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7.0视野缩放:“敢教日月换新天”—建国后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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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为新中国制定了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有何见解和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确立的?毛泽东对中国式建设道路有哪些探索?他为什么重提阶级斗争?为限制林彪集团,他怎样“甩石头、掺砂子、挖墙角”?又怎样吹风?他最后一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什么时候?他接见尼克松身体状况怎样?巨星是怎样陨落的?
为新中国奠基
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隆隆炮声中,毛泽东开始逐步地把主要精力转到创建人民共和国上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翌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在香港主持中国民主同盟盟务的民盟常委沈钧儒,提出立即着手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台政府,希望民革、民盟同中共共策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北上,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经过了22年的艰苦转战之后,毛泽东不无自豪地在报告中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他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指出,在城市工作中,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在城市工作中,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在报告申还阐述了胜利之后国内外的基本矛盾和党在各方面的政策,提出了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同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去夺取全国胜利,同时致力于领导新中国及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6月15日,毛泽东在北平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论述新中国的政体、国体及其作用。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28年间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后,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文章中告诫全党各级干部:夺取全国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做了理论上的和政策上的准备。依据这两篇文章的精神,新政协筹备会《共同纲领》起草组,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共同纲领》。毛泽东非常关心《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他多次审阅文稿,并认真修改。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辛勤努力下,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得到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同纲领”。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0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率全体委员宣布就职。这次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日下午,北京30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激昂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后,他亲手升起了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泽东特别关注地方的民主建政工作。他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坚持“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的基本精神,在保证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注意大量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地方各级政权的领导机构。他在给叶剑英、陈毅、彭德怀等大区和省的领导人的电报和信中一再强调要组成中共占比较多数同时团结各方面民主人士在内的地方政权。他和周恩来等人还将一些地方政权的组成人员名单就商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征询他们的意见。
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下,继一批民主人士担任中央政权的领导职务后,又有一大批非中共人士在各级地方政权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毛泽东特别重视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把召开这类会议作为推进民主建政工作的重要环节。他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国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中国共产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为重要的。1949年12月,他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专门讨论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的民主建政工作进展顺利,到1950年10月,全国已经建立了2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华北和东北)、4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1个中央直属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28个省人民政府、2087个县级人民政府。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获得行使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神圣权利。
在各级人民政权普遍建立和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广泛召开的基础上,1954年9月,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秉承全国人民的意愿,讨论并通过了会前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次大会的召开和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政协全体会议授权中央人民政府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职权,以《共同纲领》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办法的结束,标志着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成。
建国之初,国内外事务繁杂,百废待举。担任党、军队、国家和政协最高职务的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制定新中国基本国策等多种重任。胜利的喜悦,使他几乎忘记了工作的疲劳,他凭借多年斗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宙慎地观察与研究领导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他和战友们一起,为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国策,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外交方面,鉴于一个世纪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并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新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边倒”。“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等三大外交政策。所谓“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就是一概否认各国与国民党政府已建立的外交关系,重新谈判,重新建交。
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共同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另起炉灶”的方针,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旧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历次政府更迭时统治者都被迫表示要“外崇国信”的屈辱历史,捍卫了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所谓“一边倒”,原本是作为政治方针提出的,毛泽东认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作为政治方针的“一边倒”,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贯彻干外交工作中,即把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了首要位置。
为了贯彻“一边倒”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国。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辛斯基会谈,两国政府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签字后,王稼祥大使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庆祝。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招待会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斯大林率全体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破例出席外国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以外地方举行的宴会。毛泽东的首次苏联之行取得圆满的成功。
毛泽东回国后在谈到他苏联之行的意义时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建国初,毛泽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在军事方面,毛泽东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针对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毛泽东提出“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即远距离穿插敌之后方,堵住退路,全歼残敌于内陆。在此方针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贵阳战役、重庆战役和成都战役等伟大胜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路野战军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用和平方式解放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的广大地区。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组织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许多沿海岛屿。
1949年12月至1950年初,毛泽东就解放西藏做出具体部署。不久,西藏得到和平解放。这样,除台湾等若干岛屿外,全国大陆获得统一,实现了100多年来革命志士梦寐以求的夙愿。
在三大运动中
建国初,毛泽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派遣海军、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及沿海出动,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10月上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以及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经过反复权衡和多方征求意见,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9日,志愿军首批部队开始进入朝鲜。为取得入朝作战的胜利,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大量的电报,为志愿军制定了一系列作战方针,例如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初期作战以先打伪军为主,而后再打英美军,务求初战必胜,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等等。在毛泽东的具体规划下,志愿军于10月25日至次年6月10日,连续发动五次战役,使美军迭遭挫折,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被迫于7月10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以后,双方边打边谈,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是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被迫同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且以联合国军的名义纠携了十几个胁从国参战)美国之间的一次现代化战争。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除去直接就军事问题做细致的部署外,还就搞好中朝关系、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打破少数人的亲美、恐美、崇美思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指示和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了赢得这场正义之战,牺牲了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内的几十万英雄儿女的生命。正是经过中朝军民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才取得了胜利。
土地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2.64亿多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尚须进行土地改革。为了彻底推翻整个地主阶级,消灭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为了解放农村主产力,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过在新解放区进行剿匪反霸、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等步骤,有秩序地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土地改革作为争取国民经济根本的首要任务向全党提了出来。接着,他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专门讨论土地改革问题。他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他号召大家要像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6月28比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全面展开。
