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主题婚礼策划方案:论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戴向青
 
　　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陈毅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项英、杨尚奎、陈丕显等同志与江西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奋战达十年之久。本文仅就陈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 在中央苏区军民与强大敌人浴血奋战达一年之久，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终不能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我主力红军八万六千余人，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此同时，党中央对如何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作了部署。
　　 (一)在组织上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有胆有识、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成为这几个组织的领导核心。以项英为书记，以陈毅、瞿秋白、贺昌、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谢然之为秘书长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十月二十二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又成立了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为参谋长、贺昌为政治部主任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实践证明，这三个组织的建立是正确的，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坚持起了重要作用。其成员除谢然之、龚楚当了可耻叛徒之外，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出生入死和敌人浴血奋战功勋卓著的。尤其是陈毅的伟大功绩，更是妇幼皆知，闻名遐迩。
　　 在组织三个领导班子过程中，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上存在的两个问题是：①过份强调保密，强调要等红军主力渡过赣江，进入白区后，才能宣布红军战略转移的消息。②中央决定留下斗争的同志，有的不是从斗争需要出发，而是从“左”倾领导的好恶出发，从甩包袱出发，从排斥异己出发，因而把年老体弱多病、行动不便的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当时陈毅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八月二十八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战役中受伤，尔后一直住在医院里。十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到医院探望，并告诉陈毅同志，主力红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项英和你及其他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所以要把陈毅同志留下来，是因为他懂军事、能打仗，而且他伤未好，不宜远征。同时向陈毅同志宣布了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的决定及其人事安排。
　　 (二)在军事上留下了有一定战斗力的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为坚持中央根据地的斗争，中央决定留下以周建屏为师长、杨英为政委、袁血卒为代理政治部主任的红二十四师(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三个团)，留下新组建的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还留下江西军区的红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的独立六团和教导营、杨(殷)赣(州)军区的独立十三团，福建军区的独立八团、九团，闽赣军区的独立十二、十七、十八、十九团，加上各县独立营，共有武装力量三、四万人。留下这些武装力量，打击敌人，坚持斗争，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是正确的。当时对这些军事力量的部署和指挥存在着严重分歧。陈毅坚决主张分散部队，包括红二十四师都要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则坚决反对分散，主张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以保卫整个中央苏区。
　　 (三)党中央“左”倾领导者给留在中央苏区的同志所布置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这个任务是十月十二日，项英把正在医院治伤的陈毅接回机关向他传达的。陈毅听后，觉得不对头，立即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反而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现在要赶快部署打游击。项英不接受陈毅的意见，并说他“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十一月底，敌人查明主力红军已到湖南，于是，以几十万敌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瞬息之间，黑云压城，大风暴袭来，而项英却一直盲目乐观。他强调说：“红军主力会在湘西或湘黔边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待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的革命根据地”。因此，他提出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 陈毅以敏锐的眼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江西总要有个大的风暴，很大的风暴，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转入胜利；不能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要灭亡，江西苏区就会全部被消灭”。鉴于此种形势，陈毅强调必须转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他说：“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征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的正规作战，地图上作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这一切都不行了，全要收起。大家全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你怎么能抓得完?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几百群，最后他还不是完蛋?”陈毅这种意见就是来源于他对形势正确的分析。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估计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西站不住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要到云南、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敌人几十万大军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项英不同意陈毅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并批评陈毅说：“我看你悲观失望”，当陈毅进一步阐述对形势任务的看法时，项英进而批评说：“你就是悲观失望。”陈毅回答说：“我对现在这样去领导，是有些悲观失望”。当项英反问“你说怎么办”时，陈毅正确指出：“我说做几个箱子把全部机器埋起来，部队要训练，县委书记作动员，全部打游击。”项英则说：“我还要看一步。要到十一月半或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再说”(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因此，陈毅的正确主张一直得不到项英的支持，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一直转变不过来，使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受到严重损失。
