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圣婴在线完整版:[转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文革时期的纪录片 【猫眼看人】

《中国》（第一集）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文革时期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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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集）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文革时期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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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集）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文革时期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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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
《中国》http://news.QQ.com　 2005年01月27日15:35 　 新京报网络版　 张悦
“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留给我们的记忆很多空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1972年，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曾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拍摄前后的风波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而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纪录电影观念的冲突。正如安东尼奥尼所说的，“其实《中国》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安东尼奥尼回顾《中国》时曾说：“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
■电影笔记　中国，西方人眼中谜一样的国度
对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的过分期待，是非常不现实的。毕竟这部影片诞生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普通人并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人自由地交谈。而安东尼奥尼虽然是请来的客人，他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们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于是，作为一个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中国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什么是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内容：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包括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
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如果不是有着特许，这样的拍摄毫无疑问存在个人隐私的问题。
除了再现当时的外交政策，中国观众从这部影片中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某种看法也许至今也没有改变，那就是“谜一般的国度”。蜿蜒的长城、方正的城楼、太极拳、街头武术、河水流经城市的苏州、交叉花园的窗棂，这些都得到了热情的、赞美般的表现。
他是这样描写自己来中国之前的感受和认识的：“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真是闻所未闻的想象力。
当然，摄影机这个东西有它神奇的一面，镜头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它们自己从某个角度不经意地冒了出来。在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行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几乎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当然是安排好的）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有那些在下课时非常有序地倚在不同角落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们面无表情地大声朗读课本———那些为他们所不明白的东西。但是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眼前如此人为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极大的不满，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
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尼奥尼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来形容自己的工作，那是他自己的谦称；但是作为中国观众，也许用得上这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第一集
简介：
这部拍摄于中国文革时期的纪录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演在北京对一些场景的捕捉，有著名的天安门广场、长城、故宫、王府井，有参加小学可见课间活动、医院的针灸生产、工厂的工人家庭生活、生产合作社的状况等。
第二部分是导演被安排去河南林县参观红旗渠、集体农庄，古城苏州和南京，但他却将大量的篇幅放在了随意观察的中国人的面孔上。
