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疗的鱼多少钱:俄罗斯道路

俄罗斯道路

王康

2006年4月7王康应香港凤凰卫视之邀，赴北京大学“四季演讲庁”，以“俄罗斯道路”为题，就俄罗斯地理、政治、历史、宗教、文学和民族性等话题发表演说。凤凰卫视在内陆、香港两度易地审稿，谨慎权衡删减后，于6月24日，在“世纪大讲堂”栏目对大陆和全球播出。演讲虽然作了大量删减，播出后仍然引起强烈反响。

这里首次以文字形式发表的，是王康在北大演讲的原初版本。本篇文字内容已经作者本人略微充实。文内大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为方便阅读，文字分“演讲”与“问答”两部分刊出。前者是演讲内容，作为正文刊出；后者是演讲前后，电视主持人及听众与演讲者的问答，以《王康“俄罗斯道路”演讲答主持、听众问》为标题，以附录形式，在正文后刊出。

　　重新解读俄罗斯的近代史与现实，还原半个世纪以来在大陆遭到误读、误导、误入的俄罗斯道路，探究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深层原因，了解真正的俄罗斯精神与思想特征，对于中国不言而喻意义重大。大陆翻译出版界近十年来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素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一介布衣王康先生的这次演讲，可以看作是中国民间思想界探究俄罗斯启示的一次非凡尝试。其内容之弥旧返新、意义之薏味深长，毋庸赘言，读者阅后自明。

一、苏俄近代状况略述

1.俄罗斯的世界地位：冷战时期唯一与美国叫板的国家

1844年，俄国和美国，还有20年时间才能废除奴隶制，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就预言说，将来有两大民族，美利坚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它们的出发点不一样，道路各异，但是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最终它们要分别地主宰人类的一半。20世纪以罕见的历史规模和清晰的世界图景验证了这一非凡的预言。俄国和美国在20世纪，它们确实（各自）主宰了人类的一半。

俄罗斯比美利坚更富有戏剧性，更使世界震惊，更值得咱们中国来关注它。俄国一直是人类的希望，在20世纪，尤其后半叶。俄国的历史成就，举世皆知，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它把一种新的人类拯救的意识带给世界，它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50次，它的国家元首可以在联合国的大厅把皮鞋脱下来，敲打桌面，和美国叫板，它可以把导弹直接运到美国的后院——古巴，它的医疗保险，它的退休养老，它的国民教育，它的奥运金牌，它的芭蕾舞，它的电影，让整个西方黯然失色。苏联，前苏联，它是人类的希望，它不仅仅吸引了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而且它吸引了西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英国的戏剧大师箫伯纳，科幻小说的鼻祖威尔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鼻祖约翰·杜威，大作家德莱塞，法国科学家若里奥·居里夫妇，包括爱因斯坦，毕加索，他们都对俄国神往，有些还前往俄国，像朝圣一样。

俄国在精神上、道义上、思想上战胜西方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70年，苏俄五大航母集群同时在世界五大洋巡弋，以纪念苏联缔造者诞辰100周年。这样一个光芒四射、以解放人类为己任的国家，这样一种开创着人类新文明、代表着新世界理想的制度，其寿命怎么也不会比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赞庭帝国和奥匈帝国更短暂。但是前苏联没有被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围剿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希特勒德国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崩溃，而是在它自己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几乎处于巅峰状态时候，几乎在一夜之间戏剧般地崩溃了。苏俄再次转向，再次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在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间，无论怎样估计苏俄兴亡造成了世界性影响，都不为过。

2.二十世纪：苏俄史上需要忏悔的世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从1988年开始，大规模地为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数百万死于斯大林及其同伙之手的老布尔什维克平反昭雪；1994年在二十年流亡之后，俄罗斯唯一活着的文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1998年7月16日，在岛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酥基督教堂”。第二天，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及其全家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为“俄国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忏悔。这位十年前还位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尊的“民主俄罗斯之父”向历经磨难的俄国社会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强调，安葬牺牲者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二十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罗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这个世纪。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1993年11月30日，俄罗斯决定采用五百年前伊凡雷帝时代的双头鹰为国徽，取缔十月革命的镰刀斧头型国徽。同日，俄罗斯采用了新国歌，在“神圣俄罗斯”后，再次出现“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结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个没有土地、民族和祖国概念的国家称谓。象征着俄国正式退回到历史、地缘和民族的轨道。

3.苏联解体的内在逻辑：历史命运与民族精神

对俄国的崩溃，苏联的解体，有不同的说法。简单来说就是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期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第二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些共产主义的叛徒们出卖了苏联。我认为不是。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更为强劲的、更为坚韧的力量使前苏联解体，使苏共下台，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俄罗斯的精神，它们的灵魂。我们必须要回到俄罗斯的道路上来看，俄罗斯这个民族，它的命运，它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这74年的前后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受到它的地理环境的致命的影响，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几乎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扩张同时，俄罗斯人开始了建立统一国家并向东推进的历程。他们用了近五个世纪，翻越乌拉尔山、喀尔巴阡山，沿着伏尔加河，跨过鄂毕河、叶尼塞河，一直深入到亚洲腹地的勒拿沙、通古斯高原，最后抵达隔着白令海峡与北美大陆对峙的楚科奇半岛、虎视东北亚的堪察加半岛，征服了全部西伯利亚。俄国的地理疆界是如此的辽阔，当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太平洋西岸的伏拉迪沃斯托克，黎明才刚刚开始。这种地理环境永久性地决定了俄罗斯300年以来、500年以来的命运。俄国一直徘徊在东西方之间。它不是纯粹的亚细亚，它也不是典型的欧罗巴，它既是亚洲，它又是欧洲，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亚细亚和欧罗巴之间，俄国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历史定位，自己的历史道路。跟这个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了俄国历史的是它的历史事件。公元988年，第一个基督教千禧年之末，俄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帝国联姻，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为俄罗斯的国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就自命为第三罗马。俄罗斯便被某种天命的光芒所笼罩，俄罗斯人开始以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世界意识去看取东方和西方。1241年蒙古铁骑征服俄罗斯，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了金帐汉国，开始了长达240年高度中央集权的兵营式统治，为俄罗斯打下深深的东方专制烙印。

