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与蜂蜜能同时吃吗:《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六章:官与民

第六章:官与民                        六、 官与民    中国一直有着“学而优则仕” 的官本位传统。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一直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从根本上影响着许多人，即使在如今这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好多人还是把从政当成首选。通常人们说某某人事业有成，大多是指某人官做大了；进入官场似乎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人生有价值的代名词。     中国从夏商周起，社会价值皆官本位。人一旦当了官，扬名声、显父母、置豪宅、买美婢、荫子孙、入历史。在官本位之外，还有两条支流，一条源于商贾，一条源于隐士；这两种人都在官场之外另找出路，不同的是一个进取，一个退缩；但在抗拒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上二者是相同的。    “父母官”和“子民”的称谓，形象地反映出我国古代的“官民关系”。当官的只对上负责，小民们只能仰其鼻息。这种封建特权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流毒不减。它在立法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设定公民责任，不重视设定政府责任：“治民”的法多，“治官”的法少。
   
    刘泽华等人著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论述说：
    在古代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与农民的关系同样密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专制皇权的影响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死存亡。
    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是建立在对小农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古代中国，人民的生计，国家的财用，一切都寄托于土地之上，一切地主官僚以至整个专制国家机构，都是农民的劳动，土地的收获来供养的。
    国家对农民的控制与干预，首先表现在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束缚农民于土地之上。政治权力对农民的控制干预，还表现在为国家对小农家庭形态的干预上，在政治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掌握权力的国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农民的家庭形态及农民家庭的人口再生产。
   
    
    一个人有机会从政，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荣誉在其中，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价值观如何不同，从政都是地位显赫，令人向往的事情，即便是经济状况再差的地区，也绝不缺少从政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让从政的人在经济上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从政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监督，从政的人没有特权，甚至连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和自由都没有，这样才能使从政的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从而也平衡了没有机会去从政的人的心态。    潘维在《凤凰周刊》谈官与民问题：
    对官员的社会评议制度的实行，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民意与官员的去留直接挂钩，对官员无疑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考核官员应该上级考评与公众测评相结合，过去考核干部主要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现在逐渐转向主要是公众说了算。
     客观地说，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质量是不低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质量近年来明显下降和衰退，执政能力下滑，主要表现为党和政府官员腐败，由此引发官民矛盾。官民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处理和解决这个矛盾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提高执政能力要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党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谈提高执政能力就是空话，就会在人民中失去信誉。人民对党丧失信心，党的执政能力必然下降。
     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从学理上说，政府腐败是世界上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理论脉络非常清楚，就是分权制衡，建立法治；从经验上说，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有在一夜之间把腐败控制住的历史经验，具体办法丰富多样。但是，从现实来说，治理腐败却相当困难，难在一些党的高级官员腐败了，其他人投鼠忌器，不敢下大决心。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对腐败的容忍，不仅是对人民福利的伤害，也是对党的自身利益的伤害。
     论到官民矛盾，中国的传统思维非常好，“治吏不治民”。治好官，把坏官拿下，何愁人民犯上作乱？今天治官要用法治的办法，分权制衡，违法必纠。法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法的内容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使法律“顶用”的办法，核心是分权制衡。执政的人，权力相互制衡，法的权威才能上升。    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都关心政治？百姓自然是可以议政的，但百姓普遍地热中于议政，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事情。
     造成百姓普遍议政的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是：
     一是中国历史遗产的影响。王朝的一举一动对老百姓的生计有很大影响，小百姓自然也关心政治事物。
     二是中国有所谓“有教无类”的传统，小百姓可能识文断字，可能通过考场获得功名，由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这也使得关心国家事务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
     三是中国社会的分工水平不高，相应地“政治”这个东西的专业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政治活动有高度的专业化，而且老百姓对从事专业政治活动的人士比较放心，那老百姓也可能不会太关注政治——政治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垄断，虽然政治世家的子女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从事政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在传统社会，政治是垄断的，老百姓不放心，于是大家都要关心政治。
     专业化的政治也不意味着政治家不做错事，但因为近代政治家发明了不少有利于减少错误的政治制度，结果就比垄断政治要好了不少。总之，只要政治活动的规则能让老百姓比较放心，老百姓也未必一定要热情关心政治。在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件事情的专业化运作总比一群人盲目乱干要有效率。
政治自身的职能过于沉重，也会导致人们过于关心政治。政治这个东西不过是为大众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且不应该是全部公共服务。如果政治家的目标定得很高，想解决老百姓的一切问题，那就麻烦了；这样就会让政治家自己感觉很紧张，而老百姓也会把自己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政治家去解决。每当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老百姓自然会归罪于政治家。
     所以，政治活动的规模不能太大，目标不能太高；如果太大、太高，政治家就难以驾御政治机器的运行，调整起来也很麻烦。
     百姓议政这种现象并非具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存在误区，以为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好事，其实不一定。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即使处于民主制度下，这种情况都值得警惕。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为官者“能上不能下”成为中国“官场文化”的核心内容。一些官员尽管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却喜欢赖在位子上静观其变，极少有引咎辞职或者集体下课。有的责任官员即使受到“组织处理”，也多为平级调动，换个位子而已。由于级别未变，待遇无损，不少不合格官员因此成了官场“不倒翁”“老油条”。      站在机关门口往里看，里面全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宣判，保证不会出冤案。
