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回收第一套人民币:中国人口政策调整鼓与呼的何亚福必将流芳千载

何亚福：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
人口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解决所谓“人口太多”的问题。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口形势究竟如何呢？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正面临一场新型的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比所谓“人口太多”要严峻得多。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口太多了。然而，人口是否太多，不能看绝对数量，而要看人口密度。我们来看一组人口密度的数据：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过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而英、德、日、韩等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足以证明，中国当前的人口密度并不是中国发展的障碍。
　　
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不是数量方面的，而是结构方面的。人口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民族结构。从年龄结构来说，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在性别结构方面，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在民族结构方面，主体民族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要缓解人口危机，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一．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增加1，300万人。这次人口普查的准确性，为学术界所公认。照此推算，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左右。
　　
常常有人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归咎于毛\泽\东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导致中国人口急剧膨胀。事实上，每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1950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的中国人口数量，并与同期的世界人口数量作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世界人口为25亿；1976年中国人口为9.3亿，世界人口为41亿。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1976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如果中国人口问题怪毛\泽\东，那世界人口问题又怪谁呢？难道要怪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来看，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5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可见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教育部在不久前公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由于我国小学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三年中全国小学生入学人数共减少1300万人，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小学数量较三年前减少了9万多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14岁的人口有12539万，5~9岁的人口有9015万，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下降速度极为迅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年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亿。一般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为72岁，那么，在均匀的情况下，每年死亡人口应该有1200多万，然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几年每年死亡人口只有800多万。这是什么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死了没有注销，二是人均寿命大长了。
　　
有人认为：“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人口，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几倍，因此，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亿，这样中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美国。”按照这种逻辑，美国人能不能这样说：美国的国土面积与加拿大差不多，美国有3亿人口，加拿大只有3千万人口，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因此，美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降到3千万，这样美国的人均收入才能赶上加拿大？然而，事实上，尽管美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加拿大的10倍，但人均收入比加拿大还高一些；而且，美国的综合国力不知比加拿大强多少倍！
　　
那么，为什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和澳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小，而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大? 这是因为，美洲和澳洲属于所谓的“新大陆”，而亚洲和欧洲属于“旧大陆”。由于“旧大陆”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而“新大陆”的开发历史比较短，所以“旧大陆”的人口密度当然比“新大陆”的人口密度大。因此，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美国作比较是不恰当的。应该把中国的人口密度与“旧大陆”的国家相比，这样比较来看，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算很大。
　　
　　
二．中国的生育率问题
　　
在人口学上，总和生育率(TFR)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通俗地说，总和生育率就是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它是衡量生育水平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要保持在2.1，这就是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
　　
政策生育率是指人口政策允许平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郭志刚等几位人口专家对各地区不同的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细致地分析计算后，得到全国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465；而人口专家曾毅统计，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由此计算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2。综合一下多位人口专家的统计，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
　　
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希望把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保持在1.4左右呢？2006年4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可见，人口学界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
　　
那么，1.8是不是最佳生育率？我们知道，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如果高于2.1则人口增长，如果低于2.1则人口减少。长期保持1.8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不断减少，最终会导致人口的消亡。因此，最佳生育率应是2.1左右。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1.8是“最佳生育率”，那么，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并不符合这个“最佳生育率”的要求。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种政策生育率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那么实际生育率会在1.3左右（因为有大约10%的夫妇患有不孕症）。1.3的生育率属于超低生育率，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1.3的生育率，这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必然极为严重，而且人口迅速萎缩。1.3不是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所以，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绝对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有一部分人遵守这项政策，而另一部分人不遵守这项政策（即存在所谓“超生”的情况），使得实际生育率达到1.8，虽然将来仍会存在老龄化问题和人口萎缩问题，但比起1.3的生育率来说，灾难程度大大减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生对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问题又来了：超生既然缓解了人口危机，超生者却受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重罚，这等于是国家惩罚对民族有功的人。
　　
现在政府一方面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而另一方面又说“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把达到“最佳生育率”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超生身上？是不是希望有一部分人违反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政策了。因此，如果政府认为“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策生育率也应该定为1.8左右，而不应像现在那样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
　　
政策生育率如果定为1.8左右，那么，放开二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说，如果放开二胎，政策生育率就是2.0左右了。事实上，考虑到不孕症和单身人口，放开二胎的政策生育率也就相当于1.8左右。又有人说，即使放开二胎，也仍然会有超生，所以实际生育率可能会突破2.0。事实上，虽然放开二胎也仍会有超生现象，但同时也有很多夫妇自愿只生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夫妇是丁克，况且只生一个和丁克的夫妇加起来肯定多于超生的夫妇，所以实际生育率平均起来仍然不会超过1.8。
