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瑞典模式”

林贝克教授目前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系任教，他最近在媒体上发表了有关“瑞典模式”的文章，让我们对这一模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瑞典被人们称为实践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呢？

瑞典的经济，社会制度被人们称为“瑞典模式”，然而，并没有一个一陈不变的模式，瑞典在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模式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瑞典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林贝克教授总结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瑞典模式”，第一种“瑞典模式”大约形成于1870年到20世纪的60年代。这个时期，瑞典政府基本上采纳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体制”，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政府还参与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的预算和开支与美国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瑞典从欧洲一个最贫穷的国家发展为以人均GDP的数量来衡量的世界上第三位的富裕国家。因此，在瑞典实行普遍的福利国家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了。

第二种“瑞典模式”或者说“瑞典模式”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60年代持续到1985年。这个时期，经济自由化时期的自由贸易体制保留了下来，但是从80年代起，瑞典的普遍福利制度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公共开支的总额占到了GDP比重达到30%到60%，而在1960年的时候，这一比重只有30%，不仅如此，税收的幅度达到了全日制员工收入的65%到75%，而在1960年的时候，这一比重只有40%，这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家庭负担的税收。这就是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来历。高税收的消极影响表现在经济的激励作用减少了，人们工作的热情和创业的积极性下降了，储蓄的愿望也降低了。高福利政策的形成与工会权利的加强有关系。这一时期，调节劳动与市场关系的新的法律规章开始颁布，在70年代的早期，颁布了严格的劳动安全的法规。对金融市场的调节手段也得到加强，这些对金融市场的调节措施与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实施的金融控制手段是一致的。

在第二种“瑞典模式”的时期，经济的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也糟糕不到那里去，在1970年到1995年期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体系内，瑞典的人均GDP指标低了18%，瑞典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内，人均GDP的水平由第3的位置下跌到了第17的位置。这一时期，有14个国家赶上了或超过了瑞典的经济水平，瑞典人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落后的国家不会永久地落后，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进口技术的途径，来实现一种“赶超式”的发展。其二，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存在不合理的因素。

第三种“瑞典模式”，或者说“瑞典模式”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的，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加入了欧盟，标志了新的“瑞典模式”的形成，瑞典开始吸收欧盟国家的一些做法，解除了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严格管制措施，开始对“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政策进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的全面改革。

在1991年，大部分的瑞典人享受到了减少税收的好处，所得税平均减少了10%到20%，瑞典的经济改革政策得到了政治力量的支持，或者说为了振兴瑞典的经济，各种政治力量推动了瑞典的经济改革。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时期是如此，在后来的中间偏右政党的执政时期也是如此。政府对主要的产品和服务减少了控制，通讯，电力，道路运输，铁路，出租车行业等，政府更多地引进了市场机制的管理手段。

打破垄断和经营许可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推动私有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一时期瑞典的经济效率。但是“人性服务”的理念仍然是必须的，用税收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福利计划是考虑到了儿童，老人的需要，是考虑到了教育，其它公共开支的需要。

90年代的改革给瑞典带来了竞争力的提升，带来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机会。改革取得了成效，瑞典的增长率在90年代的中期开始上升，从1970年以来，瑞典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有三分之一左右，现在这种差距已经消除了。即便如此，瑞典仍然是一个以高福利为特色的国家，从最近几年来看，在达到工作年龄的人口中，大约有23%的瑞典人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各种不同的福利项目，比如，残疾人得到了政府暂时的或是永久的福利帮助。

去年秋天，经过选举产生的中间偏右的政党做出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承诺，新的政府公布了对国有公司进行私有化的方案。政府致力于改善小企业的条件，增加个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选择权。以前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已经废止了继承税，现在的政府则废除了财产税，政府还小幅度地降低了工资税，小幅度地降低了普遍性的福利水平。按照林贝克教授的介绍，现在的瑞典人也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社会福利优先，需要增加政府的预算；另一种态度认为，经济增长优先，需要使人们的工作得到更多的经济回报。

按照林贝克教授的看法，今天的瑞典似乎又回到了“第一种瑞典模式”的时代，60年代以前，瑞典就实行了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只是在6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了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干预，建立起了一套“高税收，高福利”的“第二种瑞典模式”。

虽然今天的瑞典在探索“第三种瑞典模式”，引进更多的自由市场的经济成分，但是，瑞典还是一个对福利国家的概念有强烈向往的国家，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同意某种程度的国家福利计划，支持以税收为基础来建立支持这种福利体系的财政体制。同时，更多地应用社会保险的体系，商业的保险项目也能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虽然瑞典的国家福利制度的作用在下降，但是，林贝克教授估计，瑞典政府的公共开支不大会低于占GDP的比重53%的水平，而目前瑞典政府的公共开支的费用占到了GDP比重的53%。

在瑞典，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政府应当承但更多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就是这些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瑞典的环境保护的政策更多强调市场的手段，比如，排放污染物的价格是多少，企业减少排放量也就降低了成本，而不是简单地用数量控制的方法。

瑞典有平等主义的文化传统，而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潮显然与这种传统相违背，是保持传统的文化特色，还是在自由市场的经济道路上走得更远？这就要看瑞典如何实践“瑞典模式”了，目前的趋势是不是一个长久的趋向，还不能判断，按照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林贝克教授的看法，瑞典的下一次的大选是在2010年，到那时，瑞典的社会经济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可以见分晓了。

从“瑞典模式”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段，不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福利问题，完全依靠福利经济的措施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效率，发展动力问题。于是新的瑞典模式就在寻找一种平衡的机制，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产品和服务的充分供应的问题；用政府调节的措施来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福利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瑞典非常相似，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我们遇到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更加突出，更加尖锐，需要在解决中发展，在发展中解决。

来源：价值中国网2007-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