      在当今中国，“黑乌鸦”心态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天下乌鸦一般黑，不黑就是假的、是装出来的，黑是铁律。当社会形成一种无官不贪的“黑乌鸦”心态之后，于官而言，大家都贪，我为什么不贪？我不贪人家也不信，不如贪污算了；于群众而言，是官都贪，廉洁要么是做做样子，要么就是没有油水可捞。当了官就是要发财，没有发财就是没有本事。办事就是要送礼，没有不送礼能办成事情的。
    “黑乌鸦”心态是群体心理经过外部物象不断刺激与强化的结果，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成，它就会侵入我们生活之中，使得一切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在这种文化的遮蔽下难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难以建立。当这种心态成为社会意识的时候，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黑成了乌鸦的宿命，黑成为乌鸦们强烈的心理暗示，暗示它们只能按黑的思维去行事；黑也成为集体无意识，任何想白起来的乌鸦都将受到群体的孤立甚至攻击，最后这只乌鸦要么被染黑，要么被驱逐出圈子。      现如今好象大伙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的、宠着当官的、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
      在我们社会 中，没有一个法条是在强硬地保障和保护上级与普通民众可以对当官的说“不”字的。没有这样的保护和保障，谁敢于说不字？谁又敢不下跪？一旦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以后，离“为所欲为”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人不能当官，人一当官，好多事情就由不得自己的良心了。
对于一个从政的人来说，你的人生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你的官运如何。有人碌碌无为却能平步青云，有的人才能卓越却终不得志，也有人糊里糊涂得到升迁。你不服也得服。
      老百姓说：我们的好多干部因为无知而无谓，因为无谓而无耻，因为无耻而无赖。      有人抱怨中国的官越来越不好当，这是好事情。现在不是不好当，而是太好当了。     官与民结怨是官场中的大忌。民是一无官，二是无权，他没有什么可顾忌的，民要和官较起真来，当官的决没有好果子吃。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
     中国有句老话：“官不管，民管；民不管，贼管；贼不管，匪管。”（《杂月》05.7）
      有些事情是把双刃剑，伤了对方，也会伤了自己。民不与官斗，民斗不过官，这是千古传下的规则。      学者吴思在《命价考略》一文中说：
     有一条无形的社会底线，一旦突破就会流血，大规模突破，大规模流血。生存在血线之下的集团就是搏命集团。血线防护的缺失，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同样也难以划分清楚。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就记录了灾民和土匪的故事：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这就是“搏命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以命换物；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者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
     刁民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     学者吴思在《出售英雄》一文中说：
     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执行的潜规则，每一级别的规矩与上一级别的规矩比起来，都难免有一些冲突或者堕落之处。
     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点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
     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代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要是玩火。潜规则通行多年，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
     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事情闹大以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这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保命是第一位的。
     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的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的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
     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人力和钱财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若的公平，还可以使带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但是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允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如何是好？商人毒蝇蕈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者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     学者吴思在《庶人用暗器》一文中说：
     中国公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怠工，让你无法挑毛病，让你见了也干瞪眼，你急得火烧屁股，他也不会打水来替你灭火。
     偷懒是庶人（平民）对付官方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这是官方阶级对付偷懒者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就意味着贵族失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平民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平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知道，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清楚。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可以连蒙带骗；这是贵族们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公元前594年，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革命的制度变迁，就是改变公田为私田，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并不神秘，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在老百姓眼睛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进去了莫有一个清白身。
     老百姓都说正直的官员在污浊的官场里是很难站住脚的。中国的官情究竟糟糕到一个什么程度？虽然我们仍然坚持“大多数是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方面已经十分不好了。“带病提拔”、“带病升迁”的很多，只要没有杀人放火，官员生活即使腐化淫乱一点，都算不了什么事。
     官情不好，民情就好吗？在网上点击“民工杀人”，与之相关的内容竟然有65万多条。民风之所以如此败坏，原因之一，就是恶劣的官情所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至今仍然如此。老百姓在敬官惧官的同时，无形中也把官的一言一行作为楷模效仿；比较趋同官们的价值观念。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就流传这样的话“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套用韩非子的话就是“官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器，不在于水。下之所行，皆上之所好。”也就是说，官就是盂，人民就象盂里的水。盂是方形的，水也就变成了方形；盂是圆形的，水也就变成了圆形的。骄奢淫逸、萎靡乱伦的官风一旦成为社会主流风气，往往善良本分的民风就会受到侵蚀，也必然会慢慢失去原色。
     射人先射马，正民先正官。否则，即使有良好的制度，也会被不良的社会风气消解。制度对人的行为调节是外在的，硬性的；而社会风气的压力则强调心理认同，强调人的主动性；而一个没有良好社会风气的国家，也绝对不会有政治、经济可持续良性的发展。    老百姓是这样看待干部的：这辈子不做点好事，下辈子就会变成领导了。     清朝唐甄在《潜书》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韩非子说：官就是盂，人民就象盂里的水。盂是方形的，水也就变成了方形；盂是圆形的，水也就变成了圆形的。