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开始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看作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看作新的基督教帝国。1510年，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夫致书瓦西里三世，声称上帝的意志明显地指向莫斯科，宣称莫斯科已经成为“罗马与拜占庭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人”，莫斯科王公“是罗马皇帝的直接后裔，正在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已命中注定担任基督教帝国的领袖”。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僧侣、外交官和一般民众，从此开始把俄罗斯看成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称号，这一称号早已是蒙古“大汗”的同义语。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就成为伊凡使用双头鹰国徽的天命所在；从此，俄国开始自称“神圣俄罗斯”。

二、马克思主义在苏俄胜利的人文／历史环境

1.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西方主义

A，斯拉夫情结与西方情结

和这种历史、地理相关的是俄罗斯在19世纪，更早，应该说彼得大帝对西开放之后，俄罗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开始分化成两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欧派。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文化异于也优于西方的文化，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的村舍，俄罗斯的东正教，它们是真正体现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那种淳朴的美德。西欧派刚好相反。西欧派认为俄罗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过时的，完全落后和反动的，俄国的得救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必须要经过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俄国才能够摆脱它的沙皇专制和农奴制。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一直维持了20年，后来才演变出民意党人、社会民主派，最后到了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对俄国来说，它具有双重意义。对西欧派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比俄罗斯文化更高级的工业文明的产物。对于斯拉夫派，马克思主义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适应俄罗斯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共同要求上是一个奇迹。

B，极端对立的俄罗斯民族性格／行为模式

俄罗斯精神与它的地理空间一样，最显着的特征是它的两极化，两种对立面、对立的力量的奇特融合。斯拉夫派的早期发言人霍米亚科夫认为，俄罗斯民族既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奇迹发生，激起最狂热的理想和爱，也最能激起同样的狂热的绝望和仇恨。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民族优越、俄罗斯伟大与普济主义、全人类性；经世热情、正义感和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贵族气质。这是一个以其在两种极端力量之间搅得自己和世界不安的民族。这种禀性导源于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既不是纯粹的亚洲人，也不是典型的欧洲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俄罗斯就是世界的完整部分，是世界本身，东方与西方在俄罗斯合流，结合成一个世界。在最坏的情况下，东方与西方在这里冲突，演绎着启示录般的悲剧。

C，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与革命冲动

马克思在俄国的成功，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整整一个世纪里，他们一直在准备着、期待着、也在制造着俄国的共产主义。

俄罗斯精神的缔造者和担戴者是俄罗斯知识人。俄国知识人的最大特征是，它永远与现实保持距离，永远思考与现实不相关的大问题，永远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他们迷恋理想，并准备为理想付出一切，包括流放、苦役、绞刑，他们是那样倾心于思想和精神本身，那样倾慕黑格尔、谢林、圣西门、费尔巴哈、傅立叶、马克思，这些思想家即使在自己的祖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享受过这种殊荣。俄罗斯人不是怀疑主义者，而是天生的虔信派，教条主义者，并且把一切问题都上升到宗教性质和终极价值上。达尔文主义在西方不过是生物学命题，俄国知识人却把它上升到关于生命拯救的追问。

俄国知识人的始祖拉吉舍夫曾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我的灵魂将只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他们是天生的良心体现者和道德至上者，并且把人民看成上帝的直接显身。拉吉舍夫是农奴制的第一个揭发者，他不倦地抨击一切专制和暴力，被处以死刑，后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亚。他的名言为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知识人所谨记：“如果帝王，或者任何地球上的某种强权迫使你屈服于不正义，迫使你违背良心，你就要成为不屈不挠的战士。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受难，包括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畏惧。”

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一个地主，在十九世纪40年代在自己家里召集了一个小组，讨论俄罗斯的命运和重建人类生活。这个小组从不进行革命活动，一切都仅仅在思想领域发生，但却是最激进最伟大也是最危险的思想。他说：“我没有找到任何值得眷恋的事物，无论在女人身上，还是在男人身上。我把自己奉献给为人类服务之中。”他按傅立叶的方式，以自己的名义建立了法朗吉。但农民却焚烧了这个乌托邦象征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和平聚会的终结是悲剧性的，全部成员都被逮捕，21人被判死刑，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

别林斯基曾断言，俄罗斯民族是无神论的民族，但他本人却对穷人和不幸者怀有基督之爱。别林斯基在俄罗斯共产主义思想谱系里，居于特别的地位。他是平民出生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信仰的狂热分子，真理和正义的狂热追求者，社会现实狂热的关注者，也是俄罗斯黑格尔派辩证法的革命狂热分子。别林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意识到有关婴孩泪水的问题，很早就体验过理性主义破灭后的失望和愤怒，他转向革命者的战斗的无神论，其根源却是对人的基督般的同情，以及因现实的邪恶与黑暗而与上帝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别林斯基与所有俄国人一样，不可能不崇拜某个东西！正是出于对人的同情，他试图宣扬残暴、冷酷与流血。为了人的幸福，宁愿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道德先驱，他说，人是如此自私和愚蠢，必须以暴力把他们推向幸福。假如他是沙皇，他就会成为一名为正义而奋斗的暴君。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60年代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而且还是下一代人的思想领袖。流放、服苦役，给他的名字罩上了光环，提高了他的声誉。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指控起草发给农民的传单。他被判流放7年，并且，在刑满之后，还送到更为严酷的东西伯利亚度过12年。他像一个真正的苦修士一样，经受了西伯利亚的苦役的考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他有基督徒的心灵。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残酷虐待是旧制度的俄罗斯政府最可耻的行径之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了乌托帮长篇小说《怎么办？》，它成为俄罗斯虚无主义的基本教义，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艺术方面，这部长篇小说相当薄弱和无趣，然而，它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来说是很有意味的。小说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躺在铁钉床上，目的是锻炼自己的毅力，使自己能忍受苦难和磨难。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主义还带有一部分民粹主义思想，一部分乌托邦特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60年代的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马克思为了阅读《怎么办？》而下决心在六十岁上学习俄语。

