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世界法师奥术输出:从章士钊看20世纪中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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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 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真正研究他的学者不多，论述一直比较持平。1特别对他在《苏报》案前后的表现，论者无不赞叹。近日有的学者还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天津，事情与他无关。但对他的研究有许多不足：不够系统、全面，有不少空白；资料不足；论述不深。随着《章士钊全集》出版，应该尽早填补这些缺陷。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建树，而论述最不充分的也是这些活动。他实际是一位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思想家；通过分析其一生的思想，有助于揭示20世纪中国思潮变迁中两个重要现象：
1. 革命者的产生及其成熟。20世纪中国有一世所罕见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一茬又一茬地涌现。他们一上场，慷慨激昂，勇于献身而又不可避免具有各种革命幼稚病。如何走向成熟？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2. 中国特点的追寻。作为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大国，最牵动知识阶层心灵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特色，让中华文化重光。由此也引出一连串是是非非。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头三十年，章士钊是浪潮中积极搏击的风云人物。下半叶，他又曾冷静反思。剖析他的思想，对了解贯穿20世纪中国的这两大问题颇有助益。
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不久便受聘主持《苏报》。“夫《苏报》者，原属日本黑龙会人之侵略工具，以不善经营，大为折阅。湖南衡山人陈范梦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因收买此报，继续营业。”2陈氏接办是1900年的事；章士钊则于1903年5月27日进入该报任主笔。他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戴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总之，1901～1904年间，章士钊以激进革命者和报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更准确地说，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3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4不难理解，他笔下的奴隶不是严格的学术词汇。但它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如果对19、20世纪中国人摆脱臣属地位的艰辛、曲折有所了解，我们有理由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不过，以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章士钊却显示了年轻人不成熟的偏执或极端。
一是言辞极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苏报》案时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X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当年他编辑《苏报》，偏偏“并为爆炸性之一击”。5一份理应沟通各方，揭露事实，耐心说理，长期图存的报刊，却明知故犯，以漫骂代替说理，不该出现的字眼（如辱骂皇帝为小丑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呈快于一时，采取自杀性的编辑方针。
二是情绪极端。他把排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6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排满情绪，不难理解。正如章氏所说：“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之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7排满有很大的煽动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梦想“重睹汉官威仪”的民族主义者更衷心拥护。不过，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与种族矛盾的界线。500多万满人中，君主和贵族到底是少数。高明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耐心启发，让各族民众携手革除中世纪的羁绊。
三是取向极端。他曾热情赞颂邹容的《革命军》：“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8这实际也是他的追求。要是说面对满族权贵的颟顸，以实现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排满革命”尚为许多人认同的话，那么，把社会主义作为当下要求，超前的激进就十分明显了。而他向往社会主义却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9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10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其特点和原因是什么？
章士钊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变迁，无非是19、20世纪之交思潮激荡的反映。这个变迁过程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
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的教训。
长期以来，支配中国人思想言论的是“天理”。“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11它所体现的纲常名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非的绝对标准。对这一绝对权威的挑战，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通过外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出国考察人员、驻外使节、买办等人士筚路蓝缕地传播，中国人逐步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套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12一再降临的挫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朝野，推动人们加速认同新的价值观念。“人有自主之权”、“自由”、平等……逐渐成了流行语汇，成为毋庸置疑的“公理”。海内外史家大都承认，甲午战后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所谓启蒙就是现代与中世纪的价值观念交替，用前者冲击与取代后者。
义和团事件是第一次启蒙运动及其高潮——戊戌变法的反动；而它的失败又把这一运动推向颠峰。历史无情地证明，以纪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的一大贡献是把学西方、求富强成败的关键规定为“自由不自由”；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13遭受义和团事件的奇耻大辱后，人们痛定思痛，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传统天理——纪纲的信念。一个无法抗拒的变革年代终于到来。在章士钊入主《苏报》以前，该报的“学界风潮”专栏和其他各报已不断报道，学生们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准绳，不断冲击校内乃至校外体现传统纪纲的秩序。14从宣扬新思想到闹学潮，章士钊都不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但他的言行却不失为思潮变迁的侧影。
其次，这是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成长的必然产物。
晚清的基本问题是救亡图存。为此，不能不发展现代工商业。甲午战败，朝野上下终于认识到压制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误国误民，必须改弦易辙。随之而来的是要有能提供合适人才的现代教育，要有自由交流信息的传媒和出版业……总之，公民在经济、政治、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要有充分的自由，并有相应的法治、民主、宪政等等。现代社会的诞生是一条奇怪的生长链，有一就要二、三……一个也不能少。
专制政府不给这个自由空间，洋人就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提供基地和有关的服务。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了外国人办的报刊，有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也找一个外国人出面注册；租界、香港和日本则成了先进及激进报刊的出版基地。民间报刊和出版业在石缝中冲破种种阻力，屡败屡战，逐步站稳了脚跟，履行了传播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任务。
1901年清政府恢复戊戌维新的措施，下令各地建立新式学堂。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新式教育体系的蓝图。不过，那些昏聩大臣总想逆潮流而动，冀图加强思想控制，继续把年轻一代变为恭顺的臣民，居然规定用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到40%上读经和修身课！15尽管如此，新的教育，总是带来一些新内容；加上一些教员着意传播，这些学堂成了新思想的温床。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1901年蔡元培出任该校特班总教习。1902年三月三十日，他出“月课题：宪法：《宪法精理》著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行政：《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法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外交：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理财：论改丁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哲学：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教育：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其功于小学教育，试论其理。”16特班学员大部分是秀才、举人，为帮助他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特地办这样的课程研修班，培养候补官僚。这份月考试题证明，他们的知识结构已与过去的秀才、举人迥异，现代西学已成为这些学员经世济民的工具。其他学堂的西学课程不一定有那么完备，但都程度不等地设置了有关科目。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学堂内部新旧矛盾也很尖锐，但它确实有传播现代思想文化之功。不应忘记的是，蔡元培本人当时还没有离开过国门，他也是已植根本土的新思想的产物。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出国留学和考察的热潮，中国人大量涌出国门，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自由与专制、富强与贫弱的巨大反差。人生来渴望自由，奴性是后加的。与毕生在四书五经中打转的士绅不同，新一代社会精英的思想几乎与世界思潮变迁同步；而祖国的现实却是那么丑恶！这令一切愚蠢的说教变为难以忍受的欺骗；也使他们抑制不住有话要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迅速兴起创办刊物和译书的高潮。《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几乎每一省的留学生都有自己的宣扬新思想的刊物。翻译国外图书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主力，由外国传教士变为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号称“执舆论界牛耳”的梁启超和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冲破关卡由海外向内地扩展，并与留学生报刊汇合，与各地的学堂结合，形成新的启蒙高潮。
于是，包括章士钊在内的年轻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受到新的思想文化滋润。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反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徒劳无功，人们欢迎的是帖合人性的自由思想。
再次，这是义和团事件的负面效应——民族主义迸发的代价。
观察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状，民族和国家的分与合交错，缓慢前行。中世纪的军事、行政的强制结合体系必然要被市场和民主、共和的结合逐步取代。但这是由血污、眼泪、战火、激烈冲撞谱写的行程。市场经济要冲破封闭，走向统一和联合；它又教会人们要自由、独立，个人、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壮、血腥的分合抗争和战火就连绵不断了。20世纪中国也在重演这一过程。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1898年戊戌政变，特别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导致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朝野人士严重不满。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加剧满汉分裂。以“东南互保”对抗朝廷的荒唐决策，体现了汉大臣实力派的不满情绪和理性选择。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达对各国宣战的“圣谕”，他们却公开宣布是“伪诏”，不予奉行！
民间的回应则是各省“独立”（“自立”）运动与“仇满革命”浮出水面。他们鼓吹建立“新广东”、“新湖南”，说“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试行之，而种界二字劖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17支持“独立”要求的已经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而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是对误国误民的腐败、专制罪责的追问：“试问纵拳匪以要大祸，使我国民负九万万之巨款，卖身鬻子不得偿者，谁之罪欤？”“呜呼，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安能忍而与此终古欤？”18反满革命变成了顺理成章的要求，又是最具煽动性和吸引力的口号。他们大都不是真正要把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独立国，而是冀图通过分立颠覆满族的专制统治，在自由、民主基础上联合起来。“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19可是，这些仅是知识精英的理想。全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以现代思想文化取代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变革，也远未完成；前现代的军事、行政结合一旦瓦解，权力自然落在大小官僚和军事强人手中。此后的现实是，以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结合过程变得十分曲折、艰辛。
最后，这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恶果。
章士钊是在清末新政开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地说，清帝国这最后十年的改革成绩卓著。一个美国教授写道：“粉碎了经历2100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却是1901至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20不管中国史学家是否同意美国同行如此尖锐的结论，无可辩驳的史实是：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定基础的；思想变革的深度也有不少令今天的读者吃惊之处。例如，就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体系而言，民国和90年代的人民共和国，都在继承乃至回归清末新政确立的东西。21原因很简单，清末起草的新民法、新刑法等法律和建立的司法制度，都是在日本法学家帮助下，移植现代西方法治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这是史实，不管人们的价值观念如何，都无法改变这铁的事实。
可是，当时的改革是片面的。清政府是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被迫走向改革之路的。领导改革的大臣，都对现代社会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从军机处到各部大臣，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耳闻目睹，吸取一些新知，顶多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像伍廷芳那样成长于香港，受业于英伦，放弃已有事业，受聘李鸿章，历练20年，得以出任修律大臣的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而且这类凤毛麟角式的人物，根本无法左右政局走向。当时的统治者群体不了解抽掉思想和学术自由，就没有所谓现代学堂；而没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现代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一个突出表现是肆意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张之洞、袁世凯是新政的重要支柱。但他们又是自由思想的坚决压制者。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22其他顽固大臣更不用说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清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冀图在建立现代经济、教育制度的同时，尽可能维护中世纪的纪纲。于是，各地封报、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些镇压的直接后果是把年轻一代驱向革命。当时，梁启超的思想日趋成熟，在倡导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和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强烈反对“反满革命”、“社会主义”等激进主张；反对中国已亡于满族的“亡国论”，主张调和满汉矛盾。90年代初，有的学者说自己“最关怀的是梁氏在调适方面的主张，以及为何他的主张在这个思想抉择的关头为多数人所放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目前尚未完全厘清。”23这的确是值得人们反复探讨的重要问题。
窃以为后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压制激发了激进。当时国内学潮，大都是由禁止阅读《新民丛报》之类的新书报和对校内管理不满引起的。而对海外留学生接受新思想，清政府也采取严厉处罚政策。面对无理的镇压，梁氏等人的主张，不管有没有道理，在年轻人眼中，都是不合时宜的说教。例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的学潮，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事件。有的当事人回忆：“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就是不许我们看。”2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次一个国文教员上课，不知是谁恶作剧，把一个盛着清水的墨水瓶放在教师的座椅上，这个教员竟会同学校开除三个学生！说理无效，全校二百多学生一齐退学，在各方援助下组成爱国学社。这个学社“上课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25后来还与《苏报》联合，写出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报上发表，而由报社月给他们200元。导致包括章士钊在内的一批学生退学的南京陆师学堂风潮，也是由学堂当局禁止阅读新书报引起的。一批革命者就是这样制造出来。在当时这带有普遍性。
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思潮激荡，极端流派盛行的状况。是激化为剧烈冲突，还是转化为有序的改革？这不取决于无权无勇的思想家，关键在掌权者和他们管理下的政府有没有建立灵敏反映民意的机制和及时化解民怨的能力。为此，民怨必须有畅通的制度化的宣泄渠道，这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清政府可悲之处不但在缺乏这样的制度，更在没有必须及时建立这些制度的认识，愚蠢地以为镇压可以带来安定，丧失了化解矛盾的时机。