　　二 项英竭力主张“坚持三角地区斗争，等待主力回师反攻”的错误方针(“三角地区”，指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县城之间的地域)。十一月二十日，敌人由瑞金向会昌推进，项英为“兴奋苏区的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决定以红二十四师埋伏在瑞金谢坊的湾塘岗，命令地方武装和福建军区独立团紧密配合，打一个大的伏击战。这一仗虽然暂时击溃了敌人，并歼灭敌人半个旅，但却暴露了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使敌人更疯狂地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然而，项英却被湾塘岗战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继续发出命令，要集中红军主力部队攻击已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之敌，还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的口号，发布了反对游击主义的《训令》，准备与敌人展开大战。 敌军发觉主力红军转移，便疯狂地向中央根据地进犯。瑞金、于都、会昌三县城被敌占领。十二月中旬，北路敌军又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将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及两个团，围困在宁都小布一带狭小地区内。与此同时，敌人还在“三角地区”周围部署了十二个师以上的重兵，致使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以及赣南省机关部队，处于敌军包围之中。 在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分局于十二月中旬召开了会议，会上陈毅再次提出“分散兵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项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初步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动员全苏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用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清剿”；同时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去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布置了秘密工作，以配合游击战争；在群众中布置坚壁清野；中央政府办事处加紧筹备粮款，从物资上支持游击战争。但项英的转变是被迫的，不是思想上的真正转变，因此，项英让陈毅起草一个开展游击战争的文件，但又再三考虑，犹豫不决，不许下发，同时总想打进攻战。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红二十四师在游击队的配合下，进攻驻宁(都)瑞(金)边洋陂敌人一个团，企图阻止敌人构筑碉堡，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不仅未达目的，相反自己伤亡四百余人。项英不接受这次教训，又于一月二十八日，命红二十四师独立三团和十一团五千余人，进攻驻守赣县牛岭的粤敌一个营。由于指挥不当，不仅没有消灭敌人，反而被敌人冲垮，伤亡五百余人，师长周建屏负伤。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中央分局在于都黄磷的井塘村召开会议，就中央分局机关和部队如何突出重围的问题进行讨论，在要不要突围和向哪里突围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项英不敢作出如何突围的决定，只是在二月四日、五日连续向中央发电报，催中央尽快作指示。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接电后经过讨论，作出决定，并于二月五日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电报说：“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绪告。”
　　 中央分局接中央五日电报后，开始作分散转移的行动准备，二月十一日，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张亮、周月林等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由分局驻地井塘村向福建长汀转移，项英、陈毅、贺昌等同志也离开井塘村，向于都南部转移，并等待中央回电。
　　 二月十七日，中央分局在于南禾丰地区，收到了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敌后斗争给中央分局的指示》，《指示》首先强调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韧顽强的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群众的游击战争，其效果将使国民党无法顺利统治曾经得到解放的数万万群众”。进而指出：“对游击战争以坚持性不足是最大的危险。”中央指示，在强调游击战争之后，用更长的文字，强调必须“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如何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呢?中央作了具体部署。这就是：(一)“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短小精干是目前
的原则”。“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二)“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给养依靠群众及部队自己解决”。(三)“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的部署游击战争”。并具体指示在哪些地点部署游击战争，还指出，不宜派大部队远征。(四)“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要密工作加强秘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抗御是没有结果的”。(五)“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即使长期隔断，也要能独立存在。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活动”。(六)“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的工作，把这一切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七)“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设法去建立”。党中央的这些指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后转变指导思想、转变作风的一个重要体现。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指示，正是陈毅一再坚持的正确意见。陈毅正确分析了革命形势，说服和抵制了项英的错误领导，为全面贯彻中央的正确指示，为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的彻底转变，为开展分散灵活的游击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项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主动的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过去的错误，然后同陈毅等同志一起，对机关、部队突围立即作了行动部署。由于对突围部署和行动太晚，加上装备优良数倍