第三部分是导演对上海的短暂观察，从街景到中国[勿涉政治]诞生地，从新建的居民楼到殖民地时期的滚地龙，从茶馆到大工厂，从外滩到黄浦江上的船户，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上海民众的生活。
2007年7月，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与世长辞，同年11月，意大利首次发行了安东尼奥尼最富争议的作品《中国》的DVD。
风波：1972年的“反华电影”
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在那个年头引起的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现在回头再看这部纪录片，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马原（小说家）：安东尼奥尼那年被定位为不受欢迎的意大利导演，对《中国》里所谓的原始的、落后的部分，对所谓反映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进行批判，似乎安东尼奥尼是专门拍社会主义“阴暗面”的导演。但是今天来看《中国》时，可能想法会特别不一样。马宁（影评人）：当时来了一个如潮一般的批评，针对《中国》。大量的文章，万人的大会，以及能够影响到外交关系的一些交涉。王泰白（影评人）：但是安东尼奥尼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中国》变成了纯粹的“反华电影”，并且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在全世界的电影界影响巨大。马宁：实际上，也就是中美要建交，和意大利恢复邦交也没有太久，中国要有一个宣传自己形象的方式。周恩来总理看来，宣传中国形象的方式，最好能让西方社会接受。所以他也希望有一个西方比较左倾的导演，来做这样一部纪录片。
隐情：被组织、被安排的拍摄
22天的拍摄时间，对于任何一位大师来说，要想深入下去挖掘更深的内涵，恐怕是真的不容易做到。但是，其中还有一些已经公开的隐情。
马宁：来了中国以后，他实际上一直有一些向导来引导。安东尼奥尼是按照向导和已经组织好的内容，去进行拍摄的。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向导之间，实际上产生过一些讨论，安东尼奥尼一直想逃脱一个被组织的环境，他只能利用休假的时间，逃脱这样一个被组织、被安排拍摄的环境。
妖灵妖（影评人）：在他的镜头里，我觉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非常多的特写，包括一些被拒绝拍摄的镜头。我相信是当时的中国民众比较抗拒镜头感，虽然被拍摄者其实并不知道摄影机焦距有多近。但是从整个观众的角度来讲，其实观众是非常贴近他们的。我想这可能就是安东尼奥尼的一种视角，他希望尽可能多地贴近中国人。
王泰白：但是，很多立意上的东西，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偏见的。其实可以在电影里看到，他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欣喜，我倒绝对没有看出来诋毁的意思。
妖灵妖：不能指望他在22天里，还原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安东尼奥尼出于纪录片工作者的自觉，保留了非常多的真实影像给后人。我觉得是整个中国，中国人民能在30年后，再看到这部影片才体现了它的宝贵之处。
马原：这是一部这么好的、把那段中国历史记录下来的一部杰作。安东尼奥尼真的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大师。他为我们记录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而且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特殊的一个时代。
王泰白：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光辉的层面，就是说集体的热情，所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以前是一个熟人的社会，现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马原：我看安东尼奥尼《中国》的时候，特别激动。就在于他捕捉到那么多我们平时麻木，根本引不起兴趣的面孔背后的情绪与心境。
王泰白：最早抓住我的是一句话，安东尼奥尼在电影里说：“这里的人们不焦虑、不着急。”这个对我非常震撼。因为当时在安东尼奥尼自己的故乡意大利，整个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已经产生了危机，那里已经是速度感控制了一切。可是他来到这样一个中国，当时中国以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朴素面貌展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确实非常震撼。
马原：大家知道纪录片里最了不起的，就是凝结时间因素的那些段落。那些凝结时间因素的东西，才能把一个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的纪录片的外延大幅度延伸。
马宁：在拍上海的时候，我觉得他相当草率，用极其沉闷的中国杂技的方法，来做这样一个整体影片的结尾。妖灵妖：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用表演的方式结束。他是不是在暗示，他这22天的中国之行，其实是在一种表演的过程中度过的。
了结：安东尼奥尼接受中国文化部长的歉意
安东尼奥尼本人在当时是这样反映的：“令我沮丧的是，当时中国某些官员对本片的评价过于苛刻，言辞有点激烈，竟然将我和孔夫子、贝多芬相比，我个人认为不可理解。我认为这部片子，与其说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是周恩来认可的一部片子。很明显，周恩来与江青之间存在着斗争。”
郁泉锡（原外交部工作人员）：当时我正在外交部工作，而且与意大利的外交属于我管的范围之一。“四人帮”拿这个影片去看，特别是江青，前后看了好几次，非常激动，而且讲了很多难听的话，今天很难重复。她一边看一边骂安东尼奥尼这个影片，当时正值“批林批孔”前夕，所以江青正好想找一个材料。她看到了安东尼奥尼这部影片，所以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总理，因为她知道这部影片是外交部同意以后，周恩来总理点头让他来的。所以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反对周总理，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正好我们文化部长到意大利去参加一个中国电影的回顾展，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安东尼奥尼本人表示我们的歉意，而且亲自登门拜访。安东尼奥尼当时也表示可以接受，态度相当友好。这个事情前后经历了差不多10年，最后就把这个问题给了结了。
《中国》纪事
