鱿鱼怎么做好吃:“人”是怎么不见的？——中学特级教师告诉你：中国教育到底给了你什么!（上）

       首先感谢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邓正来 教授给我一个机会，能让我在这神圣的讲台上，谈自己对基础教育的一些看法。感谢王德峰 教授 骆玉明 教授在百忙中为我的讲演做点评。感谢诸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复旦附中一名普通的教师。自从六七年踏上教育殿堂，除去因为漏写一个字（把“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中的“产”字漏了，写成了“共党成立四十五周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坐了两年牢以外，到今天，我已整整教了四十年的书了。四十年中我十八年在松江，二十二年在复旦附中，现在六十四岁了，还站在课堂上，可以说，我是教了一辈子的书。

       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对中学教学有较深的理解。九十年代初，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还我琅琅书声》的文章，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学生不读书，教师在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当时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对中学教学进行了反思，并且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改良。造成了一点社会反响。《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以整版篇幅称我为“中国语文教学的叛徒”。杨澜采访我时，问我，这几十年来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最得意的是：一，我这一辈子能做个教师；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被评到过先进。我的简历大致如此。

       当邓院长要我给大学生讲讲基础教育问题后，我就追问自己，给大学生讲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讲座？然后再是讲什么，怎么讲？我终于想出了三条理由：

       1．各位从基础教育来，留下了应试教育的烙印。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受的什么教育，以便反思自我。真正明白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2．各位都是精英，将来要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教育问题是绕不过的。今天听一听一位中学教师的声音。也许对有利于你们的思考。

      3．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你们不久都要为人父，为人母。我的讲座，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接着的问题就是讲什么了。

（一）

今天我讲的题目叫《“人”是怎么不见的？》。这个题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仪式时，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突然想，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我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说不要“以人为本”，没有哪一个教师说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是，在实际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血泊中了。杀他的是 一名16岁的高一男生，他为什么要动刀？

事先他花65元买了3把刀带到了学校，他还写下了三百余字“死亡笔记”，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就是个坏学生……我恨老师，更恨学校、恨国家、恨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 “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我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个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胞’。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后悔，自从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事业可以改变。”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是惊呆了！为什么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老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

然而。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为了读书，儿子杀母亲，母亲打死儿子的事屡屡发生，因为反感读书，未成年的孩子自杀的事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只想追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是让人性升华，是要让人快乐，而我们的教育却给人带来痛苦，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二）

（1）  第一条绳索是“功利主义驱动”

是出了问题。有五根绳索捆绑着我们的孩子。

第一条绳索首先是教育目标出了问题，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义在驱动。

教育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的爱，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质量。

巴金曾对文学下过定义，他说，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不妨套用巴老的话说，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要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

而功利主义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在技能上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说得很清楚。

一位学者说：大自然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着一种求知的需求，由教育来完成。教育是为了人更完善。

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为了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他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是首要的，有余力才去学文。

康德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

爱因斯坦说：“首先要成为一个人，其次成为艺术家，最后才成为钢琴家。”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专业知识，而是说不能以此为终极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就对教育所作的定义是“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得特别好。这个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称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个体的发展，是“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自然也会发展。说这话的人叫潘光旦，诸位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个社会学家，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法国教育家卢梭二百五十年前，就明确的说：大自然希望孩子在以前像个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爱弥儿》） 

以上这些论述，一个共同点，都是强调，在人的教育上，必需要符合 “天道”，让它符合天性地成长。为此，要有一颗平常心。

鲁迅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教育的目的也作了比较明确和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要“用全副精力，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鲁迅的话，讲得很明确，但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的话与前面几位有点不同，当时救亡是中国的第一目标，所以他强调了“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这一点，加进了竞争的成分，加进了考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不该指责的。

但是，四九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

首先是国家功利主义的路线。是政治挂帅，强调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而在能不能够成为为国家服务的“一种有用的机器”“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劳动工具——劳动者”；不是在关心人的成长，而实际上是在压制人的和谐发展，健康成长。要求做一颗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后来，政治挂帅不行了，又来了分数挂帅，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分数，所谓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数的奴隶，进了高校后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

关于国家功利主义，我在这里，不想展开，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一点思想就不会熟视无睹。我要讲一讲后一种，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普遍心态。

前两年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赢在起跑线上”。有一个叫窦蔻的六岁的孩子，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窦蔻的年华》，一本叫《窦蔻流浪记》，他的爸爸，也写了一本书，叫《窦蔻是这样成长的》。当时几十家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王志节目也在宣传这个神话。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主持人谷永立来找我。我把三本书看了一下，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完全在培养扭曲的人！在做节目时，我读了几段窦蔻的日记：

今天做节目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华153页）。

我问他。怎么想的，他说：是啊，我将来是要出名的大人物，所以他们现在来拍我的马屁。我又读了一段日记：

59页 12月13日米老鼠给马说好听的话，妈就相信了。我对妈说：你不应该相信他的，要不他要搞我们的。妈说：那我以后就不相信他了。我说：但你要前面相信，后面不信，这样人家就不会恨你了。

 61页 1月1日以后，我吃饭都是人家送上门来请我吃，谁都想巴结我。

他还在日记里写道：

本来我的校服还蛮干净的，没想到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越洗越脏。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干活了，也不想要工资了。……139页， 11月5日

整本日记不满两万个字，但充满了嫉妒，仇恨，霸气。……我们暂不讲文字的粗劣，也不讲三本书里有一大半是重复的，抄来抄去，不知是他爸爸抄他的还是他抄他爸爸的。就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妒忌、仇恨、自私、骄横的思想情绪而言，就是那么的可怕！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个孩子！当时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导孩子把阴暗的心理表现出来，便大声骂我，说我懂什么教育，欺负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国各地妇联还请他作报告。全国媒体不断得炒作。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急于定输赢》。

