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电影杜隆坦的孩子: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30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摁下红手印，毅然实行“大包干”。势如破竹的改革历程首先从农村起步、率先在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形成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在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比上年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数字背后，折射的是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前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决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倍增。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力争农民收入实现持续增长，逐步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再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中国农民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有鉴于此，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在充分调研和占有大量详实资料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动特征、分配差异现状及增长的制约因素，运用计量模型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分析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外因素，以期得出相应的科学结论，进而提出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对策，以供有关领导和部门研究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善农村民生问题、构建和谐新农村参考。

一、农民收入变动的纵向研究：波动增长、增幅趋缓、来源结构变化显著

1、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肇始于1978年的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经济改革，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不仅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是1978年的31.4倍，年均增长12.6%[1]。从增长趋势来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2年)——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从集体经营向家庭经营过渡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82年的270元，增长2.02倍，年均增长19.2％。

第二阶段(1983～1992年) ——农民收入波动增长。随着体制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弱，以农业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已不能维持高速增长。农业生产基础技术没有得到提高，农业生产出现徘徊。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逐年攀升，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矛盾突出，农民收入在频繁的波动中缓慢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2年的270元提高到1992年的784元，年均增长11.2%；其中1991年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农民收入仅增长3.2%。

第三阶段(1993～1996年) ——农民收入高速增长。农村改革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国家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有所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走出低谷，农民家庭经营的二、三产业发展良好，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农民收入出现了强劲的回升趋势。4年增幅分别达到17.6%、32.5%、29.2%和22.1%，年均增长25.2%。

第四阶段(1997～2000年) ——农民收入增速下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增产不增收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1997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8.5％，比上年回落13.6个百分点。1998年继续下滑，增速只有3.4％，1999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2.2％，2000年收入增长速度只有1.9％，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民收入增幅第一次出现连续四年下降。

第五阶段(2001～2003年) ——农民收入恢复增长。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减免农业税费，开展对种粮农民的各项补贴，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民收入增速有所回升。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比上年增加113元，增长5.0%，扭转了增幅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这期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5.2%。

第六阶段(2004～2007年)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这一阶段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围绕“多予、少取、放活”中央和省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三农”投入的政策；二是农业收入实现稳步增长；三是外出务工人数的进一步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04年至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1978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其中，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

2、收入结构显著变化。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收入形态结构货币化和收入来源结构非农化。

一是收入形态结构货币化。货币收入增长是农村经济由自给自足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指标，也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随着农村生产社会化、商品化进程的加快，过去较长时期内存在的以实物收入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被以货币收入为主的市场经济所替代。1978年，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56元，在全年纯收入中，货币收入率只占41.9%。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农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增加，收入形态逐渐货币化。到2007年，农民人均现金纯收入达到3526元，货币收入率提高到85.2%以上。

二是收入来源结构非农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2]，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民收入结构也在随之变化。家庭经营收入不断增加，所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则缓慢下降；工资性收入则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所占比重也快速提高；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稳定增加。

第一，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减弱趋势，占纯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1985年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96元，2007年上升为2194元，年均增长9.5%，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则由74.4%下降为53%，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

第二，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快速提高，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从业环境逐步改善等因素的促进下，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工资性收入由1985年的72元提高到2007年的1596元，年均增长15.1%，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8.2%提高到38.6%，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

第三，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虽然稳步提高，但仍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只能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随着农民家庭拥有的资产增多和农户间经济交往的增强，特别是政府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把一部分收入转移支付给农民，从而使农民的非经营性收入明显增加。1985-2007年，农民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由人均29元增加到350元，年均增长11.9%。

3、基本结论。一是农民收入的增长有过曲折和波动，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增长量还是增长速度都是显著的，增长仍是主旋律。改革开放30年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民所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二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农产品产量增长、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积极因素。三是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使得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四是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农民就业领域的多元化，直接导致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发生根本改变，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退出主体地位，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构成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