在领导土改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建国初的新情况,为了更好地孤立地主,在政治上结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在经济上保护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1949年11月,在有部分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新区土改中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
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为征询对待富农问题的策略发给各有关中央局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理由是:为了更有利于孤立地主、团结中农,防止乱打乱杀的“左”倾偏向;为了争得政治上的主动权,避免土地改革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巩固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联盟。各中央局及其下属的分局、省委、市委在接到毛泽东的证询意见见后,原则上大都表示同意;但也有不同意的,主要是认为如果不动富农土地,恐怕难于满足贫雇农期望自己土地的要求。毛泽东在答复此问题时再次强调:鉴于富农出租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太大。我的意见仍然认为暂时不动为宜。这样,经过反复征询意见和推敲,不动富农的意见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实践证明,不动富农的土地及财产,虽暂时保留了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成分,但它对团结中农、集中力量打击地主阶级,对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加强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关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精心规划下,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从根本上消灭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
建国初期,大陆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武装200万人,各种特务分子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人,以及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反动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
从1950年10月起,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他对各大区、各省和直辖市的有关报告,几乎都要过目,并加批示或接洽。他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左”的或有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他先后几次批转中共西南局的报告,肯定与介绍了邓小平关于镇反斗争的一些经验;他积极推广山西等地取缔一贯道的做法,以及杭州、无锡关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反革命案卷审查委员会”的主张;他向新华社推荐民主人士写的关于镇反的文章,……据精略的统计,自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起,约一年的时间里,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方面的文件、指示(不包括他审阅、改批的)就近200件。在这些指示和文件中,毛泽东制定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的步骤、方式、方法。整个运动采取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司法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分子,从而保证了该压反革命运动的稳步发展。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到1953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在新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使近3亿元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再加上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进行的没收官僚资本和抗美援朝开始后对美国等外国在华资产的冻结与清理,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决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
毛泽东十分关注文化思想战线的动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在全国解放前夕就对那时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同时,毛泽东也估计到旧社会、旧教育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全国解放前夕在评论美国“白皮书”时,他就号召少数对帝国主义尚存幻想企图走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丢掉幻想”,“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克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投身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底到1951年春,报刊发表了一些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略神”的赞扬文章。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该文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会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由此,在全国进行了持续半年之久的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这场文化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当时就明确地讲:武认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发动对《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是毛泽东引导全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开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来重新考察,并提出新的见解,这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毛泽东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在政治上上纲过高,语气也过于尖锐,把它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在思想文化战线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先例。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写信给周恩来,讲北京大学有12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想聘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毛泽东回信后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由此,开始兴起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毛泽东及时肯定了这一运动。他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他认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为了推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全面开展,11月30日,毛泽东签发了经他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工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开展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1952年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于是,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秋持续到1952年冬。由于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各界知识分子结合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社会实践,以及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从1954年秋开始,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接着又对胡适及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针对两个青年发表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的文章受阻一事,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在信中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此后,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形成对俞平伯的政治围攻,并全盘否定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从毛泽东来说,这次批判主要是为了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因而,他试图将学术批评和政治批判区别开来。他在问陆定一、周扬谈话时指出:各家意见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们都缺少学问,红楼梦问题不要急于做结论。学术问题要开学术会议来解决,不能田中宣部来做;要在学术界各部门清除唯心论;“对俞平伯的斗争应该停止了,应转到批判胡适的思想。特别是借此向全国人民宣传唯物论思想。”
这样,就由文学艺术界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拓展成“清除五四运动以来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流毒”的斗争。这场文化思想批判运动,前后持续了两年,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促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但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的过程中,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在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毛泽东比较注意将学术争论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但是,1955年5月,在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泽东就忽略了这个问题。由于他根据一些片面的材料,混淆了敌我矛盾,把文学上属于人民内部的不同流派的分歧和争论,上纲为敌我斗争,使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造成了一桩错案。
总之,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并且是由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人们在思想上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符合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大多数是爱国的,许多人同情或参加了革命,但在思想上,或多或少地仍带有旧时代。旧思想的影响。
因此,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必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这样做也是很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没有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中的锻炼和自我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观的转变,就不可能有建国初期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不可能在1956年作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但是,转变人的思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未能将他提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贯彻始终,主要是要求过高过急,有时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是中共二大通过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即已确定的目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则从理论上详细论述了其基本内容。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进入议事日程。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步骤究竟应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方式进行,当时并不明朗,这主要是根据国内经济、政治的发展情况,逐步明确起来的。
在开国之初,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是一个在100多年中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榨,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的破坏,有4.75亿人口的大国、穷国。如何恢复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是一个大难题,而且是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难题。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要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但是,毛泽东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反复地告诫全党和全军:“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工作又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同时,毛泽东强调: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在领导全国人民初步平抑了开国初的大涨价和国民党遗留下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后,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及时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酝酿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他认为,十年建设之后,经济发展了,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向的问题。“三年准备,十年建设”,都是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做准备。