赫尔岑是西欧派的领军人物，他在沙龙里与斯拉夫派通宵争论。他长期侨居西欧，是第一批俄国侨民。他对西方的倾慕和失望都是典型的俄罗斯式的。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产生了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他认为被历史巨轮碾碎的人性具有最高价值。无论尼古拉一世的政治专制制度、农奴制多么可怕、野蛮，但正是在俄罗斯、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潜藏着新的、优良的、非小市民、非资产阶级的潜力。赫尔岑从俄罗斯的庄稼汉身上、从庄稼汉灰色的大皮袄里面、从农民村社中看到了这一潜能。在俄罗斯农民世界中潜藏着和谐地糅合个性原则与社会性、普遍性原则的可能性。对俄罗斯人民的信心，对庄稼汉身上所包含的真理的信心，是他最后的指望。他被剥夺了死前返回祖国的权利，只能以精神的方式回到祖国。

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写道：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精神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60年代末，对于过于极端的、激进的革命潮流而言，让人激动的，是涅恰耶夫形象，这是极富俄罗斯特征的形象。他是革命团体“斧头或人民镇压”组织的创建者。涅恰耶夫编辑了《革命者手册》。这是一部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掌握的规章。涅恰耶夫是一个彻底真诚的有信仰的但是非常残忍的狂热分子，他准备燃烧别人，但也随时准备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一同化为灰烬。涅恰耶夫使所有的人害怕，各种各样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都离开了他。涅恰耶夫和涅恰耶夫的事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魔鬼》提供了素材。在涅恰耶夫的《手册》里有某些神秘主义因素，他在许多地方预示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极端极权的专制的典型。涅恰耶夫想象用铁的纪律的革命支部覆盖全俄罗斯，对于它们来说，为了实现革命目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允许。涅恰耶夫鄙视人民群众，想从上而下领导他们革命。他否定民主，涅恰耶夫怎样描绘革命者呢？“革命者是命运决定的人。他没有个人利益、个人事业，没有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在他身上，完全被一种唯一的利益、一种思想、一种恋情所灌注：革命。”

革命者割断了与公民法律，与这个世界的道德的关系。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为的是推翻这一世界。他不应该热爱这个世界的道德。他只知道一种道德——破坏。对于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都服务于革命。这是列宁后来重复过的话。革命者消灭所有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人。谁还珍惜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谁就不是革命者。革命者甚至要潜入秘密警察局，到处都有自己的同伴，必须增加苦难和暴力，为的是唤起群众起来，必须和强盗联合起来，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把这个世界凝固成一种足以摧毁一切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俄国的这一帮人，在整个19世纪，按照后来索罗维约夫和布尔加科夫的总结，他们都在准备着，在期待着，在制造着俄国的一场革命。不过，我们不要忽略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它们从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的异端惩罚的性质。赫尔岑把它们比作具有两副面孔的斯芬克斯和东盼西顾的双头鹰，它们共有一颗心脏，涌动其中的是对俄罗斯的爱。

2.共产主义革命在苏俄胜利的社会基础

A, 资本不足，中产阶级力量薄弱

到了20世纪之初的年代，沙皇帝国300年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了。俄国往什么方向走，不外两条道路。一条是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一条，走向后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关注俄罗斯的命运，他们一再强调俄国已经走到世界革命的门槛前，俄国革命可能成为整个欧洲革命的一个信号，一个前奏。但是他们担心，他们在晚期已经发现俄国的专制传统，俄国的半亚细亚的社会结构，如果来一场欧洲式的革命，或者他们所期待的革命，（俄国）可能走向一种全面的复辟，建立一种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全能的一种东方的可诅咒的专制社会。

不管怎样，俄国后来走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我觉得，为什么不是发达的、大工业生产的资产阶级的欧洲，而是一个基本是农业社会的专制的俄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特别强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以共同分享（利益和现代文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利用技术发明，利用科学技术生产力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加上西方资产阶级向全球扩过程中，利用非西方国家的资源、人力创造更多的财富，来缓解本国的阶级对抗。在这一点上，西方资产阶级非常成功，我觉得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没有爆发更没有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也证明了，它的经济、法律制度比一场灾难性的革命，不仅更符合基本人性，而且有利于文明本身。这也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理论缺乏历史的真实，由此推演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和世界的真实前景。俄国情况不一样，列宁很早就认识到，俄国恰恰因为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所以俄国可以尽早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用这个国家的力量，反过来按照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

B，犹太血统与犹太教传承

我们（还）不要忘了，俄国的革命有深深的犹太烙印。俄国的共产主义之父普烈汉诺夫，他的夫人是一个犹太人，俄国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是犹太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诺夫是犹太人，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是犹太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列宁也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我们更不要忘了，马克思本人是犹太人，尽管他青年时代就放弃了犹太教。但是犹太、犹太的经典《旧约》关于创世纪，关于人类拯救，关于真理，关于弥赛亚将会出现（的思想），对马克思，对这帮俄国犹太血统的革命家，我相信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