1970年中国与意大利建交。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
1973年《中国》在意大利罗马首映，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1974年在江青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中国》诋毁中国形象，国内掀起批判《中国》的巨大声浪。
1979年中国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一场持续多年的“反华事件”画上句号。2004年《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上放映一场，一票难求。
2007年7月安东尼奥尼逝世，11月意大利正式发行《中国》DVD。
揭秘文革期间西方导演来华拍纪录片过程
文　舒云
2007年7月30日，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逝世，享年95岁。这位导演和中国颇有渊源，1972年他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在西方世界，该片获得了很高评价，被评为1973年在美国播出的“十佳纪录片”之一，美国广播公司甚至花25万美元购进该片首播权。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认为该片严重丑化中国人，批判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借机攻击周恩来。
1.拍摄路线由中方安排
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5月21日，意大利外贸部长访华，随员中有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与世隔绝，美国禁止包括记者在内的美国人到中国旅行，违者吊销护照。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罗马向国内发回报告：鉴于意中友好，并考虑到意大利记者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客观报道，建议同意。经最高层点头，中国外交部向意发出来华拍片邀请。
拍摄中国的任务交给了世界级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摄制组除了他，只有摄影师、助理录音，以及他后来的妻子恩里卡。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旅是他的蜜月之旅，除了收获《中国》，也收获了他一生的爱情。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乘飞机抵达香港，然后乘火车到广州。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回忆：“火车上带着大包小包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单纯，我很喜欢，扛起机器就想拍。安东尼奥尼不让，说理解再拍。他当时以为机会还很多，后来才后悔少拍了一个城市。”
安东尼奥尼此行的“野心”不小，他计划拍摄半年，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拍摄目标。他想去外国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并拍摄出生与死亡等主题。
但1972年的中国还处在封闭之中，与安东尼奥尼理想的路线完全不同，中国官方只同意他拍摄北京、林县(河南省的，现为林州市)、苏州、南京、上海5个地方，林县还是安东尼奥尼争取到的。刚开始，他被拒绝的理由是那里不通火车，没有酒店，但后来中国官方还是同意了，毕竟林县有值得骄傲的红旗渠(1960年2月开始修建，1969年7月竣工)。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当时讨论拍摄路线就花了3天时间，安东尼奥尼最后只好妥协。
2.周总理把红旗车借给摄制组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红帽子、蓝衣服的工人在罗湖口岸卸货。蓝色是当时中国人衣服的主色，外套是开领的军服式样，妇女穿一侧扣子的高领衬衫，西方裁缝会感觉尺寸过肥。
在西方人眼中，农民的服装更漂亮，黑色的粗棉布，裤子在脚踝束起来。来中国之前，安东尼奥尼认为中国是他心中的童话，黄色河流和沙漠、盐的房子和路。但他看到的中国却不是童话。每天早晨马路被“染”成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色”骑车上班，占据了整条大街，就像八亿蓝色的中国人走过。安东尼奥尼说：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不得而知，我们到中国只是瞧了一眼而已。他什么都想拍，总在摄影师耳旁叫，拍这个拍那个，有时候一天就拍了80个镜头。
影片《中国》的第一部分是北京，小学、老住宅、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棉纺厂等；第二部分是河南林县农村、红旗渠以及江苏的古城苏州；第三部分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最后是中国杂技。影片从《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童声合唱开始，衣着朴素的姑娘、打太极拳的长者、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然后镜头西行，在中南海新华门前被制止。
当然，也有得到支持的时候。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帝当时还是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他当时恰好陪同安东尼奥尼在北京拍摄。据他回忆：“我们在王府井拍摄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自己的红旗敞篷车借给我们当摄影车。”
3.偷拍到“军事机密”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中国是谜一般的国度。他不刻意捕捉，只让镜头静静地摇过那个时代的王府井、西四、鼓楼和故宫，以及在长城写生的学生、天坛的游人。他拍了中国安排的内容：工厂、学校、幼儿园的歌声，下课了仍在不同角落读书的孩子——个别胆大的仰起小脸东张西望，公园里的笑脸，人们做操、跑步……最完整的段落是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手术，这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剖腹居然不用麻药，只靠银针止痛！镜头从长长的银针插向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新生命的诞生，几乎像科教片。而安东尼奥尼想拍的葬礼则是用远镜头偷拍的。