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为新中国制定了利用和限制的方针。1950年4月,当有人提出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主要的斗争对象,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排挤等观点时,毛泽东对之进行了批评。他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认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在“很远的将来”。
从那以后,国内的形势,包括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
1951年12月,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旨在“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的“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在这次运动中揭发出资本家大量的违法行为——“五毒”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有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随即在1952年1月发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大规模“五反”斗争的号召,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写了大量电报和批语,提出许多指导性的方针、政策,及时地防止和纠正运动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偏差。
“五反”运动中,查出不少资本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五毒”行为。许多党员、干部基于义愤主张一举消灭私营经济,而工商界人士情绪低落。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及时提出处理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并强调:无论“三反”、“五反”都“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
为了调动工商界人士的积极性,鼓舞他们振作起来搞好生产,在“五反”运动的末期,毛泽东劝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出面发表一次讲话。他还亲自对黄炎培的讲稿作了一些修改,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在讲稿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经毛泽东修改的这篇讲稿发表后,在全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工商界人士大受鼓舞。1953年私营工商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三反”、“五反”运动稳步健康地发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加强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它充分揭露了私营工商业消极和落后的一面,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鉴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等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的彻底完成,鉴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不断完善和巩固,鉴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营经济的逐步壮大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消长变化,也鉴于“三反”、“五反”运动揭露的私营工商业消极和落后的一面,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看法,即:不再提到“很远的将来”一下子实行社会主义,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2年下半年,他就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1953年初开始实施旨在逐步达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开始进行三大改造。对于这两方面的工作,毛泽东都很重视,但是他的精力更多是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这种情况同他的这个观点是有联系的,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
三大改造中领先完成的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总结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搞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并借鉴苏联农业集体化时的教训,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和广大农民的愿望,提出了农村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他在主持起草1951年的互助合作决议的时候,在决议的一开头就提出,农民在土改后出现两个积极性: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成为制定互助合作政策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总结并创造出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直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一整套的过渡形式。
这样做的好处,诚如毛泽东所说:“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最初几年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得到稳步发展的。
但是,到了1955年春季,农业合作社发展迅猛。原来整个年度计划是发展60万个,但才4月份,即已达到67万个加上全国向农民多购了35亿公斤粮食,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的抵触和顾虑。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赞同对合作化运动进行整顿,提出“停、缩、发”(即分别不同地区,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三字方针。但整个说来,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迅猛发展带来的问题是认识不足的。
5月中旬,他在15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提议1956年农业合作社要发展到100万个。会后不久,他又进一步要求发展到130万个。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对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作出新的部署。报告的基调是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但错误地指责一些主张稳步发展合作社的同志,说他们是“小脚女人”、犯了右倾错误等。
这样,农业合作化高潮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为了推动合作化的发展,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104节按语。这些按语直接指导着当时的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1月,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0.3%。在此之后,合作化运动转入小社并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的阶段。到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完成。
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还关注着全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他对后者所使用的精力虽然不像对前者那样多,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重要决策都是他定的。他多次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界代表人物就工商业改造问题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许多重大政策就是在同他们座谈时提出和确定下来的。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人到一些大、中城市做了大量的调查,写了《资本主义工业中公私关系的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主要是公私合营),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非常高兴,决定将这个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在发言中肯定了这个报告。
在1953年7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两个月后,9月7日,他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座谈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步骤、形式等一系列基本政策问题做了系统的说明。他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要求继续对资本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通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实行强迫。
在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但是,到1955年下半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步高涨,毛泽东也要求加速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指出:我们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块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并以此割断农民与资产阶级的联系,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工商业面临新的严重困难,它们缺乏原材料和流动资金,销售市场也受到限制,因此,它们不得不接受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调整或改组的政策。特别是从1953年以来,一些较大的私营企业已陆续实现了公私合营这种最高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资本家鉴于大势所趋,认为社会主义迟早要进,争取早实行公私合营,政治上主动,经济上也有利。而私营企业里的工人由于政治觉悟的提高,并且为了个人生活有保障也积极推动公私合营。于是,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在1956年1月的一个月内,全部进入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全面地展开,并迅速完成。
这样,在1956年内,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大改造进行之顺利,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快,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率领人民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中国人民继夺取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获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泽东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个步骤都做了比较周密的安排。在他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这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大变革,得以顺利完成。并且,在变革中不仅没有使社会生产力下降,相反还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在1956年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完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应当指出的是,在三大改造的后期,毛泽东有急于求成盼情绪,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等问题。但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消灭了持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毫无疑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又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顺利确立,使毛泽东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喜悦。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还远没有达到。他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毛泽东把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思索、探寻一条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准备,如前所述,由来已久,从创立革命根据地之日起,就开始积累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
建国后,在三年恢复时期,虽然主要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但同时进行的就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工作;进入过渡时期后,所谓“一化三改”,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重。这些都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全面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集中探索,曾经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1955年冬到1957年春。
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同15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中共中央将“十七条”发至各地征询意见。当天夜里,毛泽东即乘火车离开北京,先后到保定、邢台、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找沿途的地方干部谈话,调查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直到1956年1月12日回到北京。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十七条”作了反复的修改。其中1月14日的改稿增加为22条,1月17日前又增至36条。在1月17日的铅印件上,根据毛泽东前一次批注意见,增加了有关青年的一条,以及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的一条,共38条。1月18日的铅印件上,又增加了关于勤俭办社和工农联盟两条,共40条,从而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