C, 俄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情节和共产主义理念

第三个原因，刚才我说了，整个19世纪，俄国的，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结论，俄国的专制制度已经该到寿终正寝的地步了，他们将毫不留恋地抛弃它，打碎它。俄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生具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情结，比如，俄国的农民，俄国的民粹派，他们的财富观完全不一样，俄国的贵族，俄国的知识分子，跟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完全不一样。第一，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感，所有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有一种罪孽感。在人民面前的罪孽感。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永远负债，它应该偿还自己的负债。在自己创作道路的高峰阶段，俄罗斯的天才们尖锐地感到自己的孤独，意识到与土壤的脱离，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并投身于下层，想贴近土地，贴近人民。著名的民粹派小说家格列勃·乌斯宾斯基说，民粹派知识分子反对脱离土地，想回到土地怀抱。（第二），他们认为俄国真正的、上帝的真谛、真理所在、俄国的未来所在是在农民，在黑黝黝的潮呼呼的俄国的土地上。托尔斯泰到了晚年，他已经誉满全球了，以83岁的高龄，他非得把他的财产全部分给农民，索尼亚，他的妻子不同意，这样两夫妇产生根本的矛盾，（托尔斯泰最后只身）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车站上。像托尔斯泰这种知识分子，他必须把全部财产分给土地，分给农民们，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他必须坚持，他的一切成就和财产，都是“全人类的”，对他而言，它们只是累赘，是罪孽的象征。这种民粹主义的情结，这种财富的观念，是俄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天然土壤。即使没有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普鲁士哲学家，我相信俄国走向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必然的。

三、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失败的原因

1.列宁的错误：流放知识分子，导致俄罗斯共产主义反思和新精神宗教运动流产

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的失败，不一定是必然的。

列宁利用了很多东方的、亚细亚的、俄罗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民粹党人的个人英雄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的铁一般的纪律，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马克思的，这是列宁独创的，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传统，俄罗斯土壤中的力量。列宁（曾经）对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当年和他们并肩作战的那些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

1922年。布尔什维克把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梅烈日可夫斯基等一百余名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驱逐出境。历史表明，这是俄国革命犯下的一个异常严重的精神错误。正是这批被称为俄国世纪之交最有思想、最有良知、最负盛名、最有可能在精神和道德上把俄国带向一个既合于俄罗斯民族、又合于人类本性和世界意志的哲学家，正在接近于完成俄国一个世纪精神发展的任务。

这场运动的重要主题是反思俄罗斯共产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现实选择，更是一个历史追寻，是俄罗斯一千年来探索真理世界的大梦，是这个民族赖以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脉。它也是一个攸关未来命运的问题。别尔嘉耶夫指出，共产主义在俄国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的精神现代主义。从拉吉舍夫、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奥加辽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柳波夫、皮萨列夫、巴枯宁·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鲁泡特金，以及霍米亚科夫、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托尔斯泰…，都在思索“共产主义”这个词里的精神内涵和社会理想。

列宁还下令把200多名妓女枪毙掉，他还干过一件特别血腥、荒唐的事情，把尼古拉二世，已经逊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全家处决掉。列宁本性上是一个非常善良和高尚的人，他特别喜欢小孩子，喜欢小动物，他在家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一个非常好的弟弟，非常有人道主义。列宁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残忍手段，按照他的说法，是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逼迫出来的，是敌人强加给革命的，他许诺说，一旦革命转入正轨，一切暴力和激烈手段就会永远废止。

如果列宁继续活下去，再活十年，二十年，我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可惜历史没有给俄国这么一个机会。

布哈林坚持探索的 “列宁晚期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断送

现在我要谈谈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宁晚期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和执行人。列宁在晚期发现，战时共产主义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必须根本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到晚年紧张地思索，在1923年1月23号，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参加，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他对布尔什维克告诫说，他们的成就还微不足道，俄国革命必须经过俄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严峻考验，他说俄国（的革命前途）取决于两个结合，一个取决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的进步的东西的结合，（一个）取决于和俄国的农民的结合。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式，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等于普鲁士铁路制度，加上美国技术，加上托拉斯组织，加上美国国民教育。如果列宁继续走下去，他可能把东西方的正面的积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新经济政策，由布哈林来继续，布哈林认识到，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不再是谁战胜谁，而是谁联合谁的问题，俄国是太穷，资本主义太不发达，这个痛苦太深。因此俄国的任务是，必须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对俄国农民的口号是，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布哈林最担心的是，俄国革命可能走上一条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个高度统一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国家“利维坦”，建立起一个成吉思汗东方式的兵营社会。非常可惜，布哈林坚持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这种探索，这种奋斗被打断了。从1928年开始到1938年十年时间，斯大林用一系列阴谋政治和权力斗争，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消灭掉。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历史倒退和专制复辟。

2.斯大林的暴政

A，强制集体化经济：农业破产

我简单地概述一下。两千五百万户农民被强行拖进集体化的浊浪狂潮，他们除了面临强制性的财政、行政和司法措施外，还被城市工作队、农村干部、警察甚至军队一遍又一遍地没收财产，被大规模逮捕、放逐、驱赶、围剿。俄罗斯、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流域这些传统的“欧洲粮仓”田园荒芜、村舍毁弃；成千上万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农民颠沛流离在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集中营囚满了大批被判苦役的农民，“国内护照制度”无情地阻止了饥饿的农民流入城市，到处都可看到农民流着眼泪宰杀自己的牲畜，农民的口号是：杀吧，这些不再是我们的了！

一亿二千万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尽管施行了若干改革措施，苏联农业不仅长期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而且大大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934年，俄国3300万匹马的一半以上、7000万头牛、2600万头猪以及14600万只羊中的三分之二都死掉了。一个国家农村社会所能蒙受的灾难，很少会比这更大了。一直到斯大林本人去世，1953年，甚至一直到现在，苏联，俄罗斯，居然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到60、70年代，一直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面粉，从（欧洲）共同市场进口黄油，从美国进口大豆。

