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颗粒板:鼓励和爱应当亲口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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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3日上午,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博伊特勒、生于卢森堡的法国籍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以及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以表彰他们在免疫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斯坦曼获得总共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奖金的一半,而博伊特勒和霍夫曼共同分享总奖金的另一半。

  遗憾的是,这三位获奖者中的斯坦曼因患胰腺癌已于9月30日去世,享年68岁。斯坦曼的去世为诺贝尔奖评委会制造了一个难题,因为按照诺贝尔基金会章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故者。但是,诺贝尔奖评委会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在3日下午临时召开会议,决定不取消斯坦曼所获奖项。理由是,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章程,如果获奖者在颁奖前去世,仍可保留其所获奖项。评委会事先并不知晓斯坦曼逝世,误向已故者授奖,评委会认为这种情况类同于获奖者在颁奖前逝世,因此不取消斯坦曼所获奖项。

  诺贝尔奖不授予已故者这一规定一直遭受非议,被认为是诺贝尔奖不公平的表现之一。然而,诺贝尔奖基金会和评委会多年来并没有改变这一规定,即使在表示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照样颁发给斯坦曼的声明中,也暗示,未来仍将执行这一规定。

  诺贝尔奖评委会为什么要这么做?表面看来,这是在执行诺贝尔的遗嘱,但实际上还有更引人深思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应当是,一种激励机制要体现出最大效应,就应当把奖励亲口告诉和授予被奖励者,正如爱一个人必须亲口告诉他/她,让他/她心知肚明。而亲口告诉他/她的最大要素就是被鼓励者和被爱者必须还活着,如果他们已经去世,这样的鼓励尽管也有价值,但已经大打折扣。

  人们工作和研究的目的或意义并不在于获什么大奖,但是奖励对于工作、研究和生活却事关重大。因为,如果没有奖励,就不可能形成更多和更大的动力,所以专利制度体现了另一种奖励。奖励之所以成为人们工作和研究的动力之一也在于,这种动力应该得到回应,而最大的回应就是获奖者和旁观者在未来有更多的创造、发明和贡献。正因为如此,动物和人才在大脑中演化出了一种奖赏系统或机制。对动物来说,这种奖赏机制简单得多,只要有食物和物质就行。但对于人来说,这种奖赏机制却较为复杂,除了物质,精神奖励,包括社会评价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其实,这也是诺贝尔奖百年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既重物质,又重荣誉。

  也正因为有了奖赏机制,也才有了马斯洛的动机论和分类,并成为行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他把人类行为的动机分为五个层次或五种需求,也即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诺贝尔奖其实就是满足了人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尊重和获得荣誉,由此激励获奖者和他人,也引导更多的人为社会做出更多的创新和发明,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富足和美好。

  然而,奖励发挥效益的最大条件是,获奖者必须活着,而且奖励必须亲口向获奖者说出和授予,这不仅是对获奖者的尊重,同时也能让获奖者和围观者获得更大和更多的动力,也能形成一种生产力提高和社会文明发展的正向循环。因此,不仅诺贝尔奖评委会因为不能亲口告诉斯坦曼获奖而感到遗憾,就连与斯坦曼共事的研究人员也感到了遗憾。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戈兰·汉松说,我们“为他不能感受这份喜悦而遗憾。”根据斯坦曼发现的免疫系统中树状细胞作用理论而进行癌症防治的美国耶鲁大学免疫学家德霍达普卡(Madhav Dhodapkar)说,如果斯坦曼能亲耳听到自己获奖那该是多么美好!

  其实,这样的遗憾也不仅仅是斯坦曼一人,被誉为光纤之父的高锟也是如此。尽管他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由于患了轻度老年性痴呆,获奖对于高锟来说也是姗姗来迟,他对于这份重大的奖励的意义了解不多,只是知道他得了大奖,而且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进行的颁奖演讲也只能由其夫人黄美芸代替,这对高锟的激励效果也可能不是最大化。

  从最大地激励获奖者来说,诺贝尔奖坚持授予那些活着的人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迄今更好的选择。当然,能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极少数人,但是,诺贝尔奖只授予活着的人的颁奖条件却在提醒着每一个普通人,如果想要行善、尽孝和爱你的亲人或他人,就要亲口对他们说和尽早地去做。如此,生活就有可能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