　　
那么，中国自1990年代初以后的生育率是多少呢？下面是几次全国性生育率调查的数据：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47，1995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为1.46，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为1.35，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1.22……可见，多次生育率调查的结果均为1.2~1.5之间。
　　
1990年代以后进行的多次生育愿望调查显示，人们的平均生育愿望不超过1.8个孩子。例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二胎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
　　
　　
三．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用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按60岁还是按65岁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已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生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到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而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为19%，65岁以上人口13%。按1.8总和生育率计算，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在31%、65岁以上人口在25%左右。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是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362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超过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低迷，与日本老年化率不断增高相关联。
　　
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表现来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而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促进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后，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死亡率的降低会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中国的老龄化实际上是“未富先老”的状态，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农村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系统，城镇保障目前也只能现收现支，从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甚至很多地区还一直“收不抵支”。这样的保障还只是社会扶养比很低时候的情况。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曾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这也就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将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困境。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有1.4亿左右，到2003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退职人员数仅仅有3860.2万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左右，能有多少人能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呢？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但是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他们有能力也有吸引力输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老龄化的危机，而我国“未富先老”，这种方法是很难有成效的。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他们不是过得挺好吗？所以人口老龄化是正常现象，并不可怕。但实际上，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三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仅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第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最低时也接近二胎，即每对夫妇平均差不多有两个子女，而中国实行的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也会因此而严重得多。
　　
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虽然近期不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在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偏高。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拿出钱来养退休的人，没有积累，总是工作的人养老人。支撑这种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条件。虽然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现在中国领养老金的人只有4000万左右，以当前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3亿、4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这种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人说现在趁年轻时多存点钱，老了就不怕了。但实际上，现在存的钱不过是一纸契约，今后将它换成养老，还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虽然就某个人来说，如果他有能力存很多钱，以后也许可以对付，但就整个社会来说，老一代要靠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老一代存的钱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人手中都有很多钱，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工作的社会，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国外专家绝大多数持并不乐观的态度，大力提倡提高生育率，以缓解老龄化问题。而中国专家对待老龄化问题虽有争论，但是，明显乐观的观点是占有上风的，这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国内一些人口专家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那些乐观的观点仅仅是把老龄人口的养老寄希望于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之上，却不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其实社会保障已达到非常完备程度的发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都忧心忡忡，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岂能仅仅寄希望于社会保障体系呢？
　　
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年轻人能养活几个老年人，所以老龄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年轻人当然能养活几个老年人，但这种“养活”，是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的养活，年轻人负担重了，抚养孩子的能力就降低了，那时人们更倾向于少生孩子，而少生孩子又进一步加剧老龄化，形成恶性循环。况且，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会造成中国的资金和人才外流到税收负担较轻的国家，导致中国的经济衰退。
　　
总之，人口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很糟糕的社会，而中国向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已不可逆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如何减轻其恶果，如何尽量缩短严重老龄化状况可能存续的时间，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危机
　　
如果没有人工干预，那么自然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03-107之间。长时期、高程度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是中国特有的人口问题。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年0～4岁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19∶100，如果不计瞒报或漏报的影响，那么，这即意味着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伴而出生了119个男婴。在2000年之后，我国婴幼儿的性别比仍在继续升高。2003年我国0～4岁婴幼儿的平均性别比达到121.22。同期5～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9.66，10～14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69，15～19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0.61。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近20年来，性别比失衡问题在迅速恶化。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是下面这几个省份：江西（138）、广东（137）、海南（135）、河南（130）、安徽（130）。而且，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对生育过程的侵蚀。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那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为何会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呢？事实上，性别比失衡问题应该追溯到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当时普查计算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对此，国外的人口学家普遍认为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首要因素；但国内的人口学家却认为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年3月）中说：“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到了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出生性别比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就是带来婚姻的不匹配。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宜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这个差正好是4000万左右。也就是3个男青年只有2个合适的女青年可以追求。有人认为，女性婚龄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拉大婚龄差来解决。然而，婴幼儿人口持续下降、性别比持续上扬，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奏效的。因为低龄女性人口本来就越来越少，挤压的结果使低龄男性婚配机会更少，这样婚配竞争会愈演愈烈。有人以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来解决，事实是如此大量的青年光棍人口比许多中等国家人口还多，哪里能找到这样多的适龄女性呢？现在中国还是个很不富裕的国家，跨国婚姻反而会使更多的女性外流，使国内婚配形势更严峻。4000万难以婚配的青年男性，最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是很难想象的。
