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涛yy直播:辛亥与会党

对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加拿大洪门民治党、致公堂是最积极、最热烈的华人社团之一，这个成立于1867年、至今仍拥有众多会员的古老华人组织，百年来始终执拗地追求一件事：为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正名。

那么，会党与辛亥革命，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血脉从一开始就纠缠不清

　　孙中山出生在香山县，但祖籍是嘉应府（今梅州）五华县（今紫金县），而嘉应府正是三合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按照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当时嘉应、潮州、惠州三府加入三合会的民众已“十居八九”，因此孙中山早年即结识众多三合会人物，后来曾领导过多次起义的三合会头目郑士良，据说早在1885年就与孙中山结为好友，此时离兴中会成立尚有9年之遥。

　　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前，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共同宣扬反满，在香港被称为“四大寇”，这“四大寇”中便有两名会党人士：陈少白早年即为三合会分支——香港三点会“白纸扇”，而尤列则在1882年于上海加入“洪帮”，“洪帮”和三合会，以及后面将提到的哥老会、致公堂、民治党等一样，都是清初传承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众多分支中的一个。

　　1895年，兴中会在香港、檀香山同时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但组织结构、盟誓方式则酷似会党，香港的骨干固多会党人士，檀香山峰会也依靠会党邓萌南的赞助，同年10月10日，兴中会成员陆皓东发动广州起义，联络、军火输送等均依靠会党的网络，起义最终失败，被捕杀的革命党中，许多人都是会党群众。

不但中国本土、港澳会党活动频繁，当时华人在海外人数已众，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广东、福建等地，在海外人地两疏，语言不通，从家乡带去的洪门社团组织，就成为他们在海外“抱团取暖”的唯一依靠，因此洪门各堂口在海外华侨中影响力极大。孙中山出身侨乡，一直将动员华侨赞助革命，出钱出人，当做革命成功的关键，为此他自1896年起3次赴北美宣传，但第一次因并非洪门众人，响应者寥寥。

　　鉴于此，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兴中会首要，不论在国内、海外，往往刻意将兴中会涂抹上会党的色彩，并以“反满兴汉”的口号，寻找与会党的共同语言。

　　孙中山海外反满活动的重要地点是日本，许多日本浪人则出于各种目的参与进来。早在19世纪80年代，为侵略中国需要，日本参谋本部和带有政府背景的黑社会团体“黑龙会”，就和中国广东、福建、湖南等地的哥老会等会党有密切接触，他们中一些与孙中山关系较好者，便极力主张兴中会与哥老会、三合会相结合，并得到兴中会中郑士良、陈少白等原本就是会党人物者的赞同。

　　1899年，在宫崎寅藏等日本人撮合下，来自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三方的代表12人聚集香港，宣布成立“忠和堂兴汉会”，推举并未到场的孙中山为“统领”，与会者中来自兴中会者仅三人（陈少白、毕永年和王质甫），其中两人有会党背景，而“忠和堂兴汉会”的名称则完全比附会党，可以说，这与其说是个新的革命团体，毋宁说是个混血的会党组织。会后孙中山以“兴汉会统领”的身份，取代杨衢云入主兴中会，但由于“兴汉会”既不像革命组织，又得不到传统会党体系的公认，此后便很少被革命党人提起。

　　1903年，第二次赴北美筹款、宣传革命的孙中山途经檀香山，在当地经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加入檀香山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要职。由于檀香山是海外洪门重镇，洪门又有“洪门一大片”之称，各地组织名称虽异却互通声气，自此后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便顺风顺水。

　　当时北美洪门堂口中并非都赞同革命，康有为在北美维多利亚等地活动多年，和洪门同样关系密切，部分堂口同情改良维新。孙中山抵达北美大陆后，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支持下，打着“重整洪门”的旗号，对各地致公堂会员进行重新登记，排除了保皇势力，由于孙中山祭起洪门“反满宗旨”大旗，迎合了洪门正统派观念，因此得到广泛响应，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占了明显上风。1907年，温哥华洪门创办《大汉报》，成为革命党与保皇党《日新报》（加拿大首份华文报纸）论战的阵地，1910年革命党人冯自由接管《大汉报》，革命与保皇的笔战更酣，前者的胜利使得革命思想成为北美侨团的主流意识，这份后来改名《大汉公报》的华文报纸，一直出版到1992年，成为加拿大发行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

　　除了兴中会，当时活跃在中国的其它革命团体也都有浓厚的会党色彩：江南的光复会中有众多天地会支派堂口参与，光复会首要陶成章成为革命党人中联络会党的干将；湖南的华兴会1903年成立，次年便组织长沙起义，因实力不足，便联络当地天地会大分支——洪江会大头目马福益参加，封为少将，此后湖南洪江会连续3任大佬均投身反满革命，前仆后继，至死不渝。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继续将会党当作有力的依靠，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革命党人对洪门的“现代化”也有很大帮助，除了在海外帮助重组致公堂，同盟会众还将海外购买的先进武器，如毛瑟手枪等输入，如广东三合会大佬李福林、陆兰清，都凭同盟会介绍信得到当时先进的毛瑟手枪，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歧曾坦言，革命党人把海外武器输入两广，令会党武装“利器远过官军”。