走向成熟之路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从那时到辛亥革命前后，他做了几个出人意表的选择，达到毕生思想的颠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
第一个选择是闭门思过和读书，拒绝参加同盟会。
1905年，麇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邀他加盟，他却坚决拒绝。章太炎和孙少侯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这个选择可谓反常。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愿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26他冷静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决心克服自己的弱点。在他看来，读书，了解世界文明的成就，为挽救祖国作好充分准备，仅仅是分工，并非脱离革命。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学硕士学位。27对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说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远见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不是畏葸卸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确实已非吴下阿蒙。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第二件事是到了南京，谢绝官职，出掌《民立报》笔政。
1911年冬，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报律》；欲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南京政府组织之不良”28；等等），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行为！29抨击这些错误措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强烈反对。于是，他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
第三件事是，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在参与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创办《甲寅》杂志，深入进行理论思考，系统宣扬自己的调和论政治哲学，影响颇大。从内容看，它对辛亥革命的冷静反思，相应提出和阐释的各种问题，与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从人员构成说，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都是这个刊物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胡适也和章氏函件往来，积极投稿。前人早就注意到《甲寅》和《新青年》有内在关联；特别是高一涵和李大钊，从思想到文风都深受章氏影响。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辛亥革命前后章士钊宣扬和追求的是什么？简单地说，他关注的中心是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据现在收集到的材料，他赴英留学后，迟至1910年9、10月间才重出论坛，第一批政论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从此时至1919整整十年间，他的基本观念不变，多方进行探索，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1）政党政治的追寻。
1906年开始，清政府正式打出“预备立宪”旗号。1907年，下令筹设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后召开国会（1910年决定提早4年）；接着又颁布了地方自治章程。1909年，各省咨议局开会。翌年，资政院也开院了。在这个过程中，从各地商会、士绅到地方督抚和咨议局，一浪高过一浪请开国会。对这些政治体制改革活动，是置之不理，还是积极引导，使之成为中国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章士钊选择后者。
在中国提倡政党政治不是由章士钊开始的。早在1897年，唐才常就发表文章指出：“五洲强弱盛衰之枢纽，恒于议院觇之。”“有议院必有党……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如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二党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30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秦力山更大声疾呼：“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中国”。311905年开始，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32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33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年11月30日广东省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在该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提出五件临时动议，其中第五件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讨论后通过的决议是：“第五件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34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35这些材料表明，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已经出现组织政党的强烈愿望。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36
章士钊的贡献在于结合当时的实际，更加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与坚持了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辛亥革命前夕，开国会、立宪，已成了全国性的热潮。海内外越来越多史家认为，与其把这个立宪思潮和革命思潮看成对立而互不相容的，毋宁把它们视为客观上互相补充的。立宪思潮不单为成立民国奠立思想基础；不遗余力传播这个思潮的立宪派，也成为顺利推翻清帝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章士钊的贡献是在立宪思潮汹涌澎湃之际，努力阐明它题中应有之义——政党政治。当人们热衷请愿之际，他棋高一着，写出13篇论政党政治的专文，阐释了一系列有关问题。
1. 国会是政党活动的中心。辛亥革命前，他便严肃地指出，中国还没有政党。当时政闻社已经解散，而同盟会在他看来是政治团体而非政党。这样看的前提，是政党活动必须以国会为中心。他说：“政党者有一定之党纲，党员占议席于国会，日向现政府之隙而攻之，且谋倒之，取而代之，以实行其党纲者也。普通政治结社，则无组织内阁之野心，不过对于一定之政治问题，发表其意见，且期意见之发生效力者也。”37他把同盟会和英国的宪章派一样，划归后者。直到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才认为这个组织开始向政党转型。
2. 政纲和政策是政党的生命。“政党而无政策，是直无党也。”38政治斗争应该是政纲和政策之争，否则就会走入歧途。辛亥革命后政党蜂起，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鼓吹“毁党造党”，解散原有大小不一的各政党，在充分讨论政纲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为两大政党。“苟党义坚而党界明，其为福将来之党争，乃无涯量。”39各种政治力量组合，包括两大党的形成，只能在政治风云翻卷中因势利导，水到渠成；不可能在会议上按照某一定义或纲领整整齐齐地划分疆界。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意见可谓书生气十足。但是，他对政纲和政策重要性的论述，又是切中肯綮的。
3. 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政治。“凡国家能获政党之福音，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仅两大党，政纲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党，当以今之政府为对立党，对于彼等之失策，尽力以攻之……彼而倾跌，我乃代之。”40
辛亥革命后，同一切初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样，党争之中歪风四起，人身攻击、在议会辩论中大打出手、砸烂对方机关报、阴谋倾轧……不一而足。章士钊再次反复耐心说明党争的正确途径和尊重反对党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政党政治唯一条件，“即英儒梅依（T.E.May）所言‘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是也……下院议事法程恒设法保护反对党，使得尽情攻击政府是也。在他国或以反抗为不法，而英伦则‘王之反对党’一言，乃为党争之习语，知言者谓英伦政术之进步，实在此语发见（确立）以后。盖不认反对党为合法之团体，则其争执必走于偏私，或流于暴举……是故欲谋政治上和平之改革，两党相代以用事，非认反对党之所为为有益于国万万不可。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不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已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41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主政治开始起步的国家里，传播这些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是十分适时的。
4. 要争得国会议席，“其最宜注意者，则吾之政纲果为国民所熟知与否也……于是，为运动之先驱者，其为无数强有力之机关报。”42还要经常用各种方式“游说”，努力争取国民支持。
在他看来，那时就应按照政党政治之要求，推动国内政治生活向前发展。当时就有人质疑，昏庸的皇族内阁根本不知政党为何物，资政院中也没有什么政党，高谈政党政治不是太不合时宜了吗？他说：“或有虑今之政府之不足言党者，曰此非吾之所问也。进兵攻敌，而乃谓敌兵之营制乃不如我，遽而退兵，宋襄之疑，亦不为也。彼不自以为党，而必假定其为党而攻之……组织在野党，必集矢于政府，乃政治之常经也。”43他认为，资政院有些议案结果所以不如人意，与议员尚未组成政党不无关系。“故愚以为：资政院即无党，而政党部勒之法有可采用者，乃当采用之。”44一个国家的国民和社会精英只能在现代政治实际运作中学会现代政治。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从天而降。现代政治制度是逐步生成的。清末政治制度改革失败，不等于当时的尝试没有意义。章士钊提请国人做的不过是历史进程的必修课。有这么一件事：1911年冬，章氏从英国回到国内，“谒宋遁初（教仁），寒暄乍已，主人捧剪报巨册见示。则数年间，吾所寄京沪诸报论政文字咸在……吾笑谓遁初：‘江左夷吾偌大本领，原来孕育于故纸堆中，亦自可喜。’遁初以一笑见报，两俱莫逆。吾思之，吾重思之，遁初后来见毁，终为此类断烂朝报所误。”45宋教仁从1905年开始发表政论，早已关注宪政及其有关问题，不能说他的现代政治知识都来自章士钊；但他在这一方面曾受益于章氏，也是事实。辛亥革命后，他以更大的热情注视着民主政制运作过程，解释基本知识，批判偏离正轨的各种现象，成了极具影响力的著名政论家之一。
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需要积累。清末民初章士钊等人对政党政治的论述，令中国知识阶层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有关实践失败了，不等于这样的思想积累没有意义。只要看一看孙文毕生都没有领会政党政治的真谛，因而作出许多匪夷所思的错误决策，章士钊宣扬这些思想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46
（2）法治与自由保障
这一时期章士钊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又一重要建树，是对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这些自由的诉求。
言论自由一直是章氏关注的焦点。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立即成为抨击这一恶法的引人注目的一员。他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那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制定报律，并把书报送检列入其中，“则政府刻刻假定国民之违法，是直狗马国民也！是直盗贼国民也……如此，则人权之危险不可思议。”47这个报律“盖折衷于日本新闻条例，酌加损益”。48章士钊严肃地指出：“凡人论事，最易为近例所欺，日本有新闻条例，为论者最近之引针……以为日本所有者，吾国当亦有之，而根本上之怀疑，乃至无从梦想。嘻！此膏肓之病也。”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国，不会有此等报律或新闻出版法。英国“在17世纪以前，王权未衰时见此种。而近二百年，则英伦之言论机关，乃绝不受政府之羁绊。新闻监督执政，如日中天，执政未尝敢剔除异己，禁止新闻之发行。如新闻有违法事件或损人名誉事件，乃以普通手续受审判于普通裁判所，法官执法如山，未尝以执政之意出入人罪。”49同时批评资政院议员通过此项法律深有负于国民。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也来弄一个《民国暂行报律》，虽然已剔除送审等条款，仍属言论自由的障碍。他再一次挺身而出捍卫言论自由。他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在引述戴雪等英美法学名家的论述和申说自己的意见后，他写道：“以是理由，本报（民立报）对于内务部之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50
捍卫财产自由是章士钊关注的又一热点。民国元年6、7月间，湖北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没收汉冶萍公司，理由为那是反对辛亥革命的前清官僚盛宣怀的财产。章士钊立即撰文，除指出该会判断有误，这个公司确是由股东会负责的商人资产外，特别对当时开始兴起的“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吾国夙患财产分配之不均，迩来不完全之社会主义尤频闻于国中……所谓社会革命者，即财产革命也。于是嫉视资本家前以形格势禁不敢昌言者，今则昌言以外，进而实行。”在揭露传统痼疾藉革命之名而突显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吾人财产不均之苦，果何若欧美？……以人道言，自应鼓吹社会主义以救正之，而通世界之生计家未敢放胆此言者，则实鉴于近世生产之发达为资本凝集之结果；苟资本动摇，则生计状态将立见退步也。……使以后所有商办实业微，有资者相戒裹足不敢投焉，此不谓自杀之愚计不可得矣”！51当时，私有财产总的说来为朝野各界所尊重，章士钊却如此警觉，历经近90年的风风雨雨，人们不能不佩服章氏见微知著的卓识。
言论和财产两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章士钊的这些言论，可谓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自由？他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于健全法治。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有两大缺陷：
1. 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52
2. 为行政侵犯司法独立留下了隐患。《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敏锐地揭露，所谓平政院属于行政裁判系统。“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廷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53因此，他坚决主张删除这一条。
他的思路非常明晰：要吸收现代法学精华，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国家长治久安奠立坚实基础。
（3）清除历史积垢
近代中国的思想家无不碰到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深信自由、民主为中国必不可少的思想家大体遵循两条路径：
1. 从批判传统中为自由、民主在中国植跟扫除障碍。
2. 托古改制，重新诠释传统，挖掘其中近似自由、民主或有利于自由、民主生根的因素。
后者的长处是可以满足民族自尊心理，便于为俗人说法，预期有减少阻力之效。可是，它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看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这两条路径有时可以相互为用，但在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公民觉醒障碍之际，批判成了历史的必然。民初的章士钊便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当袁世凯打败了国民党，与康有为之流互相呼应，企图立孔学为国教的时候，章士钊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他说：“吾国之尚孔，本班固所谓利禄之途使然……惟今之尊孔者，舍其所习，丧其所守，离学而言教，意在奉孔子以抗耶苏，使中华之教，定于一尊，则甚矣其无当也。”54说这些话，意在维护思想和信仰自由。
对孔学本身，他也不无微词。
首先，他不满孔孟之徒言行不一。在肯定基督教在西方和中国的贡献后，他写道：“吾孔子之徒，名教之士，蓄妾狎娼，纵欲无度，口仁义而心盗贼，敢为伤天害理之事，倡尊孔愈甚，修行愈恶者，视之大有愧色焉。”55
其次，他认为儒家好些基本观点也是极为错误的。
例如，国家与统治者——君主不分，“报国之事，同于报君”，“儒家既以此垂为大训，历世之独夫民贼，复崇其说以便于己。以是举世之聪明才力，悉为所禁制，而不敢一为是非之思。”56
又如，抹杀个人的欲望和权利，并披上“为公”、“国家至上”等华丽外衣。对这类源于儒术的说教，他也给予严厉抨击。他认为：国家与个人关系根本不能以损此益彼去概括，而是要各自找到恰当的位置。“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为国之道，不在毁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于相当之位……民利不张，国利胡有？民力不坚，国力胡生？民求民利，即以利国……凡言毁民而崇国者，皆伪国家主义也。”“公私不得其平……国家根本问题，坐是无由了处。而真正之和平幸福，举冥冥堕坏于名分经制诗书礼义之中。”57
再次，他认为，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他说：“吾人议设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质求之可矣，不可为吾国历史见象所束也。苟见束矣，则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复兴，然后足以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吾人今日之悲观，正悲旧历史之重演”。58
时至今日，对有现代社会常识的人们说来，这些观点都已不足为奇。但回顾中国人摆脱以圣贤、君主的是非为是非的艰辛；正视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仍把这些常识视为洪水猛兽；人们不能不对章氏及其他敢于冲击思想网罗的前人深表敬意。
而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上承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下启新文化运动的新浪潮，其意义更不容抹杀。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有"最后之觉悟"，追求的正是要唤醒中国人，勇敢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性成果，认识和维护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这正是章士钊在这一时期孜孜以求的目标。章士钊曾奋笔疾书；“民欲不以正通必以变通，不以缓通必以急通，而吾有史以来之改姓易朔，狐火篝鸣，皆可以此点窥其真蕴。”59在李大钊的名篇《民彝》中，我们可以一字不易不加引号看到这段名言，显示了两者的传承关系。
（4）阐扬“调和立国”论。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章士钊逃到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自己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60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61这些文字写于1914年。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或势力，在推翻原有政权后，都必须经历由革命组织到民主政党全面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个蜕变过程的成败，不但影响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对国家发展的顺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法国大革命也曾“走入极端，酿成帝制”。“当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时，首义诸贤所倡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心诚求之，未遗余力……即残暴如段敦（今译丹东），由其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以观，可见其横厉无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张者邻于绝对，与社会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势难扫除一切障碍，绝其本根，而大祸起矣。”62英国虽屡受调和之福，“惟克林威尔自信力过强，以为己之所行，有百正而无一曲，人有持论稍异于己者，决不容之。”“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63