接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人士1375人对草案进行了讨论,并作了修改。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个《纲要(草案)》的修改稿,后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纲要》一经公布,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纲要》反映了毛泽东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思想,如: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依靠提高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党大办农业等。这些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1956年2月,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人一起,分别听取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历时近两个月。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政策的高度,反复地进行研究、思考。他还查阅了大量资料,研究了苏联等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并认真地观看一些设备、仪器以及技术操作表演。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
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进一步向全党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说,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这一目标,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好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优劣成败的十大矛盾,提出许多指导性的重要思想和原则。
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4月28日,毛泽东根据讨论情况做总结发言,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讲话中阐述的一些思想,构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增长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随后发生的波(波兰)匈(匈牙利)事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弊端,我国一些地方陆续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事件。面对国内外的这种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针对国内外和党内外对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疑虑,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到台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他说:真理是同错误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同丑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同唯心主义作比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对的。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其中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调整解决。
毛泽东指出: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便突出来了。在讲话中,毛泽东还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他特别强调,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3月1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的决定。这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用党内整风并让党外群众提意见的方式,改进党的领导,改善党群关系,正确处理和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以便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3月18日和19日,毛泽东连续在济南、南京和上海三地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具体阐述了整风的任务、方针和必要性。他强调,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保持革命俄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告诫全党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要密切联系群众。
十月30日,毛泽东亲自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如同帝国主义战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办外交,都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不过,现在是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向自然界宣战。他号召共产党员努力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济,积累经验。他希望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职权问题、学校管理体制问题等,专门开会进一步征求意见。翌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起草并经毛泽东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迅速全面展开。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并鼓励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一起反对官僚主义,消除党与非党人士之间存在的某些隔阂,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整风运动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在整风过程中出现极少数人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现象,他们要求“大鸣大放”,一时形成相当紧张的气氛。这个情况对毛泽东触动很大,也是他始料未及的。他领导全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了必要的回击。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反右运动扩大化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在“大跃进”年代
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重新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在1957年6月19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加进了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王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接着,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提出:单有1956牵在经济战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做结论时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仍是主要矛盾”的观点。鉴于这一变化,学术界有的论者认为,反右斗争后,毛泽东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改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工作。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虽然对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并且随着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错误日渐严重,这种影响逐渐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在最初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使毛泽东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恰恰相反,在当时反倒成了毛泽东要加速进行经济建设的推动力。毛泽东认为,同资产阶级的较量,“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
他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10年至15年。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至于10年至15年以后的任务,毛泽东认为,“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可见,那时毛泽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仍然是十分明确的。他把生产力是否充分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无疑是一个非常英明的见识。但问题是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显然,毛泽东当时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
随着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随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一批工业基地的陆续建立,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中国破天荒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认为,随之而来的一定是生产力的大解放。这使得他不满足于现有的、已经是相当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了。100年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沉痛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等外来压力.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毛泽东在国家经济建设问题上一直有一种“时不我待”和“只争朝夕”的急切心情。
1957年10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等人就1956年经济过热进行的反冒进提出了不适当的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还谈了探索我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问题,明确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要更好一点?”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中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表示赞赏。接着,毛泽东在1958年1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及一些部门负责人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上,”继续对纠正1956年经济过热的反冒进,进行了较以前更为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6亿人民泄了气。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对一些不同意在经济计划中搞高指标的同志进行批评。在他的倡议下,加上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此,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并鼓舞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存在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随着脱离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的不断提高,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盛极一时。
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大跃进”运动中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和超越客观条件的一些做法,没有充分的认识。他深深地为亿万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染。1958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毛泽东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从北京到杭州、南宁、成都、上海、武汉、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北戴河、安徽、广州,他来回奔波,深入到工矿、农村,亲自搞调查访问,检查工作,研究问题,部署任务,不辞辛劳。
在各地考察期间,毛泽东特别注意发现新事物、推广新事物。“大跃进”高潮中出现的人民公社运动,即是一例。随着农业生产浮夸风的越演越烈,造成了农业生产力已有极大提高的假象,一些人便误认为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程度已经很不够了,远不能符合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7月份才成立的河南省斯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他在视察中指出: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三天后,毛泽东在山东省历城视察时,当地负责同志请示大社叫什么名字好,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段话,人民公社便很快风靡全国。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奋斗目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认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北戴河会议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全民大炼钢铁也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但是经过一段实践,毛泽东发现,办人民公社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毛泽东最早发现了经济方面的严重问题。从1958年秋到1959年7月的“纠左”,是毛泽东对中国式建设道路的第二次集中探索。10月间,毛泽东到天津、河北、河南农村搞调查。在天津杨村由他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上,河北徐水县县委书记汇报了徐水县建立共产主义新村,实行全面供给制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这样一来,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劳动力强的贡献大,得到的报酬反而少;这种供给制不会给我们的生产带来好处,反之会带来坏处。针对这类问题,毛泽东随即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带头纠正急于过渡、否定商品生产等错误做法。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第一个过渡要多少年?他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设想: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他说:“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的时候多。”“河南说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第二个过渡要多少年?毛泽东当时设想是15年。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他在会上讲话中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他认为,区别两种所有制和两个过渡的关键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当时陈伯达等人主张马上实行产品调拨,毛泽东批评道: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要乱调;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更“左”,主张现在就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弄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5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初期阶段”的提法。人民公社要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毛泽东的这些论点,对刹住急于过渡风起了重要作用。