二、农民收入多维的横向比较：省际、农村内部及城乡间差距持续扩大

1、省际间农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收入绝对值来看，省际间农民收入差距呈日益加大的趋势。1978年，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高出最低的甘肃省180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至2007年最高和最低依然分别是上海和甘肃省，只是差距扩大到7816元，前者是后者的4.36倍。如图4所示，省际间人均收入变异系数反映出的收入差异水平呈不断扩大之势。2007年，人均纯收入排在前10名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山东、辽宁和河北，全部分布在东部沿海；排名在后十位的省市依次为：重庆、广西、新疆、宁夏、西藏、青海、陕西、云南、贵州、甘肃，全部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

从增长速度上来看，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同收入值的分布具有显著的一致性。由于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是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偏低，地区经济结构单一，非农产业欠发达，是农民收入水平最低，增收最困难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则较为缓慢。东北部与中部地区、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年扩大。1978－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大于13%的地区按增速高低分别有：浙江、天津、山东、江苏、北京、福建、河北、河南、上海、湖北、山西共11个省市；人均收入增速低于12%的省份则为辽宁、黑龙江、青海、吉林、甘肃、贵州、云南、陕西、海南和西藏等10个省市（自治区）。

表1               1978－2007年分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      单位：元

年份

1978年

2007年

增速(%)

年份

1978年

2007年

增速(%)

浙江

165

8265

14.4

宁夏

116

3181

12.1

天津

153

7010

14.1

湖南

143

3904

12.1

山东

115

4985

13.9

重庆

127

3445

12.1

江苏

154

6561

13.8

广西

120

3224

12.0

北京

225

9440

13.8

新疆

119

3183

12.0

福建

138

5467

13.5

辽宁

185

4773

11.9

河北

114

4293

13.3

黑龙江

172

4132

11.6

河南

105

3852

13.2

青海

113

2684

11.5

上海

281

10145

13.2

吉林

182

4191

11.4

湖北

111

3997

13.2

甘肃

101

2329

11.4

山西

102

3666

13.1

贵州

109

2374

11.2

安徽

113

3556

12.6

云南

131

2634

10.9

内蒙

131

3953

12.5

陕西

133

2645

10.9

广东

193

5624

12.3

海南

193

3791

10.8

江西

141

4045

12.3

西藏

174

2788

10.0

四川

127

3547

12.2

2、农村居民内部收入两极分化加剧。基尼系数是反映农民家庭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重要指标，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大，居民家庭之间的分配差异也逐步扩大。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来看，我国农民收入在八十年代前期，基尼系数为0.2左右，农民收入差距相对平均化；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基尼系数在0.3左右波动；1991年以后呈逐步扩大走势。1991年基尼系数为0.3072，2007年达到0.3742，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两极分化不断加重，小康户与贫困户并存。到2007年末，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1478万人，低于低收入标准以下的相对贫困人口为2841万人，两者合计达4319万人，占全部乡村人口的4.6%。

按照农户人均收入水平进行五等分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均保持增长，但高收入的农户收入增长较快，低收入的农户收入增长较慢甚至减收，而且农民收入出现了向高收入农户集中的倾向，形成了“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趋势。从收入水平差距看，2007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差距为8444元，比2003年扩大了54.1%。

2007年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1347元，比2003年（下同）增加481元，年均增长11.7%；中等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3659元，增加1386元，年均增长12.4%；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9791元，增加3444元，年均增长11.4%。与高收入组相比，低收入组农户收入年均增加额相差741元。

表2                       按五等份分组农民人均纯收入　　　　       单位:元

年份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高收入户

高收入户

高低收入户

差 距

2003年

866

1607

2273

3207

6347

5481

2004年

1007

1842

2578

3608

6931

5924

2005年

1067

2018

2851

4003

7747

6680

2006年

1182

2222

3149

4447

8475

7292

2007年

1347

2582

3659

5130

9791

8444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速扩大。1978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表现为“高基数、高增长”，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则呈“低基数、低增长”，在这“双高”“双低”的作用下，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呈逐年扩大之势。