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至今仍是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历史上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就曾一再陈述其流血恐怖的惨状，企图以此说服朝廷主动变法。章士钊则从思维方法等更高层次，开中国人总结这一重大事件负面教训的先河。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首要的是必须确立一个根本观念：“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剋异以存同则退。”64把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逐步排除。他认为，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以利禄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恶异的大亏。
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张东荪的话：“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滥用而其锋若有所婴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削灭以去，而力乃轨于正。”然后指出：“其所以使之然者，则他方面之对抗力不可侮也。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这也就是所谓正义。65调和立国也离不开这个基础。
寻求中国特点时的迷误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66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2月至9月间，他再次游欧。10月归来后，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67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68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69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造成“文化断裂”，罪莫大焉！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
1. 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
他认为，西方面对的是工人问题，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因此，“……非农业不能救中国。溯自西风东渐，我国人舍其农家淳厚之风，而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变乱相寻，争夺无已。使中国趋于沦亡者，恐怕就是此工业国之伪物质文明……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70
2. 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
首先应抛弃的是对利的追求。农国也有工商，问题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说：“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71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人应该选择前者。进一步看，“人生世界，本应有高尚目的，以为世界谋福利，乃此时之资本家只知孳孳为利……利与生活，本为人类之手段，今竟变为人类之目的，则人生尚有何意义耶？”72换句话说，他要中国人坚持中世纪农业经济时代的人生哲学。
其次，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73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74
3. 回归传统，建立他所设计的社会经济制度。
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以农立国就是要摒弃外来的现代文化，回归传统。他说：“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75
以此为指导思想，他设计了一幅美妙的农村图景：
“……以村为单位，调查一村内农产物之出额几何？如不足，则自外买入，多则酌量卖出，概由公共管理，以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由此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都可由公共买卖局设立。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76
六天后，他进一步工笔描绘：“将这地方的出产通通计算起来，一年能够有多少产物，价值多少，以价值作标准，发行一种村券……这种村券不以金钱为本位，是以物产为本位的。一村的出产由公共保管，设一公共买卖社，除掉要应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纸币收买，以所余的运到各处去发卖，村里没有的到各处买回来。这村内的人民，各按各人所能作的，分工去作。在应受教育年龄期内的，要强迫去受教育。在村内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77
这些话是章氏1923年10月在长沙讲的；湖南各大报登了这位名人的演讲词。这时毛泽东正好在长沙为工人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还来不及关注农村。但他早与章氏有过交往，没有看到乃至听过这些话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章士钊身体力行，企图在家乡推行这个农村自治运动，而以失败告终。35年后，毛泽东以这位乡贤难以想象的气魄发动了气壮山河的人民公社运动，而且不管东西南北风，顽强地坚持了20年！其后果则已刀刻斧凿，永志历史和亿万中国人心田，毋容笔者置喙。令人震惊的是两者的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思想的转变，不是一人一时的迷误。在20年代，以农立国已形为互相呼应的全国性的思潮。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山西督军阎锡山推行的"村治"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有关活动最引人注目。他们同气相求，互相联络；办报；出书；开办学校，培训干部；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中国农村非常落后，任何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动，都是久旱甘霖。这些活动确实各自为改善农村状况，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除晏阳初等少数人外，这一活动的领袖人物，大都与章士钊一样，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另辟蹊径，回归传统，成为这一运动的一大特色。
例如，梁漱溟在韩复渠支持下，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韩复渠转任山东督军，他便从1931至1937年，先后在该省107县中的70多个进行“乡村建设”，后来居上，声势颇大。它有理论，有组织，坚持多年，对改善农村的教育、经济、治安状况，都有良好作用。“如邹平的乡村自卫组织，从1933年开始，至1935年，三届共训2281人。购枪近千枝。受训后，按地段编组……按时巡逻，维持社会治安，查烟禁赌，防护青苗等……据老百姓讲，当时贩毒、土匪抢劫、偷盗等现象在临（邻）县很厉害，而在邹平几乎没有”。78此外，在引进优良品种、改进和推广新的农业技术、供销和金融合作、办村学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改善了人民生活，显示了农村改良的实绩。
梁漱溟的实践，是在20～30年代逐步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他这一套理论与章士钊的主张有很多重合点。这些理论观点如果仅为一时一地的农村改良提供依据，不管如何千奇百怪，不必深究。问题是他们都以此作为安邦定国，治理全国的大计。这就值得认真探讨一番了。
1. 都标榜既拒绝欧美也否定苏俄，自己那一套是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
章士钊认为不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合中国国情，苏俄那一套同样不行。例如，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等等倒行逆施，就是“盲从苏俄之过”。79
而在梁漱溟笔下，这一类话说得更加彻底和鲜明。他认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就是认识欧美和苏俄的道路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是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同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则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80
2. 在经济上，都反对牟利、让市场自由发展的制度。
章士钊设计的农国体现在经济上，是层层分割，在“公共管理”下以“自给”为指导思想的前现代经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没有那么绝对，引进现代农业技术、供销合作、金融合作均是其重要业绩。不过，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职业分工、伦理本位”社会，“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帐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帐的人。”81他们都认为，自由发展工商，只能带来的战争、贫富差距扩大等恶果，不应重蹈覆辙。同时，列强也不容许我国从容发展工商业。
3. 政治上否定民主。
用什么来代替被他们否定的西方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章士钊经过“远游考览，独居深念”，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农业是国本，他的设计也从农业开始：首先由农学会“对于吾国农业兴革事宜立一全体崭新计划，而将实施此项计划之责，全课之也。北京农商部以下内外各种向与农事有连之职司，举视同无物……惟就吾所计划，整然作一逐年预算案……每年所需之数，即公然在地丁钱粮内征收，由全国农业团体共同设立之总机关依案支用……机关办事之权，无论何方，不能干涉……以农治农，字曰农治。他业之所自为谋也，诚亦如农；则工治、商治、学治、以及某治某治，皆可作如是观。而所号业治，行入功德圆满之域；凡国家社会之所纲维主宰，可悉本是。而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谋国至此，可无遗憾。”82对知识阶层说来，这是颇为美妙的设计。知识为王，安排一切！可是，这个业治蓝图，有两个小小的疏漏：一是那些专家、学者之间，同业之间，意见分歧之际，要不要洋鬼子发明的民主？不同行业之间利益冲突（如不承认业农人士的盟主地位），莫衷一是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二是被“视同无物”的政府有司不甘消失，文臣、武士不愿拱手献出“地丁钱粮”，偏偏不让业治信徒总揽全行业乃至全国大权的时候，又有什么妙策？章氏试图在自己家乡"业治"一番，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冀图“业治”全国，又谈何容易！
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另有情趣。
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是政教合一，以教统政。行之于今日，就要维护尊师、尚贤的传统；建立政教合一制度。他所谓教，指的是教化。如果组织政党，就要“尊崇党魁”，因为党魁“开头倡出一种主义，而演成了一个党，那么，这个党中的分子当然尊重他，多数人要听他的话。决不能倒过来反让党魁去服从多数。”相应地，教主或领袖产生后，“如果走政教合一的路，则须尊尚贤智，势将使命令在上，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一个人。”为此，一般人要多用心思，诚心受教，以便“更能接受高明人的领导”！83否则，“多数无知识的人妄自作主，那才是无理性的社会哩！”84在这个体系中，势必产生君临一切的最高领袖和导师。他的结论是：“故从政教合一则不合于民治主义，从民治主义则不合于政教合一，二者在制度上最难调和。”85
4. 文化和道德领域一致提倡回归传统。
在这一领域，梁漱溟比章士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86
思潮性质和人物全貌
这股思潮的性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环境破坏为代表的现代化负面因素突显；寻求文化多元和民族自身传统，提升民族自尊的思潮广泛传播；历史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纠正过往偏见的呼声随之浮现；赞扬这一思潮的见解十分流行。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一思潮也体现着一种现代性；它与反对者的争议，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冲突，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内部冲突；从杜亚泉到梁漱溟“咸与维新”，20世纪中国的许多争论纯属误会，很大程度是受"激进主义"影响，歪曲或误解了对方。问题提得很尖锐，牵涉到一系列值得人们认真探讨的饶有兴趣的问题。
妨碍弄清这一思潮性质的一大问题，是混淆了人物全貌与思潮的性质。有些历史人物的特立独行，或其论述中的某一论点，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据此断言他提倡的某一思潮亦属可取。
还是从章士钊谈起。20年代的章氏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在中国推行来自西方的议会制，相应地反对组建政党；反对发展孳孳牟利的工商业；如此等等。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维护公民自由。
与章士钊鼓吹农国论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着手改组，实行“国民革命”， 组建“党军”北伐，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个“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是“以党治国”，取消各种自由。章士钊非常敏锐地注视和坚决反对这种倒行逆施。
1925年，他已开始揭露这一现象：“吾人之赴粤东者，偶或不慎，身体自由当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其夙经名捕，不得入境者，又别论也。钮惕生（《全集》编者注：名永建……近代民主革命者，国民党政客）为应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异己，横被僇辱……新闻记者，为弹丸剡注，肆诸市朝，在五羊之城（广州别名——引者），并未视为怪事”。87
1926年，随着北伐进展，这些怪事越来越多，他的批判也愈加猛烈：
1. 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
他说：“南军之兴也，标榜以党治国，凡异党之人，举不得有政治权利……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有异于是，其视吾力，斯今之所谓党治。”88
描述这一现象后，他严肃地指出：这“实为政党之旁门左道”。89因为它从两个方面违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一是它与民主政制下的政党性质背道而驰。“盖国政之所从施，政家所见，容有不同，见在甲者，相从而为一派……见在乙或丙者，亦各相从而为一派……斯乃谓党……今国民党曰：否否。吾国只有一党，他党兴，杀无赦。”“自吾党外，人不得有异议。有且以逆论。此在17世纪前，淫昏之朝，且未必尔也，共和云乎哉？”90这样的政党在自己内部也必然肆意摧残民主。例如，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江西人王恒“久于程潜（北伐军高级将领）幕下，出为行政委员，讨论教育政策时，只曰似乎不宜，而翌日即被免职。”91
另一方面，这与公民是政治主体的地位完全不符。他说：“党者相代迭兴者也。盖民情有变易，斯党势有盛衰。吾党今日得民意而用事，明日容得其负而不用事……今国民党曰：否否。凡本党之去留，人民不得有自由意。吾执政，则执政矣……此唯世袭专制皇帝宣言之，共和国之政党，似未能尔也。世袭专制皇帝，时且闻偕亡之叹，而为之震惊。今此叹若在腹诽必禁之列，岂不奇哉？”92
2. 国民党在北伐中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权。
北伐军占领各地后，大叫言论自由却绝对不许与党见不同的言论存在。章士钊在所撰《时评》中曾以长沙为例，愤慨地揭露这种古今罕见的虚伪：“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是日成立，集众演说，编制口号，第一条曰：保障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噫！先生之号则大矣，先生之志则不可。盖言论自由者，基于异不基于同，长沙外于党部可得自由之出版物，久已绝迹……古今书契中，其羌无意义之语，有甚于此者也？”93
他一针见血地说，蒋介石高叫“以党治国”，实质是扼住人们的喉咙，把人民当奴隶，不让自由说话：“蒋介石者……手握军政大权，控抑全党……今军势大张，行此愈厉，以党治国四字……且骎骎直扼全国士夫之吭，迫为然否从违之答而无所遁逃。”“平心论之，革命者自然之权也……然反革命与不革命者，其为吾人自然之权，量适与齐。凡人类而正反两面之论不见，时曰奴隶。凡同种而思想言论自由之权不保，时有强暴。”94
与此同时，他总结辛亥以来的历史经验，旧话重提，认为要保障公民权利，就必须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为自己在司法总长任内着手建立这一制度，功亏一篑而深感惋惜。
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专制统治兴起之初，章士钊就进行了如此尖锐的批判，确实难能可贵。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有先见之明。那么，能否据此断定章氏的农国论是现代性的体现呢？看看他对社会制度的设计，情况就清楚了。
在经济层面，他所勾画的农国，由村、县、省到全国，层层“自给”，“知足戒争”，“概由公共管理”，“以村为单位”，甚至货币也由各村发行！这样的“单位”体制，等于强迫各个公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各级官员处理。它可以培植大小不一的秦始皇，却与自由云云，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在政治制度层面， 他认为中国只能“以农立国”，什么政党、国会等等全都不合国情，通通应拒诸国门之外。既然没有政党，“以党治国”就不成为问题了。可是，这与他所孜孜以求的坚决保障公民言论和其他自由立即陷于无法调和状态。公民有了自由，很可能要结社、立党，进而要民主，要国会，要工商立国……。不同派别和随之而来的政党或迟或早必然浮出水面。如果按现代社会的常规听之任之，“农国”云云，立即化为泡影。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立例禁止；或干脆用暴力镇压；都等于背叛素志，与蒋介石、国民党一样，侵犯公民自由。
他期望通过法治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可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这个自由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经济基础。宗法关系笼罩下的自然经济，是尊长专制统治的天然基础。只有以范围越来越广的市场为基础的工商经济，才能从物质条件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为人们的自由活动提供日益坚强的支持。二是在政治层面，必须形成多元力量互相牵制的结构，推行宪政、法治，才有可能保障公民实现自己的包括言论、结社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但章士钊既提倡为专制奠立牢固基础的“公共管理”下的自然经济；又把国会、政党弃如敝屣，看成与国情格格不入的祸害。这等于把公民自由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体系摧垮了。他念念不忘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只能落得画饼充饥的下场。因此，这一时期他对自由的关注，是浮悬在其“农国论”上的外在因素。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从理论层面看，这是一个反现代的构思。
尽管可能与章士钊的初衷完全相反，其结果却只能是一条回归专制走向奴役之路。要在这里寻找“现代性”，实在是南辕北辙。
看看梁漱溟的主张，问题更加清楚。两人同中有异。突出的一点是：与一贯强调和主张坚决维护个人自由的章士钊不同，梁漱溟认为应该继承限制个人自由的传统。他说：在中国，“个人来主张他自己的自由是不行的！……如果就像西方人这个样子，单从自己来说话，自己主张自由的这种态度不变，则与中国固有精神冲突；因中国人是不许自己来说话的。”“自由是团体给的，所以可以商量，可多可少，不是一个固定的疆界。还有一个意思：不但自由给多给少是可以商酌，并且必须是从为个人向上创造之意才给他自由，让他得发挥他的长处。”95