随后,毛泽东相继主持召开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肯定了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成果,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要保留按劳分配制度,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坚决反对急于过渡的倾向。1959年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进一步解决公社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指出: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搔痒;瞒产私分很久了,劳力外逃,磨洋工,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农民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模糊了三级所有之间的界限,一平二调三收款,在农民中引起很大的恐慌;应该从解决所有制入手解决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把解决公社各方面的问题归纳为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基本核算单位降到以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础,虽然依旧偏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公有水平过高造成的矛盾。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批准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降低1959年钢铁等生产指标及调整生产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的建议。这些措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但毕竟或多或少地遏制了“左”倾错误的蔓延,使当时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有所缓和。毛泽东在纠正“左”倾错误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能更集中精力地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从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后,就开始从体制上考虑接班人问题,提出搞一线、二线,并在中央内部提出过要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1956年的中共八大,正式形成了以中央书记处为一线,以政治局为二线的格局。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讲到此问题。会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力陈不赞成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把该信批转给中央政治局传阅,并在批语中说,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此问题,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请求。此去经过党内的充分酝酿,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才作出决定。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意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选举刘少奇继任。这是毛泽东为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不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
前面讲到,1958年秋到1959年夏的“纠左”,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和深入。和1956年初到1957年春的那次最初的探索相比,这次探索更具针对性,因而提出的问题也就更切合实际、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所有制和两种所有制关系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经营管理体制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题。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些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例如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召集人谈话时提出的: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就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个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重要思想,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1960年6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不无感慨地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还不曾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可惜,由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和在指导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的情绪,致使他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再度出现了一些曲折。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他提出要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等19个问题,试图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是,毛泽东不容许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7月10日,他在大会分组组长会议上讲话,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的问题;总路线根本不会错;高级合作社也好,人民公社也好,与苏联不同,都能促进农业增产而不是减产。基于这种思想,当7月14日彭德怀写们给他以求彻底清理“左”倾错误时,毛泽东就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使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指导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反右倾斗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尤为严重的是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被打断。在前一段时间里受到批评的“左”抛口号、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这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1959年底到1960年底得以恶性发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单方面中止经济援建合同,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大跃进”的失误、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外来的压力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比例失调,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不少地区发生浮肿病、人口外流、非正常死亡等严重情况。这种实际状况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对此,毛泽东忧心如焚。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他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曾连续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很多天没吃粮,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在深刻反省的同时,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纠正错误,调整和恢复经济。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个文件的下达,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从实际出发,实惠求是,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请同志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再次强调: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
会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1月下旬,他亲自到河北、山东、江苏进行调查,着重了解当地农村整风整社中发现的问题。2月上旬,他又到浙江、湖南搞调查,考察人民公社问题和整风整社工作。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对浙江、湖南、广东三个调查组的大量调查材料的分析研究,概括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思想。
3月13日,他在“三南会议”(指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上指出:至今尚未解决的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平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毛泽东提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当时虽然仍受到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局限,但它是党在一段时间内解决农村问题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根据自己和三个调查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提出解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公社规模偏大、公社管得太多太死等问题,并作出相应的正确规定。
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将他一度丢失、新近重新发现的一篇重要著作《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印发给一些领导同志阅读。他还几次在“三南”会议和广州会议上,详细介绍193O年5月他在搞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再一次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这篇深为他喜爱的文章的重新发现,正值他在新的形势下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于是成为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倡导下,大部分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纷纷深入农村、工厂、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继农业“六十条”之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制定了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全面地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经济形势逐步地得以好转。
在此前后,全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主要是继续调查研究农业问题。7月,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地区作调查。在那里,他召集山东、河北的部分省、地委书记、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讨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9月29日,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我们对农村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而分配权部在大队。毛泽东明确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补充和突破。
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说:“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95%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毛泽东的讲话,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团结、全面调整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1960年冬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克服“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对工作中的问题作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这构成了他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第三个阶段。