1978-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6%，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由209元扩大到9646元。八十年代早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比在1-2之间；1986-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波动扩大走势，差距比在2-3之间，从2002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进一步扩大态势，差距比超过3，2007年达到历史最大差距3.33∶1，城乡居民之间这样大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极为少见。若考虑到农民的实物性收入、扩大再生产支出和城市居民的福利性收益，城乡实际差距更大。2007年农民纯收入中，如扣除15％的实物性收入，农民能跟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3519元，其中还有20％需用于扩大生产的开支。此外，更深层次的差距在城里人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而农村很少甚至根本就享受不到。突出体现在养老保险、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产品上。

表3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及差距比较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

绝对值(元)

环比增长(%)

绝对值(元)

环比增长(%)

城乡差距绝对值(元)

城乡之比(农民纯收入为1)

1985

397.6

11.9

739.1

13.3

341.5

1.86

1990

686.3

14.1

1510.2

9.9

823.9

2.20

1995

1577.7

29.2

4283.0

22.5

2705.3

2.71

2000

2253.4

1.9

6280.0

7.3

4026.6

2.79

2001

2366.4

5.0

6859.6

9.2

4493.2

2.90

2002

2475.6

4.6

7702.8

12.3

5227.2

3.11

2003

2622.2

5.9

8472.2

10.0

5850.0

3.23

2004

2936.4

12.0

9421.6

11.2

6485.2

3.21

2005

3254.9

10.8

10493.0

11.4

7238.1

3.22

2006

3587.0

10.2

11759.0

12.1

8172.0

3.28

2007

4140.0

15.4

13786.0

17.2

9646.0

3.33

4、基本结论。一是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具有明显地区性差异。而地区性差异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自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种差异的存在就要求我们在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应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与措施，才有可能取得成效。因为本身各个地区就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肯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二是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城镇居民收入总体快于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速扩大。因此，要想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必须将农业产业置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背景下来讨论，必须将农业产业置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来讨论，而不是就农业论农业。三是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就事论事是不可能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必须搞清问题的根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影响农民收入分配差异内部因素分析：家庭经营收入对差距贡献下降、非农工资收入成为差距扩大主体

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农民整个收入的变动显示出的总趋势，但农民收入的各个来源部分不可能是同步变动的，有的部分对差异变动的影响大些，有的则可能小些，还有的可能使差异缩小。因此，需要研究收入差别主要是由收入中那些部分引起的，并由此进一步寻找影响农民收入分配差异和持续增长的因素。

通过采用费景汉—兰尼斯（ Fei—Ranis）的基尼系数分解法，分析各项收入来源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不均等程度及其对总差距的贡献。其模型计算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四个来源对基尼系数形成变化明显。对2007年基尼集中度的测算表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基尼集中度均大于总基尼系数，说明这两个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起着扩大差异、拉大差距的作用。而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基尼集中度小于总基尼系数，说明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分配起着均衡化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一是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影响显著提高。随着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也日渐显现，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形成的重要因素。2007年，工资性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为41%，比2003年提高1个百分点。

二是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分配中起均衡收入的作用。家庭经营纯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部分，但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007年，家庭经营纯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为49.4%，比2003年下降1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占53%，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其在收入分配中起着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促进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普遍增长，将有助于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三是财产性收入对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日趋显现。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财产性收入参与到收入分配中，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虽然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不高，但集中率却明显高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总收入的不均等。2007年，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率为4.6%，比2003年提高0.8个百分点。

四是转移性收入作为政府再分配机制中的调节手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上，都应有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农民转移支付的增加，农民转移收入对收入差异的促减作用在转型期明显表现出来，2007年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由拉大差距转变为均衡化、缩小作用。

四、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外部因素分析：非农、投资、教育因子、农业生产因子及价格因子