两人的又一重大差别是梁漱溟否定法治，他要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人治。
人们看到的依然是一股反现代性思潮。用梁漱溟自己的话来说是：“使自来谋国者果其审于自知也，则不求为近代国家。我之于近代国家不必求，不可求，不能求。所谓不必求者，吾民族自救之道非必在是也。所谓不可求者，是非吾民族精神之所许也。夫我之弱则诚然矣，然弱必误？是有吾民族精神寓存焉……弱在吾民族固有之精神，是则宜世宝之，且将以易天下焉。”96“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像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97有的学者喜欢引用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某些话来证明他并不排拒西方现代文化。其实，村治时期的梁漱溟已明确地抛弃了那些观点：“我在民国十年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那时模糊肯定中国民族尽有他的前途，在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物质的增进上，大致要和西洋近代或其未来模样；便是原书所谓‘对西洋文化全盘承受’的一句话了……十一年以后，方渐渐对于一向顺受无阻的西洋政治理路怀疑起来……我所疑在其根本……我疑心中国人之与近代政治制度怕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98
这与他们在某一时期显示反对专制者的特立独行并不矛盾。
章士钊有两件事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钊出任义务辩护律师。他向法庭讲解现代政法常识：“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中必要之途。临之于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示法制，断无此象。”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99。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有所反驳，他亦详加驳斥，显示了反抗暴政的胆识。
35年后，1967年3月间，文化大革命正以刘少奇为主要目标。他敢于致函刘少奇指斥那些攻击刘氏的所谓“十大罪状”等等，是“黑白骤尔变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斯殆别有用心”！100
这些都应博得人们应有的尊敬。不过，这些已是启蒙者的余威，且已江河日下了。要是说在陈案中尚以现代法理为理据，直斥统治者愚昧和“半开化”，后者则止于委曲求全，要刘氏“亲诣润公（毛）之门，长跽谢罪”！101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已与他所提倡的农国论无关，是评论全人的资料，却不足据以判断特定时期的思潮性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随着日寇侵占山东，韩复渠被蒋介石治罪枪决，终于烟消云散。但他坚持理论观点基本不变，敢于先后反抗蒋和毛的专制，比后期章士钊高出一筹。这是他的儒家风骨与现代民主意识结合的产物。青年梁漱溟曾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熏陶，尽管后来他标榜民族性，到底与腐儒有别。不过，这也不足于改变其独特理论的性质。
总之，历史人物的全貌与他在某一时期提倡的特定思想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纵观章士钊一生，旁及梁漱溟等人，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们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窃以为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恰意，甚至可能有点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却是难以抹杀的事实。
随之而来有两个已老掉牙的问题应该再回答：
1. 是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化不相容。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很有限度。笔者曾以以儒学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在这两个世纪，儒学亦有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建树。主要有四：
第一，为外来先进文化的进入开路。‘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第二，为各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学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这些‘根本经义’，击破反对者的借口而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102
此外，有些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永恒的魅力。唐诗、宋词、中国画……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中医药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此等等。
问题是一些中国思想家企求有更高的作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修改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从康有为、章太炎、杜亚泉等人，包括章士钊、梁漱溟的以农立国或乡村建设论，到后来的新儒家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样的探索为多元文化增景添异，不无好处。但迄今仍是有待证实的假设，是尚未实现的探索，而且迄今还看不到成功的前景。
2. 为什么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学西方转向主张回归传统？
窃以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 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制度出了大漏子。
以章士钊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资本主义。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103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104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精心渲染它的计划经济的“伟大”、“成功”，反差强烈，进一步震撼着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绪。时至30年代，以坚定不移倡导宪政和传统道德著称的张君劢，也毫不犹豫在自己的纲领中用实行计划经济取代20年代消极地反对牟利之工商。甚至在20～30年代仍坚持不懈主张走西方道路的张东荪，到了40年代也主张在经济等领域向苏联学习。他说，在吸收计划经济优长的同时，“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实在是产业落后国家自力更生以提高其生产的唯一要着……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105
回答出路在哪里这么重大的问题，最需要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洞察力；需要了解什么样的制度，才有最好的自我更新机制。在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上，20世纪的颇多中国思想家交出的几乎都是不合格的答案。无论是20年代章士钊、梁漱溟的农国论，还是30～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的宪政+传统道德+计划经济，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那一国家或那一领域没有充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持续可靠的自我更新。
第二， 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106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107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即使像梁漱溟那样特色十足的文化三阶段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国际间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的产儿。
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绚丽。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三， 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口干舌敝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108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我们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109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
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梁漱溟留下这么一段评论：“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110了解这些品行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
注释：
1 参阅白吉庵：〈章士钊〉（《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袁伟时：〈章士钊的"调和"哲学〉（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广州）。
2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150~15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3 章士钊：<"舆论商榷"告白>，《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3页。
4 章士钊：〈箴奴隶〉，《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46页。
5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150页。
6 章士钊：<沈荩>，同上第1卷第152页。
7 章士钊：《读<革命军>》，同上第28页。
8 章士钊：同上。
9 章士钊：《箴奴隶》，同上第58页。
10 章士钊：《记者之宣言》，同上第2卷第96页。
11 《朱子语类》卷十三。
12 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深圳）第五、六章。
13 参阅拙作：<严复思想遗产三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广州。
14 参阅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71~95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上海。
15 袁征：《学校志》第253、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 蔡元培：《日记 1894~1911》，《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39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 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15页，三联书店1960年北京。
18 同上，第631、636、637页。
19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70页。
20 任达著 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1 参阅袁伟时：<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66~28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22 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83页。
23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17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台北。
24 <南洋公学的1902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座谈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68~69页，中华书局1963年北京。
25 同上第73页。
26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14~315页。
27 章士钊在1912年给杨怀中的信中说到"在厄北淀"与杨笃生同学情况（《全集》第2卷第508页）。1914年又写道："愚学于厄北淀大校"（《读严几道<民约平议>》，《全集》第3卷第20页。）。章含之写的《全集》前言说"父亲从东京赴英国深造，在艾丁堡大学攻读法学。"（第4页）可能另有所据。我从前说。
28 章士钊：<共和略说>，《全集》第2卷第22页。
29 章士钊：<新闻条例>，《全集》第3卷第45页。
30 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议院>，《唐才常集》第88、87页，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
31 《秦力山集》第46页，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
32 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第72~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33 同上第76页。
34 《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9叶，广东法政学堂活版，宣统二年三月。
35 <国会请愿代表团为告知第一次请愿情形致苏商会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58~1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37 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全集》第1卷第482页。
38 章士钊：<论政党之作用及其进行之法>，同上第495页。
39 章士钊：<毁党造党说>，《全集》第2卷第446页。
40 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全集》第1卷第483页。
41 章士钊：<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全集》第2卷第389页。
42 章士钊：<论政党之作用及其进行之法>，同上第486页。
43 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同上第484页。
44 章士钊：<论资政院议员当采政党部勒之法>，同上第491页。
45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全集》第8卷第315页。
46 参阅拙作：〈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47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
48 <宪政编查馆奏考核报律折>，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5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
49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全集》第1卷第461、460页。
50 章士钊：<论报律>，《全集》第2卷第68、70页。
51 章士钊：<论湖北省议会议决没收汉冶萍公司事>，同上第391~392页。
52 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同上第85、86页。
53 同上第86~87页。
54 章士钊：<孔教>，《全集》第3卷第70页。
55 同上第74页。
56 章士钊：<自觉>，《全集》第3卷第180、181页。
57 同上第184、185、180页。
58 章士钊：<论政治与历史>，《全集》第3卷第159页。
59 章士钊：<自觉>，同上第180页。
60 章士钊：<政本>，《全集》第3卷第7页。
61 同上第1、11页。
62 章士钊：<调和立国论残稿>，同上第278页。
63 章士钊：<调和立国论>，同上第265、266页。
64 章士钊：<政本>，同上第7页。
65 章士钊：<札斯惕斯>，同上第61~62页。
66 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全集》第4卷第111、114页。
67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全集》第4卷第154、155页。
68 章士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答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6页。
69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同上第213页。
70<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同上第404页。
71 章士钊：<农国辨>，同上第267、269页。
72 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同上第145页。
73 章士钊：再论非党，同上第264~265页。
74 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同上第169页。
75 章士钊：<农国辨>，同上第267页。
76 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同上第146页。
77 章士钊：<农村自治>，同上第149页。
78 郭蒸晨：《一次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试评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在邹平的实践》（油印本）第17页，1987年。
79 章士钊：<盲从苏俄之过>，《全集》第6卷第329~331页。
80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133、26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8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34页，商务印书馆1921年上海。
82 章士钊：<业治与农>，《全集》第4卷第201、206页。
83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56~157、149页，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3月初版。
84 同上第235页。
85 梁漱溟：<政教合一>，《全集》第5卷第678页。
86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全集》第5卷第109~110页。
87 章士钊：〈怪事〉，《全集》第5卷第28页。
88 章士钊：<党治驳议>，《全集》第6卷第278页。
89 章士钊：<在野党>，同上第324页。
90 章士钊：<党治驳议>，同上第280页。
91 章士钊：时评，同上第346页。
92 同上第280~281页。
93 章士钊：<时评>，同上第312页。
94 章士钊：<党治驳议>，同上第282页。
9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63、164页。
96 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1929年秋），《漱冥卅后文录》第278页。
97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104页，中华书局1933年初版上海。
98 梁漱溟：<主编本刊（<村治>）的自白>，《全集》第5卷第8页。
99 章士钊：<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全集》第7卷第149~150页。
100 章士钊：<致刘少奇>（1967年3月），《全集》第8卷第418页。
101 同上第419页。
102 拙作：<儒学历史命运论纲>，《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8~2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03 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同上第159页。
104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同上第217页。
105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61、63页，观察社1948年上海。
106 章士钊：<农治述意>，同上第346页。