和第二阶段一样,这个阶段的探索也是着眼于解决实践中的失误,因而也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比较强的特点。所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毛泽东除去个人的探索外,还特别注重发挥和调动全党同志的智慧,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这一阶段探索的重要成果有四:一是毛泽东本人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核心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二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思想;三是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相继制定出“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使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加完善和具体化,使各行各业的工作有章可循;四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上下更加自觉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式建设道路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新探索。
重提阶级斗争
新中国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又长期处于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中。如何捍卫国家的主权的独立,如何彻底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如何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长期索绕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脑际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一贯主张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他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典范,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领导全国军民顶住美国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核战争恐吓,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1958年夏秋之际,他亲自部署炮击金门,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进行的挑衅和战争威胁;60年代中期,他领导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进行抗美援越斗争;70年代初,他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行动。总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和称霸世界的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从50年代后期起,他又对苏联的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为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选一地点,由苏中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毛泽东对此非常警觉。他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认为这里有个主权归属问题。6月,彭德怀答复苏方: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方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可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苏联方面对中国要求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性立场不予重视,要求电台作为中苏共有。这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事后,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强调: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拜见毛泽东时,转达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的建议。毛泽东当即表示:首要先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不久,毛泽东再次会见尤金大使,更明确地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过去提出的希望苏联为中国新型的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他认为,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尖锐地对尤金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毛泽东严正拒绝了苏联这一企图控制中国领海、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中苏关系开始逐渐恶化。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赴美访问后,转道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他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长达七个小时的会谈中,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整个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的无理意见和要求,被毛泽东等人当场驳回。此后,为了给中国施加压力,苏联又多次制造事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顶住了苏联方面撕毁所有合同、撤走专家、挑起边界纠纷、裹胁边民外逃等行为所造成的困难和压力,捍卫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
与此同时,美国也继续加强推行其反华政策。继1958年夏季增派军舰到台湾海峡进行公开战争挑衅之后,又利用大陆的暂时经济困难,唆使台湾蒋介石进行骚扰活动,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轰炸越南北方,扩大侵越战争,并把它作为遏制中国的一部分。外部的压力与国内的经济则难形势联系到一起,造成了紧张的气氛,毛泽东自然要重新估量国内外的阶级形势。
毛泽东熟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并运用这一理论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三大改造完成后,他继续对这一理论进行探索,特别是提出了严格区分、正确处理放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至今对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活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提出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逐渐造成了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误。
1962年8月和9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多次讲话和发言。他在讲话中重提阶级斗争,并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讲得相当严重,其主要精神体现在经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纲要的一段话中,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朝,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有合理的部分,业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明。但是,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激化)扩大化、绝对化,说成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阶级矛盾说成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这些则是错误的。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方面。他领导开展了以农村“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和城市“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它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的主要措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如反对官僚主义、清除腐败现象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又根据许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作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因而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也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1963年冬和1964年夏,毛泽东在谈话的批示中,对文艺工作和文艺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把建国后15年来党领导下的文学、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等方面的工作成绩几乎一笔抹杀,指责一些文艺协会和文艺刊物“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根据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和文艺界的批评,文艺界开始进行整风。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遭到过火的批判,一大批健康乃至优秀的文艺作品受到错误的批判。随后,这种政治批判扩大到文艺理论、教育、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直至发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发动全国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错误的恶性发展。1965年,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认为: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他断言: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如何杜绝和解决各级须导部门已经出现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呢?毛泽东认为:这需要一种形式、一种公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序幕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执笔、得到毛泽东批准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因不了解这一篇无限上纲的文章的背景,持抵制态度。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过了10多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这篇文章,有些报刊还加了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编者按。对此,毛泽东非常不满。他更加坚信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三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转发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责中央宣传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再不支持左派,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明确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
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6日通过了根据毛泽东会前几次讲话精神起草并经毛泽东多处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笔写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就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在组织上使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得以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并逐渐替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文化大年命”全面开展起来。当时毛泽东在南方,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虽然同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倡议,但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样搞并不清楚。因而,他们在北京对运动的指导,很难合乎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在领导运动中所采取的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等力图控制混乱局面的措施,表示强烈的不满。
7月18日,在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当天,江青等就工作组问题向他作了片面的汇报。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翌日,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7日,他向全会印发了他在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炮打”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却一跃而名列第二位,会后不久又被宣布为惟一的中央副主席。这次改组,不仅是接班人的变动,而且毛泽东本人也由第二线重返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这使他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
此后,毛泽东几乎全身心地致力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他希望通过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革命”,不仅在组织上而且从思想上杜绝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成了一场延续10年之久的大内乱。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给党、给人民、给我们整个国家带来惨重的损失,刘少奇第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各级领导干部和大批知识分子,被当做敌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失误,造成他个人政治生活的悲剧,也给中国的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几年里,这种损失尚不是全局性的,还没有达到后来那样严重的程度。这因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是逐步形成的,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也是日渐加重的。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应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即使在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鉴于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给经济工作带来严重干扰的教训,听取刘少奇的建议,提出:要把做好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会后,毛泽东本人在关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问题的同时,继续以很大的精力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而奔波忙碌。
