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魔少年千年伯爵实力:从林希翎之死谈起aaa

从林希翎之死谈起

上网查看一下邮箱，不经意瞥见一个消息：曾经被称为“大右派活化石”的林希翎撒手西归，“化石”依旧，只是不活了。我还是中学生时就闻知林希翎的名字，当然都是在批判反动派的文章里出现的。依稀只记得她为了崇拜李希凡、兰翎这两位敢于挑战红楼梦权威俞平伯而受到老毛赞扬的青年而改了名字。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林希翎本名程海果，连那个林姓也源自崇拜，大约被她崇拜的林默涵文革前位高权重，不屑于被“极右派”崇拜，文章里把他给“讳”掉了。

林希翎之所以出名，首先因为她属于冲锋陷阵的人物，又是“不予改正”的六位“极右”之一。而另外那五位“不予改正”者，据说除一位陈先生还活了一阵之外，其余皆不在了。很长时间以来，林成了唯一的、还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大右派，“活化石”由此而来。

实际上，林跟那五位还不是一回事，那五位属中央定性“不予改正”的，林属于人大不给她改正，法院也不肯改判。如果连这类地方管辖的右派在内，“不予改正”者据说有96人，所以反右运动正确，错在“扩大化”。人大党委《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说：“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 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然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用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份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林希翎自选集》P84-P87。）

如果说反右运动还穿了件“皇帝新衣”的话，由“扩大化”而“不予改正”就纯属裸奔，除了显示权力的偏见与傲慢之外，证明不了任何别的东西。据章伯钧夫人介绍，中央统战部在1980年改右时告知她：“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六月雪》P267。）全国“右派改正”工作结束时保留96位未获改正者，即便按官方统计数，也只占原右派数的0.0018，不到万分之二。如果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量变引起质变”原理，这个“扩大化”也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诡辩。何况，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中没有任何条款涉及“右派”罪名，随心所欲地制造这个罪名本身就在践踏法律。孟德斯鸠有言：“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维护含义不明之大逆罪本身，则意味着要把专制主义延续下去。

有不少人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玩“阳谋”，而是诚意整风，以整肃党内那些不良人与事。谁知以“民主党派”那些头面人物跳得太高，不但搅了老毛的局，也惹怒了党干甚至基本群众，这才引发反右。此论有合理之处，例如冯雪峰、丁玲、陈企霞这些老革命，整胡风时就沦陷了，整风时连屁也没放，都打成大右派。我甚至分析，毛发动整风怕是冲周恩来、陈云、薄一波这伙“反冒进”的势力的，借“大鸣大放”整他们一下，“民主党派”那些人一跳就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紧跟着的南宁会议、八届二中全会，毛依旧敲打了他们，甚至放话说“离右派只有五十米”。

可如果我们详读“整风”之前毛的文章，《论十大关系》、《在中共八大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里，分明已经有了“引蛇出洞”的指导意见。例如给省市委书记的内部讲话：“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这是好事。”“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须知，这些指导意见都是1957年1月的事，哪有“帮党整风”的意思？分明是“阳谋”嘛！再读2月公开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以及6日破天荒请了160余名党外人士参加的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的讲话则完全没有上述内容，大力鼓吹大鸣大放。相反，倒是点名道姓把阻碍鸣放的陈其通批了一通。此后，3月9日毛才正式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

毛这一系列鼓动性讲话，并组织各界广泛讨论，无疑打消了一些人的顾虑，使他们春心荡漾。但七年来连续不断的整肃，仍不能令人放心。具有代表性的是，4月下旬，复旦的王造时教授在《文汇报》提出，要消除知识分子的顾虑，真心帮党整风，“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再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中央负责机关应该宣布，学术著作不应该作为犯罪的证据，这样可以解除某些人认为‘百家争鸣’是放长线钓大鱼的错觉。”很快，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极诚恳地表达了欢迎帮助整风，消除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准备虚心听取意见，甚至有意识地把“百家争鸣”对关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工作中教条主义的批评引导到政治领域。这使那些久怀意见的知识分子感到执政党确有诚意，纷纷消除了谨慎态度，说话逐渐大声起来。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如果我们注意到，号称“右派全面进攻”的北大“519事件”，也即北大学生张元勋等的大字报发生在5月19日，否认“引蛇出洞”是毫无意义的。毛15日文传达下去之后，从中央下到各级部门，纷纷召开各类座谈会，科技文教基层单位亦如此，最广泛地邀请知名知识分子参加。各级党政负责人亲自出马，以极其诚恳的态度鼓动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对党的批评“越尖锐越好”，报纸杂志纷纷一改常态，专门发表最尖锐的批评。毛本人亦身体力行出巡天津、上海等地，憨态可掬地亲临一个又一个座谈会，鼓励大家鸣放。如此险恶的动机，难道也叫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很显然，所谓“民主党派”也是毛整肃计划里的对象，最多不过把整他们的时间提前了。据已公开的前苏联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称：“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但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遵从斯大林指示，中共建国时优待了那些“民主人士”，但毛随即逐渐削弱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力。（参阅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