107 章士钊：<业治与农>，同上第202页。
108 章士钊：<再论非党>，同上第262页。
109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同上第157页。
110 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全集》第7卷第117页。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建树，而论述最不充分的也是这些活动。他实际是一位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思想家；通过分析其一生的思想，有助于揭示20世纪中国思潮变迁中两个重要现象：
1. 革命者的产生及其成熟。20世纪中国有一世所罕见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一茬又一茬地涌现。他们一上场，慷慨激昂，勇于献身而又不可避免具有各种革命幼稚病。如何走向成熟？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2. 中国特点的追寻。作为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大国，最牵动知识阶层心灵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特色，让中华文化重光。由此也引出一连串是是非非。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头三十年，章士钊是浪潮中积极搏击的风云人物。下半叶，他又曾冷静反思。剖析他的思想，对了解贯穿20世纪中国的这两大问题颇有助益。
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不久便受聘主持《苏报》。“夫《苏报》者，原属日本黑龙会人之侵略工具，以不善经营，大为折阅。湖南衡山人陈范梦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因收买此报，继续营业。”2陈氏接办是1900年的事；章士钊则于1903年5月27日进入该报任主笔。他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戴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总之，1901～1904年间，章士钊以激进革命者和报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更准确地说，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3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4不难理解，他笔下的奴隶不是严格的学术词汇。但它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如果对19、20世纪中国人摆脱臣属地位的艰辛、曲折有所了解，我们有理由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不过，以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章士钊却显示了年轻人不成熟的偏执或极端。
一是言辞极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苏报》案时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X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当年他编辑《苏报》，偏偏“并为爆炸性之一击”。5一份理应沟通各方，揭露事实，耐心说理，长期图存的报刊，却明知故犯，以漫骂代替说理，不该出现的字眼（如辱骂皇帝为小丑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呈快于一时，采取自杀性的编辑方针。
二是情绪极端。他把排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6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排满情绪，不难理解。正如章氏所说：“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之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7排满有很大的煽动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梦想“重睹汉官威仪”的民族主义者更衷心拥护。不过，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与种族矛盾的界线。500多万满人中，君主和贵族到底是少数。高明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耐心启发，让各族民众携手革除中世纪的羁绊。
三是取向极端。他曾热情赞颂邹容的《革命军》：“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8这实际也是他的追求。要是说面对满族权贵的颟顸，以实现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排满革命”尚为许多人认同的话，那么，把社会主义作为当下要求，超前的激进就十分明显了。而他向往社会主义却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9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10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其特点和原因是什么？
章士钊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变迁，无非是19、20世纪之交思潮激荡的反映。这个变迁过程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
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的教训。
长期以来，支配中国人思想言论的是“天理”。“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11它所体现的纲常名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非的绝对标准。对这一绝对权威的挑战，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通过外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出国考察人员、驻外使节、买办等人士筚路蓝缕地传播，中国人逐步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套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12一再降临的挫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朝野，推动人们加速认同新的价值观念。“人有自主之权”、“自由”、平等……逐渐成了流行语汇，成为毋庸置疑的“公理”。海内外史家大都承认，甲午战后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所谓启蒙就是现代与中世纪的价值观念交替，用前者冲击与取代后者。
义和团事件是第一次启蒙运动及其高潮——戊戌变法的反动；而它的失败又把这一运动推向颠峰。历史无情地证明，以纪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的一大贡献是把学西方、求富强成败的关键规定为“自由不自由”；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13遭受义和团事件的奇耻大辱后，人们痛定思痛，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传统天理——纪纲的信念。一个无法抗拒的变革年代终于到来。在章士钊入主《苏报》以前，该报的“学界风潮”专栏和其他各报已不断报道，学生们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准绳，不断冲击校内乃至校外体现传统纪纲的秩序。14从宣扬新思想到闹学潮，章士钊都不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但他的言行却不失为思潮变迁的侧影。
其次，这是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成长的必然产物。
晚清的基本问题是救亡图存。为此，不能不发展现代工商业。甲午战败，朝野上下终于认识到压制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误国误民，必须改弦易辙。随之而来的是要有能提供合适人才的现代教育，要有自由交流信息的传媒和出版业……总之，公民在经济、政治、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要有充分的自由，并有相应的法治、民主、宪政等等。现代社会的诞生是一条奇怪的生长链，有一就要二、三……一个也不能少。
专制政府不给这个自由空间，洋人就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提供基地和有关的服务。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了外国人办的报刊，有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也找一个外国人出面注册；租界、香港和日本则成了先进及激进报刊的出版基地。民间报刊和出版业在石缝中冲破种种阻力，屡败屡战，逐步站稳了脚跟，履行了传播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任务。
1901年清政府恢复戊戌维新的措施，下令各地建立新式学堂。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新式教育体系的蓝图。不过，那些昏聩大臣总想逆潮流而动，冀图加强思想控制，继续把年轻一代变为恭顺的臣民，居然规定用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到40%上读经和修身课！15尽管如此，新的教育，总是带来一些新内容；加上一些教员着意传播，这些学堂成了新思想的温床。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1901年蔡元培出任该校特班总教习。1902年三月三十日，他出“月课题：宪法：《宪法精理》著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行政：《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法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外交：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理财：论改丁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哲学：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教育：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其功于小学教育，试论其理。”16特班学员大部分是秀才、举人，为帮助他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特地办这样的课程研修班，培养候补官僚。这份月考试题证明，他们的知识结构已与过去的秀才、举人迥异，现代西学已成为这些学员经世济民的工具。其他学堂的西学课程不一定有那么完备，但都程度不等地设置了有关科目。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学堂内部新旧矛盾也很尖锐，但它确实有传播现代思想文化之功。不应忘记的是，蔡元培本人当时还没有离开过国门，他也是已植根本土的新思想的产物。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出国留学和考察的热潮，中国人大量涌出国门，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自由与专制、富强与贫弱的巨大反差。人生来渴望自由，奴性是后加的。与毕生在四书五经中打转的士绅不同，新一代社会精英的思想几乎与世界思潮变迁同步；而祖国的现实却是那么丑恶！这令一切愚蠢的说教变为难以忍受的欺骗；也使他们抑制不住有话要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迅速兴起创办刊物和译书的高潮。《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几乎每一省的留学生都有自己的宣扬新思想的刊物。翻译国外图书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主力，由外国传教士变为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号称“执舆论界牛耳”的梁启超和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冲破关卡由海外向内地扩展，并与留学生报刊汇合，与各地的学堂结合，形成新的启蒙高潮。
于是，包括章士钊在内的年轻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受到新的思想文化滋润。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反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徒劳无功，人们欢迎的是帖合人性的自由思想。
再次，这是义和团事件的负面效应——民族主义迸发的代价。
观察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状，民族和国家的分与合交错，缓慢前行。中世纪的军事、行政的强制结合体系必然要被市场和民主、共和的结合逐步取代。但这是由血污、眼泪、战火、激烈冲撞谱写的行程。市场经济要冲破封闭，走向统一和联合；它又教会人们要自由、独立，个人、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壮、血腥的分合抗争和战火就连绵不断了。20世纪中国也在重演这一过程。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1898年戊戌政变，特别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导致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朝野人士严重不满。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加剧满汉分裂。以“东南互保”对抗朝廷的荒唐决策，体现了汉大臣实力派的不满情绪和理性选择。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达对各国宣战的“圣谕”，他们却公开宣布是“伪诏”，不予奉行！
民间的回应则是各省“独立”（“自立”）运动与“仇满革命”浮出水面。他们鼓吹建立“新广东”、“新湖南”，说“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试行之，而种界二字劖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17支持“独立”要求的已经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而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是对误国误民的腐败、专制罪责的追问：“试问纵拳匪以要大祸，使我国民负九万万之巨款，卖身鬻子不得偿者，谁之罪欤？”“呜呼，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安能忍而与此终古欤？”18反满革命变成了顺理成章的要求，又是最具煽动性和吸引力的口号。他们大都不是真正要把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独立国，而是冀图通过分立颠覆满族的专制统治，在自由、民主基础上联合起来。“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19可是，这些仅是知识精英的理想。全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以现代思想文化取代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变革，也远未完成；前现代的军事、行政结合一旦瓦解，权力自然落在大小官僚和军事强人手中。此后的现实是，以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结合过程变得十分曲折、艰辛。
最后，这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恶果。
章士钊是在清末新政开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地说，清帝国这最后十年的改革成绩卓著。一个美国教授写道：“粉碎了经历2100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却是1901至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20不管中国史学家是否同意美国同行如此尖锐的结论，无可辩驳的史实是：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定基础的；思想变革的深度也有不少令今天的读者吃惊之处。例如，就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体系而言，民国和90年代的人民共和国，都在继承乃至回归清末新政确立的东西。21原因很简单，清末起草的新民法、新刑法等法律和建立的司法制度，都是在日本法学家帮助下，移植现代西方法治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这是史实，不管人们的价值观念如何，都无法改变这铁的事实。
可是，当时的改革是片面的。清政府是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被迫走向改革之路的。领导改革的大臣，都对现代社会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从军机处到各部大臣，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耳闻目睹，吸取一些新知，顶多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像伍廷芳那样成长于香港，受业于英伦，放弃已有事业，受聘李鸿章，历练20年，得以出任修律大臣的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而且这类凤毛麟角式的人物，根本无法左右政局走向。当时的统治者群体不了解抽掉思想和学术自由，就没有所谓现代学堂；而没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现代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一个突出表现是肆意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张之洞、袁世凯是新政的重要支柱。但他们又是自由思想的坚决压制者。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22其他顽固大臣更不用说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清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冀图在建立现代经济、教育制度的同时，尽可能维护中世纪的纪纲。于是，各地封报、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些镇压的直接后果是把年轻一代驱向革命。当时，梁启超的思想日趋成熟，在倡导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和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强烈反对“反满革命”、“社会主义”等激进主张；反对中国已亡于满族的“亡国论”，主张调和满汉矛盾。90年代初，有的学者说自己“最关怀的是梁氏在调适方面的主张，以及为何他的主张在这个思想抉择的关头为多数人所放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目前尚未完全厘清。”23这的确是值得人们反复探讨的重要问题。
窃以为后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压制激发了激进。当时国内学潮，大都是由禁止阅读《新民丛报》之类的新书报和对校内管理不满引起的。而对海外留学生接受新思想，清政府也采取严厉处罚政策。面对无理的镇压，梁氏等人的主张，不管有没有道理，在年轻人眼中，都是不合时宜的说教。例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的学潮，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事件。有的当事人回忆：“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就是不许我们看。”2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次一个国文教员上课，不知是谁恶作剧，把一个盛着清水的墨水瓶放在教师的座椅上，这个教员竟会同学校开除三个学生！说理无效，全校二百多学生一齐退学，在各方援助下组成爱国学社。这个学社“上课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25后来还与《苏报》联合，写出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报上发表，而由报社月给他们200元。导致包括章士钊在内的一批学生退学的南京陆师学堂风潮，也是由学堂当局禁止阅读新书报引起的。一批革命者就是这样制造出来。在当时这带有普遍性。
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思潮激荡，极端流派盛行的状况。是激化为剧烈冲突，还是转化为有序的改革？这不取决于无权无勇的思想家，关键在掌权者和他们管理下的政府有没有建立灵敏反映民意的机制和及时化解民怨的能力。为此，民怨必须有畅通的制度化的宣泄渠道，这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清政府可悲之处不但在缺乏这样的制度，更在没有必须及时建立这些制度的认识，愚蠢地以为镇压可以带来安定，丧失了化解矛盾的时机。
走向成熟之路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从那时到辛亥革命前后，他做了几个出人意表的选择，达到毕生思想的颠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
第一个选择是闭门思过和读书，拒绝参加同盟会。