1963年河北省发生百年一遇的水灾,毛泽东向抗灾群众及时发出“根海海河”的号召,并亲自到邯郸听取河北省的水利建设规划;1964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北京召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三五计划”设想。5月11日和6月6日,毛泽东在会前听取汇报和会上发言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从战略家的眼光出发,提出搞三线建设。他很关心西南的钢铁基地建设,他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在领导三线建设中,他既从战备的需要出发,同时考虑到建设内地的长远战略要求。
他在视察天津时曾向有关同志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浪费?会不会化为水?”有关同志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他认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
针对有的同志认为大规模的战争打不起来的判断,毛泽东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为了更好地激发全国人民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建设祖国的生志,在1964年,毛泽东还发出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
同年底,在全国三届人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65年毛泽东在修改“三五计划”要求加紧战备时,仍一再强调要把人民生活放在第一位;1966年3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将此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直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毛泽东仍在与王任重、刘少奇等人酝酿要在25年内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问题。
总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仍然苦心孤诣地思索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基本上支持了中央第一线同志为领导经济建设所做的种种努力。正因为如此,经过全国人民的奋发努力,三年困难时期遭受严重创伤的国家元气得到恢复,各项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成为建国以来建设成效最突出的时期。可惜,这一切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动乱,而再度受到严重破坏。
暮年岁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坚持全局性“左”倾错误的同时,也不断地纠正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左”的错误。
1967年7月中旬至9月下旬,毛泽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文化大革命”开展的情况。毛泽东针对群众之间的分裂情况,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针对各地对干部打倒一大片的情况,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并着重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解放一批,让干部站出来。”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对于控制继续恶化的混乱局面,对于正确对待干部和解放一批干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这次视察期间,毛泽东根据周恩来关于王力、关锋等人唆使“造反派”夺外交大权,造成一系列涉外事件的报告,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又决定对戚本禹也实行隔离审查。
“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后,毛泽东曾几次就“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间作出估计。但是,由于他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左”的错误,更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操纵和破坏,毛泽东关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一次又一次被打乱。
1969年4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九大。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九大”大组召集人时指出,落实政策还要一年左右。按这个预计,“文化大革命”在1970年4月结束或基本结束。但这一时间安排,后来由于林彪一伙加紧反党篡党活动而再次被打乱。
林彪一伙所以能攫取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除去他们的政治欺骗外,主要是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重大失误之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毛泽东对林彪等人的活动逐渐有所警觉。特别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及其以后,毛泽东对他们有了本质的认识。
1970年3月至7月,在酝酿召开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先后四次提出他不再任国家主席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这一意见,而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8月22日,毛泽东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一次表示不同意林彪、陈伯达提出的要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议题。但是,林彪一伙置若罔闻。
8月23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以隐晦的语言表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纷纷在分组会上发言响应,煽风点火。他们的目的是,如果确定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又不再担任,自然就轮到林彪出任了。毛泽东洞悉其奸,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有问题的简报。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对陈伯达进行严厉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同时对叶群、吴法宪等人也进行了批评,挫败了林彪等人的阴谋,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他号召全党学哲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限制林彪集团的权力,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三项措施,“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甩石头”,是指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批语:“掺沙子”,是另指派几位军队负责人参加由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把持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挖墙角”,是指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同时,毛泽东继续对林彪的主要干将黄、吴、叶、李、邱等进行批评,指责他们的检查不痛不痒。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并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重要论断。他着重谈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陈伯达以及黄、吴、叶、李、邱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庐山这一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毛泽东还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干坏事,听你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一路巡视,一路“吹风”,及时地给党的高级干部打了预防针,以免他们会因不明底细盲目地跟着林彪走。毛泽东的讲话也陆续被密切注视毛泽东行踪的林彪一伙获悉,他们惊恐万分,丧心病狂地企图在毛泽东南巡途中用火焰喷射器和四0火箭筒打火车、炸桥梁等手段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9月8日,林彪正式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对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常行为有所觉察,他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并于9月11日下午命令他乘坐的列车突然驶离上海,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阴谋。9月12日下午,毛泽东乘车安抵北京。
林彪等人得知毛泽东已安抵北京,便于9月13日零时左右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
周恩来获悉后立即报告毛泽东。已是78岁高龄的毛泽东顾不得近20小时旅途颠簸之劳累,与周恩来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为防止紧急情况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9月14日下午,毛泽东得到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蒙古使馆的报告:林彪座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降落时,自行爆炸,机毁人亡。至此,毛泽东已一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
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的披露和粉碎,实际宣告了“立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左”的错误。他为一大批老干部恢复名誉,解放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高级干部,特别是支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为使政治安定和经济好转所做的种种努力,使得整个国家出现可喜的转机。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严重干扰了中国的外交工作,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自1967年3月起,他多次在有关外事活动的文件上批示,批评一些“左”的做法,如反对给外宾赠送毛主席像章,反对在援外物资上粉刷毛主席语录,反对把中国的革命经验强加于人等等。
针对6O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和苏联在中苏边境的武装挑衅,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坚决回击了苏联的挑衅,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与此同时,他思索着如何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他让外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国际局势,并接受老帅们关于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新局面的提议。其时,尼克松入主美国白宫,为实行“均势外交”政策,多次做出姿态,表示愿意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看准这一时机,积极开展对美外交。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友人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游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1971年4月,他亲自批准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是改进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世称“乒乓外交”。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和周恩来的具体主持下,对美外交迅速取得进展。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抵京。当天下午,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就会见了尼克松。中美关系从此开始走向正常化。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支持周恩来开展灵活的多边外交政策,还亲自以很大的精力关注和支持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反殖、反霸的斗争。他根据国际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布局,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成为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这个时期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继开国之初的建交高潮之后,又掀起一次建交高潮。从1970年10月至1972年12月,中国先后同41个国家建交或恢复邦交,特别是同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的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思想和行动上日益陷于一种矛盾状态。他一方面主观上希望全国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同时又不愿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关于把《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转发全国的要求。由此,在全国掀起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江青一伙不批林、假批孔,而把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企图为其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的反常活动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告诫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他针对江青到处以他的名义招摇撞骗,向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四人帮”的问题。
