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灯的冷彻黑白:东莞--外地人本地人生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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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外地人本地人生存之争                            作者: 蒋方舟   2011-10-10 15:23:34

        东莞某镇的电视台,正在举办着歌唱大赛的决赛。

比赛的形式学的是已经流行了很多年的选秀比赛,每周都在电视台播放着海选以来的淘汰过程,参赛选手们也在小小的城镇里成为了颇有知名度的偶像。最后进入决赛的有十个选手,比赛完第二天早上就会飞到北京,录制一张唱片。当地年轻的宣传局局长说:“要让他们也进录音棚,圆梦,感受一下当明星的感觉。”

宣传局局长是个八零后,漂亮精干,坐在决赛现场的第一排,不时打电话给导播下指示,埋怨主持人不到位,没有把握好泪点,没有“成功催泪”。能看得出,她有层出不穷的想法,用之不竭的动力去把活动办得精良热闹——就像她经常在湖南卫视上看的“快乐女声”那样。想要有模有样,想要样样不输人,可永恒无解的难题是城镇的平台太小,架势再像,最多也只能模仿到两成相似。

选手的专业程度也只能模仿两成。最后进入决赛的选手是从两百多个报名者中选出的10个人,几乎全是90后,唱着那些理发厅、餐厅经常放的港台流行歌曲。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并不是什么演艺生涯的起点。未来回忆起,大概也只是某个狂野的暑假而已。

歌唱的水准只是平平,不过是班级公开表演的水平。直到最后的选手,一个胖胖的女孩,唱着《我是一只小小鸟》,开口刹那便引得观众头接耳,因为一听就是专业的水准,水平高出他人太多。

歌词是:“我是一直小小鸟,想要飞呀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歌一直是怀才不遇者的悲情主题曲,字字都是自怜,都是尖利冰冷的控诉。

女孩一共唱了三首歌,难度俱高,高音凄厉,直冲上演播厅棚顶。歌词也尖锐:“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至放大来演吧。”观众无法应和她的音调与节奏,只能愣愣地听,比赛的气氛突然转变,从之前“众宾欢也”、自娱自乐的乡亲之乐,变得略微有些尴尬。

比赛的主办方不想让这个女孩得冠军,甚至之前对三个评委暗示——不要让她夺冠。

原因有两个:第一,她之前学过声乐,对其他选手不公平。第二,她是外地人。这个原因更重要一些,因为比赛的目的本来是弘扬和宣传本地文化,若让外地人夺冠,恐怕会引起镇里人的不满。

女孩最终没有夺冠,拿着亚军奖杯笑容尴尬。她之前的忿忿与悲情似乎也找到了解释:只因为是外地人啊。

 

这个镇子叫做长安,和唐诗中的古都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古意,倒是更有些“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质。

它是东莞最富裕的镇子。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东莞是中国的加工厂,长安是东莞的加工厂。最著名的企业是步步高和做饮料的加多宝集团。

长安镇像个小小的乌托邦,环境好,人富足。近几年,它也赶急赶慌地抓了些缥缈的名号,例如“中国摄影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想摆脱大家对东莞“性都”的概念,变成“文化之都”。镇子虽然袖珍,可是什么都不缺。仅仅五星级宾馆就有三个,环境最好的叫“莲花山庄”,是靠山依水的别墅群。山庄旁有高尔夫球场,亦是国际水准。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谁的乌托邦,是谁的天空之城。长安镇有只有三万本地人,其余七十多万人全部是外来打工者。虽然外来人被称为“新莞人”,他们是被注射进的活力,却始终与城市的动脉无法融合,格格不入。

三万本地人统治着七十多万的外来打工者——这样的说法也许会有些用词过猛。然而差别确实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年轻人一代来说。

长安本地青年人是理所当然的富二代,他们的成年礼物常常是一辆价值三十多万的车。去年年底,长安镇就发生过一件争议事件:富二代驾奔驰撞死人逃逸,而仅仅被判一年半。肇事者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镇夏岗村委书记。讽刺的是,肇事者撞死的也是富二代,不过是外来的富二代。死者的父亲是从外地来长安开厂的生意人,生意也做得成功红火,他对最后“一年半”的判刑结果也不满意,却也无奈。原来,即使财富也能够被战胜——被财富+族群认同感战胜。