     孟子有些话带有民本这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都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但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虎豹们一个个混进了牧羊人的队伍，吃得牛羊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     吴思在《晏氏转型》中说：
     中国有句老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这句话最能说明官与民的关系。老百姓是虾米，靠泥土中的微生物生活；县太爷之流的小官是小鱼，靠百姓生活；权贵以及权贵左右的助手是大鱼，靠勒索小官生活。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是固定的，只要吃的数量适当，别超过虾米的生长繁殖速度，这就是合理的。孟子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官当然是要吃虾米的，但是要有规矩，如果吃的不过分，就是仁政；如果吃的过分，就是苛政。苛政猛于虎，吃人可以不吐骨头。这也是官与民之间的食物链。
      吴思在《造化的报应》中说：
      还有一种体现中国官与民之间关系的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官方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官方垄断的事情。
      百姓常常受到这样的教育：要服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而国家利益和国家纪律又常常表现为与老百姓的对立。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百姓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那是官员们的事情。在这样的关系中，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本上自己就不是什么主人。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以人民的名义反人民，以爱国的名义卖国，这是专制者的惯用伎俩。    “民无信不立”。大约是说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而“官无信失民”。     一个领导既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更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气。
     领导们看上去是高高在上地领导着大众，其实也是受公众意识决定的。     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的人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当他的命运和遭际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相联时，一个同情他、欣赏他的人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一步登天；一个不同情不欣赏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下地狱。     刘兴雨在《追问历史——历史与现实中的困惑与荒谬》中说：
     一个人在只为自己的声望、权力、利益着想的时候，尽管他可以打出很多漂亮的旗号，但旗号终究是旗号而已，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并不相干。由于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无关，也就难以持久。一个人并不因为他的地位高，就一定代表着下面人们的利益，并不因为他所处的位置高，思想就一定高。
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时并不由最高统治者代表。
一个人由于站得太高，常常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人一旦有了一定的地位，往往就极怕失去；而且由于有了地位，也就没有了内心的不平，没有了不平，也就没有了不平之鸣，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个人的欲望往往与个人的理想交织在一起，有时它们就象一枚钱币的两面，图案虽然不同，却表示着相同的价值；有时候，欲望与理想又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理想成为欲望的暴君，欲望则是理想的叛臣逆子。     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假货？恐怕与国营商业体制有关。国营商店的赢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营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几十年。     三人成众，五人成群。到处都有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大的，只要有了群众，事情就好办，能办。因此凡事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但是，有些事情，群众只有脱离了群众才敢做，才能做；群众说真话时，站在群众堆里往往不行，还得单独跑出来。
     群众的力量是大的，群众的言论就是民情民意。群众在一起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可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说，很多时候依靠群众反而办不成事情，群众的话有时候也失真，也有水分，也不是实情；敢说不敢担的群众就更多；在很多时候群众常常还是两面派。
     群众是由三六九等的人组成的，相当散乱又极为社会化，不都是优秀的。因此，说话办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前面，应该加上相信、依靠那些正直、优秀、有头脑的群众。
   
     集体的力量既然能强大到足以毁掉法律与规章，也一定能将个人的利益、尊严轻而易举到碾碎，在集体利益的共同诉求下，个人利益成为牺牲品，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个人不能为、不敢为的的事情，在集体的声势浩大中无所不为。集体的利益和诉求一旦越出正常轨道，就象一辆脱轨的列车，很难再上正轨。
      有时候，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是正确意见，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就是合法利益。当众多人联合起来投票让某一个无辜者下岗时；当许多人拳脚相加在街头打小偷时；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合理”地覆盖个人的正当权利时，集体的力量实际上变成了集体暴力。
     每一个人，都渴望融入集体之中；而每一个守法的个体才能构成共同的守法集体。在这一时刻，集体利益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就是另一时孤立无援的少数人。所以，今天你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也就是明天众人对你自己利益的尊重。同样，你对法律的维护，也就是你自己权利得到保障的根本。     人类领导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外行领导内行。“兵”肯定是内行，“官”十有八九是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担心露馅；怕被人小瞧。于是努力打扮成内行，至少别让人看出自己有多傻。
   
    主动离开本职工作的叫“下海”。如今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成为某公司的经理、老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叫“下岗”，现在这些人，大多数正在街头巷尾摆地摊。
   
     中国有句老话：“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因为夹着尾巴做人可以更能保护自己，它能让人在屈伸之间找到摆平关系的法宝。
     人夹着尾巴做人，是防谁呢？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权力”。除了“权力”，谁能管得了一个人是“冒尖”了，还是“出头”了，是张扬了还是显摆了。凡人与凡人之间的嫉妒，仅仅能导致嫉妒者眼红和失眠，若没有“权力”的介入，嫉妒只能伤害嫉妒者自己，当嫉妒一旦成为权威者的心态，翘尾巴的那个家伙就该倒霉了。
      只要有专权，只要有人治，就容不得别人翘尾巴。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就只允许一个人翘尾巴。现实告诉我们，凡是不夹着尾巴做人的，命运都不会顺利。
    “夹着尾巴做人”是老百姓的生存“规则”。
   
    人们憎恨贪官，但对庸官却比较宽容，顶多就是嘲讽两句，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庸的危害更甚于贪。    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群众没追求就不会紧跟领导，领导也就不好使用；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没爱好，群众就不知道怎么对付领导。
