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征绝世武神:[灌水]借打倒反革命造反组织“五?一六”兵团，镇压全国造反派。

打倒反革命造反组织“五•一六”兵团，镇压全国造反派。

-------五大领袖被整肃。


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１日，毛 在会见黎笋时说：
“今天打倒×××，明天打倒×××，后天打倒×××。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同年１０月８日，毛 在会见金日成时说：
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８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５月１６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打倒×××这些人。

　　
同年１２月１８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４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毛泽东批示：“照办。”

通知承认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指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逼、供、信。然而，这个通知是在肯定存在“五•一六”的基础上发出的。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

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1、1967年8 月１１日，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严正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秘密组织，阴谋组织。”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编辑部编的《教育革命》第２０期（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在头版头条刊登

《毛主席、中央首长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文如下：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毛主席最近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誊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摘自９月３日《人民日报》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陈伯达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布暑。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陈伯达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叫“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污蔑“五•一六”。——康生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康生同志８月２７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康生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明天（指８月９日）要出×××的大字报，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这件事要大动的。文革小组开会谈到要找几个学校办一办这个事情。“五•一六红卫兵团”第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建旗，是钢院的。——谢（富治）副总理８月８日讲话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像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江青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从“左”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江青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社会上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特务。有这些黑手藏在背后，以极“左”或极右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不允许，注定要失败的。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个东西，叫“五•一六”，它人不多，表面上多数是青年人，这青年人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青年人思想不稳定。　　 “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出现，我们每个人材料他们都整了，我们也不怕，心里没鬼怕什么？ 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二月份有一股风。目前是一股“左”的风，以极“左”面目反总理。 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千方百计要作垂死挣扎，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识别他，向群众宣传，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是见不得人的一小撮。
　　
有人要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这要提醒同志们注意。——江青同志９月５日接见安微代表讲话


　　
现在有用极“左”的口号，打倒一切，分裂和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这一篇文章（指姚文无的文章）的要害，是点破了目前出现的“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有人企图用形“左”实右，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陶铸的那一套，妄图分裂中央，分裂毛主席的司令部，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有些人就上了当。“五•一六”的青年上当了，要反戈一击。“五•一六”的黑手是一小撮，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戚本禹同志９月６日讲话

　　
3、在当时铺天盖地针对“五•一六”的批判中，上述只是摘引了一部份中央首长的谈话，并且所引或背景交待不清，或摘引不全面。根据资料，下面对以上引文作一些解释或补充

　　 １９６７年９月３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导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江青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又说：“目前这股子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康生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象北京‘５•１６’中的一小撮，还有什么‘星星之火’，实际上是阴谋小集团，他企图动摇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破坏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

　　 “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印发的《文化大革命关键时刻中央首长十分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铅印）收有《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时间：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晚９点１０分至次日凌晨零点２５分。“中央首长”为：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李天佑、曹轶欧等。江青在讲话中说：“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说它是‘东西’，就因为他是反动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也是年青人（引者注：语言不通，原文如此）。这些年青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象‘五•一六’，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的通知》。

　　 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革命群众组织”“认真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的录音，“进行学习”。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转〈安徽“Ｐ派”和“Ｇ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九•五”指示〉的通知》，文件注明“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６日晚，“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部份代表时，周总理说：“９月１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康生、江青同志都指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反动的阴谋组织。姚文元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它的性质。”“对待‘五•一六兵团’，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千万不要扩大化”。“听说五•一六有八个方面军，名字很吓人，其实只有几十个人。”“你们哪个组织，哪个学校有‘五•一六’……由学校组织内部自己解决，不要别的组织去捉。”“我们要防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我们，一定要批判极‘左’思潮。”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４９７５号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７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陈伟回答：“没有证据。”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时，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吴法宪交代：“１９６７年７—８月，江青一伙诬蔑周总理保护老帅、副总理、国务院的部长、各省委书记，是保护了‘走资派’，是‘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同中央文革分庭抗礼’。要周总理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和国务院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为中心，代替党中央集中领导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８年５月，江青还多次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秘密开会，诽谤周总理‘在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掌握方针、原则性差’。”
　　

4 、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人民日报》用３个版面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

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他加了一些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份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