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柴窑的釉色，大家都自然会想到柴荣皇帝的御批：“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这句话虽不见于正史，但它已早被历代藏家所接纳，足见其可信。但这“雨过天晴”何色所指，历代都有高论，然无出乎天青、天蓝、粉青、湖蓝、月白、卵青、豆青诸色。难道柴窑就没有其它的釉色吗？
首先可以肯定，雨过天晴，乌云散尽，天空所呈现的高妙无穷、碧色如洗、幻化无常自然景观，与柴荣皇帝作为一代圣明之君那目接千里、胸纳八方、励精图治、推陈出新的政治理想相吻合。所以，雨过天晴所含之色成了新创御窑（后世称柴窑）的主流色调，但决非唯一色调。
我的理由有三：
其一、一种新釉色的研发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来摸索：有过瓷器烧造经验的人都知道，釉色好定，釉药难配。所谓釉药就是釉色中的添加成分，它能够使单色釉产生幻妙无穷的视觉效果来。因此，在这实验过程之中总会出现一些不可预见的釉色。绝对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什么釉色就能立马生产出什么釉色来，这是科学事实。虽然柴荣皇帝即位前，曾经是一个大瓷商，经手过数以万计的各窑口的精美瓷器。但他依然不能在短时间内烧造出一个成熟的釉色，除非当时已经生产“雨过天晴”诸色的窑口，并且他把当时现有的窑口、工匠等和盘移植过来；
其二、需求量大决定釉色的多元：史书记载：即位不久柴荣从政治和经济的战略出发，曾颁布“铜禁”令，朝廷除留铜制法物、兵器外，其余铜器尽皆交监铸钱；民间私人更是不得私藏铜器，超过五斤者杀头。金银器没有了，铜制器物也没有了。为解决宫里共外祭祀和生活所需，深谙制瓷之术的世宗柴荣，采用原料来源广泛，造价低廉的瓷器，替代材料稀缺，价值昂贵的金银铜器。建窑烧瓷，以供天下之所需。
众所周知，柴荣皇帝在位不足六年（公元954-959），在这短短五六年中，一个御窑有限的产量怎能满足天下的需求？所以，柴荣的御窑在研制烧造“雨过天晴”诸色瓷器的同时，一定会、同时也必然要引进和借鉴其它窑口的成熟作品，以满足天下之需。所以，在这引进的工艺品种中，势必会有杂色釉的出现；
其三、清雍正皇帝有咏柴窑瓷诗四首，其中两首中明确提到了柴窑瓷并非单色次：《咏柴窑碗》“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足在，/铜非钳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咏柴窑碗》“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纸薄见诚罕，/足土铜口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事实谐。”这两首诗，应该视为考据诗。是雍正皇帝对所藏柴窑瓷碗的考据和分析。第一首中的“海玳瑁”就为我们提供了柴窑瓷的另外几种颜色，淡黄和褐色。《中国大百科全书》载：“玳瑁，脊椎动物，爬行刚，海龟科。一般长约0.6米，大者可达1.6米。头顶有两对前额鳞，上颌钩曲。背面的角质板覆瓦状排列，表面光滑，具褐色和淡黄色相间的花纹。”第二首诗中的“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事实谐。”再一次提供了柴窑的另一色彩，黑色。
所以，“雨过天晴”所指诸色，是柴荣皇帝的对他理想中的瓷器的描述和追求，也正是柴荣御窑的大胆创新和经营，才为宋代的汝瓷生产提供了足够多的技术支持。由此，我们或可臆断出汝窑一经面世，就已出类拔萃的内在缘由了。
柴窑的釉色呈现多元应该是接近史实的，如今之所以许多专家不承认民间有柴窑存在，或者专家们从没有见过柴瓷，也许原因就出在对“雨过天晴”的过于迷信上。也正是由于这一盲从，而错过了曾经经手的柴窑瑰宝。而这种遗憾，对任何一个个人都是天大的、不可原谅的；但对于柴窑的神秘面纱迟迟不得解开，又怎能用一个“遗憾”来草草代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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