　　
严峻的婚配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
　　
首先是造成家庭不稳定。由于女性选择配偶的机会较多，离婚选择更优秀配偶的愿望和机会都很高，家庭破裂的比例因此会很高。只要比例失衡较大，这种现象都会存在。再就是婚龄差别加大，夫妻代际矛盾加深，必然损害家庭的和谐。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其次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由于庞大的无法建立稳定家庭的男青年的存在，社会人伦会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冲突，整个社会无法保持稳定。比如卖淫嫖娼现象会更严重、骗婚买卖婚姻现象会增加、性病艾滋病等会更泛滥。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这些问题必将使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之中，国家兴旺与繁荣都将是一句空话。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有专家建议，尽快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修改，严惩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行为，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正常和平衡。然而，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造成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过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考虑到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可以肯定地说，想通过立法严惩胎儿性别鉴定来矫正性别比失衡，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很快就会品尝到它结出的苦果。
　　
　　
五、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汉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少数民族人口约占10%，但在近5年的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了42%，汉族仅占58%。有人对此表示质疑：“10%的少数民族人口生下了超过40%的孩子，这怎么可能？”事实上，少数民族人口之所以增长迅速，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高于汉族生育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率较高，只要父母任何一方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孩子几乎全部选报为少数民族（因为可以享受到民族优惠政策）。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只要血统里面有1/2或1/4甚至1/8的少数民族血统，他们的父母都让他们登记为少数民族，这样，少数民族人口必定会如滚雪球般增大。现在汉族还占中国人口的90%，是因为大量的老年人和中年人还活着，几十年后，这些人去世后，中国人口的民族比例将发生剧变。
　　
有人认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上升，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汉族有很强的民族融合能力。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自然原因，这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现在汉族人口比例下降是由于不平等的生育政策造成的，并且这个比例正在不断下降，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一般都是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民族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汉族人被少数民族同化。
　　
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之所以分裂，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几十年后，当汉族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一半时，是否会出现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情况呢？有人说不会，但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剧变后，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都发生了分裂。
　　
我认为，最好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平等的政策，不要搞什么“民族优惠政策”，应一视同仁，不要刻意区分什么民族，这样才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有人说“其实少数民族与汉族并没有很大区别”，既然如此，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搞什么“民族优惠政策”？这不是人为地制造民族差别吗？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前车之鉴提醒我们，“民族优惠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照顾少数民族，但这却是在为今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埋下了导火线。
　　
　　
六．调整人口政策刻不容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中国人口面临着老龄化、性别比失衡、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等方面的人口危机。上述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在人口危机爆发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何况三个方面的危机将同时到来！要缓解人口危机，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经常有人说：“等到中国人口负增长后，再放宽人口政策，然后生育率就会回升了。”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想当然。因为生育率并不是像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韩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经历的过程、遇到的问题与中国极为相似，考察一下韩国的人口问题，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以上，从1962年开始，韩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62年总和生育率为6.0，1983年下降到更替水平2.1，1990年又降到1.59。在1990年代，韩国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这些新政策没能有效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2003年，总和生育率再次下降到1.17。为了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提出了新的鼓励生育的口号：“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要弟弟和妹妹！”、“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三个孩子比两个孩子好。”并且，韩国政府还鼓励以前结扎的育龄夫妇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手术，并为他们生育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照料。然而，这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收效甚微。
　　
笔者认为，取消计划生育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如果担心立即取消计划生育会造成政策的不衔接，那么可以采取一个过渡的方案：在2007年全面放开二胎，在放开二胎一年后或两年后再取消计划生育。
　　
现在有些人口学家主张，计划生育还要实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认为，这种观点既忽视了生育率转变的不可逆性，又夸大了计划生育的作用。随着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根本性转变的完成，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调节作用将会越来越小。十几年以后，改变人口政策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到那时，无论人口政策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生育率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可以想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结婚年龄的提高、丁克家庭和单身人群的增多，延缓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将成为不可能。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因此，如果放松计划生育，就会有更多的人口出生，就会使现在的失业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幼稚的。因为婴儿不是刚出生就能成为劳动力的，至少要过十几年、二十年才能工作。现在出生的婴儿多一些，至少可以刺激与此有关的乳品、医疗、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家政、幼儿教育、游乐等等行业的发展。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因此，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一举两得：既能缓解前20年的就业压力，又能减轻后30年的养老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