老毛并没有闲着，还没住进中南海便开始谋划长治久安之策。就在那帮“民主人士”弹冠相庆的琴瑟和鸣声中，老毛整肃知识分子的行动便已开始。在1948年7月3日发出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中，即已布置全党办抗大式的训练班，大规模地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改造他们。”（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P225-P226）各类训练班随即广泛地开办起来，次年暑假期间的训练班，中央要求升了级：“在学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之后，需要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对于反动的落后的思想，作一番更深刻更切实的批评、揭发与清除。”（同上书，第18册，P411）可见这类洗脑活动何等重要，是整肃异己的必要铺垫，有延安整风的甜头及经验，老毛抓得既紧又有序。

一个接一个的教育运动，目标在于使知识分子边沿化，连哄带吓令其成为驯服工具。对于那些被唤作知识分子的人群而言，供奉马列主义的作用就是设定了新的圣经，既已皈依，必须膜拜，入笼新鸡遭叮也属天经地义；再加上“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蛊惑，粗鄙的劳动者顿时变成上帝使徒，这使他们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自我边沿化。虽然老毛通过整“胡风集团”考验了大大小小文人们的忠诚，他其实明白，有强大的专政机器在头上压着，或关或杀或饿饭，这些文人们多少还有言不由衷的，他必须把这类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协助共产党夺权有功的“民主人士”整垮。

在这些洗脑行动里，林希翎是依靠力量中之一员，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工作起来自然积极认真，于是颇获好评。还在读高中时便迎来了解放军，接着就参军了，堪称大好年华适逢大好时代。然后进人大法律系学习，看来更加前途无量，胡耀邦、谢觉哉、吴玉章这类高层领导都对她赞誉有加，胡的秘书甚至情深意笃，执著地发起情书攻势获取林之芳心。就在林希翎谈婚论嫁之当口，毛的“引蛇出洞”开始了。林希翎其实是个左派，她后来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是左派！我们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的。

自五四以来，苏俄势力就是利用学生跳出来打头阵的，否则很难搅浑中国社会这潭死水。“大鸣大放”亦如此。建国以后未间断的镇压、整肃、批斗、改造，已经使中国人尤其是城里人侧目而视重足而立，普遍现象就是观望，敢于“帮党整风”者寡。那位“不予改正”的陈仁炳当时认为群众不敢鸣放的六点原因是：“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最终却成其“不予改正”的罪状。清华大学物理系刚从美国归来的徐璋本教授，不明究里，以为新中国还有言论自由，遂提出不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应实行多党制民主。反右之初即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

有乳臭未干的林希翎们冲锋在前，这才打破僵局，各行各业皆跟进。林希翎凭着一股热情以及大学四年所学所用，也想积极地“帮党整风”。她并不知道老毛玩的只是“阳谋”，春风得意的她在北大、人大发表7次演讲，批评胡风案搞错了，顺便提出法制问题；又凭借所获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放肆攻击斯大林及个人崇拜。殊不知立刻被《人民日报》记者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这才有罗瑞卿亲自抓她的事情发生。

李锐先生写道：“最近我看到中央党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学生在反右前夕‘鸣放’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的大字报，或要求‘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或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或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或明确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明确肯定不民主是产生这‘三害’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北大学生当年讲的这些话是发人深省的。当年如果不反右派，我党采纳了他们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国家不是早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了吗？”

李锐先生显然一厢情愿了，老毛的宗旨其实就是把三座大山化成一座大山，而且得更大更重更密实，何曾想过要民主？抗战末期中共那些民主高调其实只是唱给美国人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听的，以求得同情与支持，为夺取政权服务，更大的“阳谋”。古今中外，举凡暴力夺取政权者，没有一个是喜欢民主的。拿破仑有精彩说道：“权力是我的情妇，我努力奋斗征服了她，绝不容许别人从我身旁把她抢走，甚至向她求爱也不可以。”此乃浪漫的法国式表述，中国式表述很直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道理是一样的。1957年7月，毛在作夏季形势的报告时解释：“秦始皇坑儒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还在1956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就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就连他吹捧不已的鲁迅，如果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除了权谋，哪里有民主的影子？

首当其冲被打垮的是那些民主党派，经历反右被彻底清除出政治舞台，老毛经过十年不懈终于实现了他给斯大林电报所述主张。作为副产品，人大、政协从此成为“橡皮图章”，各人民团体则都成御用工具。这些成果至今仍被权力继续享用，而且信心满满要千秋万代延续下去。此前不久，“最高权力机关”与“参政议政机关”首脑皆慷慨激昂地抨击“三权分立”；而借着六十年大庆所作宣传，更是否定了邓公断言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的说道，皆成毛氏伟业的一部分。或许，老毛当初把国家民族折腾得天翻地覆，恰是为了改革开放奠定基础，属于伟大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怕也未必。