    领导就是领导，群众最怕的就是领导深入群众，平日里高高在上，忽然要深入群众，哪个群众不怕被砸着？深入群众的时候，领导都有本领能收能放，收是集中，放是民主；收是权力，放是闲情，收是领导风范，放是与民同乐。第六章:官与民__关于民间组织                                关于民间组织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基本权利，宪法支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方式，也是我们党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公民社会的发展，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民间组织的迅速壮大。在我国，民间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的，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社会中介作葬，包括社团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
    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社会现象。民间组织的成长速度惊人，据统计，仅目前中国的志愿者组织成员就高达1000万人。
     民间组织的出现，给政党活动提出了新的课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民间组织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政党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政党面临着利益表达和精英集聚功能被替代的挑战，政党面临着管理手段进一步民主化、法制化的挑战；政党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等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政党与民间组织都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所以民间组织也具有政治性质，或者说可能成为政治性组织，与政党既可以是互补的关系，也可能是对立的关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没有有效发挥自己的功能，民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从而介入政治领域。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领导活动的层次高于管理活动；从区别上看，一般说来，领导活动都会挑战现状，而管理活动只会接受现实；领导活动更关注领导的对象，而管理活动更关注制度；领导需要交流，而管理只是发布命令；领导需要创新，而管理只是模仿；领导是做好事，而管理只是把事情做好。第六章:官与民__关于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    
      端木赐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第七章专门论述论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 新华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一界定让人觉得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
王小波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以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籍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今日的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公平、自由）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关怀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两个意思：一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二是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他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的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甚至跨越国界。
      中西方的知识界大都承认“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这种资本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
       知识分子具有启蒙性和批判性。
      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知识分子集体爬下了。李斯出了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阉割、扭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从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的“处士横议”，就是言论自由。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目的是治国平天下。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人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顺从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他们从不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举小桥的单一性选择机制的确立，读书做官逐渐内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自觉，这种心理自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思想和观念又是唯系他们的纽带。      知识分子与搞政治的人，为人处世的出发点与态度往往截然不同。知识分子的出发点是人类的良知、公平与正义；搞政治的人更注重党派和政治利益。知识分子认死理，搞政治的人讲策略，或者权谋。搞政治的有时坚硬如铁，有时又软如胶泥。随时可以变形，可以妥协，可以握手言和，也可以兵戎相见，角色转化比较自然。
      知识分子往往宁折不弯，是非曲直分明。知识分子与人相处，只看人品不讲地位。知识分子往往看不起一些搞政治的人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言不由衷。搞政治的人也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不识时务，不讲策略。
      搞政治的可以含辱忍垢，委曲求全，保全了地位，解决了实际问题。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宁折不弯，虽然有时于事无补，却给后人留下作人的风范，给人以人格的召感。
      搞政治的人多看重的是地位，你只要在他之上，他就想方设法结交你；如果是一把手，就更加卖力；可你一旦下野或者落配，他可能就避之不及。搞政治的人在决定帮不帮你的时候，往往要在心里盘算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知识分子的理想靠搞政治的得以实现；搞政治的靠知识分子装点门面或者调整政策；知识分子可能去搞政治，但搞政治的人往往很难回头去搞业务与研究。
      知识分子才面临从势还是从道的选择，从势力风光而实惠，从道贫穷而冷清；但从势往往心灵空虚，从道则内心充实，这让人颇费踌躇。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在从政后，官没当明白，专业又荒废了。
      统治者总是担心权力受到威胁，以为知识分子的意见会动摇他们的权力，这实在有些过虑。知识分子的意见如被采纳，只会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丧失权力。相反，拒绝批评，对批评者狠下毒手，才会失去人心；人心失去了，权力也会失去。如果一个政权连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那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中国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开阔视野，战胜无知，启唤悲剧和危机意识。西方人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有敏锐批判力和丰富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这与中国的文化源头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的思想文化源头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几家。可别小看这几家，从春秋战国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光景，中国的思想就围绕着这几家打转。
      这几家中，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或者当官，或者当个好老百姓，少管其他闲事。法家专门研究统治术，热衷法术势，但不会给当官的挑毛病。道家主张自然无为似乎不愿意与当官的沾边。墨家讲兼爱、非攻，有点哥们儿义气的风格，但和批评当权者不搭界。不象老外，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就有那种批评政府的东西。