　　1911年5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黄三德协商后，决定将同盟会并入致公堂，自称“大哥”，并将同盟会内陆组织称为“大陆山”，尽管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这一举措后来迅速失去意义，许多内地革命党甚至根本不知有此事，但革命党和会党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洪门的贡献

　　孙中山曾说，“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海外同志之任也”。然而不论内地之责或海外之任，都少不了会党的贡献。

　　先说内地。

　　孙中山自同盟会成立后，在两广共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加上1900年的惠州起义，和云南河口的起义，西南共是12次，其中每次都有会党参加，基层起义军几乎大半是会党群众。1900年惠州起义的都督是会党首领郑士良；1907年黄冈起义，总司令为黄冈会党大佬陈涌波；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会众几乎全是三合会人士；同年防城起义，孙中山委派的都督，是三合会头目王和顺；同年底镇南关起义，孙中山、黄兴亲自指挥，但前线指挥官却是会党首领黄明堂；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骨干力量300多人，正是黄明堂在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所组织的潜伏队伍；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骨干力量出动最集中的一次，号称“菁英尽出”，即便如此，按照温哥华洪门民治党的说法，黄花岗72烈士中，曾加入过洪门的“兄弟”，也有68人之多。辛亥起义爆发后，胡汉民等革命党人登高一呼，两广会党群起响应，广东的独立号称“兵不血刃”

　　不仅广州如此，其它各省也如此。

　　前面提到的湖南马福益，在浏阳普迹市公开就任“少将”，旬日之间聚众10万，他曾在清军中担任营弁，因动用钱粮接济会党被革职，有军事经验，牺牲时“手刃六人”；马福益死后，龚春台接掌湖南哥老会，在萍浏醴起义中，哥老会三大分堂成为起义军骨干，失败后牺牲惨重，龚春台下落不明；此后湖南哥老会由焦达峰接掌，他在1907年旅日加入共进会，并参与推动1910年抢米风潮，辛亥革命爆发前，焦达峰因共进会的关系早已得知，起义后即刻发动洪门响应，10月22日即夺取湖南，成立大汉军政府，长沙成为“洪家天下”，焦达峰为援助武昌紧急征兵，几天内就组织起6万人马，大部分为洪门会众。

　　湖北武昌起义的发起者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其中共进会的发起人除焦达峰，还有张百祥、邓文翚、潘鼎新等会党首领，创会的会长和8名部长中的3名为会党中人，其入会形式为开香堂、立盟誓，也和三合会无异。他们不但是武昌起义的组织者这一，其中会长张百祥（四川人），部长邓文翚（江西人），还在川、赣两省组织了响应起义。

四川特有的袍哥组织，是保路运动的中坚，袍哥和同盟会变“保路同志会”为“同志军”，则是保路运动从“扶清”到“反清”的关键。

　　陕西方面，1907年同盟会首领井勿幕和三合会首领吴虚白、洪宝臣等结识，后彼此进行“大雁塔会盟”，三合会、慕亲会、哥老会、匕首会等会党和同盟会携手反清，辛亥起义中，革命军分为复汉军和洪汉军两个番号，前者为同盟会武装，后者则是会党武装，井勿幕等同盟会众在1910年加入哥老会，并由张云山牵头，单独组建了名为会党、实为革命党的“通统山”堂口。即便辛亥革命中一些本无会党背景的革命军，如胡景翼、郭坚部等，起义后也大量吸收会党和刀客参加。

　　浙江方面，全浙会党20多个，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有7个，其中沈荣卿、张恭、周华昌的龙华会，竺少康、王金发的平阳党，王金宝的双龙会，濮振声的白布会等都势力强大，他们和光复会、同盟会密切合作，组织了多次起义，由于陶成章等采取“旧堂号切口一律不变”的团结方式，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同盟会在起义前关系融洽，秋瑾组织浙江光复军时，曾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为号组建了8个军，遍布浙江11府，会党成为浙江革命军主力，杭州、绍兴、处州等浙江名城，都由会党光复。

　　山西辛亥起义虽以革命党联络新军为主发起，但起义前后，革命党人续西峰等联络会党等“三教九流之士”响应，同样壮大了革命声势和力量，山西孤悬敌后，能坚持到民国成立，会党同样功不可没。