B，清除异己：老布尔什维克全军覆没

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

“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第一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0名被处决或自杀。

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名，以及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共35000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名纳粹领袖回答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无论哪一次战争，无论哪一国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那样，在与法西斯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

C，对人民实行专政：两千万到六千万人死于非命

从1928年开始，以“人民”、“革命”、“历史真理”、“祖国安全”、“人类理想”的名义，一场整整持续了十年的政治镇压血腥登场了。“沙特赫案件”、“乌克兰解放联盟”、“劳动农民党”、“工业党”、“联盟局”、“斯拉夫学家”、“三十三人案”、“拉姆辛案”、“军人案件”、“民族主义倾向派”、“右──左集团”、“留京小组”、“孟什维主义反革命鲁宾派”、“波格丹诺夫机械主义理论”、“莱科夫思想”、“沃龙思想”、“彼列维泽夫思想”……，斯大林开始为苏联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编织各种名目的绞索。

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哲学家、发明家、工程师、艺术家、戏剧家、作家、画家、诗人、演员、电影导演，成千上万名区委书记、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车间主任和普通教师、普通宗教信徒被关进集中营，死于非命。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第一就是高度集权的绝对专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权。在他统治时期，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代表大会常年不召开，和列宁在（世时）形成强烈的反差。列宁在1924年去世之前，是在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包围的情况下，每一年的全国代表大会照样召开。然后在整个苏联是斯大林和他的一伙帮凶说了算。这伙帮凶里边，像雅戈达，像叶若夫，像贝利亚，这些都是心里非常阴暗的、非常残忍的刽子手。第二个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是完全服务于斯大林个人和苏联的世界战略的经济，第四是一种以控制思想为能事的意识形态体系。

中国古代臭名昭著的首任暴君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活埋了四百个儒生。古罗马的三个暴君，尼禄，提庇留和苏拉，曾经把两万罗马人杀死。据说最残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长托马斯·托尔奎马达曾活活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并烧掉六千八百六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异教徒的模拟像，此外还判处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终身监禁、没收财产和穿一种名叫“圣宾尼陀”的耻辱服。伊凡雷帝的沙皇特辖区制度使几十万人丧命，在这一制度最猖獗的时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处死。在雅各宾派恐怖时期，由革命法庭判决而上断头台的共一万七千人，大约还有同样数量的人未经法庭审讯即被定罪或屈死狱中。至于因“嫌疑”而被雅各宾派关到监狱中的人数就不知多少了，最可靠的估计为七万人。但在整个19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罗斯人才不到20个人，被流放，被监狱关死的，也就几百人，顶多几千人，但是死于斯大林之手的，我本人对数字并不敏感，但下面这些数字实在给人太深印象，过目难忘。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到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6,600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已不是鲜血汇成的小溪，而是白骨皑皑的荒原了！历史上任何暴君都没有镇压和虐杀过如此众多的自己的同胞、普通的公民、革命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

四、民族厄运中的俄罗斯精神 

1.俄罗斯内地作家直面苦难

A，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二十世纪的忧患预感

但是俄国的精神，俄国的灵魂并没有屈服，这里我短暂地回到俄国的文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罗斯精神对世界的意义时坚信，俄罗斯精神在于比西方更彻底地摒弃了一切蒙昧主义和偶像崇拜，发展出更为深刻而独特的忍受和消解苦难的智慧。

尽管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超逾善恶”的拉斯格尔尼科夫的可怕性，尽管托尔斯泰很早就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问题，但是他们都无法预见二十世纪俄国精神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俄国”对他那个时代的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的全人类的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

俄罗斯作家对这一切都作出了承担和回应。

B，帕斯捷尔纳克：旧俄罗斯价值观必定复活

大家知道，俄国有五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普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奖的小说叫《日瓦戈医生》，他在临死前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我对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的父辈，对俄国的历史负有重大的责任。他说，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已经长眠，但是我相信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希望一定会复活。他写《日瓦戈医生》的目的，就是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就想恢复真的俄罗斯精神。

C，阿赫玛托娃：苦难中蔑视帝国坚守善念的缪斯

帕斯捷尔纳克的终生挚友，直接被帝国文艺总监日丹诺夫“点命”的阿赫玛托娃这位俄国“悲泣的缪斯”，便是用诗歌把苦难内在化的杰出代表。

在世界诗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诗人自愿地把爱情诗让位给悼亡诗。死亡——持续的、真实的死亡——成了她诗作的最后依据。布罗茨基写到：“她创作《死者的花环》这一组诗，就是让那些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诗歌。她在努力应付一种空虚的生活，它的意义遭到突然毁灭而变得空虚”。

当阿赫玛托娃转向狱中的儿子时，被无情践踏的母性的绝望、对帝国虚假永恒的蔑视以及对善的最终胜利的信仰，汇合成二十世纪苦难俄国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圣母颂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为全苏联和全世界噙着眼泪传诵。

布罗茨基明确地指出，《安魂曲》中众多的声音流露出来的同情，只能用诗人东正教的信仰来解释；其中的理解以及赋予作者辛酸的、几乎难以承受的抒情曲调的宽容，则只能用诗人独特的心灵，自我以及自我对时间的感受来解释。我们这一代人在某些历史时刻，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唯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紧缩为可以怀抱、可以倾听的某种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支笔，更重要的是，这使诗人能为全民族说话，并启示给它一时尚难理解的东西。

D，索尔仁尼琴：深化俄罗斯忏悔意识

索尔仁尼琴，现在还活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答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在写到古拉格群岛和俄国文学的关系时，索尔仁尼琴提出了一种新的写作观，他指出：“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由此设想可以“斗胆”预期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上层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下层人；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实现了“设身处地”地为下层人——人民——这一转变的。索尔仁尼琴强调，“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诗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和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诗人更为纯正、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2.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反思十月革命