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突围遭到严重损失。中央分局十二名委员，瞿秋白不幸被捕，贺昌、梁柏台、毛泽覃、李才连等在突围中英勇牺牲，为国捐躯，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有大批革命骨干和革命战士，在突围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突围到各地的中央分局七名委员和红军战士，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并不断壮大自己，成为新四军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 陈毅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回忆说：“我们的突围是很不顺利的。在过乐昌河时，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牺牲了。继续突围中，我们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最后只剩我和项英同志等几个人，几经辗转，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至此，我们总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转入了游击战争。但是，这个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象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李天柱等很多党的优秀干部，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上万人的部队垮台了，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入敌手。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恶果，是沉痛的教训。”陈毅同志没有被敌人的进攻、屠杀所吓倒，没有因遇上人间罕见的困难而畏缩不前。而是以泰山压顶
不弯腰的精神，解决转变中和坚持游击战争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党的鲜艳红旗飘扬在乌云满天的南中国。
　　 第一，妥善安置伤员是突围前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人，一些轻伤员随主力红军转移了，重伤员还有近三千人，必须妥善安置。中央分局决定让陈毅承担这项艰难任务。陈毅把伤员集合起来，诚恳地对大家说：“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但革命不会失败。革命的火种不断，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现在是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回家或者到百姓家去，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万一遇到敌人，只能牺牲一个，不要叛变，不要拉拉扯扯，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伤员听后都很受感动，表示一切听从党安排。陈毅同志和地方党的同志，把伤员交给了群众，并对群众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因为群众和红军战士血肉相连，于是出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老大爷、老大娘，你驮一个，我抬一个，半天的工夫，两三千伤员全被抬走了。这是陈毅同志突围前夕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二，建立游击根据地是陈毅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弱小革命力量在险恶环境中能够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项英、陈毅同志和一小部分队伍突围到粤赣交界处的油山时，和那里由李乐天、杨尚奎、刘建华领导的粤赣边游击队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展和巩固油山根据地，使突围后的游击队有了落脚点，也有胜利斗争的出发点。陈毅同志在回忆三年游击战争时说：“船要有个码头，船没有码头不行，出了海回来一定要靠到码头上，重新装备好，毛主席讲，打游击一定要有根据地。……因此，一支游击队，起码要有几十家、百把家老百姓作依靠，就是几家也好，有一块根据地。游击队大的几百人，小的几十人，最小的几个人一组，每个找一个靠头，象鸟儿一样要有一个窝。有了窝就好办。1、白军来了给你送情报，你的耳不聋眼不瞎；2、给你搞东西，搞给养，锅子，搞报纸，抽烟也可供给你；3、打伤了可以藏起来，要不打伤一个少一个，怎么得了?”陈毅同志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思想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敌人血腥大屠杀面前，党的力量仍然存在和发展，这是陈毅同志起重要作用的永垂千古的贡献。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中央苏区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镇压大屠杀。在武装上，敌人组织“还乡团”、“铲共团”、“义勇队”、“暗杀团”，不择手段，不拘形式，实行血腥屠杀。在组织上，敌人普遍建立保甲制度，而且“老百姓被逼着退到平原，找个地方搭起棚子，一组一组住起来，编保甲。早晚要点名，早起点一次，晚上点一次，搞连坐法，一个人留‘坏人’，一家连坐；一家留‘坏人’，几家连坐”(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他们还进行突然袭击，在所谓的检查中利用各种借口实行法西斯屠杀。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杀不完的。在敌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陈毅同志不怕流血牺牲，不顾艰难险阻，带领群众，披荆斩棘，保存和发展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第四，带头战胜人间难以想像的困难，是陈毅同志又一功绩。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在敌人“清剿”、篦梳式的搜山情况下，东躲西藏，有时几天吃不上一粒粮食，几个月吃不上一餐肉。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同志长期隐蔽活动在山谷丛林中，只有三次进过群众的家门。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满山抄，草木变枯焦。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再请把兵交。”这些千古不朽的词句，是陈毅同志自己和游击战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将永远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第五，始终高举党的鲜艳红旗。陈毅同志不论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还是在敌人“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下，不论是平时的斗争，还是遇上重大事变，都不断地揭露敌人，深刻宣传党的主张，始终高举党的红旗，保持党的崇高威望，使党像一块搬不动、推不倒的巨大磁铁，以极大的吸引力吸引着广大群众。所以能如此，首先是因为陈毅同志有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他在《三十五岁生日寄怀》诗中说：“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其次，是因为陈毅同志坚定
