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弹之王与战姬莎夏图:“五·一六”案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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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期间,发生过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这桩公案是江青一伙制造的彻头彻尾的大冤案,成千上万无辜者连“五·一六”是何物都不知道,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遭到了残酷迫害。
本文作者是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以下简称“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总理事件发生的见证人。
“五·一六兵团”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
“五·一六兵团”要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发生在1967年8月上旬。最早知道这个事件将要发生的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这位通讯员当时正在北京钢铁学院采访,他对北京钢铁学院各派别和他们的头头都比较熟悉,因此各派头头的观点和运动中的行动计划都不避讳他。在“五·一六兵团”开始行动前4、5个小时,这位通讯员就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
1967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9点左右,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叫“五·一六兵团”的群众组织,策划了一起反对周总理的活动。他们决定今晚零点在北京的新街口、西单、东单等闹市区大街上,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已经写好,只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去张贴。袁光强还说了几张攻击周总理大字报的标题。他强调这个情况是准确的,“五·一六兵团”策划这个行动,我们的通讯员就在现场,希望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16楼大会议室开会。我把袁光强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到会场直接找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把电话记录送给他看。他看后只说一句:“请谢富治同志处理!”戚未作批示就把电话记录递给我。我考虑戚本禹的话空口无凭,找谢富治不好说,于是我在电话记录纸的批示栏写上:“戚本禹同志说,此事请谢富治同志处理。”然后放在正在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谢富治面前,我就退出会场。
后来,我听说,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和列席人员都在会场传看了这个电话记录,当晚散会后,小组成员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午夜后,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后半夜我打电话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秘书邵崇勇同志是否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周总理大字报的情况,他告诉我已经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出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他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
江青一伙组织调查嫁祸他人
“五·一六兵团”贴出反对周总理的大字报后几天里,江青一伙一直没有作出反应。大约8月中旬,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五·一六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王道明按戚本禹的布置,先组织记者站的几位记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有个别记者反映,记者站调查组中有的记者同“五·一六兵团”分子有牵连,调查结论可能“不客观”。
王道明考虑到这种意见,但并没有中止记者站调查组的调查,只是又重新组织了办事组的几个人,另搞一摊同时进行调查。
王道明在去记者站听两个调查组汇报前,一再让我同他一起去听汇报,帮他出出主意,我只好从命。汇报会是在花园村一号记者站开的,参加汇报的主要是调查组的同志,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也一起听了汇报。在调查中,从“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主管《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还有“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说明,“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还有人反映,《红旗》记者站的记者同有反总理倾向的、国务院某部门的一个老干部有过接触。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即1967年8月底,王力和关锋的问题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端了出来,8月30日晚,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完批判王力和关锋的会后,他们两个被隔离审查,每人带一套《毛选》和纸笔关到钓鱼台二楼去反省检查。
“五·一六”调查的初步情况已经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分子同《红旗》杂志有联系,主管《红旗》杂志的关锋又被隔离审查。这正是江青一伙推卸罪责,洗刷自己的最佳时机,江在这个事件还没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把反周总理的罪责全部推到王力、关锋身上,似乎王力、关锋欺骗蒙蔽了江青。1967年9月5日,江青一个讲话透露中央文革内部揪出了坏人,而这一伙坏人的矛头是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五·一六”反革命活动就是明证。
姚文元推波助澜
1967年9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发表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登在9月8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至第三版。文章看似批判陶铸的“两本书”,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掀起一轮新的阶级斗争高潮。姚文元的文章在把陶铸同志打成“反革命两面派”的同时,高呼“举起双手欢呼这场涤荡中国大地的暴风雨吧!”文章含沙射影地把王力、关锋说成是“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姚文元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文章还说:“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姚文元这篇文章代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后来,江青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制造“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她所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和“五·一六”专案组,把大批他们不满的人,和“五·一六”分子毫不沾边的人都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加以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