      在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下，多数知识分子都象是得了软骨病，心里总是战战兢兢，总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于是我们看到的文人，便几乎没有正常形态，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溜须拍马，再不就是钻到故纸堆里。      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中说：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心与良知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脑力劳动者”。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广义的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就算广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则是生存状态，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人才是读书人。也就是说，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而且读闲书的不算。
      既然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把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内，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这就要做官。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参与过问政治，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
      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是指官僚阶层。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做官又读书的人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
      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的。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不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那时的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做不做官无所谓。后来，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权力争斗夹缝中的中国文人很艰难。后世有一位最高掌权者说，知识分子如同毛，必须有所依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文人如果不甘于平庸，想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附权力（即所谓的“皮”），那么，究竟是依附于虎皮之上，还是依附于豹皮之上呢？在权力斗争中，是非与成败，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所依附的那张皮，在虎豹相争中成为胜利者，那这块皮毛也就光鲜，如果失败了，你这块毛则要与皮同腐。在残酷的权力斗争在，文人是无独立性可言的。
      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多是缺钙的，这主要是指处于权力结构下层中的那些人。他们的缺钙，主要表现在对上层权力的屈服、迎合、献媚。但是，也有象南唐后主李煜和宋朝皇帝赵佶这种处于权力顶峰的人，也会软弱无能。看来缺钙不在结构的上下，而在于权力的强弱，在结构上处于上层的人，在强弱方面也可能处于劣势。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便有了面对强邻和权臣而不得不当儿皇帝的人。
      文人要有变化莫测的想象力，起伏不定的情绪，爱憎分明的感情，敏感纤细的神经；而政治家则应该脚踏实地、沉着冷静，喜怒不行于色，爱憎不显于言，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尸骨积于野而无动于衷。
        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有热情、有干劲、有专业知识、有开拓能力，偏偏就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在中国这样政治高于一切的国家，他们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理想色彩，把自己首先变成一个没有立场的市侩，或者一个厚颜无耻 的政客。否则，做不成上司赏识的玩物，就只能被放进陈列柜里。
      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能兼得。治学与为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忽冷忽热，难以适应。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弱化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必须做到的第一步。      历代的统治者（掌权者、治国者、政治家或者政客）是打心里看不起文化人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士）信奉的是“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他们的最高理想是“为王者师”。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处于从属地位，是附皮之毛。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掌权者才能建功立业，这就决定了他们发言的方式，总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说话。
      在当代，政治是众人之事；有助于社会沟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语，不一定要说给掌权者听，更不一定要站在治国者的立场说话。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应该负法律责任，也许应该负道义责任，但不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统治者当然希望老百姓象羊一样温顺，不希望老百姓象狼一样，在这样的宣传教化加武力淘汰下，中国的民族性里面确实有不少羊性。
     现在很多事情，多半是长官意志，有时候必须用民意去做幌子，往往民意的幌子恰恰又是强奸民意。学问就在这里面。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萨依德认为：“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问，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质问与顾问，一字之差反映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由于这种定位的差别，导致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差异，以及他们思想、人格的落差。
      质问，即知识分子始终以独立的人格、思想捍卫正义和公平，成为社会的良心。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总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唤，进而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的是正义和公平、真相和真理。
      顾问常常会导致知识分子弱化或者失去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要兼顾某些社会集团或利益，依附性较大，常常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种社会角色可能使之渐渐失去应有的批判、怀疑精神，与社会公正、公平，与真相、真理产生距离和隔膜。
      自古以来，当权者往往喜欢知识分子做顾问，为己所用。顾问者，看权势的脸色行事；而质问者却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常常惹得当权者不舒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质问的知识分子，它将陷于呆板、僵化和停滞。      官员与学者的异同：    
      学者与官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工作行为方式。
      官员着重讲政治利害，学者着重讲学术是非。
      官员着重求同，学者着重求异。
      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按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尤其是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更强调个人要服从领导。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公务员法律都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公开批评政府的决定，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而学者则与此不同，学者和艺术家着重追求标新立异，多变、差异、选择、独立是这一职业群体的鲜明特点。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方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只能实行体现个性的相对自由原则。
       官员着重讲实际，学者着重讲理想。