农民收入结构和来源的变化，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决定了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工资性收入不仅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而且农民收入的增长几乎要完全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这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一个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联系、甚至和国际经济变化的大环境相联系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越来越困难的真正原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农业投资和农业贸易条件与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宏观经济因素构成了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外部条件。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察外部条件的变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揭示如何改变这些外部条件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在此，我们采取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达到减少变量个数、简化分析复杂性的目的，其次通过回归分析，以获得变量间影响程度的定量度量。

1、因素的选择。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因素众多，但哪些因素重要，有待模型来回答。根据多角度的分析，本文从产出、投入、产业、收入差距等方面选取相关指标作为影响收入持续增长的要素，并建立农民收入与这些指标的计量模型，一方面用来检验农民收入与这些指标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定量计算这些影响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①产出指标。选取人均GDP、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78年数量为100）、猪牛羊肉产量（万吨）等指标。

②投入指标。包括政府的支农支出、农户的生产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选取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农村从业人员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等指标。

③产业结构指标。选取城镇化率、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二、三产业人员比重、粮食播种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等指标。

④农业生产条件指标。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受灾面积等指标。

⑤其它指标。选取生产价格指数；由于收入的差距会反过来影响收入的变化，因此选取了基尼系数指标。

以上选取的指标提供了丰富信息，但指标过多会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也不利于分析，因此采取因子分析法，寻找影响收入的主要因子，并找出主要因素。

　2、因子分析的步骤及结果。运用1991-2007年各指标统计值，考察所选的指标的相关性。由于基尼系数与其它指标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因此将该指标剔除，得到其余的十三个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采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共因子，通过试验，确定选取三个公共因子，并对因子进行旋转，通过具体数字得出更明确的结论：第1个公共因子包含信息较多，主要反映城市化率、人均GDP、农用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指标的信息，可以简称为非农产业、教育和投资因子；第2个公共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可以称之为价格因子；第3个公共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农业总产值指数和受灾面积，可以称之为农业生产因子。

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率、农用机械总动力、财政支农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农产品生产价格、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等指标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下面，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来解释它们对农民收入的具体影响程度。

3、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影响农民收入的几个主要因子，用这几个因子与其所包含的主要指标分别与农民收入建立回归模型，以考察它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这三个主要因子对农民收入均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其数量关系可以表述为：在分别只考虑某一个因子的作用，而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可分别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825.92元、475.41元和130.78元。由于因子是在实际中无法直接测量的“潜变量”，所以再进一步用这三个因子所代表的指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对数据分别取对数进行计算，以达到提高模型拟合优度的目的。

I.第一个公共因子中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化率、农用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指标的信息，将它们又区分为产业因素（城市化率）、投资因素（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标）、农业生产条件因素（即农用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和宏观经济因素（即人均GDP），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其结果如下：一定范围内，在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其数量关系是：城市化率每增加1%，可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692%；农用机械总动力每增加1%，可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311%；有效灌溉面积每增加1%，可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429%；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每增加1%，可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877%；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可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664%；财政支农力度每增加1%，可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123% ；人均GDP每增加1%，可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780%。

第二个公共因子中主要反映的是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的信息，将它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建立回归模型结果是：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对农民收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一定范围内，在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每增加1%，会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826%。

第三个公共因子中主要反映的是农业总产值指数和受灾面积等指标的信息，将它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建立回归模型结果是：一定范围内，在其它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指数每增加1%，可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3.777%；受灾面积对农民收入有负向的影响作用，受灾面积每减少1%，可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051%。

4、结论。从回归模型系数看，农业总产值指数、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城市化率、农产品生产价格总指数、有效灌溉面积、农用机械总动力受灾面积等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弹性系数大于1，其中受灾面积的弹性系数为负数；人均GDP、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及财政支农力度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弹性系数小于1。根据回归结果，大致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是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对农民收入长期增长有显著作用。人均GDP快速增长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相反，人均GDP减速或缓慢增长时期，农民收入增长也随之下滑。二是财政政策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政策措施和手段，能够通过直接收入转移、间接收入转移改变或引发农村资金流向变化，从而影响农村投资和固定资产积累，结果对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有长期影响。三是推动第二、三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减少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加对初级农产品需求、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农村工业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较高，这些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四是保障能力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不仅要继续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还要不断提高物质装备水平，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和农机使用效率。五是通过对教育、健康营养和培训等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能力和技能，对农民收入长期增长起着关键性作用。通过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收入分组分析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越产生效益。同时，流入城市和非农业部门的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性越大，非农就业机会也越多，获得收入较高。因此，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制约因素归结：结构限制、投资不足、“三化”滞后及产业弱质性　　

