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分级及危险分层:中国其实早已破产（转载）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率先复苏了。一些不自量力的人甚至喊出了“中国领导世界”的妄语。英国《金融时报》21日的文章《亚洲发展模式破产了》及22日的社评《日本经济模式破灭了》，给这些盲目而无知的论调泼了一瓢冷水。

本人向来认为，中国经济的危机是体制性的、内生的，这是我们娘胎里带来的“禀赋”。我国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产能过剩的结果。其实可以更简单地认为，这是典型的经济失衡，生产——消费不对称。消费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例如，中国人普遍得了失语症，而说话不过是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中国发展模式早已破产的另外一个视角是：政府欠了老百姓太多太多，它甚至已经无力偿还了。

其实，对于中国经济的内在危机，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早就用“中国综合症”进行了概括。他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指出：亚洲经济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他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遗憾的是，由于文化传统的抱残守缺以及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亚洲很难走出泥淖。

实际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的发展需要一个整体的制度框架，需要价值观上的共识，而人类历史的演进已经为我们准备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亚洲的任务，就是结束与西方的纷争，走向进一步的世界融合。

【附录】

1、亚洲发展模式破产了

作者：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5-21

亚洲经济近来的好转，正催生出一种危险的乐观情绪，几乎是在蓄意漠视今后的困难。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2008年作为亚洲发展模式破产的标志性年份。过去20年间，这种模式为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提供了主要动力。而未来10年，将迎来通往新发展模式的艰难转型期。不幸的是，许多亚洲国家正在施行的危机应对政策，虽然可能暂时推动增长，却只会加大转型的难度。

亚洲发展模式——中国是一个强劲增长的典范——的核心，是旨在调动高水平的国内储蓄、并把巨额投资输送到产能建设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通过制约消费推高了储蓄水平，尽管与此同时，也迫使国内生产迅速增长。亚洲发展模式的后果之一，就是数十年来，生产一直超过消费。当一个国家的产出超过了消费，它就必须实现贸易顺差，出口过剩产能。因此，亚洲模式要求贸易顺差高高在上且不断扩大，使亚洲制造商能够生产远远超出亚洲消费者购买力的产品。

但如果没有其它地区的贸易逆差，就不会有（亚洲的）贸易顺差。亚洲模式的一个根本条件是：外国人能够维持必要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只有美国经济及金融体系的规模和灵活程度能够胜任这一角色。换言之，亚洲模式隐含着一场豪赌——即押注于美国继续维持并扩大其巨额贸易逆差的意愿和能力。

近20年来，美国家庭一直不计后果借贷，为消费狂欢埋单，也使亚洲出口商得以持续出口过剩产能。但随着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表变得不堪重负，步入一段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

因此，未来很多年，美国消费增长都将落后于GDP增长。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必将收窄，甚至变成贸易顺差。就规模而言，欧洲是足以取代美国的唯一经济体，而它显然也境况不佳，且负债累累，无力弥补上述需求缺口。因此，未来数年亚洲国家将无法继续通过巨额的贸易顺差来消化过剩的产能。

那它们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亚洲国家能够迅速推高国内消费净额，使其足以弥补美国消费净额的下滑，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不幸的是——如果说历史情况可以为鉴的话——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的时间，将比许多人希望的长得多。从出口驱动型经济向着国内消费驱动型模式的转型，涉及金融体系及家庭行为的漫长调整，还须对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政治结构和产业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然而，许多亚洲决策者仍对过时的发展观和僵化的产业及金融体系恋恋不舍，他们正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试图通过加速推行已经破产的政策，来促进国内消费。

这些投资导向型政策会通过扩大生产，间接地推动消费增长。因此，虽然它们暂时能拉动经济增长，但无法令国内消费净额上升到足以取代美国购买额的水平。更糟糕的是，某些情况下，这些政策将在未来最需要国内消费的时候，对其构成严重制约。

举例而言，过去5个月，在中国政策制定者的鼓励下，出现了一轮规模空前的信贷扩张，它不仅以拉动投资为主要目标，也几乎肯定会导致未来的不良贷款大幅攀升。当不良贷款问题日益凸显、并威胁到银行体系的生存能力时，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出台应对政策——它以往就是这样做的，以进一步遏制消费，比如强制降低存款利率，以提高银行利润水平，或吸纳存款用于银行的资本重组。

风险在于，如果政策的效果是令财政借贷、银行债务及企业存货出现短暂、且不可持续的增长，那么这些政策只会令中国的转型之路更加艰难。最终消化这些政策的影响，将令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变得更加漫长和痛苦。

事实证明，亚洲发展模式隐含的一个基本前提——美国家庭有能力无限制地贷款和消费——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以这种模式作为增长引擎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亚洲政策制定者来说，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早坚定地推行经济与政治变革，转型经受的痛苦就会越轻。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出现。

（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译者/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