1905年，麇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邀他加盟，他却坚决拒绝。章太炎和孙少侯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这个选择可谓反常。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愿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26他冷静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决心克服自己的弱点。在他看来，读书，了解世界文明的成就，为挽救祖国作好充分准备，仅仅是分工，并非脱离革命。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学硕士学位。27对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说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远见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不是畏葸卸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确实已非吴下阿蒙。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第二件事是到了南京，谢绝官职，出掌《民立报》笔政。
1911年冬，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报律》；欲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南京政府组织之不良”28；等等），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行为！29抨击这些错误措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强烈反对。于是，他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
第三件事是，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在参与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创办《甲寅》杂志，深入进行理论思考，系统宣扬自己的调和论政治哲学，影响颇大。从内容看，它对辛亥革命的冷静反思，相应提出和阐释的各种问题，与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从人员构成说，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都是这个刊物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胡适也和章氏函件往来，积极投稿。前人早就注意到《甲寅》和《新青年》有内在关联；特别是高一涵和李大钊，从思想到文风都深受章氏影响。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辛亥革命前后章士钊宣扬和追求的是什么？简单地说，他关注的中心是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据现在收集到的材料，他赴英留学后，迟至1910年9、10月间才重出论坛，第一批政论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从此时至1919整整十年间，他的基本观念不变，多方进行探索，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1）政党政治的追寻。
1906年开始，清政府正式打出“预备立宪”旗号。1907年，下令筹设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后召开国会（1910年决定提早4年）；接着又颁布了地方自治章程。1909年，各省咨议局开会。翌年，资政院也开院了。在这个过程中，从各地商会、士绅到地方督抚和咨议局，一浪高过一浪请开国会。对这些政治体制改革活动，是置之不理，还是积极引导，使之成为中国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章士钊选择后者。
在中国提倡政党政治不是由章士钊开始的。早在1897年，唐才常就发表文章指出：“五洲强弱盛衰之枢纽，恒于议院觇之。”“有议院必有党……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如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二党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30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秦力山更大声疾呼：“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中国”。311905年开始，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32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33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年11月30日广东省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在该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提出五件临时动议，其中第五件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讨论后通过的决议是：“第五件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34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35这些材料表明，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已经出现组织政党的强烈愿望。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36
章士钊的贡献在于结合当时的实际，更加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与坚持了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辛亥革命前夕，开国会、立宪，已成了全国性的热潮。海内外越来越多史家认为，与其把这个立宪思潮和革命思潮看成对立而互不相容的，毋宁把它们视为客观上互相补充的。立宪思潮不单为成立民国奠立思想基础；不遗余力传播这个思潮的立宪派，也成为顺利推翻清帝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章士钊的贡献是在立宪思潮汹涌澎湃之际，努力阐明它题中应有之义——政党政治。当人们热衷请愿之际，他棋高一着，写出13篇论政党政治的专文，阐释了一系列有关问题。
1. 国会是政党活动的中心。辛亥革命前，他便严肃地指出，中国还没有政党。当时政闻社已经解散，而同盟会在他看来是政治团体而非政党。这样看的前提，是政党活动必须以国会为中心。他说：“政党者有一定之党纲，党员占议席于国会，日向现政府之隙而攻之，且谋倒之，取而代之，以实行其党纲者也。普通政治结社，则无组织内阁之野心，不过对于一定之政治问题，发表其意见，且期意见之发生效力者也。”37他把同盟会和英国的宪章派一样，划归后者。直到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才认为这个组织开始向政党转型。
2. 政纲和政策是政党的生命。“政党而无政策，是直无党也。”38政治斗争应该是政纲和政策之争，否则就会走入歧途。辛亥革命后政党蜂起，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鼓吹“毁党造党”，解散原有大小不一的各政党，在充分讨论政纲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为两大政党。“苟党义坚而党界明，其为福将来之党争，乃无涯量。”39各种政治力量组合，包括两大党的形成，只能在政治风云翻卷中因势利导，水到渠成；不可能在会议上按照某一定义或纲领整整齐齐地划分疆界。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意见可谓书生气十足。但是，他对政纲和政策重要性的论述，又是切中肯綮的。
3. 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政治。“凡国家能获政党之福音，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仅两大党，政纲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党，当以今之政府为对立党，对于彼等之失策，尽力以攻之……彼而倾跌，我乃代之。”40
辛亥革命后，同一切初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样，党争之中歪风四起，人身攻击、在议会辩论中大打出手、砸烂对方机关报、阴谋倾轧……不一而足。章士钊再次反复耐心说明党争的正确途径和尊重反对党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政党政治唯一条件，“即英儒梅依（T.E.May）所言‘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是也……下院议事法程恒设法保护反对党，使得尽情攻击政府是也。在他国或以反抗为不法，而英伦则‘王之反对党’一言，乃为党争之习语，知言者谓英伦政术之进步，实在此语发见（确立）以后。盖不认反对党为合法之团体，则其争执必走于偏私，或流于暴举……是故欲谋政治上和平之改革，两党相代以用事，非认反对党之所为为有益于国万万不可。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不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已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41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主政治开始起步的国家里，传播这些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是十分适时的。
4. 要争得国会议席，“其最宜注意者，则吾之政纲果为国民所熟知与否也……于是，为运动之先驱者，其为无数强有力之机关报。”42还要经常用各种方式“游说”，努力争取国民支持。
在他看来，那时就应按照政党政治之要求，推动国内政治生活向前发展。当时就有人质疑，昏庸的皇族内阁根本不知政党为何物，资政院中也没有什么政党，高谈政党政治不是太不合时宜了吗？他说：“或有虑今之政府之不足言党者，曰此非吾之所问也。进兵攻敌，而乃谓敌兵之营制乃不如我，遽而退兵，宋襄之疑，亦不为也。彼不自以为党，而必假定其为党而攻之……组织在野党，必集矢于政府，乃政治之常经也。”43他认为，资政院有些议案结果所以不如人意，与议员尚未组成政党不无关系。“故愚以为：资政院即无党，而政党部勒之法有可采用者，乃当采用之。”44一个国家的国民和社会精英只能在现代政治实际运作中学会现代政治。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从天而降。现代政治制度是逐步生成的。清末政治制度改革失败，不等于当时的尝试没有意义。章士钊提请国人做的不过是历史进程的必修课。有这么一件事：1911年冬，章氏从英国回到国内，“谒宋遁初（教仁），寒暄乍已，主人捧剪报巨册见示。则数年间，吾所寄京沪诸报论政文字咸在……吾笑谓遁初：‘江左夷吾偌大本领，原来孕育于故纸堆中，亦自可喜。’遁初以一笑见报，两俱莫逆。吾思之，吾重思之，遁初后来见毁，终为此类断烂朝报所误。”45宋教仁从1905年开始发表政论，早已关注宪政及其有关问题，不能说他的现代政治知识都来自章士钊；但他在这一方面曾受益于章氏，也是事实。辛亥革命后，他以更大的热情注视着民主政制运作过程，解释基本知识，批判偏离正轨的各种现象，成了极具影响力的著名政论家之一。
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需要积累。清末民初章士钊等人对政党政治的论述，令中国知识阶层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有关实践失败了，不等于这样的思想积累没有意义。只要看一看孙文毕生都没有领会政党政治的真谛，因而作出许多匪夷所思的错误决策，章士钊宣扬这些思想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46
（2）法治与自由保障
这一时期章士钊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又一重要建树，是对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这些自由的诉求。
言论自由一直是章氏关注的焦点。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立即成为抨击这一恶法的引人注目的一员。他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那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制定报律，并把书报送检列入其中，“则政府刻刻假定国民之违法，是直狗马国民也！是直盗贼国民也……如此，则人权之危险不可思议。”47这个报律“盖折衷于日本新闻条例，酌加损益”。48章士钊严肃地指出：“凡人论事，最易为近例所欺，日本有新闻条例，为论者最近之引针……以为日本所有者，吾国当亦有之，而根本上之怀疑，乃至无从梦想。嘻！此膏肓之病也。”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国，不会有此等报律或新闻出版法。英国“在17世纪以前，王权未衰时见此种。而近二百年，则英伦之言论机关，乃绝不受政府之羁绊。新闻监督执政，如日中天，执政未尝敢剔除异己，禁止新闻之发行。如新闻有违法事件或损人名誉事件，乃以普通手续受审判于普通裁判所，法官执法如山，未尝以执政之意出入人罪。”49同时批评资政院议员通过此项法律深有负于国民。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也来弄一个《民国暂行报律》，虽然已剔除送审等条款，仍属言论自由的障碍。他再一次挺身而出捍卫言论自由。他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在引述戴雪等英美法学名家的论述和申说自己的意见后，他写道：“以是理由，本报（民立报）对于内务部之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50
捍卫财产自由是章士钊关注的又一热点。民国元年6、7月间，湖北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没收汉冶萍公司，理由为那是反对辛亥革命的前清官僚盛宣怀的财产。章士钊立即撰文，除指出该会判断有误，这个公司确是由股东会负责的商人资产外，特别对当时开始兴起的“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吾国夙患财产分配之不均，迩来不完全之社会主义尤频闻于国中……所谓社会革命者，即财产革命也。于是嫉视资本家前以形格势禁不敢昌言者，今则昌言以外，进而实行。”在揭露传统痼疾藉革命之名而突显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吾人财产不均之苦，果何若欧美？……以人道言，自应鼓吹社会主义以救正之，而通世界之生计家未敢放胆此言者，则实鉴于近世生产之发达为资本凝集之结果；苟资本动摇，则生计状态将立见退步也。……使以后所有商办实业微，有资者相戒裹足不敢投焉，此不谓自杀之愚计不可得矣”！51当时，私有财产总的说来为朝野各界所尊重，章士钊却如此警觉，历经近90年的风风雨雨，人们不能不佩服章氏见微知著的卓识。
言论和财产两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章士钊的这些言论，可谓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自由？他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于健全法治。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有两大缺陷：
1. 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52
2. 为行政侵犯司法独立留下了隐患。《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敏锐地揭露，所谓平政院属于行政裁判系统。“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廷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53因此，他坚决主张删除这一条。
他的思路非常明晰：要吸收现代法学精华，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国家长治久安奠立坚实基础。
（3）清除历史积垢
近代中国的思想家无不碰到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传统。深信自由、民主为中国必不可少的思想家大体遵循两条路径：
1. 从批判传统中为自由、民主在中国植跟扫除障碍。
2. 托古改制，重新诠释传统，挖掘其中近似自由、民主或有利于自由、民主生根的因素。
后者的长处是可以满足民族自尊心理，便于为俗人说法，预期有减少阻力之效。可是，它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看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这两条路径有时可以相互为用，但在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公民觉醒障碍之际，批判成了历史的必然。民初的章士钊便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当袁世凯打败了国民党，与康有为之流互相呼应，企图立孔学为国教的时候，章士钊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他说：“吾国之尚孔，本班固所谓利禄之途使然……惟今之尊孔者，舍其所习，丧其所守，离学而言教，意在奉孔子以抗耶苏，使中华之教，定于一尊，则甚矣其无当也。”54说这些话，意在维护思想和信仰自由。
对孔学本身，他也不无微词。
首先，他不满孔孟之徒言行不一。在肯定基督教在西方和中国的贡献后，他写道：“吾孔子之徒，名教之士，蓄妾狎娼，纵欲无度，口仁义而心盗贼，敢为伤天害理之事，倡尊孔愈甚，修行愈恶者，视之大有愧色焉。”55
其次，他认为儒家好些基本观点也是极为错误的。
例如，国家与统治者——君主不分，“报国之事，同于报君”，“儒家既以此垂为大训，历世之独夫民贼，复崇其说以便于己。以是举世之聪明才力，悉为所禁制，而不敢一为是非之思。”56
又如，抹杀个人的欲望和权利，并披上“为公”、“国家至上”等华丽外衣。对这类源于儒术的说教，他也给予严厉抨击。他认为：国家与个人关系根本不能以损此益彼去概括，而是要各自找到恰当的位置。“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为国之道，不在毁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于相当之位……民利不张，国利胡有？民力不坚，国力胡生？民求民利，即以利国……凡言毁民而崇国者，皆伪国家主义也。”“公私不得其平……国家根本问题，坐是无由了处。而真正之和平幸福，举冥冥堕坏于名分经制诗书礼义之中。”57
再次，他认为，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他说：“吾人议设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质求之可矣，不可为吾国历史见象所束也。苟见束矣，则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复兴，然后足以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吾人今日之悲观，正悲旧历史之重演”。58
时至今日，对有现代社会常识的人们说来，这些观点都已不足为奇。但回顾中国人摆脱以圣贤、君主的是非为是非的艰辛；正视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仍把这些常识视为洪水猛兽；人们不能不对章氏及其他敢于冲击思想网罗的前人深表敬意。
而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上承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下启新文化运动的新浪潮，其意义更不容抹杀。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有"最后之觉悟"，追求的正是要唤醒中国人，勇敢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性成果，认识和维护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这正是章士钊在这一时期孜孜以求的目标。章士钊曾奋笔疾书；“民欲不以正通必以变通，不以缓通必以急通，而吾有史以来之改姓易朔，狐火篝鸣，皆可以此点窥其真蕴。”59在李大钊的名篇《民彝》中，我们可以一字不易不加引号看到这段名言，显示了两者的传承关系。
（4）阐扬“调和立国”论。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章士钊逃到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自己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60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61这些文字写于1914年。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或势力，在推翻原有政权后，都必须经历由革命组织到民主政党全面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个蜕变过程的成败，不但影响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对国家发展的顺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法国大革命也曾“走入极端，酿成帝制”。“当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时，首义诸贤所倡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心诚求之，未遗余力……即残暴如段敦（今译丹东），由其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以观，可见其横厉无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张者邻于绝对，与社会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势难扫除一切障碍，绝其本根，而大祸起矣。”62英国虽屡受调和之福，“惟克林威尔自信力过强，以为己之所行，有百正而无一曲，人有持论稍异于己者，决不容之。”“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63