1、农业和农民收入结构方面的因素。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正处在由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的转变阶段，农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农村从业人员4785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90.1%。其中，在第一产业从业的占70.8%，在第二产业从业的占15.6%，在第三产业从业的占13.6%。农民在第一产业收入中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收入中以粮食为主，瓜菜饲草等经济作物增加不明显，畜牧业养殖更少。第一产业收入主要受农产品供求与价格、农产品构成与质量影响；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产品价格虽然稳中有升，但由于化肥、农药、种子等价格上升，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农产品价格低于成本，造成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当前，农民人均收入的来源和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收入很重要的增长部分主要靠非农业，而不是种地，这是事实，也预示着今后农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方向。

2、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农村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农民收入渠道拓展的最大障碍。从经济结构来看，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工业扩张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农业生产活动、农村工业和商业等非农产业的自然发展受到干预或禁止，不仅割断了农村内部产业间、城乡产业间的自然联系，而且人为地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扼杀了农民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从社会结构来看，二元户籍制度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存在，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厚的壁垒，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正常流动，剥夺了农民分享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和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两极分化。另外，近年来，城市居民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许多城市出台了限制用农民工的政策，清退农民工回乡，使得农民进城就业的困难进一步加大，农民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但很多企业的一线工人基本上都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特别是一些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却普遍偏低，收入明显低于城镇职工。

3、国家宏观收入分配政策偏差。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现阶段，农业科技含量低，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从宏观政策面上分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强调重视农业，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农业比较利益低和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导致农业资源过度流失及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造成一定影响。首先，政府支农投资不足。2000年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徘徊不前，一直在7%到8%之间，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国债投资，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国债投资规模逐年减少，中央政府支农投资有可能呈减少趋势。其次，信贷资金不足。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严重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以来，村与乡集体普遍存在积累不足，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农业贷款成为他们获得帮扶资金的重要渠道。

4、农村文化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目前，农村学校少，很多学子不能就近读书；另外，学费过高，乱收费时有发生，造成农村家庭不堪重负，无法加大投入。调查显示，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师资力量薄弱、硬件设施落后以及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等。从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趋势来看，主要是靠非农收入，尤其是打工收入的增长。但经济发展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和工资率的提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农村住户外出从业劳动力13181万人。其中文盲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8.7 %；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仅占8.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在科技文化投入方面，农村科技文化水平依旧十分落后，文化宣传、科技推广力度不大，人才短缺，劳动力整体素质无法得到较快提升。2006年，全国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仅占13.4%。

5、农业科研体制不合理，农产品科技含量低 。当前农产品品种单一、品质低劣、结构性剩余等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体制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科研人员不足，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共有农业技术人员209万人，其中，在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中从业的仅94万人，无论从农业产值所占GDP比重，还是从农牧民增收的角度来看，农业技术服务人员都明显不足。并且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年均从事业务工作时间较少，这些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农业科研目标单一、结构不合理，难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的需求。同时，大多数科研集中在产中阶段，产前、产后科研力量薄弱，造成农产品加工、贮运、保鲜等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科研成果严重不足；三是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慢，转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一些质量较高、数量可观的农业科研成果，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科研成果适用于企业或农户的少，转化为规模生产、实现产业化的更少，造成科研成果闲置、浪费，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6、城镇化水平滞后，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小城镇是大中城市向农村经济辐射的衔接点，其经济结构类似城市，地理空间接近农村，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主体，也是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促进乡镇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在其周围积聚，避免出现分散式发展非农产业而导致的不经济，为农业人口转移，发展比较利益高的第二、三产业创造条件。目前，城镇化水平滞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使农村二三产业受到需求限制，阻碍了劳动力在第三产业就业，制约了农民非农收入的快速增长。加之乡镇企业发展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多数建制镇仍处于小、散、低、弱状态，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为有限。