　　俄国的弥赛亚情结，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俄国的忠实于真理的这种奋斗（精神），作家们一直在坚持。在海外，一大帮俄国知识分子，他们的书开始翻译成中文了，就是白银时代（开始）的，后来的新精神（哲学）运动，俄国宗教唯心主义为代表的这帮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思想一直坚持到二战之后。俄国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梅烈日科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布尔加科夫，他们总结了几点基本的东西，第一，俄国社会主义必须实现俄罗斯人民兄弟般友爱的这个神圣的原理，但是在斯大林时期，俄国人怒目相向。1939年，全俄监狱在押犯人达到九百万人，比1929年多了三百倍，每两个俄罗斯家庭就有一个成员在服刑。第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必须实现人的高度尊严，高度自治。第三，这场革命必须建成一个正义的、和谐的、文明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制度。第四，这帮知识分子认为，俄国革命必须要使整个俄罗斯人都变成精神上的贵族，（具备）俄罗斯贵族的全部美德，而没有他们那些劣行，那些缺点。显然，列宁去世之后，布哈林被枪毙之后，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五、废墟上的胜利：布哈林蒙难五十年终获“平反”

我还必须提到一位俄罗斯妇女，布哈林的遗孀安拉·拉林娜。布哈林死后，拉林娜在水牢里被关押了六个月，然后在劳改营和流放地呆了18年。

1961年初，布哈林惨遭杀害、被毁尸灭迹23年后，拉林娜和离散多年的儿子尤里才首次向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申请，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赫鲁晓夫屈服于国内外压力，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位良知未泯的苏共总书记晚年曾为此而“深感愧疚”。十六年过后，1977年，他们再次向苏共二十五大和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请，再次被拒绝。1965年，列宁的战友和秘书斯塔索娃和另外几名老布尔什维克曾致信苏共中央，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但直到他们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复。

1978年3月，布哈林惨死40周年前夕，绝望中的拉林娜让儿子转向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请求这位欧洲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为我父亲恢复名誉的运动”。英国“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很快收到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一场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在苏联之外的世界开始了。欧、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件，为他恢复名誉，并公开说明当时造成他的冤案的情况”。苏联当局对此继续保持沉默。

又过了11年，1988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后一次向苏共二十七大，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是最后一任总书记，致信。原信如下：“…我提出这一申诉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嘱托。……1937年2－3月中央全会时，他已预感到不能再回来了，他考虑到我那时还年轻，求我为他死后平反昭雪而奋斗。……我发了誓。违背这个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

她请求戈尔巴乔夫：“在您的党证上写着列宁的话：‘党是我们时代的光荣和良知’。请按照这种品性办事吧！……在长期的监狱、流放和集中营生活中，我费了很大的力量，记住了布哈林《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愿意相信，您就是这一代的领导人。”

1988年2月4日，布哈林诞辰100周年、蒙难50周年之际，苏联最高法院作出决议，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月1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称号；6月21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党籍。

1987年11月7日，谢·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斯大林对成千上万共产 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

1989年，苏联共产 党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政府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世界宣布：解散苏联共产 党，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试验已告失败。

在无尽的惊愕、茫然、惆怅、沉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区一幢普通的楼房里，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遗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两幅油画，布哈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克里米亚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积雪的群峰。将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难、期待，将近一百年的奋斗、牺牲、悲剧，到来的竟是这样一种结局。

六、结语

俄罗斯道路不仅仅是俄罗斯民族，一个民族的事情。

如果西方富有远见，不那么自私，没有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和希特勒没有入侵苏联，俄罗斯在接受西方正面文明时，将没有那么强烈的敌视，那么强大的障碍，可能选择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

如果东方、亚洲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现代意识，有更多的关于人的普适价值，俄罗斯自身的专制传统和极权根源，也许会大大得到消解，从而走上不同的道路。

俄罗斯的失败绝对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俄罗斯在20世纪是一场整个人类共同的试验。我相信像俄罗斯这样一个精神上的巨人，历史中的巨人，它绝对不会让目前这种非常尴尬、非常困难的时期维持很长时间。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到1917年，俄国徘徊了将近60年。从1917年到1991年，俄国挣扎了74个年头。从1991年到现在，也不过就十五六个年头而已。我在这里预言，像当年托克维尔一样，俄国不会在20年之外才重新崛起。20年左右，俄罗斯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

从俄罗斯的经验、教训，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精神里，他们（将）重新去吸取（属于）他们的那种力量、智慧和勇气。作为我们永远的北方大国，我们中国太有理由关注俄罗斯，胜过关注西方。

王　康：俄罗斯道路演讲答主持、听众问

主持人：曾子墨

时间：2006年4月7日晚

地点：北京大学四季演讲厅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在今年的3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在北京出席了俄罗斯年的开幕式，由此也拉开了俄罗斯年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而在这之后，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那么俄罗斯到底曾经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俄罗斯这个民族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有关这些问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文化学者王康先生。欢迎您。请坐。

　　首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王康先生。（略）

　　其实我跟王康先生见面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相信每次大家如果见到王康先生，一定会对他的这个形象印象特别地深刻。有人就说这个聪明绝顶放到你身上特别合适。

王：谢谢。

主持人：你觉得是吗？

王：是。

主持人：很少会有这人这么坦诚了。

王：光头的人啊一般比较聪明，而且也比较善良，历史上很多光头的人很善良，大家记住，比如列宁，非常聪明，在整个苏联共产主义谱系里边，也是一个最善良的人。

主持人：觉得自己聪明和善良在哪些地方呢？

王：我拒绝了学术道路，早就拒绝了政治道路，也拒绝出国，但是我换来了内心的充实，高度的独立性。

主持人：其实很多人了解到王康先生，知道王康这个名字，更多的是从抗战那段历史了解到的，因为王康先生自己曾经做过一些陪都文化的研究在重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对俄罗斯，您还有这么浓厚的情结。