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四人帮”想借机夺权。但是,毛泽东却于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制造借口,对邓小平发难。当晚,他们进行密谋。翌日,他们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企图阻止在四届人大上由周恩来组阁和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告诫他:“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10月20日,毛泽东要陪同外宾到长沙的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邓小平谈话,就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顶回去一事,对邓小平讲:“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同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11月20日,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因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四人帮”组阁篡权的阴谋彻底破灭。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因此,他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再进行批评。1975年4月23日,他批评江青等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四人帮”搞宗派活动。这是他最后一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并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的批评遏制了江青一伙的气焰。
但是由于毛泽东在总体上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江青等人在反刘少奇、反林彪斗争中有功,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江青一伙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支持邓小平主持工作和对江青一伙进行批评的同时,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否定。
邓小平主诗中央工作后,特别是1975年在各条战线搞的整顿,取得显著的效果。但这种整顿实质上是在系统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这不仅遭到江青一伙的强烈反对,也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上当时毛泽东受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远新在反映情况时的姚峻,1975年11月,毛泽东作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决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也重病缠身。毛泽东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不久,全国爆发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四五运动。“四人帮”利用手中的权力血腥地镇压了这场运动。卧病不起的毛泽东偏信毛远新的一面之辞,对天安门事件作出错误的定性。4月7日,提议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他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党的第一副主席。这是毛泽东生的作出的最后一项重大人事安排,从而确定了华国峰接班人的地位。这是当时条件下所能作出的选择,这打破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梦想,而且为后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创造了重要条件。
巨星陨落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身体一直是比较健康的。一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由于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身体骤然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一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
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幸亏医护人员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人。
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它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甚至连强心针剂都已经抽到了针管里。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仍是那样的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的座位上。会议结束时,他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着走。所以,在中共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大会。
自1974年初开始,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他不得不借助工作人员帮助他读书、读报、读文件,这对一生都手不释卷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问年8月,医生为毛泽东检查眼睛,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病没有快速治疗的办法,需要经过几个病理时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在长达600多个昼夜的漫长时间里,毛泽东默默地承受着几乎完全失明的煎熬。
1975年秋,眼科专家为毛泽东的左眼做切除白内障手术。手术只用了7分钟,非常成功。毛泽东在左眼康复后,不顾医生让他少看书的劝告,除批阅大量的文件外,还看了大量的书刊,如《二十四史》中的有些篇目、鲁迅的杂文,以及《考古学投》、《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报刊。他甚至还提出为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的要求。
眼睛虽复明,但毛泽东健康状况却继续恶化。他如同克服失明的困难一样,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一方面,他竭力忍受医疗中的痛苦,配合医生治疗,特别是以极大的毅力,在年过八旬的时候戒掉抽了一辈子的香烟;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情绪,进行力所能及的运动。1975年他在长沙期间,还先后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每次达一个半小时。他的医疗组的一位专家曾感慨地讲:“我行医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主席这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闻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许久一言未发。疾病的缠绕使两位伟人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毛泽东也无力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他吃力地拍着腿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也走不动了。”他只能无奈地在中共中央关于周恩来的治丧报告上重重地画了个圈。
1976年春节。工作人员一勺勺地给毛泽东喂年饭。这时,他连“饭来张口”也很艰难了。他只吃了几口米饭和一点武昌鱼肉。春节期间,他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据医护人员回忆,当银幕出现人民群众热烈欢庆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毛泽东禁不住老泪纵横,电影也看不下去了。毛泽东虽然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甚至说话也很费劲了,但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晰,依然全身心地为国事操劳。由于长期卧床,为了侧卧时看书批阅文件方便,工作人员为他配了单腿的眼镜。后来连举书刊和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就让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刊和文件来阅读。
5月27日,他坚持在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6月初,毛泽东的心脏病再度发作,经过全力抢救,才又平缓下来。这时毛泽东已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就是流汁也难以咽下去了。医护人员为他下了鼻饲。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上同时插着氧气和鼻饲两极管。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
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病中的毛泽东被用担架抬进了游泳池边上的新居“二0二”。当时毛泽东已服用了安眠药,醒来后他执意要求搬回游泳池的旧居去。最后由华国锋亲自做工作说,等地震平稳下来,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毛泽东十分关心震情和灾区人民。送来的震情汇报,他都亲自过问。当他听说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时,止不住热泪涌流。
8月4日,毛泽东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是他生前批发的最后一份文件。不久,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
8月26日,重病中的毛泽东似乎不知道生命的终结将要来临,又向工作人员索要了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这是他比较喜欢读的一本书,也是他向工作人员要的最后一本书。
9月2日,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5日,病危。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同死神抗争。由林克、徐涛和吴旭君署名的《历史的真实》一书,披露了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毛泽东在9月8日这一天,先后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而这一切是在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的情况下,由别人用手托着书和文件来读的。那天他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和工作人员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从他用笔划了三道,又吃力地用手在木床头点了三下,才使有的工作人员领悟到,他是要看有关三大的消息。入夜,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病塌前,同他作最后诀别。这时,毛泽东的神智仍然清醒。当见到叶剑英时,毛泽东曾吃力地用手招呼示意,但最终什么说没能说出来。
几个小时后,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既有过革命高潮时在风头浪尖上的奋进,也经历了革命挫折时在急流险滩中的搏击。但无论成功与失败,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说那时毛泽东不知道死之将至,但他的行动却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也许毛泽东用最后的力气读那些书和文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但这却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一息尚存则奋斗不止的顽强精神。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到中流击水呀,这是面对着死神的挑战,用生命进行的最后一搏。
毛泽东,是20世纪的大变革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蒋建农)
毛泽东
(1893—1976)
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字润之。
1911年,到长沙湘乡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1914年至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0年,在湖南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1927年8月7目,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改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
1930年,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委。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省东南部的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此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6年10月,由张国焘(193年叛逃)、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也经过长征到过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夏,他写了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抗日时期,他写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七届一中全会起。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1946年,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战略进攻,并使自己转入战略进攻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解放全中国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的头三年,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一面在国内完成了繁重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一面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进行了抗灵援朝战争,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这部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时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8年,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不久,他又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他所认为已经再次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的阶级斗争。
从50年代末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斗争。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开始打开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66年,由于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10年之久,使中国的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