7、农村市场化进程缓慢，发育程度较低 。市场化程度高，使农民可以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完全的市场信息，以此来配置生产资源、获得资金和销售产品，从而降低市场风险，达到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市场关系到农产品和农村生活用品的流通。农业普查资料显示， 2006年末，全国31.6%的乡镇没有综合市场，71.8%的乡镇没有专业市场，77%的乡镇没有农产品专业市场。同时，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市场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一是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环节过多，造成流通成本升高，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利益损失严重；二是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仍未得到充分尊重，对农民不合理的摊派等现象时有发生，伪劣农资坑农现象时有出现；三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以市场调查和预测为指导的结构调整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工作进展都相当缓慢。 

8、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由于县乡没有稳定的公共财政，产前环节信息网络不健全，水利、交通、电力等设施薄弱；产中环节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保险不能满足需求；产后环节没有建立较稳定的产后服务保障，包括农产品的加工与贮藏水平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刚起步，部分乡镇既没有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又没有实行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还表现在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差异大、服务内容单一、服务网络不健全、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等方面，这些对增加农民收入都是很不利的。

9、耕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低。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承包地互换调节、代耕代种代收、承包地转包和转让承包经营权等多种流转形式，对土地流转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但目前实现流转的土地比例还很低。在已有土地流转中，由于产权主体模糊、流转机制不健全的因素，造成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圈地强制性流转；农户与农户之间口头协商随意性流转；流转协议条款不齐全，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合同未能签证和公证等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但引发了干群矛盾，伤害了农民感情，而且还留下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另外，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增收的艰难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地位，农业的产前和产后部分仍被其它产业所控制，农产品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特别是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类等）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农民很难在价格波动中把握市场，农民收入风险大。长期以来，政府靠提高农产品收购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从目前各方面情况看，农产品价格上扬的空间不大。加之农业生产受自然气候影响很大，大部分农产品不耐久贮，保管费用高。

六、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基本政策体系：财政支持、非农发展、现代农业、公共服务、农村金融及扶贫开发

从以上分析可见，新形势下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越来越受到国民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坚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找出路，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从当前出发采取尽快见效的具体增收措施，又要着眼于长远寻求构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1、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一是创新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积极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建立政府农业投入增长的监督机制，制定确保各项农业投入刚性增长的地方法规。积极推进以县为主的支农资金整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制度，扩大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范围和规模，继续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和完善现行化肥调控机制，建立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补贴制度，确保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加强对农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使农产品的价格既能客观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又能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内，通过制订目标干预价格，稳定粮价水平和农民种粮收入预期。稳定农资市场，改进农资市场价格管理，加强化肥进出口调控，建立农资批发市场，积极发展连锁和配送经营，为广大农民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

三是研究制定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扩大项目支出绩效考评范围，根据评估结果实施激励约束并重的考核机制，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使用机制。选择部分财政支农专项资金项目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投标试点，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实行重大项目资金使用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同时，不断调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方式，增加对农民直接支持、直接补助的比例。粮食直补的效应表明，国家对农民直接支持补贴的效果远远大于间接支持的效果。

2、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优化农民非农就业的体制环境。

一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要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发展步伐，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通过市场的力量打通城乡二元隔阂，推进各要素的城乡互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整个社会进步中促进农村繁荣，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谋求农民增收。从根本上讲是建立起促进城乡之间产业密切关联、经济互补互促、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互动发展机制，促进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和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组合；统筹城乡产业结构，使城市的产业布局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合理分工，形成紧密的产业互动链条，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发展，推动城市产业升级，推进县域经济优势产业的培育建设。