       官员是受人民之托当家理财的人，处理具体事务是无法摆脱的，因此官员不能不着重于务实的思维方式，遇事不能敷衍、搪塞，要有可以操作并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官员务实的思维方式与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密切相关，量化指标和物化指标是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它们大多数是实实在在的。而学者与此不同，学者不参与具体的社会事务的管理，掌握较多的人间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是他们的职业特长，追求完美和批评现实是他们的职业特点。他们可以开出一系列医治社会问题的药方，但不必直接承担药方实效的责任；他们可以描绘理想方案，但不必一定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当选“院士”意味着功成名就，是某一领域的权威，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首先是副部级待遇，不用象在官场仕途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其次是钱，除了国家给的每年10万元科研经费外，还有地方政府或者单位提供的优厚待遇。但是，我国的院士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官本位”使科学研究行政化。“官本位”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院士制度偏偏规定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二是“造权威”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和打破权威的过程，而评院士则是在“造权威”。尽管院士的当选不是政府决定的，但科学院的“官方”性质，使院士不可避免地带有“钦定”色彩；三是“终身制”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四是我国的院士制度是残缺的。理科（中国科学院）和工科（中国工程院）都设有院士，但是文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没有设院士。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精英联盟”，并且处于“精英联盟”的稳定时期，这一稳定带来了事实上的繁荣，也意味着对一部分人的剥夺，造成了广泛的不公，“精英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那些精英们，掌握权力的，掌握财富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里。比如，扶贫政策是到县的，钱到了县里怎么用，上面就不管了，在中央看来，钱拨出去了，但实际贫困人口的受益连十分之一都到不了。      研究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学问和学位是两回事，有时甚至是排斥。一些大师不是没有攻读学位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要做真正的学问，没有时间顾及学位。      凡是老百姓操心的事情，领导都得操心；可领导操心的事情，并没有多少老百姓去操心。领导操心的是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操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第一次向群众承认错误叫有雅量 ；第二次向群众承认错误叫有气度；第三次向群众承认错误那就有问题了。
      当人们向你点头哈腰时，你应该想明白，他们是冲着你的权力、才能、人品还是其他的什么。      一个社会，官员和民众的距离越大，这个社会的生态就越容易出问题。       干部考察是选人用人的一个关键环节。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和干部任用管理有关规定，官员的每一次升迁，组织部门都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但是，有的官员的考核材料却出现雷同，原因在那里呢？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不在于他为群众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而在于上级如何评价他，都上负责的体制决定了一些官员把迎合上级当成自己的工作重点。这种体制还导致组织部门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傀儡角色。上级要提拔谁，组织部门就必须按照上级的意图去考察谁；如果考察出了问题，就意味着领导看人不准，领导就不高兴；而不能领会上级意图的组织部门，自然也难堪，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深入去考察呢？走过场、弄虚作假、蒙蔽过关就成了组织部门的唯一选择。
      前几年，社会上流行“跟着感觉走”，这是一种从众心理，具有盲目性和均利性；而今变成“跟着领导走”，这是一种出众心理，具有目的性和贪利性。百姓说：跟着领导走，就有便宜占；不用想不用算，领导咋办就咋办。
      舞场上是“跟着感觉走”，官场上是“跟着领导跑”。       官架子是那里来的？官架子是物质撑出来的；是奴才吹捧出来的；是自己抖出来的；是制度惯出来的。
      领导们的幽默感大都是下级惯出来的。      现在的一些官员，把芝麻大的官衔看得比磨盘还大，把自己的威风和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其实一句话，放不下架子；隐藏在架子后面的是封建主义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是官气、骄气、傲气，是看不起群众的不健康心态。其实，没有架子说难也不难，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做官只是人生的一段，做老百姓的时间还长些，干部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没有了老百姓你给谁去当官？你怎么当官？要有这样的认识，你才能放下架子。      中国有句老话：“官不管，民管；民不管，贼管；贼不管，匪管。”
      有一篇《贪官十怕》的文章，列举了贪官怕记者、怕清官、怕小偷、怕老婆、怕情妇、怕司机、怕无赖、怕下属、怕贪官、怕纪委、怕正气，惟独没有怕人民。这恐怕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领导无法与群众面对面，就无法了解到下情，了解不到下情，就无法站到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动向，认为只要让领导看到成绩，领导就会留下深刻印象，自己就会得到提拔。      领导家属是家属，而不是领导。领导是群众监督下的领导，而不是家属领导下的领导；人民赋予领导权力，而没有赋予领导的家属权力。配偶关系与配偶职权原则上是不产生关联的，但借用配偶职权谋取私利的却大有人在。第六章:官与民__关于民情与民意                               关于民情与民意
   《凤凰周刊》报道：
    北京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零点调查公司”的《2004年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2004年中国居民对各级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进行总体评价时，表现出“政府层级越低，满意度越低”的趋势。
    原因是：对高层政府的评价是政策评价，形象正面多；对基层的评价是执行感受评价，在具体执行时的“硬碰硬”，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就是很凶，容易形成不良感受。另外，上级政府比较有服务意识，而在基层，官越小，越缺乏服务精神，这不仅体现在意识上，也体现在技能上。
     基层干部容易因小的腐败行为留下恶劣印象，如吃饭不给钱等。相反，发生在高层政府部门的渎职、腐败等事情具有隐蔽性，反而不容易受到指责。
     在从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大陆政府的服务功能越来越凸显，但一些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没有跟上，仍有政府工作人员以管理者和掌权者自居。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书，是依法治国的“国王”。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之一。宪法理念与宪政信念使人思绪万千，法治理论与实践故事使人浮想联翩，顺民的愚昧与暴民的顽劣使人感慨万千，制定一部好的宪法不易，落实好一部宪法更难。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有公民之名而无公民之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神州大地，世世代代，芸芸众生，民众可以分为顺民、暴民、公民三类。中国古代的上下结构的等级社会秩序里只有等差没有平等；只有人生依附关系，没有平等对等关系；只有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没有独立自主的自由人；没有人格独立、灵魂自由，有合法财产无生存危机和精神恐惧的公民，只有君与臣之分，官与民之别。古代的人不是皇帝和王公大臣，就是臣民草民贱民，或者是江湖上的暴民。
    皇帝是成功的暴民，失败后不做顺民，则为暴民。在位的皇帝是合法的首席暴民，以强权谋取暴利，以暴力维护既得利益。官员在皇帝面前是俯首贴耳、百依百顺的顺民，在下级和百姓面前则是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暴民。臣民对于强势群体是低眉顺眼的顺民，对于弱势群体又是蛮横霸道的暴民。
     暴民失去暴力工具就成为人人可欺的草民、贱民；顺民一旦获得某种权力或者机会，又会象暴君一样实施无理性、无节制的、甚至是丧心病狂的暴力行动。被控制的顺民如羊，任人宰割；失控的顺民很快就成为暴民。