王：对，我对世界所有国家最浓厚的、挥之不去的是俄罗斯情结。

主持人：这个俄罗斯情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

王：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父辈，甚至祖辈，深受俄罗斯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国家。刚才你说，今年是俄罗斯年，其实整个20世纪都是俄罗斯世纪，对中国来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跟俄罗斯相比，对中国的影响如此地深刻，我们看看所有现代中国，我们的宪法，我们的整个国家制度，我们的基本的世界观，我们的哲学，基本上是俄罗斯式的，前苏联的尽管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但是我们这深层的结构上的东西来自苏联。

主持人：提到俄罗斯呢，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会熟悉它的比如说一些著名的文学家，一些文学巨著，还有一些俄罗斯的音乐，包括绘画等等。有哪些作品是对您影响特别大的吗，能跟我们讲讲吗？

王：普希金的《致大海》，我们那代都能背诵那些诗。

主持人：现在还记得吗，能现场给我们背诵一两段吗？

王：再见吧，自由的元素！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主持人：嗯。好，看得出呢，只要谈到俄罗斯，王康先生就会滔滔不绝，一直地说下去，那么对于俄罗斯，王康先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了解，从他的眼光来看，俄罗斯曾经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想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康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俄罗斯的道路》。

王：谢谢子墨小姐，大家好。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话题，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今天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俄罗斯，我感到很荣幸。（演讲内容略，请见正文----编者）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康先生今天给我们进行的这场演讲。刚才呢您也提到了20世纪的俄罗斯，特别提到了一个人，斯大林。那我就想请问您，斯大林这个人在俄罗斯的出现，在当时的苏联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他的出现，它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必然？他和俄罗斯这个民族性格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王：是必然。因为列宁的俄国社会主义就预示了斯大林的可能性。刚才我说过，列宁是一个天才，他把两种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俄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向往，俄国专制社会的传统结合了起来，而且异常成功。从斯大林个人来看，他的父亲是个鞋匠，是个酒鬼，他完全没有父爱，他是在母亲呵护下长大，他只有六年的神学院（学历），他基本上没有出过国，不懂一门外语。而俄国那帮领袖，包括布哈林，布哈林会用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文，（阅读欧洲原著），俄国革命一些上层的领导人，全是一些大知识分子，只有斯大林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文化的人，他的出现更多代表了一种俄国的东方遗产，俄国的专制传统。

主持人：您在演讲当中，刚才也提到，如果说列宁再多活20年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要依靠某一个人的寿命，而我们传统当中的印象是说，在西方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它的政治发展，它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更多的是依靠制度？

王：没有谁会简单漠视制度的力量，但所有的制度都是人造成的。强调人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包括人的责任和创造性，尤其是责任，其中也包括罪行和审判。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进化论和绝对论基础上。俄国一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要求首先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生产，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孕育现代无产阶级，然后再进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是俄国的历史条件没有提供这种机会，俄国后来更多的带进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人英雄主义，领袖决定一切的力量，这是东方的、俄罗斯本土资源特色，而不是西方、也不是马克思预期的东西。

主持人：那如果它一种制度的发展，只是取决于某一个领袖，某一个个人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它在未来的发展，比如说它如果能够走上一条，社会主义走上一条顺畅发展的道路，可能存在了太大的偶然性，而不是说我们将会看到的一个必然结果呢？

王：我在青年时代曾经历了世界一分为二的现实，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大有战胜西方资本主义的趋势，而东方各国最大的明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似乎就是历史本身。非常遗憾，他们确实曾经主宰过亿万人的生命。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修养，道德，心胸，甚至他的脾性，他的爱好，在那个国家里常常是决定性的，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这是历史巨大的局限性。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完全按照一种理性的，一种带规律性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认识它，然后来理解，来实现这个社会主义。也许永远没有那种理性和规律性，因此我才被迫回过头来强调个人的责任。

主持人：好，谢谢。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些网友啊想跟王康先生来做一些交流。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呢叫做我不想炼钢铁，他说，看来他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啊，他说我们这代年轻人是不会排着长队去购买那些，比如说俄罗斯的电影的海报，包括是说俄国的一些小说，他说我们可能去关注的，爱看的，是一些日本和韩国的小说。所以他认为，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可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被抬升了，被提高了它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不知道您对这个想法怎么看？

王：所有的精神活动，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但是有些作品，有些精神，它会长久地存在下去。日本，韩国，包括港台消费性、感官刺激式的文学，在我看来，一点价值都没有，它纯粹是消费社会，休闲时代的产物，它和人类的巨大命运、将来人类还会出现的命运没有什么联系。它们与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根本就没法相比，俄罗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它的艺术和精神攸关正义、真理、永恒，它对苦难和罪恶的承担和洞察，是中国当下最欠缺的能力。它们所深入到的人性的深度，人类的本性，人类的道路和终极的关怀，与刚才你说的，网友说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表面的歌舞升平最多是罗马帝国晚期颓废社会的一种翻版，充斥社会的除了权力崇拜、金钱至上，还有虚无主义和末世感。中国有太多软不拉唧的东西，我们太需要一种有精神的，有理想的，有道德追求的文学作品。

主持人：好，谢谢。还有一个网友的名字，他这个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伏特加，一杯就倒，说的是这个酒。他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人，他的性格和这个伏特加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提到伏特加，我们肯定就想到这个俄罗斯人爱喝这种酒。