在小城苏州，当地有名的回民面店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在看外国人拍摄老百姓吃面条。安东尼奥尼没有拍到婚礼，翻译说这几天没人结婚。在上海城隍庙、茶楼，样板戏音乐创造出神秘的气氛，马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望着摄影机。安东尼奥尼想换一个角度拍黄浦江，好不容易说服陪同的中国官员去对岸，但工厂负责人却不同意他们穿过工厂。拍摄中国深层的真实困难极了，“狡猾”的安东尼奥尼不得不尽一切可能偷拍，而他居然偷拍到了黄浦江上的中国军舰，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军事秘密！
当然摄影机有它的神奇，未经安排的东西常常闯进来。工人下班后留在院子开会，安东尼奥尼偶然看到并拍了下来。在林县，安东尼奥尼让摄影机随意游荡。他们擅自闯入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镜头始终对准村民四处躲藏又满是惶恐的脸。在路上，安东尼奥尼看到有人行动异常，跟了过去，结果拍到“地下”自由市场，与北京大商场的琳琅满目形成鲜明的对比。镜头中的人脸也流露出明显的不安。
4.江青借机加害周恩来
中国邀请“左倾”的安东尼奥尼，是想通过他的镜头向世界宣传中国的美好，而安东尼奥尼却希望走进中国的背后，拍真实的中国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所以双方的矛盾几乎无法缓和，有时超过了中方能忍受的范围，拍摄只能暂停。过上几个小时或等到第二天再重新开始拍摄。因为最后没有翻脸，安东尼奥尼也就不以为意。短短22天，两台摄影机拍摄了3万米胶片，他都带走了，最后剪成220分钟的《中国》。
1973年1月，《中国》首映式在罗马举行。会上，安氏作了即兴发言：“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这部纪录片被西方舆论称为“诚实的独白”。不久，美国广播公司花了25万美元购买它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并取得非常高的收视率。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抽空看了两次。
不过，苏联却利用该片来进行反华宣传。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台湾当局也让电视台播放这部纪录片，还规定小学生看完要写观后感。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大型纪录片《中国》。但鞭长莫及，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不过，因为展方的坚持，影片最后还是得以公映。
当时，江青妄图借批林批孔，给批准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的周恩来加上罪名。江青还将外交部邀安东尼奥尼来华定为“卖国行径”。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认为影片《中国》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5.儿歌唱“气死安东尼奥尼”
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持续了将近一年。其中仅1974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成一本200页、有43篇文章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
批判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落后的一面。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却不厌其烦地呈现当地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老弱的牲口、破败的房屋。北京被抹上一层青光，更加古旧，住房非常简陋，城市规划令人失望，老百姓用钱和票证购物。庄严的天安门故意拍成时远时近的破碎集市，甚至恶意拍摄去天安门附近上公厕的人；十三陵地下宫殿后面接着是一队扛着铁锹的学生，影射中国比几百年前好不了多少。苏州依旧古老，同一条河边，有洗衣、淘米的，也有倒脏水的。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笼罩着浊雾，没有制造万吨巨轮的造船厂，江上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只有小木船才是中国的。他还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南京长江大桥，拍得歪歪斜斜，又插入一个桥下晾裤子的镜头。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长镜头死死地盯着从国营食品店出来的老太太的小脚，围观的老百姓衣着不整，表情呆滞。
当时，甚至有这么一首儿歌：“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安东尼奥尼的冷静和旁观，与中国当时的纪录电影完全不一样，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如今32年过去，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4年11月，意大利驻华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这是《中国》在中国的首映，已经90多岁的安东尼奥尼因病未能出席。那个特定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甚至擤鼻涕、上厕所……令32年后的观众笑声、惊叹声不断，长久的掌声表明，中国人接受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参　考　辞　典
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北方历史名城费拉拉。大学学的是经济学，20岁前倾心造型美术，后来迷上戏剧。曾拍过精神病院的纪录片，这使他提倡内心电影。他先为杂志撰稿，1940年开始拍摄短片，1950年拍摄第一部故事片《爱情故事》，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影片对话极少，长时间地固定拍摄和缓慢移动镜头，其导演理念对世界电影艺术影响极大。他的影片《奇遇》、《红色沙漠》、《春光乍现》、《云上的日子》等，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95年他获得好莱坞终身成就奖。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是2004年与索德伯格合拍的《爱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