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至今仍是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历史上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就曾一再陈述其流血恐怖的惨状，企图以此说服朝廷主动变法。章士钊则从思维方法等更高层次，开中国人总结这一重大事件负面教训的先河。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首要的是必须确立一个根本观念：“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剋异以存同则退。”64把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逐步排除。他认为，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以利禄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恶异的大亏。
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张东荪的话：“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滥用而其锋若有所婴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削灭以去，而力乃轨于正。”然后指出：“其所以使之然者，则他方面之对抗力不可侮也。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这也就是所谓正义。65调和立国也离不开这个基础。
寻求中国特点时的迷误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66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2月至9月间，他再次游欧。10月归来后，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67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68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69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造成“文化断裂”，罪莫大焉！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
1. 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
他认为，西方面对的是工人问题，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因此，“……非农业不能救中国。溯自西风东渐，我国人舍其农家淳厚之风，而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变乱相寻，争夺无已。使中国趋于沦亡者，恐怕就是此工业国之伪物质文明……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70
2. 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
首先应抛弃的是对利的追求。农国也有工商，问题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说：“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71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人应该选择前者。进一步看，“人生世界，本应有高尚目的，以为世界谋福利，乃此时之资本家只知孳孳为利……利与生活，本为人类之手段，今竟变为人类之目的，则人生尚有何意义耶？”72换句话说，他要中国人坚持中世纪农业经济时代的人生哲学。
其次，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73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74
3. 回归传统，建立他所设计的社会经济制度。
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以农立国就是要摒弃外来的现代文化，回归传统。他说：“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75
以此为指导思想，他设计了一幅美妙的农村图景：
“……以村为单位，调查一村内农产物之出额几何？如不足，则自外买入，多则酌量卖出，概由公共管理，以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由此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都可由公共买卖局设立。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76
六天后，他进一步工笔描绘：“将这地方的出产通通计算起来，一年能够有多少产物，价值多少，以价值作标准，发行一种村券……这种村券不以金钱为本位，是以物产为本位的。一村的出产由公共保管，设一公共买卖社，除掉要应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纸币收买，以所余的运到各处去发卖，村里没有的到各处买回来。这村内的人民，各按各人所能作的，分工去作。在应受教育年龄期内的，要强迫去受教育。在村内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77
这些话是章氏1923年10月在长沙讲的；湖南各大报登了这位名人的演讲词。这时毛泽东正好在长沙为工人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还来不及关注农村。但他早与章氏有过交往，没有看到乃至听过这些话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章士钊身体力行，企图在家乡推行这个农村自治运动，而以失败告终。35年后，毛泽东以这位乡贤难以想象的气魄发动了气壮山河的人民公社运动，而且不管东西南北风，顽强地坚持了20年！其后果则已刀刻斧凿，永志历史和亿万中国人心田，毋容笔者置喙。令人震惊的是两者的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思想的转变，不是一人一时的迷误。在20年代，以农立国已形为互相呼应的全国性的思潮。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山西督军阎锡山推行的"村治"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有关活动最引人注目。他们同气相求，互相联络；办报；出书；开办学校，培训干部；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中国农村非常落后，任何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动，都是久旱甘霖。这些活动确实各自为改善农村状况，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除晏阳初等少数人外，这一活动的领袖人物，大都与章士钊一样，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另辟蹊径，回归传统，成为这一运动的一大特色。
例如，梁漱溟在韩复渠支持下，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韩复渠转任山东督军，他便从1931至1937年，先后在该省107县中的70多个进行“乡村建设”，后来居上，声势颇大。它有理论，有组织，坚持多年，对改善农村的教育、经济、治安状况，都有良好作用。“如邹平的乡村自卫组织，从1933年开始，至1935年，三届共训2281人。购枪近千枝。受训后，按地段编组……按时巡逻，维持社会治安，查烟禁赌，防护青苗等……据老百姓讲，当时贩毒、土匪抢劫、偷盗等现象在临（邻）县很厉害，而在邹平几乎没有”。78此外，在引进优良品种、改进和推广新的农业技术、供销和金融合作、办村学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改善了人民生活，显示了农村改良的实绩。
梁漱溟的实践，是在20～30年代逐步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他这一套理论与章士钊的主张有很多重合点。这些理论观点如果仅为一时一地的农村改良提供依据，不管如何千奇百怪，不必深究。问题是他们都以此作为安邦定国，治理全国的大计。这就值得认真探讨一番了。
1. 都标榜既拒绝欧美也否定苏俄，自己那一套是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
章士钊认为不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合中国国情，苏俄那一套同样不行。例如，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等等倒行逆施，就是“盲从苏俄之过”。79
而在梁漱溟笔下，这一类话说得更加彻底和鲜明。他认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就是认识欧美和苏俄的道路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是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同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则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80
2. 在经济上，都反对牟利、让市场自由发展的制度。
章士钊设计的农国体现在经济上，是层层分割，在“公共管理”下以“自给”为指导思想的前现代经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没有那么绝对，引进现代农业技术、供销合作、金融合作均是其重要业绩。不过，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职业分工、伦理本位”社会，“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帐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帐的人。”81他们都认为，自由发展工商，只能带来的战争、贫富差距扩大等恶果，不应重蹈覆辙。同时，列强也不容许我国从容发展工商业。
3. 政治上否定民主。
用什么来代替被他们否定的西方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章士钊经过“远游考览，独居深念”，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农业是国本，他的设计也从农业开始：首先由农学会“对于吾国农业兴革事宜立一全体崭新计划，而将实施此项计划之责，全课之也。北京农商部以下内外各种向与农事有连之职司，举视同无物……惟就吾所计划，整然作一逐年预算案……每年所需之数，即公然在地丁钱粮内征收，由全国农业团体共同设立之总机关依案支用……机关办事之权，无论何方，不能干涉……以农治农，字曰农治。他业之所自为谋也，诚亦如农；则工治、商治、学治、以及某治某治，皆可作如是观。而所号业治，行入功德圆满之域；凡国家社会之所纲维主宰，可悉本是。而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谋国至此，可无遗憾。”82对知识阶层说来，这是颇为美妙的设计。知识为王，安排一切！可是，这个业治蓝图，有两个小小的疏漏：一是那些专家、学者之间，同业之间，意见分歧之际，要不要洋鬼子发明的民主？不同行业之间利益冲突（如不承认业农人士的盟主地位），莫衷一是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二是被“视同无物”的政府有司不甘消失，文臣、武士不愿拱手献出“地丁钱粮”，偏偏不让业治信徒总揽全行业乃至全国大权的时候，又有什么妙策？章氏试图在自己家乡"业治"一番，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冀图“业治”全国，又谈何容易！
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另有情趣。
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是政教合一，以教统政。行之于今日，就要维护尊师、尚贤的传统；建立政教合一制度。他所谓教，指的是教化。如果组织政党，就要“尊崇党魁”，因为党魁“开头倡出一种主义，而演成了一个党，那么，这个党中的分子当然尊重他，多数人要听他的话。决不能倒过来反让党魁去服从多数。”相应地，教主或领袖产生后，“如果走政教合一的路，则须尊尚贤智，势将使命令在上，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一个人。”为此，一般人要多用心思，诚心受教，以便“更能接受高明人的领导”！83否则，“多数无知识的人妄自作主，那才是无理性的社会哩！”84在这个体系中，势必产生君临一切的最高领袖和导师。他的结论是：“故从政教合一则不合于民治主义，从民治主义则不合于政教合一，二者在制度上最难调和。”85
4. 文化和道德领域一致提倡回归传统。
在这一领域，梁漱溟比章士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86
思潮性质和人物全貌
这股思潮的性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环境破坏为代表的现代化负面因素突显；寻求文化多元和民族自身传统，提升民族自尊的思潮广泛传播；历史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纠正过往偏见的呼声随之浮现；赞扬这一思潮的见解十分流行。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一思潮也体现着一种现代性；它与反对者的争议，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冲突，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内部冲突；从杜亚泉到梁漱溟“咸与维新”，20世纪中国的许多争论纯属误会，很大程度是受"激进主义"影响，歪曲或误解了对方。问题提得很尖锐，牵涉到一系列值得人们认真探讨的饶有兴趣的问题。
妨碍弄清这一思潮性质的一大问题，是混淆了人物全貌与思潮的性质。有些历史人物的特立独行，或其论述中的某一论点，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据此断言他提倡的某一思潮亦属可取。
还是从章士钊谈起。20年代的章氏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在中国推行来自西方的议会制，相应地反对组建政党；反对发展孳孳牟利的工商业；如此等等。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维护公民自由。
与章士钊鼓吹农国论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着手改组，实行“国民革命”， 组建“党军”北伐，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个“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是“以党治国”，取消各种自由。章士钊非常敏锐地注视和坚决反对这种倒行逆施。
1925年，他已开始揭露这一现象：“吾人之赴粤东者，偶或不慎，身体自由当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其夙经名捕，不得入境者，又别论也。钮惕生（《全集》编者注：名永建……近代民主革命者，国民党政客）为应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异己，横被僇辱……新闻记者，为弹丸剡注，肆诸市朝，在五羊之城（广州别名——引者），并未视为怪事”。87
1926年，随着北伐进展，这些怪事越来越多，他的批判也愈加猛烈：
1. 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
他说：“南军之兴也，标榜以党治国，凡异党之人，举不得有政治权利……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有异于是，其视吾力，斯今之所谓党治。”88
描述这一现象后，他严肃地指出：这“实为政党之旁门左道”。89因为它从两个方面违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一是它与民主政制下的政党性质背道而驰。“盖国政之所从施，政家所见，容有不同，见在甲者，相从而为一派……见在乙或丙者，亦各相从而为一派……斯乃谓党……今国民党曰：否否。吾国只有一党，他党兴，杀无赦。”“自吾党外，人不得有异议。有且以逆论。此在17世纪前，淫昏之朝，且未必尔也，共和云乎哉？”90这样的政党在自己内部也必然肆意摧残民主。例如，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江西人王恒“久于程潜（北伐军高级将领）幕下，出为行政委员，讨论教育政策时，只曰似乎不宜，而翌日即被免职。”91
另一方面，这与公民是政治主体的地位完全不符。他说：“党者相代迭兴者也。盖民情有变易，斯党势有盛衰。吾党今日得民意而用事，明日容得其负而不用事……今国民党曰：否否。凡本党之去留，人民不得有自由意。吾执政，则执政矣……此唯世袭专制皇帝宣言之，共和国之政党，似未能尔也。世袭专制皇帝，时且闻偕亡之叹，而为之震惊。今此叹若在腹诽必禁之列，岂不奇哉？”92
2. 国民党在北伐中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权。
北伐军占领各地后，大叫言论自由却绝对不许与党见不同的言论存在。章士钊在所撰《时评》中曾以长沙为例，愤慨地揭露这种古今罕见的虚伪：“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是日成立，集众演说，编制口号，第一条曰：保障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噫！先生之号则大矣，先生之志则不可。盖言论自由者，基于异不基于同，长沙外于党部可得自由之出版物，久已绝迹……古今书契中，其羌无意义之语，有甚于此者也？”93
他一针见血地说，蒋介石高叫“以党治国”，实质是扼住人们的喉咙，把人民当奴隶，不让自由说话：“蒋介石者……手握军政大权，控抑全党……今军势大张，行此愈厉，以党治国四字……且骎骎直扼全国士夫之吭，迫为然否从违之答而无所遁逃。”“平心论之，革命者自然之权也……然反革命与不革命者，其为吾人自然之权，量适与齐。凡人类而正反两面之论不见，时曰奴隶。凡同种而思想言论自由之权不保，时有强暴。”94
与此同时，他总结辛亥以来的历史经验，旧话重提，认为要保障公民权利，就必须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为自己在司法总长任内着手建立这一制度，功亏一篑而深感惋惜。
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专制统治兴起之初，章士钊就进行了如此尖锐的批判，确实难能可贵。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有先见之明。那么，能否据此断定章氏的农国论是现代性的体现呢？看看他对社会制度的设计，情况就清楚了。
在经济层面，他所勾画的农国，由村、县、省到全国，层层“自给”，“知足戒争”，“概由公共管理”，“以村为单位”，甚至货币也由各村发行！这样的“单位”体制，等于强迫各个公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各级官员处理。它可以培植大小不一的秦始皇，却与自由云云，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在政治制度层面， 他认为中国只能“以农立国”，什么政党、国会等等全都不合国情，通通应拒诸国门之外。既然没有政党，“以党治国”就不成为问题了。可是，这与他所孜孜以求的坚决保障公民言论和其他自由立即陷于无法调和状态。公民有了自由，很可能要结社、立党，进而要民主，要国会，要工商立国……。不同派别和随之而来的政党或迟或早必然浮出水面。如果按现代社会的常规听之任之，“农国”云云，立即化为泡影。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立例禁止；或干脆用暴力镇压；都等于背叛素志，与蒋介石、国民党一样，侵犯公民自由。
他期望通过法治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可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这个自由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经济基础。宗法关系笼罩下的自然经济，是尊长专制统治的天然基础。只有以范围越来越广的市场为基础的工商经济，才能从物质条件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为人们的自由活动提供日益坚强的支持。二是在政治层面，必须形成多元力量互相牵制的结构，推行宪政、法治，才有可能保障公民实现自己的包括言论、结社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但章士钊既提倡为专制奠立牢固基础的“公共管理”下的自然经济；又把国会、政党弃如敝屣，看成与国情格格不入的祸害。这等于把公民自由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体系摧垮了。他念念不忘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只能落得画饼充饥的下场。因此，这一时期他对自由的关注，是浮悬在其“农国论”上的外在因素。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从理论层面看，这是一个反现代的构思。
尽管可能与章士钊的初衷完全相反，其结果却只能是一条回归专制走向奴役之路。要在这里寻找“现代性”，实在是南辕北辙。
看看梁漱溟的主张，问题更加清楚。两人同中有异。突出的一点是：与一贯强调和主张坚决维护个人自由的章士钊不同，梁漱溟认为应该继承限制个人自由的传统。他说：在中国，“个人来主张他自己的自由是不行的！……如果就像西方人这个样子，单从自己来说话，自己主张自由的这种态度不变，则与中国固有精神冲突；因中国人是不许自己来说话的。”“自由是团体给的，所以可以商量，可多可少，不是一个固定的疆界。还有一个意思：不但自由给多给少是可以商酌，并且必须是从为个人向上创造之意才给他自由，让他得发挥他的长处。”95
两人的又一重大差别是梁漱溟否定法治，他要建立的是政教合一的人治。