王：俄罗斯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国家，喝酒当然很正常。俄罗斯民族经历的磨难，它的苦难历程在世界各国里非常罕见，也许我们中国人可以和它比较一下。俄罗斯人的命运，就像法国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的，俄罗斯天生是一个忧郁的民族，是一个苦难丛生的民族。当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跟灵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伏特加酒是他们莫大的安慰。我如果是俄罗斯人，我也会成为一个伏特加的爱好者。

主持人：好，谢谢。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这边。

听众提问1：主持人，王老师，您好。我是咱们哲学系的一个学生。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通过对俄罗斯的这个研究，就说反思一下中国为什么说古代还有那么多思想，然后到近代，我们的文学和思想现在是这么落后？就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谢谢。

王：俄罗斯的东方传统，应该严格地区分。它的所谓东方传统、那种亚细亚的专制主义传统，我认为主要是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的军事专制主义，绝对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人文主义。尽管儒家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过失，但是它的核心理念有永恒性。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比如世界大同的观点，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俄国东正教的背景下创立的关于人的命运、人的本性、人的目的的一种东方式的非常高明的哲学。我觉得我们应该恢复它们。中国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一个小康社会，那么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宋明理学和当代的新儒家，它们应该进入中华民族的心灵，这是中国，我们自己自救，自强所必须要走的一步，就像俄国人一样。谢谢你。

听众提问2：你好，王老师，主持人好。我非常荣幸能听到你今天的演说。然后刚刚你讲，在演说当中你提到说俄罗斯的文化和精神特别，就是让你特别崇拜，另外你还记得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民族。但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俄罗斯上至政府，下至民众，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够融入欧洲，特别是他们把融入欧洲当作，上升成为一种国家战略地位，他们把圣彼得堡，然后作为融入欧洲的一个桥头堡，包括特别是包括普京总统上台后，他也是，就是说然后对西方国家，对欧洲国家频频发出一些善意的信息，但是西方国家并不太领情。你觉得这种现象如何解释？谢谢。

王：俄国当代历史学家特卡乔夫认为，俄罗斯从来不属于东方。我认为俄国的专制传统主要是东方的遗产，顺便说一句，二十世纪俄罗斯、苏联回馈给中国的正是这一笔东方的遗产。俄国的历史选择，已经出现大的端倪，继续彼得大帝西化之路，难道还有其它道路吗？俄国人精神核心、东正教本来就是基督教的主要分支，倒是中国应当自问：何去何从？我愿再次预言，不出二十年，俄罗斯将加入北约、欧盟，与西欧、北欧、东欧、南欧共同组成一个大欧洲联邦，俄国最困难的是它的东方遗产、亚洲部分，但无论如何，俄罗斯重建帝国的梦想恐怕永远不存在了。在一个全球化越来越快速的时代，俄国不管是向东方还是向西方靠拢，它最终要向一个根本靠拢，向世界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靠拢。如果要总结俄罗斯三百多年或者苏联74年的历史经验，俄国的命运就在于不能简单地区分西方或者东方，而是尽量全面地、积极地、有效地来结合东西方先进的、优秀的部分，这是俄国真正的前途所在。

主持人：谢谢。

听众提问3：王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众所周知，目前中俄两国都在进行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你怎么看待这个两国改革？而且你认为哪个国家的改革对社会震动更小，更符合本国的民族个性？谢谢。

王：俄罗斯的和中国的改革是它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达。俄国民族，他们总是让世界震惊，他们在骨子里面是非常浪漫，非常神秘的。他们不太现实，他们的那种急救法叫什么休克疗法，完全合乎俄罗斯的天性，他们不希望平庸地、慢慢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希望有一种史诗般的、甚至是一种比较苦难的方式来凸显他们的命运。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林语堂早就说过，中华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走极端，不狂妄，这种民族性格、民族传统和文化决定中国改革的基本的风格，但是极端、狂妄、非理性已经开始毒化中国，君不见，中国要不惜一切与美国来一场核大战吗？中国普遍的礼崩乐坏，再加上巨大的物质财富，已经让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许多民族感到忧虑了，那将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我觉得这是天理昭昭，不存在高下、对错的问题。另外俄国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它们基本的目标和方向，我认为没有太大差别，除了西方那一套普适价值之外，它们必须满足本民族精神上、灵魂上的需要，这是中俄改革必须要面对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比如市场化，法治社会这一套，这套其实很浅薄，也很简单，人的基本权利，财富等等，要做到并不难。但是怎么能够满足中华民族或者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只属于这个民族的天性，从而来丰富人类的人类性、共同性，这是更为困难的事情，这只能由俄国和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这是不可推御、不可转让的责任。

主持人：最后呢我还想请您用一两句非常简单的话来给我们概括一下，俄罗斯精神，它到底是什么？

王：俄罗斯精神就是在苦难当中孕育着伟大，在绝望的时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我呼吁年轻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俄罗斯，我们应该用有特殊的理由和责任，比对西方更关注的心情、更同情的心情来关注和同情俄罗斯，我们应该为俄罗斯祈祷，为他们祝福。

主持人：那在您看来，中华民族，它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王：中华民族精神就是那句老话，君子自强不息，这是正面的。中国人有两种传统，一个是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一个是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传统。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相信文化可以改变和提升人，可以拯救人，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而秦始皇和毛泽东不相信这个，他们相信权力，权力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权力一切事情都做不成。

主持人：好，谢谢王康，谢谢王康先生。非常感谢王康先生今天呢是抱病专程地飞到北京，来到我们的《世纪大讲堂》。的确，俄罗斯呢是我们最大的邻国，而且正如王康先生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来说，俄罗斯这三个字，它是一种情结，它是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所以今天呢在这里，我们和王康先生一起来回顾俄罗斯它所走过的道路，去理解它的民族性格，去了解它的精神，我想对于我们同样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那再一次感谢王康先生今天呢是给我们进行了一场很精彩的演讲。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