     从公共社会到私人领域，由顺民和暴民组合而成的等级社会是个缺乏公平、自由、民主和理性，崇尚阴谋、暴力和利害关系的虐待型社会；顺民和暴民之间相互虐待、自我虐待、交叉虐待、交替虐待，冤冤相报、内耗不断，自己人把自己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无法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也无法集中力量对外。
市场暴民一放就乱，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在规则上钻窟窿，破坏规则又抱怨规则；经济顺民一管就死，不会随机应变，怨天尤人，自私迷信；官场暴民贪污腐化，滥用职权，职场顺民懒散麻木，不负责任，得过且过。     王重旭在《读书献疑——历史与现实中的困惑与荒谬》中说：
     民意历来是掌权者的一个工具，一个口实，一个理由，也就是掌权者的需要。于是，掌权者无论需要什么样的民意，都可以制造出来。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只是仅仅掌握民情，没掌握权力，这个民情掌握了也是白掌握。
     掌握权力的人想掌握民情，实在是太不容易；总要到没掌握权力时，才有可能真正掌握民情。    周兼明在《凤凰周刊》上说：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地方官民矛盾是导致社会不公平、阻碍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社会不公的根源是客观存在的利益群体力量对比失衡与信息不对称，要改变这种状况，在现行体制下，只能依赖政府的积极主动介入。因此，政府官员的责任极其重大。能否理顺官民关系，执政集团成员能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有效增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迄今为止，在原有体制下理顺官民之间的矛盾进行得并不顺利，各种体制内监督权力的手段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直至缓解这类问题。
    当利益分配紧张时，掌握了分配权的官员在切分利益蛋糕时往往会将蛋糕多分给与自己存在利益关系的人，从而违背社会公平原则，损害民众正当权益，这是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在权力职位仅由上级委任的制度安排下，民众对自己的直接管理者几无制约手段，只能寄希望于有委任权、制约权的更上一级官员。这使得腐败不能被及时发现和制止，以至于屡治不绝，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持续恶化。
在民选官、民评官的利益格局下，民意成了可随时决定官员任免的重要力量，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官员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模式也不能不随之改变，他们在切分利益蛋糕时不得不优先顾及社会公平原则、民众的正当权益、压抑不正当欲望，从而导致现实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从唯物主义角度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党风政风，不能仅仅建筑在思想道德教化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利益导向上。只有让民众拥有官员不得不在意的民主权利，官民关系才能真正理顺。     周兼明在《凤凰周刊》上谈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政府不愿意放开政治权力，既可能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也可能是出于维护集团既得利益需要的私心。虽然中国的政治权力没有真正放开，但执政党已经认同“政治民主”的目标。面对众多的权力腐败，加强民主监督已经不得不作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古今中外已经有不少理论表述，但其实质是一种契约关系。民众是买方，政府是卖方：民众付出的是经济上的税收、政治上的服从、思想上的认同；政府提供的是各种公共服务。如果政府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只关心短期政绩目标，不注重长远的社会利益；不能主动从民众的迫切需要出发，而是被动地应付迫在眉睫的压力；惯于采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应付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以公权力侵害私权力，就必然造成群众不满，民众与政府的契约就会出现裂缝。这种裂缝首先将危及思想上的认同，导致官民矛盾增加，政府治理成本增大，继而波及政治上的服从，造成制度危机；当危机蔓延到经济上的税收时，契约关系将难以维持。为避免这种危险，执政集团会作出自律，力求改进服务，使契约关系能够持续。但是，执政集团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少数有责任意识的人致力于改进公共服务时，可能大多数人还在孜孜于眼前利益。这种情况将引发执政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和斗争。
     通过强化民众一方的力量，也就增强了执政集团内部的责任意识一方的力量，使执政集团的整体行为向着改善公共服务，以维护和巩固契约关系的方向倾斜，而不是执着于眼前的既得利益。   《了望新闻周刊》报道：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矛盾更可怕
　　媒体的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中国人素守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些人明明没有利益直接受损，为何还要瞎掺乎，“自告奋勇”地卷进社会冲突的漩涡？“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确是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
　　直接利益冲突，冤有头债有主，是显性的，只要对症下药，总是可以解决好的，事情解决之后也不存在什么后遗症，而“无直接利益冲突”属于直接利益冲突的 “场效应”触发的“集体无意识”，是隐性的，既找不到原因，也没有根治之道，因此对社会和谐的危害更大，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细究起来，“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强调社会冲突与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直接”与否，而不是“有无”之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利益驱使，作为理性的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某些人愿意参与社会冲突，肯定是与自己利益有关——没有直接，有间接；不是显性，是隐性。
　　“无直接利益冲突”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集体无意识”在作祟。心理学家认为，许多人都会在集会的场合中，受到周围气氛感染而干出许多和自己的品德、修养、性格完全不同的事情，相信“无直接利益冲突”也存在这种心理现象；
　　另一方面，“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所有冲突的综合体现。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角度看，冲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不相容的利益目标、损益判断或得失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紧张状态。近年来，社会冲突加剧，正是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壮大，在经济、权力甚至政策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利益侵害（如官员腐败、征地、拆迁等等），从而引发矛盾与对抗的结果。
　　社会冲突如果仅仅涉及经济问题，如工资，革命发生的几率很小。但当经济冲突向政治领域转移，并对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统和政治统治权威构成挑战时，就有可能形成分裂性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在利益分化的时代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直面社会冲突，研究冲突政治学，用长效机制去解决社会冲突，而不能靠强权去打压。冲突政治学对此提出“安全阀”理论，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
    据《了望新闻周刊》报道：“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占 33.3%；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而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
    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的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狭窄或者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越是重视，子女有希望，他们就变换绝望。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国家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享用的公平性。
   
     现在中国热衷于“民心工程”，实际上是典型的大忽悠。