为了摆脱贫困，他父亲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社会竟如此的为他炒作，因为这正好迎合了社会上功利主义的胃口。

还有一件事，韩寒事发生以后，有好多人寄书给复旦副校长孙莱祥，他把书给我看，他给我看看是不是真有水平，我看了后，得出一个结论，都是为投机取巧想办法自费出的书，有不少可能还是请别人捉刀的。在功利主义驱动下，有些人是什么也顾不得了。

总之，对国家来说，是要做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成“人”，不考虑人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

功利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教师服从校长，校长服从教育局长，教育局长服从他的顶头上司，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名誉、地位有关。

就这样，在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下，我们的孩子每天每天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奋斗不止，每天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厌学逃学，用各种形式，甚至用杀害教师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2）、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坐镇”

这个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是通过应试教育了实现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今的应试教育的出考卷和批考卷是怎么回事？

诸位都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是应试教育下的胜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过也许你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想一半是靠聪明和拼命，一半是靠运气。我说这话，各位不要生气，我是有根据的。

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二人错了，三人对了，三人错了，二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的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怎么样，全错了。你想想，如果说连我们的答案都不对？那么，怎么要求学生呢？

举个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这样一道题：

请阅读下面这首诗，回答问题：

送春  朱弁

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赭衣。
结就客愁云片断，换回乡梦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现，弱柳沙头絮未飞。
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问：这首诗通过什么和什么（用诗中的句子）写出了春天的什么？

标准答案竟是：通过“花初现”和“絮未飞”写出了春天的“短暂”。

试问：花刚刚开，柳絮还未飞，你怎么就知道春天的短暂？好比，孩子刚刚出生，你怎么知道他是短命的？

其实这首诗，并非写春天的短暂，而是在写作者思乡。春天刚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还没回家！所以后面写道：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这是羡春，是思乡！不是在写春天之短暂！可是标准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条款，无理可说。古诗如此。现代文的阅读更不必说了。

不仅阅读题，连作文，也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答案。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对冰心的一首小诗写评论：

“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冰心《繁星春水》。

出题的人一定要同学们批判孤芳自赏的花。

有的同学赞美孤芳自赏，说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总比同流合污好，却一律打不及格。说是没有读懂原诗，照理“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呢？何况，冰心自己怎么说你也不知道。

总之，专制主义就是通过的高考这个指挥棒，训练你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只要你听我的，怎么做都可以。

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警告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

真是不幸言中，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什么是“聪明的精神病患者”？前面提到的几位，马家爵、卢刚，还有刘海洋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轻生的博士生、硕士生。何谓“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种种现象。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几乎一个个把有灵性的人培养成了，能“适应环境的笨蛋和庸才”。

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压制下，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

赵薇事件。赵薇穿了一件日本国旗的服装，就掀起轩然大波。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其实，本来照我们的逻辑，抗议的应该是日本人，因为赵薇侮辱了他们的国旗。不信，假设，有一个日本歌*，把中国国旗制作成旗袍或三点式泳装，到底是谁会谴责她？ 

沙拉斯通事件。汶川地震时，沙拉斯通说了一句大自然的报应的话，我们的网上就大骂起来，其实，后来当她看到这么惨的画面时，已经承认了错误。结果网上还是骂不停。韩寒出来说了几句话，说别人在遭灾时，我们公然讥讽别人。于是又大骂韩寒。那些话之下流，实在是看了为中国人害羞。

在这样的专制主义长期的压制和熏陶下，我们不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跟着大呼隆起哄。

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用爱憎分明，去武装他们的头脑。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满大街贴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怎么知道是别人犯了我呢？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

所以，最可怕的是，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失去宽容精神。

马加爵。大家都熟悉。可你们是否知道马加爵现在在哪里？他的阴魂还在游荡。他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法院要他的父母来领他的骨灰，你们知道，他的父母说了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不要他的骨灰，我们譬如没生这个人！

我们再追溯到 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也发生了一个杀死同学的事件，杀人者叫卢刚，是北京大学留美高材生，他与他的同学在同一个导师手下读研，都希望留校任教。结果导师留下另外一位叫山林华的同学。卢刚恶从胆边生，买了枪在例行的研讨会上把同学打死了，把导师打死了，把曾经不同意他得奖的老师也打死了，把副校长和她的秘书也打死了，最后把自己也打死了。这件事震惊了美国。爱荷华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个世外桃源。人们平和善良纯朴，据说百年来没有听见路上有吵架声，现在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但更震惊的是不久卢刚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副校长安的家属写来的。信的大致内容是：这几天我们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安是一个多好的人啊！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最悲痛的是你们二位老人，你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

赵承熙事件。

韩国学生杀死了三十二个同学老师以后。他们是怎么对待的？在悼念死者的仪式上，放着的不是三十二个灵位，而是三十三个！在赵承熙的灵柩前，人们写着这样的字：赵，我们对不起你，你得到的爱太少了。

 请大家比较一下，差距何止千万里。

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他们是把敌人当人看，而我们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同情心。

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写的碑文中说：“先生的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人不同于动物是有思想，思想没有了，也不成其为人了。

所以我们说，应试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专制主义，最终是要毒化奴化青年一代。

因为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当成特权者为达到目的，为他们效力的后备军。

这就是“人”不见了的第二个原因：限制人的自由发展，限制人的个性发展，不让学习者有独立的思考。这就是教育的专制主义。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当然也就没有学习的快乐可言。

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育论》里就指出过：当时的一些学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场。每一个青少年恨不得从教室里即刻逃跑。他们在教室里度过了令人沮丧的岁月却所获不多。请听听先哲的警告，这难道不是在说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