至于海外，会党的贡献则更加有目共睹。

　　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孙中山第三次赴北美，在加拿大时居住于《大汉公报》内，当年2月，洪门在维多利亚欢迎孙中山，经讨论决定“抵押党产，支持起义”，会后将洪门总堂楼业抵押获港币3万元，电汇给黄兴，此后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洪门纷纷响应，仅加拿大洪门就捐款7万元港币，成为黄花岗起义的最大财源。消息传到整个北美及澳洲，当地洪门组织也纷纷效仿。可以说，孙中山海外筹款，离开会党的帮助是难以想象的。

　　不仅如此，大批洪门子弟还踊跃回国参加革命，两广“十次革命”的主体是当地会党，而骨干中有许多则是海外会党子弟，一些洪门后人则加入了革命党，成为双重身份，历次革命烈士中，有许多是“海归”洪门子弟。

　　辛亥革命成功的最大特点，是革命思想在群众中十分普及，尽管组织被破坏，起义计划被打乱，甚至领袖也突然不见踪影，但基层官兵依然可以如期发动并获得成功，大量革命书刊的传播功不可没，而这些书刊，许多就是海外洪门捐资印刷的。

　　会党何以能与革命联姻

　　首先，早期革命党人大多生长在会党活跃地区，他们自幼与会党谙熟，彼此水乳交融，容易产生信任感。

其次，会党（主要是响应革命的天地会系）本身就以反满为宗旨，在清朝势力仍然雄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惟有在会党中才能畅谈革命而不至于惊世骇俗，而洪门系会党结构松散、各无统属、原则上首领不做帝王等传统，又容易和革命党产生共鸣，因此一拍即合。

　　第三，会党在海外根基深厚，而革命党也重视海外发展，双方都对立宪派、保皇党的渗透十分警惕，有合作意愿和需要，而双方合作消除海外洪门中保皇势力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二者的信任和整合。

第四，会党斗争经验丰富，反清历史悠久。如天地会本堂自清初即成立，浙江的白布会在太平天国时期便声势浩大，而湖南的哥老会则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由天地会众在遣散湘军中发起的，他们与“官府”有血海深仇，一旦遇到合适契机，便会跃跃欲试。

　　第五，内地会党敢于斗争，拥有组织和群众基础，却缺乏资金和精良武器，而革命党在海外可获得新式武器，有筹款之便，却缺乏内地实力基础，因此互相需要。

　　第六，清末是各种新思潮集中的时代，不少会党首领（如焦达峰）热心新学，甚至出国留学，而许多革命党要人却身兼会党要职，双方的融合、协作，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不分彼此，也便不足为奇。

　　然而会党终究是旧式组织，流民成分和投机成分大，结构松散，他们参加革命，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

　　首先是组织性纪律性差。广东人在辛亥前后常常将革命党分“洋党”和“土党”，其中“土党”即会党为主的革命军，他们的纪律就明显不如“秋毫无犯”的“洋党”；河口起义、四川和早期广东的几次起义，一些临时发动响应的会党每天索要军饷，有一天饷就打一天仗，军饷无以为继就一哄而散；唐才常发动自立军湖南起义，不得不屈就会党要求，许诺打下长沙，可以“大索三日”；王金发在绍兴的作为，更成了立宪派在辛亥后指摘他的铁证；湖南起义成功后，各路会党老大逐日拜访新都督焦达峰，造成军政废弛，焦达峰政权昙花一现，会党习气之害是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会党内部矛盾复杂，影响革命团结。辛亥前夕光复会和同盟会闹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外会党派系间不和，亲孙、黄的派系排挤亲陶成章派系，阻挠后者筹款所致；“兴汉会”发起时，从内地赶来的某会党领袖也被其他会党首领排挤，最终不得不提前回国，并死于自立军之役；河口之役中，军情本已紧张，但同为会党领袖的王和顺和黄明堂不合，后者号称“王来我们即走”，原本就敌强我弱，这么一闹自然雪上加霜。

　　更严重的是，会党中的大多数只知反清，不知民国，他们有的以为仍在“复明”，有的意在改朝换代，出将入相，有的志在劫掠，还有的仅仅出于山堂的“兄弟义气”参与，不但革命过程中容易被他人利用、操纵，革命成功后更会变得无所适从，丧失奋斗目标，轰轰烈烈的保路同志军在辛亥成功后陷入一盘散沙，会党出力最多的浙江、广东，革命成功后却成为同盟会与会党翻脸最快的地区，并非没有原因。

　　当年曾有人说“革命军气，革命党消”，事实上同盟会并未解体，而是转化为松散的国民党，同盟会系的革命军也要到几年后的“二次革命”才被解散，而会党的武装却很快成了各方针对的对象，不是瓦解，便是重新转入其驾轻就熟的秘密社会系统。尽管“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洪门的组织模式，但已经是一个与会党没有直接联系的新组织，而此后蒋介石在江浙的崛起固然同样借助秘密社会之力，但依靠的主体已是俗称“合字”的青帮，一个以漕帮为核心组建、有清一代长期“吃皇粮”的社团，而非在叙述辛亥史时所讲的、约定俗成的“会党”——那些大多和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有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