二是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落实国务院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逐步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管理、流动监测、就业培训、供求信息和农民工维权法律服务体系框架。积极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工作机制，彻底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多头管理的局面，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纳入政府统一、高效和规范的服务和管理轨道。努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为农民提供均等的就业机会，最大限度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

3、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一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构建农产品生产的“板块结构”，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为农民增收提供“平衡木”。要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调整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区域种植结构，使不同地区各展所长，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品牌优势、传统优势，选准调整的突破口，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产品和特色产业。

二是建立健全土地永久经营权流转市场。鼓励和支持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采取出租、入股、质押、置换等各种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永久经营权，积极推进农村土地高度规模经营。必须尽快出台农村土地永久经营权流转促进政策，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信息数据库、成立现代农村土地收购中心、搭建流转平台等，通过政策引导，搞好服务，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流转承接主题缺乏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三是加快农产品流通组织创新。应把加快发展农民联合销售组织和新型大型农产品流通组织当作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大事和重点，当作搞活农产品流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新的大型流通主体主要是以新的体制和机制为背景，如何促其做强做大，尽快形成规模和优势。政府对此主要是制定相关的引导政策和优惠措施以及相应的管理法规，使其快速健康发展。

　  四是打造农业品牌，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地农产品受到来自国内外各种品牌的竞争，品牌战日益激烈，不仅是数量和价格的竞争，更多的是品牌和质量的竞争。必须进行规范化生产，集约化经营，通过各种认证打造农业品牌。并积极采取应对市场竞争的有效措施和策略，克服农产品“卖难”的突出问题。

五是积极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做好农产品深加工和流通队伍建设。必须积极做好培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作，建立完善公司和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使农民在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同时，要认真做好产后农产品的销售、保鲜、加工、贮藏等有关工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档次，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

4、加快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一是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要完善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农村教育投入法定增长，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同时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教育消费，从小抓起，从整体和长远上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重点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农民掌握实用型农业技术，并应用于生产经营中。

二是完善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逐步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完善统筹补偿办法，坚持大病住院保障为主，积极推广门诊统筹，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整合城乡卫生资源，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大力扶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同时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加快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方便快捷的农村公路客运网络。巩固发展农村公路建设“村村通”工程，逐步实现“路路通”，推进村内道路建设。加强农村电网建设，建立农村电网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广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强灾害性天气、地质灾害、地震、重大旱涝灾害等预报预警，完善处置预案，提高灾害处置和农民避灾自救能力。

5、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增强金融对“三农”的服务功能

一是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的步伐。主要是深化农村合作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扩大其贷款权限和贷款能力，发挥其为农民服务主力军的作用。

二是引导村镇银行转向“三农”求发展，特别是要提高直接转向银行的贷款比重。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求的各种缴费金融服务组织。同时，加快发展更贴近农民的、反映农民需求的“草根”金融组织。主要是发展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和资金互助组等。可考虑由政府投入一部分资金作为引导，受益农民投资入股，农民自主管理和经营，自我提供金融服务。

三是鼓励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扩大县域银行业服务创新试点范围。创新贷款模式，扩大联保贷款，规范小额信用贷款，探索开办村权、受益权、农房等抵押贷款。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6、加大扶贫力度，逐步解决低收入户的生活保障。

一是建立健全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让每个人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上，应遵循从实际出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要求，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实行分类指导。在政策衔接上，要明确农村反贫困坚持救济和开发并重，在重视生活救助工作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帮助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家庭解决温饱问题。

二是加大产业扶贫力度。继续坚持开发式的扶贫方针，由“输血型”变为“造血型”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培育壮大贫困地区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增强贫困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同时，推广应用科技，为农民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农民科技水平，走科技扶贫的道路；大力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创业的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1] 名义增长，未扣除价格因素影响，下同。

[2] 1984年之前的农民收入中，来自生产队的“劳动报酬收入”，类似于1985年之后的“家庭经营收入”。为使数据可比性，我们选择1985年为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数据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