人们看到的依然是一股反现代性思潮。用梁漱溟自己的话来说是：“使自来谋国者果其审于自知也，则不求为近代国家。我之于近代国家不必求，不可求，不能求。所谓不必求者，吾民族自救之道非必在是也。所谓不可求者，是非吾民族精神之所许也。夫我之弱则诚然矣，然弱必误？是有吾民族精神寓存焉……弱在吾民族固有之精神，是则宜世宝之，且将以易天下焉。”96“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像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97有的学者喜欢引用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某些话来证明他并不排拒西方现代文化。其实，村治时期的梁漱溟已明确地抛弃了那些观点：“我在民国十年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那时模糊肯定中国民族尽有他的前途，在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物质的增进上，大致要和西洋近代或其未来模样；便是原书所谓‘对西洋文化全盘承受’的一句话了……十一年以后，方渐渐对于一向顺受无阻的西洋政治理路怀疑起来……我所疑在其根本……我疑心中国人之与近代政治制度怕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98
这与他们在某一时期显示反对专制者的特立独行并不矛盾。
章士钊有两件事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钊出任义务辩护律师。他向法庭讲解现代政法常识：“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中必要之途。临之于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示法制，断无此象。”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99。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有所反驳，他亦详加驳斥，显示了反抗暴政的胆识。
35年后，1967年3月间，文化大革命正以刘少奇为主要目标。他敢于致函刘少奇指斥那些攻击刘氏的所谓“十大罪状”等等，是“黑白骤尔变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斯殆别有用心”！100
这些都应博得人们应有的尊敬。不过，这些已是启蒙者的余威，且已江河日下了。要是说在陈案中尚以现代法理为理据，直斥统治者愚昧和“半开化”，后者则止于委曲求全，要刘氏“亲诣润公（毛）之门，长跽谢罪”！101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已与他所提倡的农国论无关，是评论全人的资料，却不足据以判断特定时期的思潮性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随着日寇侵占山东，韩复渠被蒋介石治罪枪决，终于烟消云散。但他坚持理论观点基本不变，敢于先后反抗蒋和毛的专制，比后期章士钊高出一筹。这是他的儒家风骨与现代民主意识结合的产物。青年梁漱溟曾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熏陶，尽管后来他标榜民族性，到底与腐儒有别。不过，这也不足于改变其独特理论的性质。
总之，历史人物的全貌与他在某一时期提倡的特定思想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纵观章士钊一生，旁及梁漱溟等人，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们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窃以为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恰意，甚至可能有点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却是难以抹杀的事实。
随之而来有两个已老掉牙的问题应该再回答：
1. 是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化不相容。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很有限度。笔者曾以以儒学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在这两个世纪，儒学亦有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建树。主要有四：
第一，为外来先进文化的进入开路。‘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第二，为各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学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这些‘根本经义’，击破反对者的借口而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102
此外，有些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永恒的魅力。唐诗、宋词、中国画……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中医药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此等等。
问题是一些中国思想家企求有更高的作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修改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从康有为、章太炎、杜亚泉等人，包括章士钊、梁漱溟的以农立国或乡村建设论，到后来的新儒家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样的探索为多元文化增景添异，不无好处。但迄今仍是有待证实的假设，是尚未实现的探索，而且迄今还看不到成功的前景。
2. 为什么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学西方转向主张回归传统？
窃以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 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制度出了大漏子。
以章士钊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资本主义。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103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104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精心渲染它的计划经济的“伟大”、“成功”，反差强烈，进一步震撼着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绪。时至30年代，以坚定不移倡导宪政和传统道德著称的张君劢，也毫不犹豫在自己的纲领中用实行计划经济取代20年代消极地反对牟利之工商。甚至在20～30年代仍坚持不懈主张走西方道路的张东荪，到了40年代也主张在经济等领域向苏联学习。他说，在吸收计划经济优长的同时，“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实在是产业落后国家自力更生以提高其生产的唯一要着……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105
回答出路在哪里这么重大的问题，最需要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洞察力；需要了解什么样的制度，才有最好的自我更新机制。在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上，20世纪的颇多中国思想家交出的几乎都是不合格的答案。无论是20年代章士钊、梁漱溟的农国论，还是30～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的宪政+传统道德+计划经济，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那一国家或那一领域没有充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持续可靠的自我更新。
第二， 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106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107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即使像梁漱溟那样特色十足的文化三阶段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国际间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的产儿。
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绚丽。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三， 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口干舌敝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108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我们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109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
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梁漱溟留下这么一段评论：“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110了解这些品行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
注释：
1 参阅白吉庵：〈章士钊〉（《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袁伟时：〈章士钊的"调和"哲学〉（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广州）。
2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150~15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3 章士钊：<"舆论商榷"告白>，《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3页。
4 章士钊：〈箴奴隶〉，《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46页。
5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150页。
6 章士钊：<沈荩>，同上第1卷第152页。
7 章士钊：《读<革命军>》，同上第28页。
8 章士钊：同上。
9 章士钊：《箴奴隶》，同上第58页。
10 章士钊：《记者之宣言》，同上第2卷第96页。
11 《朱子语类》卷十三。
12 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深圳）第五、六章。
13 参阅拙作：<严复思想遗产三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广州。
14 参阅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71~95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上海。
15 袁征：《学校志》第253、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 蔡元培：《日记 1894~1911》，《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39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 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15页，三联书店1960年北京。
18 同上，第631、636、637页。
19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70页。
20 任达著 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第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1 参阅袁伟时：<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66~28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22 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83页。
23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17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台北。
24 <南洋公学的1902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座谈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68~69页，中华书局1963年北京。
25 同上第73页。
26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14~315页。
27 章士钊在1912年给杨怀中的信中说到"在厄北淀"与杨笃生同学情况（《全集》第2卷第508页）。1914年又写道："愚学于厄北淀大校"（《读严几道<民约平议>》，《全集》第3卷第20页。）。章含之写的《全集》前言说"父亲从东京赴英国深造，在艾丁堡大学攻读法学。"（第4页）可能另有所据。我从前说。
28 章士钊：<共和略说>，《全集》第2卷第22页。
29 章士钊：<新闻条例>，《全集》第3卷第45页。
30 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议院>，《唐才常集》第88、87页，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
31 《秦力山集》第46页，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
32 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第72~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33 同上第76页。
34 《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9叶，广东法政学堂活版，宣统二年三月。
35 <国会请愿代表团为告知第一次请愿情形致苏商会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58~1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37 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全集》第1卷第482页。
38 章士钊：<论政党之作用及其进行之法>，同上第495页。
39 章士钊：<毁党造党说>，《全集》第2卷第446页。
40 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全集》第1卷第483页。
41 章士钊：<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全集》第2卷第389页。
42 章士钊：<论政党之作用及其进行之法>，同上第486页。
43 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同上第484页。
44 章士钊：<论资政院议员当采政党部勒之法>，同上第491页。
45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全集》第8卷第315页。
46 参阅拙作：〈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北京。
47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
48 <宪政编查馆奏考核报律折>，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5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
49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全集》第1卷第461、460页。
50 章士钊：<论报律>，《全集》第2卷第68、70页。
51 章士钊：<论湖北省议会议决没收汉冶萍公司事>，同上第391~392页。
52 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同上第85、86页。
53 同上第86~87页。
54 章士钊：<孔教>，《全集》第3卷第70页。
55 同上第74页。
56 章士钊：<自觉>，《全集》第3卷第180、181页。
57 同上第184、185、180页。
58 章士钊：<论政治与历史>，《全集》第3卷第159页。
59 章士钊：<自觉>，同上第180页。
60 章士钊：<政本>，《全集》第3卷第7页。
61 同上第1、11页。
62 章士钊：<调和立国论残稿>，同上第278页。
63 章士钊：<调和立国论>，同上第265、266页。
64 章士钊：<政本>，同上第7页。
65 章士钊：<札斯惕斯>，同上第61~62页。
66 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全集》第4卷第111、114页。
67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全集》第4卷第154、155页。
68 章士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答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6页。
69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同上第213页。
70<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同上第404页。
71 章士钊：<农国辨>，同上第267、269页。
72 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同上第145页。
73 章士钊：再论非党，同上第264~265页。
74 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同上第169页。
75 章士钊：<农国辨>，同上第267页。
76 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同上第146页。
77 章士钊：<农村自治>，同上第149页。
78 郭蒸晨：《一次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试评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在邹平的实践》（油印本）第17页，1987年。
79 章士钊：<盲从苏俄之过>，《全集》第6卷第329~331页。
80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133、26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8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34页，商务印书馆1921年上海。
82 章士钊：<业治与农>，《全集》第4卷第201、206页。
83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56~157、149页，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3月初版。
84 同上第235页。
85 梁漱溟：<政教合一>，《全集》第5卷第678页。
86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全集》第5卷第109~110页。
87 章士钊：〈怪事〉，《全集》第5卷第28页。
88 章士钊：<党治驳议>，《全集》第6卷第278页。
89 章士钊：<在野党>，同上第324页。
90 章士钊：<党治驳议>，同上第280页。
91 章士钊：时评，同上第346页。
92 同上第280~281页。
93 章士钊：<时评>，同上第312页。
94 章士钊：<党治驳议>，同上第282页。
9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63、164页。
96 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1929年秋），《漱冥卅后文录》第278页。
97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104页，中华书局1933年初版上海。
98 梁漱溟：<主编本刊（<村治>）的自白>，《全集》第5卷第8页。
99 章士钊：<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全集》第7卷第149~150页。
100 章士钊：<致刘少奇>（1967年3月），《全集》第8卷第418页。
101 同上第419页。
102 拙作：<儒学历史命运论纲>，《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8~2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03 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同上第159页。
104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同上第217页。
105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61、63页，观察社1948年上海。
106 章士钊：<农治述意>，同上第346页。
107 章士钊：<业治与农>，同上第202页。
108 章士钊：<再论非党>，同上第262页。
109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同上第157页。
110 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全集》第7卷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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