对本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是个陌生的词汇,他们的父母也不太希望他们奋斗。与其出外打拼,还不如固守好家族产业,抑或是进入当地的政府机关,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长安镇为了教育“富二代”煞费苦心,建立了一个“骄子计划”,每个月请一些名人来讲课讲座;举行青少年“文明使者”的评选;包括这回的歌唱大赛,也是一种努力,希望他们在物质富裕的情况下,精神也不贫瘠。

为这些计划而工作的宣传局年轻人,也是本地人,家境优越,刚刚大学毕业。她从地球另一端的澳洲留学归来。最后仍然回到了家乡,在家人的怂恿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

长安本地的年轻人,守着也许几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外来打工者,则越来越清晰地品尝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苦涩。

 中国的优势是出口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商品,比如出口衣服和鞋子——就像东莞另一个富镇虎门,是衣服的集散地;另外还有些稍微高端些,电子产品之类,比如长安的“步步高”和深圳的“富士康”。

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成本让珠三角不再有竞争优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是更大的打击。珠三角的“倒闭潮”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东莞倒闭了几千家工厂,大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那一年年底,长安镇最大的台资鞋厂倒闭了,老板突然人间蒸发,剩下两千多名工人索薪无门。也许很多长安人还记得那时的场景:已经入冬了,数百个愤怒的工人走上长安的街头,他们聚集在自己曾经工作的厂子门口,签名、按手印,要求政府偿还契约终止金。街上有防暴警察警惕布阵。冬天的东莞并没有想象中温暖,工人身上蒸腾出白色的热气,倒让人恍惚想到当年铁西区倒闭,众多工人下岗时的无助茫然。

这件事以政府垫付700万拖欠的工资为结束,但这结束远远称不上“皆大欢喜”。对打工者来说,每个月将近3000块的工资,虽然谈不上什么梦想成真,也几乎没有任何或创业成功或点石成金的机会,但与家乡种田收入结合,二一添作五地齐心戮力过日子,倒也值得背井离乡。

工厂倒闭,逼得他们不得不被打成原型,回到家乡。坚守下来的那些人,也许在工作机会上能守得云开,可需要忍受的隔阂与不公却无法修复。

前两年,长安镇封闭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铜古上路,附近有公园和小学。有许多打工者在附近租房,人们去公园,家长送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走这条路。

有一天,路口设立了治安岗亭,岗亭上贴了一张通知:“外来车辆及人员禁行”。岗亭里也有治安员,拦住企图穿行的外地人,告之这条路本地人可走,外地人(打工者)禁止通行。社区区委会的解释是维护治安,但封路的隐喻却呼之欲出,让人心寒,外地打工者被屏蔽、被隔离、被禁止通行的,是这里的文化、娱乐以及教育。

 

库切写过一部反种族隔离的小说,叫做《等待野蛮人》,假设了一个无时空限制的帝国,在它荒凉的边境小镇,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首都已经注意到边境线附近的野蛮人正在联合起来,对帝国形成了眼中的威胁。所谓野蛮人,所谓的敌人,其实不过是一些世代生活于边境的游牧民族而已。帝国却挑起了一场不存在的战争,搜捕危险敌人,并且扩大了战争的规模。

相对于野蛮人,帝国自视为文明的象征。库切这样形容帝国的矛盾:“它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搜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

帝国充满了臆想症,为自己塑造出无中生有的敌人。最后,不存在的野蛮人真的来了,他们开始反击,开始骚扰着边境各处。帝国士兵们逃亡腹地,而边境小镇则越发荒凉。

宜居不易居的长安,在乌托邦般的布景下,酝酿着隔离、不公、歧视的紧张氛围。敌我矛盾变成人民与人民,而地点就在城市内部。

今年6月份,广州新塘,打工的四川人和本地人发生矛盾,发生聚众事件。从歌唱比赛只得了亚军的女孩,到棍棒相向的本省人与外省人,让人生出有些老套的感慨:野蛮人并不是等来的,而是被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