，不是一种体裁而是各类体裁，不仅从内容品味而且从文章形式品味。读多了，就可能逐渐悟其奥妙。

　　读书对于写作的好处是用不着多说的。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对于读书，我有两点体会：一是阅读面要广，不要仅限于专业领域；二是要会读书，独立思考，不存成见。有的要精读，大量的是浏览。对于名著，不限于体会其观点，也要细心揣摩其思路和方法。

　　要多写，写各类体裁的文章，熟能生巧，会越写越顺手。驾驭文字的能力提高了，就能够得心应手，比较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发生想得清说不明、说得好写不出的问题。

　　写文章要早起步。“文自胡说始，诗从放屁来。”“初生牛犊不怕虎”，容易放得开。起步晚了，容易发生眼高手低的问题。30岁时可以拿60分的文章去投稿，40岁就不会有这种勇气了。普通干部有这种勇气，当了官就可能没有这种勇气了。

　　十多年前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时候，为青年人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小册子，内容是辑录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文章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以及中央关于文件写作的有关文件，想不到出版后受到欢迎，能够一再重印。这说明，写文章的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中办、国办、全国人大、国家机关工委，前几年几乎人手一册。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举办读书沙龙活动，第一本就是《怎样写文章》。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也因此常被问起关于怎样写文章的问题，甚至要我就这个题目作报告。我始终不敢应命，因为文无定法；虽然数十年来孜孜以求，但并没有写出什么好文章，很难说出对别人有帮助的意见。这里所讲的，只是多年来读书和写作的一些零星体会，拉杂散漫，不成系统，也不完全，例如关于文章逻辑和语法修辞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所讲的这些，也只是自己的追求，心向往之，并不是都做到了。读者朋友们不少都是写文章的，我很可能是贻笑大方。如果由于这里所讲的内容，能引起大家对于写文章得更大兴趣和注意，我就很满意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 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 四项：１、工业，２、手工业，３、农业，４、农村副业，５、林业，６、渔业，７、畜牧业，８、交通运输业，９、商业，１０、财政和金融，１１、劳动、工资和人口，１２、科学，１３、文教，１４、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１、产量指标，２、产品质量，３、新产品试制，４、新技术，５、先进定额，６、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７、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８、成本，９、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１０、企业的分工和协作，１１、供产销平衡，１２、地质勘探，１３、资源综合利用，１４、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１、产量指标，２、水利，３、肥料，４、土壤，５、种子，６、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早改水等），７、病虫害，８、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９、精耕细作，１０、畜牧，１１、副业，１２、绿化，１３、除四害，１４、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纲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 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盛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盛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 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随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盛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 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 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 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心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 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 （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 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 （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 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

　　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盛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 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

　　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

　　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 ，政治和技术的统一 ，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 。

　　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 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盛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盛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盛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盛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那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 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 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盛地、县三级或者在盛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

　　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 （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 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 。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

　　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

　　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来说，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

　　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

　　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 ，概念不明确；第二 ，判断不恰当；第三 ，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 ，不讲究词章 。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

　　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 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盛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受国卫生劳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盛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

　　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盛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 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

　　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雒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盛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回去讨论。

　　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