     一是因为“民心工程”都是花钱工程，政府花的都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所当然，与政府官员“得民心”有何关系？
     二是因为“民心工程”是当局本来应该干好的工作。其中不少是政府长期积累的欠帐，不追究责任已经是便宜，怎能拿“民心”来标榜？
     三是因为确定“民心工程”缺少民众参与。工程项目大都由当局内定，当局留够自己的开销，余下的钱才办多少是多少。
    四是财政暗箱操作没有资格谈“民心工程”。政府真要搞“民心工程”首先要公布全部财政收入。
    五是“民心工程”的根本在于以心换心。
    六是为人民服务是当局存在的前提和宗旨，再提出所谓“民心工程”纯属节外生枝。这恰恰说明一些地方的干部不得人心的事情太多，不得不拿“民心工程”当挡箭牌和遮羞布。第六章:官与民__关于态度与规则问题                                关于态度与规则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在你犯了错误甚至是犯罪以后，执法者往往看你的“态度”给以处罚。这也是中国的一条潜规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这一潜规则的最好表现形式。但是，在法治社会，应该是规则看守一切，要让“态度”等于零。重“态度”轻规则，会使人肆无忌惮地藐视规则；重规则轻“态度”，一是可以促使人心甘情愿走向理性秩序。因为，规则往往更多地侧重于维护整体的利益，它与个人利益难免发生摩擦，有人根本就没有多少规则意识，就反复用“态度”来作挡箭牌，不看“态度”，只看规则，耍小聪明的人就会减少；二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看守规则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腐败的土壤，它为某些人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一些人所以看重犯规者的态度，表面上好象是在贯彻所谓“教育重于惩罚”的方针，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制造精神和物质的谋利空间。    “态度决定一切”的实质，就是权力的滥用和权力欲的满足。“弹性权”是腐败效应的后遗症，是社会权力渗透于诸领域的连锁反应，是污染社会风气的苦果。尽管舆论在不遗余力地谴责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肮赃，尽管规则、诚信、公平、公正、公开的宣传不决于耳，却老摆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权力寻租的怪胎屡出不断。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这个东西，越来越被人看重，这是好事。治国有规则，玩麻将也要有规则。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玩规则，行行玩规则，事事玩规则，其中真规则不少，假规则也浑水摸鱼。今天这个规则，明天那个规则，根据个人需要来制定规则，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官场中人的拿手好戏，让丑陋的个人私货披上规则的堂皇外衣，委实成了许多游戏高手的高级游戏，所以规则有一个时髦的词：游戏规则，规则成了一场游戏。
    “让规则看守世界，是人类的公正天堂”。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现在有那么多的规则，为什么没有人类美好的天堂？规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谁来看守规则。如果规则只是由官员来看守，一旦官员看不住了，或者不想看了，这个规则就会轰然倒塌。要让规则看守世界，其前提是要让世界看守规则。     规则与原则，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都是要遵守的；但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来讲，有时候就要掂掂轻重，二者择其一了。当对历史负责与对上级负责有所冲突的时候，往往会弃原则而守规则。在这些人看来，原则是笼统的，规则是具体的；原则是弹性的，规则是刚性的；原则成文，但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则虽不成文，但它是刻在脑海中的——在官场泡得越久，这刻痕就越深。     在中国，历来说的是官员是“仆人”，群众是“主人”。但事实上是“仆人”的权力、地位、享受、威信都远在“主人”之上无数倍，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当“仆人”，甚至为了当“仆人”不惜卑鄙手段触犯法律。      如今大大小小的官员皆称公仆，说得更明白点，都是当了官的公仆。“公仆”的外衣谁都可以穿，“公仆”一词谁都可以用，只有在官场净化、吏治清明，群众监督有效又有序的地方，才能真正分得清楚真假公仆。
      莫为当官造势，要为百姓造福。
      官德的力量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人做官不易，官做人更难。官服易脱，官架难丢。
     顾全大局，似乎是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最高原则。大家常听，也经常照此办理，大家都习惯了。但是，好象很少有人公开反思：什么是顾全大局？大局有多大？大局的标准是什么？
说白了，大局往往指的是上边某个领导的面子。领导就是大局，大局的范围跟领导的职务成正比。上边若是讲理，也就不叫上边了；只要有上下之分，就总有讲不清的道理，但是上边又决不能落个不讲理的名，这才来了个顾全大局的大帽。有时顾全大局本身就是委屈下边的意思，含有虽然你很正确，但我是你的领导，你就必须听我的意思。第六章:官与民__关于官民比例问题                            关于官与民的比例    中国的“民官比”到底有多大？“26个百姓一个官”是最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数字得出的过程中，“官”和“干部”以及“吃财政饭的”、“吃皇粮的”混为一谈，“官”的外延实际上是在被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最终算出了一个“4572万”的耸人听闻的庞大数字。
     要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中的关键是要弄清中国“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究竟有多少？包括哪几类人？“国家干部”中有多少人是“官”，多少人并不是“官”？
     按照中国官方惯用的“说法”，“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实际上指的是所谓“国家干部”，而“国家干部”基本上可以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部分。属于“行政编制”的国家干部是公务员；属于“事业编制”的国家干部大多在各类事业单位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实际上在政府机关上班。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中的数字，在党政机关中具有“国有”身份的人数约为1000——1100万，其中公务员有500——600 万，实际上另外还有500——600万人，这些人则属于“事业编制”；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官”。因为，中国的“官”，不仅仅是“公务员”，目前大量的以 “事业单位”的名义存在并且正在“实施行政许可”的“准行政机构”（事实上也是“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应当被看作是“官”。
      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明问题：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前比，公务员从800万减少到500——600万人，事业单位职工则从2500万上升为3000万人，“吃财政饭的”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总数从3300万上升到3600万。事业单位职工人数上升的原因，一是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有一大批原来的党政机关公务员被“充实”到事业单位，其身份也从“行政编制”转为“事业编制”；二是为了适应政府职能的改变，政府机关中增加的“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的机构和人员。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总量太多，而是“官多兵少”，当领导的人太多，做具体事情的人太少。尤其在人员精简之后，差不多80—— 90%的人都有了“官位”。公务员或国家干部的多少对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和任务分清了，再来考虑用多少人的问题。党政机关也好，事业单位也好；行政编制也好，事业编制也好，该精简的精简，该增加的增加。    “家庭出身”不在于提法，而在于客观存在。过去用它界定阶级成分，体现了人之初政治上的不平等；如今用它界定经济成分，体现了人之初经济上的不平等。
      家庭出身本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的单位要求填写家庭出身，看的是你的家底厚不厚，家庭成员的权力大不大。当年引以为豪的贫农、现在都不会有人给你好脸色看。
     强调家庭出身就是告诉你，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公开刺探隐私的行为。
     不管什么年代，这种定格人的方式都会存在，有家庭出身就会有贫贱之分。
     当学习好不如家庭好，有能力不如有势力成为人人信奉的准则时，谁不想拥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古今一样。
      家庭出身是上帝送给人生的第一份礼物，或者是一根项链，或者是一条绳索。
      许多贪官的家庭出身都是老贫农，许多院士的家庭出身都是大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