地相信群众，紧密地联系群众，扎实地依靠群众。他在《赣南游击词》中说：“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再次，是因为陈毅同志坚信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坚信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他在遵义会议后同项英争论时说：“我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上台就有希望。毛主席这人懂军事，五次‘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现在毛泽东出来了，有了毛泽东就有办法，我就有这个信念”(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最后，是因为陈毅同志不拘泥老一套，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在《赣南游击词》中说：“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在敌人重兵压境并反复“清剿”的情况下，党的红旗始终不倒，这是陈毅同志永放光芒的伟大功绩。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党中央审时度势，于八月一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当地驻军和地方政权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须严防国民党瓦解与消灭我军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在达成停战协议后，应抓紧时间，大力进行整训，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这个指示是正确而及时的，但在敌人严密封锁下长期和党中央隔绝的各游击队，不可能马上得到这个指示。
　　 南方各游击队，长年累月战斗在崇山峻岭之中，只能从国民党和香港出版一些报纸杂志中，去了解党中央的动向，揣摩党中央的精神。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底的一天，陈毅同志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从香港得到的新文化书刊，忽然高兴地拍起手来，大声喊道“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原来是陈毅同志在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里发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全国党代表会议五月三日的报告摘要，从中了解到我党为民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了解到国民党在人民压力下，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是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十分兴奋地研究如何贯彻中央精神。经过认真研究，以项英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必须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原则，即在特区和红军中党的领导权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争取。之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宣传抗日上，并把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要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抗日义勇军，准许抗日自由，采取安定民生等措施。同时提出了“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进剿’游击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把这个宣言和口号广为散发，大力争取群众同情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国民党被迫抗战，被迫承认共产党组织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国民党的“清剿”军也陆续从游击区周围撤走。在这种局面下，项英、陈毅同志决定发一个“快邮代电”给国民党大余县长，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双方军队停止敌对冲突的主张。大余县长对送信人“盛情款待”，并立即写了回信，希望派一负责人下山谈判。
　　 八月下旬，性情豪爽，刚直不阿的陈毅同志作为我方全权代表，到大余县城与国民党谈判，受到大余各界群众热烈的夹道欢迎。大余县长对陈毅同志所提出的条件不敢作主，请陈毅到赣州与省政府代表谈判。于是陈毅大义凛然地来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四十六师的代表谈判。陈毅到赣州一下车，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国民党的军乐队还奏起了欢迎的歌曲。 在赣州谈判中，陈毅同志义正严辞提出我方条件：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但必须保持独立性和党的领导权，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在谈判中国民党四十六师代表，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陈毅同志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他慌忙地说：“对不起，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中央党部的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陈毅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那个家伙连忙表示歉意说：“是是，很对，很对”(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同志的据理批驳，严重打击了国民党谈判中蛮不讲理的反动气焰。赣州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游击队按我方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按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还有些条件要报省政府最后决定。
　　 一九三七年九月底，项英同志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之后先去南京，后赴延安，同党中央汇报。陈毅同志就奔走于湘赣、闽浙赣等游击区联系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当时许多人想不通，陈毅同志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在从“反蒋”、“倒蒋”到“联蒋抗日”的重大转变中，陈毅同志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机智的灵活性，既保持了我党我军的独立性，又实现了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既集聚和大量发展了我军力量，又没有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陈毅同志又一极为重要的伟大贡献! 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之后，经过同国民党谈判，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全军一万零三百余人。这是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是一支久经锻练、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军队，是活跃在大江南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持和发展，凝结着陈毅同志的心血，是他对党对人民事业伟大贡献的丰碑。
　　
　南昌《争鸣》1985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