其次就是司法体系工具化，为毛氏“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奠定了基础。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很详尽记述了中国法律界在反右运动中的灾难：司法界、法学界几乎一半以上打成右派，律师几乎全军覆没。有的学校法律系的老教授几乎“一网打尽”。钱端升、王铁崖、韩德培、梅汝敖等泰斗级老一辈法学家，几乎无一幸免。当年的年轻教师、如今资深法学教授，如沈宗灵、江平、吴家麟、马克昌……等许多人，也难逃劫难。著名法学权威杨兆龙教授因为提出要“及时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为“旧法观点”或国民党的“立法观点”，企图篡夺党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权，“以便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法制，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1963年更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1971年判处无期徒刑，终于冤死狱中。另一位政法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 “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此乃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主张，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先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最终病死狱中，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见“实录”第83－84页)当年“七君子”反蒋，风光体面地遭囚禁数月，光各界所赠食品用品即需设专室放置。他肯定未曾料到，当初神气活现地步出蒋式法西斯监狱，如今毫无“反党言论”却冤死于毛式民主专政囚笼。果然应验了储安平那句名言：“民主在国民党那里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这里是有与无的问题。”

冲击之三该算大学，以两位林女士获罪的北大为例，八千余学生的学校竟有1500余师生“荣膺”右派桂冠。其余各大学也摧残颇深，右派分子一直网罗至小学教师里去了。大致可以把反右当作分水岭，此后中国的所有学校皆成党训班，官僚治校的结果是道德沦丧术业荒疏，六十年来竟然没有培养出一位诺奖自然科学奖得主，唯一获文学奖的高行健，2000年获文学奖时已入籍法国，且其获奖作品《灵山》亦不得在大陆出版只好在台湾出。而官方传媒对此奖贬损有加，《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便是醒目标题。在宣传部严控的文化界，无论文学还是艺术，都沦落成浅薄的宣传品。

前几天在网络上阅读了一个帖子，它表述了这样一个主题：为什么右派隆重纪念林昭却漠然对待林希翎？众所周知，林昭在反右时受到迫害，但远没有林希翎那样的名气。林希翎是毛亲自批示过的两名大学生之一，林昭没有那样的际遇；林希翎又是毛亲自下令释放的，林昭从未进入毛的视野。林昭真正堕入地狱，是1960年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因此而被捕入狱。1962年保外就医，林昭又委托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并因此重新入狱。然后她宁折不弯，用鲜血作墨水，不停歇地书写她的自由宣言，直至被判死刑，坦然上了刑场。林希翎没有“认罪”，也没有犯下“新的罪行”，浑浑然过起凡人的生活。被纪念与被遗忘是她们各自的选择，无可厚非，以此话题故作深奥，只能显示提出者的无知与浅薄。

然而，当几经努力却得知自己不能平反，林希翎愤怒了，这使她再次现身于公众视线里。高峰产生于她致邓公的信，在这份万言书里，昔日才华有所回归：“既然至今还把昔日的‘右派’分为两类，并且把我划入了不能改正的‘摘帽右派’中，那么我不得不庄严地声明：既然官方认为我的右派不是错划的，那么也就没有这个必要给我摘什么帽子，还是把右派的帽子给我戴回去的好。因为在中央文件中曾指出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和教育，现在都已改造好了，所以可以摘帽。人家那些‘摘帽右派’是否改造好了教育好了都能变成左派了，我不知道。而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是根本没有改造好，二十三年来，我对极左派官僚强加在我头上的‘右派’、‘反革命’罪名，我是从来未曾低头认‘罪’过和悔改过的。……１９５７年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不仅至今基本不变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因此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根本没有改造教育好的‘大右派’。在１９５８年７月我被捕的前几天，当年的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曾夸下这样的海口：‘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你们学校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 她进行强制改造……’后来我用自己二十三年的全部言行事实来对抗罗部长的镇压万能论和暴力迷信论，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和宣告了罗部长的预言的彻底 破产和失败。……一九五七年我当‘右派’是不自觉的，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可是经过这二十多年残酷的现实教育和改造，倒是有些弄假成真了。我终于发现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奸臣、民贼原来都是戴着‘最最革命’的左派和极左派的桂冠，那么我要救国救民就应该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右派’好了。”

我敬重林希翎的愤怒，但心知肚明她的思想远未达到林昭那种境界，“我无罪”与“我们是无罪的”之间毕竟还有一道鸿沟。林昭病弱的身躯早已化作高天的彩虹，其思考也直入云端：“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这与林希翎所有言行皆不离切身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她的日后行止无一不显露出某种世故，无论在海外还是在海峡那边，避免被某种势力当枪使无疑精准地维护了自我保护的准则；向着朱总理建言，给胡总书记送书，大有“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之情怀。二十余年对于人生不是一个短时间，林昭从一个蒙冤的建言者化作普罗米修斯的信徒只有十年。

林希翎驾鹤西归了，走完了一位杰出女性传奇般人生旅程，我虔诚地祝福她走好，无论怎么说，她也是那个惨痛的时代的受害者。或许可以请她给林昭带个口信，就说我每当想起林昭，就会产生一种愧疚，一种躲在殉难者身后的愧疚。逝者远去，我不想祭奠，只想尽一份绵薄之力，惟愿后世人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梦魇。（2009.9.27）